自从主教获假释后，一直被软禁在保定原主教座堂里，政府偶尔以观光旅游为借口，将主教带到其它的地方，以转化主教的思想，不管结果如何，事后总要把主教送回保定。1990年11月3日，年过八旬的老主教再一次被秘密带走，安置在一个完全与外界隔离的地方——石家庄烈士陵园，有专人看管，“特殊照顾”。其目的无非是想软化主教，然而主教却丝毫没有缓和的余地。一次，一位政府官员问主教说：“如果中梵建交是你的大陆主教团代表天主教，还是宗怀德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代表天主教呢？”

　　“主教理直气壮地回答：当然是我和我们全体属于教宗的主教们。宗怀德承认教宗吗？不隶属教宗的怎么能代表天主教呢？”

　　“如果教廷接纳了他们呢？”政府官员接着又问主教“那会怎样呢？”

　　主教说：“那是另一回事，圣座接纳他们，我们不会有意见，我们与他们本来就不是仇人，我们愿意与他们合一，只要他们首先承认教宗的领导权。”

　　“如果请你主持中国主教团怎么样？”接着给主教摆出了许多优惠的条件，然而范主教却断然拒绝，“我不会主持与领导所谓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我不能加入到这样的组织里。而且合一也不是你们的这个意思，合一是共同隶属于教宗的权下，与普世教会共融，回到教会的怀抱。”

　　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官员反复说了多次，时而威逼，时而利诱，然而这一切对主教都无济于事。主教不为所动，反而给他们讲了一套“社稷以民为本，尊重人民的意志，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等安邦立国的道理。

　　经过一场唇枪舌战的较量之后，政府再一次感受到这个瘦小老人的钢铁意志，及信仰给他带来的智能与力量。他们深感束手无策，但幷不甘心失败，不断变换招数掀起进攻。1990年11月下旬，政府人员向范主教郑重提出请他出国的“邀请”，幷以龚主教、邓总主教为例劝他出国，以除去这“心头之患。”其实还在保定的时候，政府曾试探性的提到让主教出国的问题，以国外的优越条件，舒适的环境想打动他出国的心。这次政府人员把出国申请手续放在主教面前，让他签名，主教却一把推开说：“我是保定教区的主教，我不走，我不能离开自己的教区。”政府人员看到无计可施，双眼迸出股股寒光，直射到主教的脸旁，冷冷的说：“老范，你不走，可别后悔呀？”

　　老主教坚定地说：“我不后悔，也不会后悔，你们随便处置吧，我是不会离开我的教区，离开我的祖国的。”

　　政府人员看到主教如此坚强，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只好下了最后通牒，叫他再三考虑，限三天给予答复，到了第四天，他们很有礼貌地问主教：“范老想好了吗？”

　　主教郑重地回答说：“想好了，我不走，也不能走，我是保定主教，我不能撇下我的教友……”。

　　一个星期以后，也就是1990年12月6日一直伺候主教的教友被政府辞退了，幷严禁他向任何人透露有关主教的任何情况，从此以后主教就彻底与外界失去了联系，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下落。天主就这样“剥夺”了主教的一切，使他单单属于他，信赖他，将一切——工作、辛劳、成败、教区的将来、生与死……完全交在主宰一切的天父手中。与此同时，政府对保定教区及临近的易县教区、正定教区、安国教区、献县教区等地的正统教会也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主教失踪以后，保定教区几位神长——施纯洁主教、陈建章主教、安树新、刘士民、崔新刚等二十位神长以及一些教友领袖都先后被捕，留下几位漏网神父，支持着教友们的信德生活。“教会在世界的迫害与天主的安慰中继续自己的旅程…”。

　　主教的失踪，教友们很是担心，到处打听毫无音信，亲兄弟范稷田也到处寻找，得到的答复是：“范主教年老体衰，不再接见访客，目前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安享晚年。”不论怎么说，范主教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流亡在外，总是使亲人放心不下。

　　燕子飞来了，又飞走了；桃花开了，又谢了。范主教失踪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消息传到海外，在台湾教会服务的主教的表弟候神父认为：“与其主教永远被隔离，到不如出来透透气”。正当候神父准备托人向中共政府为主教提出申请的时候，也就是1992年4月13日早晨，主教的家人被政府人员接去，教友们期待着思念已久的主教归来，一天过去了，还没有见到主教归来，4月13日——圣周四的晚上，晚餐礼仪已经完毕，耶稣已经进入了革责玛尼山园，要开始他的逾越奥迹，奉献全燔祭。

　　当时相当一部分教友在大候村（距望亭五里地）参与圣周四晚餐礼弥撒。

　　教友们正念谢圣体经时，大约是20：30左右，噩耗传来：“教友们，我们的范主教死了，现在正在运回望亭的路上”。这声音如晴天辟雳，教友们拥出堂门直朝向政府的两辆吉普车。

　　“我们的主教怎么死的，死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死的……”教友们大声问道。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一位政府人员连连回答。

　　“啪！啪！两个嘴吧，叫你不知道……”一位年青的女孩子气愤愤的说。

　　政府人员见势不好，有几位就躲开了。教友们见一问八不知，有一部份人就赶紧赶往望亭。只见圣堂中央（只是一个民宅做为祈祷所）停放着一张灵床，上面一无所有。教友们来了之后有的在屋里等着，有的在院外等着。不大一会儿，老远传来警报声，一束束耀眼的强光，直射向主教的家乡——小望亭，光束越来越强，原来是大队的警车夹着一辆灵车，在大批公安武警全副武装的保护下驶进了村庄。主教回来了，汽车停稳之后，公安人员先把主教的三弟稷田从最前边的汽车里扶下来（当时他已经是糊里糊涂的，什么也不知道了），教友们以为是主教都围了上来，也有一些教友御主教的所用之物，就在这慌乱之际，政府的两个人把主教的尸体从灵车里拽出来，放在早已准备好的灵床上。主教的尸体，用绿色塑料布裹的严严的，教友们一看先是惊讶，然后愤愤地质问道：

　　“主教怎么死的，死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死的……”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还是同样的回答。

　　“不知道，你们把他拉走，别放在我们家里，如果他有传染病传染上我们家里的人谁负责任……”。

　　“没事，我们早已给他消毒了。”

　　“消毒了我们也不让放，你们不说出他怎么死的就别在这放”。

　　“这是政府让放的”。

　　“政府让放我不让放，这是我的家，这是民宅，不是太平间……”。教友们期望哪怕还有一口气，能见到主教活着的最后一面，可是所见到的却是一个绿塑料布包裹着，四道布条紧紧捆绑着的干瘪的主教遗体。实在又悲又愤，当灵车正要走的时候，有一些女教友坐在车的前后，痛哭她们的主教，幷对政府人员喊说：“事情解决不清别想走，如果要走，你们就从我们身上轧过去吧！我们愿意和我们的主教一起死……”。政府人员对这些教友时而恐吓，时而劝慰，时而哄骗，时而利诱，都无济于事，政府劝教友们时，有一个女青年对这些教友们说：“你们就坐在这里不要动”。政府人员听后更是生气，刚要伸手打这位青年，正好后边来了一位男教友，伸手抓住政府人员的脖领，“你想干什么？”政府人员一看楞住了，一句话没说。这辆灵车就一直等到天明。本来是主教刑满释放的日子，政府给送回来的却是已经干瘪的主教的尸体，塌陷的眼窝、血迹斑斑的伤痕、忧伤的面孔……一时目不忍睹，“他的面容毁伤的已不像人”。

　　主教啊！你在什么地方奉献了你的全燔祭？你在哪里咽下了你最后一口气？……那天夜里，整个望亭堂区以及外地赶来过瞻礼的教友一起痛哭着可敬的范主教！

　　第二天，市、县政府人员把主教的家人、本村的会长和教友骨干叫到大队里，让他们看主教在狱中政府派人服侍主教的录像带，以缓和教友们的心情，开始是一个非常美丽的风景，然后是主教拿起酒杯给政府人员说：“我们需要把政府和教会的事谈谈了。”后来就是主教说：“你们光胡闹，你们光胡闹，我不是便秘，而是拉肚子，你们闹反了，你们这真是……”没等主教说完马上换了镜头。后来就是主教站在中间，有几个人给主教穿绿大衣，当时主教已经不成样子了，主教有气无力的说：“晚了，这件大衣穿的晚了。”接着就是政府人员喂主教，揣着一个小茶杯，用白水泡的饼干，只见张口，看不见人。最后就是主教躺在床上输液（头上有一紫包），手上扎了几针输不进去，后来在脚上一只脚一根针。录相带完了后又放了一个录音，政府人员问主教：“你的病好不了怎么办？”主教回答说：“好不了，如果死了就挖个坑埋上吧，愿意焚化就焚化，哎，关于以后怎么处理，我就不做主了……”教友们看了以后，更是悲愤至极，痛哭不止。

　　主教去世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华北、东北、西北等地，各地的教友纷纷赶来，与主教告别。政府经过严秘布暑，在乡里设立指挥部，保定市领导亲自督阵，幷派出几十辆警车包围了整个望亭，到处设立关卡，所有车辆禁止拉去望亭的人，就连骑自行车卖菜的也不让进村。无论怎样阻拦，教友们还是越来越多，近处的教友知道政府到处设立了关卡，就绕小道进村；有的插地进村；外地来的教友有的在半道被劫回去了；有的快到村时，政府人员把车扣住了，教友们就步行来到望亭。然后经过主教家人出头才把车放了出来。本地教友知道后，就派一些教友带着孝帽到二十里地之外的大路上去接人，有的到火车站接人，遇到去望亭的教友就给一孝帽，带着孝帽可以进去。政府看到来的人还是越来越多，他们担心把主教的尸体偷走，曾几次收买人心，让人监视主教的尸体，幷派临时联防队昼夜职班看守。停放主教的前边和右边的房上都站满了公安人员，时刻监视教友们的行动。同时关卡检察的更严了，任何车辆不许进村，就连教友们拉面粉的车也不许进。几天的时间，来吊唁主教的约有十五万人次。

　　主教没有坟地，政府不允许把他埋进公坟，让埋在河堤内侧（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这也是对死去的人绝大的不负责任）。经过几次谈判终于允许埋在一公民的地里。复活瞻礼过后，4月24日下午2点钟由保定教区东吕本堂崔新刚神父主祭，由26位神父陪同共祭举行殡葬大礼弥撒，弥撒完毕，主教的遗体在祈祷声、哭声、歌声、琴声、乐队的奏乐声中和四万双眼睛的护送下送到了坟地。是怅然、是迷惘、是光明、是希望——四万颗心带着主教的祝福与希望，回到自己奉献的地方。

　　主教去了，他就这样悄悄的离开了我们，他用自己的生命护卫着自己的羊群，为羊舍生致命，做了大众的赎价，为中国教会埋下了一颗生命的种子。“我们因着与他相似的死亡，和他结成一体，我们也要因着与他相似的复活，结成一体。”（罗六4-5）

　　转眼之间四年过去了，几年的平安年过去，几年的灾难又来了。1996年3月教难在保定教区再一次兴起。就在这期间主教的坟也几次被人破坏，十字架一次一次被砸掉，终于在2001年4月24日被政府用推土机把主教的坟给推平了。他如此贫寒，也死于凄凉，连坟墓也被人平了。但他的正直，真诚和热爱天主，热爱人灵的心，是永远推不平的。他象熙雍矗立在群山之颠；他象圣殿深植在人们的心田。

　　他的一生正可谓：

　　是说是，非说非，坚持信仰完整，敢为信仰作证，绝对效忠教宗磊落光明，铮铮骨狂风恶浪打不动。

　　黑是黑，白是白，维护圣统共融，宁予群羊致命，誓不离国铸定旗帜鲜明，灼灼亮浩然正气齐穹苍。

　　基督说：“爱惜自己性命的，必要丧失性命；在现在憎恨自己性命的，必要保存性命入于永生。”（若：十二、2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