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德生和第一批北美同工由加拿大多伦多乘搭火车，穿过洛矾山脉，到达温哥华；然后乘船往中国去，那时是1888年10月。他们还未抵达中国以前，戴德生已经接到两位中国内地会同工逝世的噩耗。其中一位是摩里士，是内地会烟台学校的校长，他由于保护他的学生而被疯狗咬伤，死于狂犬病。他们到达上海时，听到更多坏消息。另一位中国内地会、同工死于伤寒，而范约翰的女儿玛丽到了上海后，由于受到惊吓，竟失了常性。戴德生在繁忙的工作压力下，经常要照顾玛丽和其它病人。玛丽住在他的房间隔壁，常大声狂叫并撕扯衣服床单。她发狂得最厉害时，需要几个人才能制服她。玛姬也不幸死于鼠疫。在安庆劳苦工作的顾正道则染上肺炎，但后来康复了。

   「我们经过多重的试炼，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戴德生记述说：「每天都充满考验。神似乎每天都问我们：「你是否可以对这些困难说：『父啊，即使如此又怎样？』尽管肉体可能软弱，但他一直扶持我们。我们的家成了一所医院，现今又成了避难所。这一切只有主知道……日与夜的压力几乎是不能承受……但我知主的道路不会错，我不会另作选择。」

    除此之外，伦敦委员会有些成员，以及在英国的一些友好，都不赞成他在北美所作的事。戴德生为了回答这些批评，写了一封信给伦敦委员会的一位成员，说他很欢喜知道他对于北美问题的意见，但指出如果没有去过北美，是很难完全了解这问题的。「如果我没有到过北美，我也跟你一样惶恐……我只会暂定一切安排，待我回到英国，才有机会跟大家详细商讨，然后作出确实的决定。」他又写信对珍妮说：「撒但十分凶猛，主的王国到处受到它的攻击，我们每天的争战十分厉害。但我们的神是大能的，我必不软弱。虽然我们从前曾受过一些试炼，却不象现今那样。」

    他和珍妮已分别了许多个月。他写信给她说：「亲爱的，跟你长久分离，使我感到生命似乎顿失光采，就连生活的力量也好象没有了……盼望迟迟未得实现，使我倍觉愁烦……而我却不能摆脱它的困扰。渴望使人失去思想的能力……十字架不会叫人觉得舒服，不是吗？但它可结出美好的果子。」

    他心中想的果子也许是差会属灵的果子。他称它为「更胜从前」，各地区都有人悔改归向基督。

    内地会面临种种考验，范约翰的女儿又变疯狂起来了，使他忍受很大的试炼。他说：「我从未试过这么愁苦，似乎一切可怕的事都发生在那几个月之内。如果没有戴德生，我真不知道我们应怎样做。只要看见他的脸容，心中就感到安慰。禁食和祈祷更带来极大的帮助，从不令我们失望。无论是在困难当中，或在扩展事工的时候，又或者在需要经费或属灵的福分时，我们都经常从禁食和祈祷中支取能力，而且每一次都很快得到回应。」

    他又提到戴德生，说：「他的生命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探索。只要有象戴德生这样的人，随时都可以成立一个宣教组织。他的生命实在奇妙。我从未认识过任何人象他一样贯彻始终。我年复年地观察他，也有机会深入地了解他。他与神同行，他的生命能发出光辉，无论人们是在疾病或任何困难中，他都能随时帮助。他能自我牺牲，切实地献上自己，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

    后来，戴德生感到伦敦正处于剑拔弩张的时候，不能靠信函把问题解决。他这次到中国，心中想作的事连一半也没有完成。尽管如此，范约翰的女儿玛丽已逐渐康复，而上海吴淞路中国内地会新大楼的建筑计划已定好了，并找到建筑商承办。他们预备盖建一座大楼，里面包括祈祷室、会议室、资深同工宿舍等。戴德生花了无数时间，研究建筑计划，甚至每一道门窗的尺寸，他也了如指掌。

    1889年5月，他回到英国，终于可以疏解伦敦委员会对成立美国支部的异议，使他松一口气。到了七月，他向范约翰报告说：「我没有想到事情的发展是这么顺利，实在有很多事项需要感恩和赞美。」不过，伦敦和中国两地委员之间存着的张力，以及对戴德生的领导方式表示不满的，仍不绝于耳。

    1889年10月6日，戴德生和珍妮在海斯汀珍妮父亲的家中，庆祝珍妮四十六岁生辰。就在二十四年前另一个星期日，戴德生奉献他的一生，到中国内地传福音。现今他再想起马可福音十六章15节里耶稣说的话：「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直至如今，他从未问过自己：「主所指的万民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多年来努力地把福音传到远方，也制订了传福音到中国内地各省的一些策略，但他从没有认真思想基督的话有何直接意思。

   「我们应怎样回应主耶稣这个命令呢？」他在海斯汀的那个星期日写下他的感想：「我们是否要把『主』的名除去，只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是否只承认他赦免了我们的罪刑，却不理会我们是他『用重价买来』的，故不愿意接受他的托付，不肯绝对的顺服他吗？我们是否自己作主，尽管他用血买赎我们，我们却不愿意把所有归给地？我们的生命、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财产，都是我们自己的，不是他的。我们只奉献我们认为合适的，在无需作大牺牲时，才去服从他的要求！我们愿意耶稣基督领我们到天堂去，却不愿意他掌管我们。

   「每一位基督徒心中必定不会接受这种想法，但每一代的基督徒中，不是有无数人以此为正确的原则去生活吗？实在太少人真正认识到基督若非掌管一切，他便完全不是我们的主了！如果我们可以谈论神的话，而不是由神来判断我们的话；如果我们可以随意向神奉献或多或少，那么，我们就是自己作主，他却成了亏负我们的，要感激我们所施舍的，也要感激我们顺着他的旨意而行。」

    因此，戴德生下定决心。他要确实而有系统地努力把福音传给中国每一个人。这是基督的命令，是我们应该服从的。他的计划是这样的：如果有一千个传福音的人，每人每天向二百五十人宣讲福音；到了一千日，即三年之后，就有二亿五千万人可以听到福音。

    他知道必定有人提出反对。有些人会说传福音的人不可能每天接触到二百五十人。但在多年以前，他和宾惠廉曾经试过一些方法，使他们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他知道在他的计算中，还没有包括早已在中国传教的一千名外国宣教士所做的工作，也没有把中国基督徒所作的贡献算进去，他知道中国信徒的工作十分重要，也很有果效。

    此外，可能有人会引证马太福音末段的经文来反对他，认为大使命不仅是传，也要施洗和教导——「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很多传教士忙于办学和建立中国教会。戴德生也承认这一点，也以此为中国内地会重要的工作之一。他所建议的，是除了正在进行中的各种事工外，还加上一项新的工作。

    所以，戴德生在十二月份出版的《中国亿兆》中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给万民听》。这篇文章就是他在海斯汀从神那里得着的创见和异象。他不仅是写给中国内地会的同工和支持者，更是整个基督教会。他发出呼吁，要信徒参与四个紧急的行动：（一）祈求神为中国预备一千位传福音的人；（二）基督徒联合一致地行动；（三）有智慧地合作，免致忽略某些地区，或是重复某一地区的工作；（四）教会或个人慷慨奉献，支持差传事。

    在十一月和十二月，戴德生及他的儿子存义访问瑞典和丹麦两地。他是接受邀请，盼望使瑞典中国布道会与中国内地会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戴德生在瑞典的聚会中受到热烈的欢迎。出席人数众多，支持中国事工的奉献也十分踊跃。有一位女士把一只美丽的手表塞在戴德生手中，说：「这是献给亲爱的主耶稣的。」

    瑞典女皇苏菲亚也邀请戴德生会面。她派了一位宫廷侍女去到他的旅馆，用皇家马车把他接到首都城外五哩的皇宫去。女皇与戴德生谈论中国，又请他读一段圣经。戴德生选读了列王纪上十章1至13节：「示巴女皇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来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坐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

    据我们所知，女皇的问题没有难倒戴德生。他向她展示中国内地会的中国地图，以及有关差会事工的图表。喝过咖啡并尝过三文治后，女皇才热情地和戴德生握手道别。

   「到处都有人要见戴德生，」邀请戴德生到瑞典去的何约瑟忆述说：「他对人充满爱心，别人也同样待他。我们探访一些家庭，尽管孩子不明白他说什么，但总是围绕着他，情景实在叫人欢欣。他友善地对他们说话，拍拍他们的头，告诉他们一些故事。」

    戴德生接到邀请，要他在上海的传教士联合大会开幕礼中讲道。于是，他在1990年春天，第八次到中国去。这次旅程使他有机会进一步反省基督的命令：传福音给万民，并为此祈祷。这聚会也给他机会，可发出一千位传道者的呼吁。

    不过，跟珍妮再次分别，使他甚感痛苦。「亲爱的，」他在旅途中写信给她说：「我觉得我已经忘记了自我牺牲的真义，因我不愿意跟你分离。这就是我愁云满布的原因。一方面，神和他的工作是居首位的；但另一方面，事实却不是这样。我不想忽略工作，但我也不愿与你分别……我真的希望可以全心全意为神工作。求他在我心里动工。」

    戴德生在船上，准备上海传教士联合大会的讲章，主题是「耶稣的心和他够用的恩典」。他会讲到喂饱四千人的神迹（太十五29至39），而且说：「我很高兴看见当时有一大群人，人数多得很，门徒认为不可能有足够食物供应他们。群众的需要是很实在的，这需要也是即时的。非立时解决不可……我们要注意，在那种情况底下，只靠门徒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他们可能会说：『真是可怜，他们也许懊悔当初没有预备更多的食物；若靠赖他们，群众只会挨饿。不过，耶稣也在那里。他的同在确实地体现了他怜悯世人的心。所有人都吃得饱，所有人都得到满足、得着力量。众门徒不仅受责备，也受到教导；更得到丰盛的生命。」

    终于，戴德生回到了中国，在上海传教士联合大会上致辞，这大群听众来自中国所有基督教团体。他讲了一个小时后，不再按着讲章，把讲题转为着重圣灵的能力。这题目是他后期最注重的题目之一。

   「如果我们筹办这次会议，是为了完全服从主的命令，我们就应有圣灵的浇灌，是自认圣灵在耶路撒冷浇灌众人以来，这世界从未经验过的。神不会把圣灵赐给那些渴望被充满的人，但他却把圣灵赐给那些服从他的人。如果我们为了服从神，决意在中国一个地区的每个城镇、每条村落传扬福音，便要快快的传，并马上付诸行动，深信圣灵将大大降临，使我们得着连我们也不知从何而来的供应。我们将会发现福音的火炬从传教士传到信徒，传到本地的同工，以致神的整个教会都蒙福。神把圣灵赐给顺服他的人。我们要真正明白他赐给我们的命令，现在就是时候了，这个国家是这样的开放，我们有那么多先进的设备，神也赐给我们蒸汽轮船和电讯，可以迅速实践他的计划……

   「只要每一个团体派出二十五名传教士，我们就多得一千位传教士了。」

    大会结束时，决议在五年内招募一千位传教士，参与中国各项宣教事工，包括与教育和医疗有关的布道工作。这是一个重大的呼吁，得到英国、美国和欧洲的差会联合赞助。戴德生被选为招募委员会的主席，向大会报告此事的结果。

那一年四月，中国内地会在上海正式启用它在中国的新总部。举行启用礼那一天，有二百人来到吴淞路，其中有三位是戴德生早年在中国认识的好友：慕维廉、艾约瑟和倪维思。他们看见门口有一块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一句话：「为神的荣耀，并在中国拓展他的国度而建」，上面没有提到中国内地会的名字。数日之后，大力奉献，使这座新大楼得以落成的伊荣，跟内地会一名女教士在祈祷室中举行结婚典礼。

    有四位墨尔本的牧师，各有一个异象，就是澳洲的基督徒也应该参与中国传福音的工作。因此，他们邀请戴德生到这个英国殖民地去。戴氏在八月到达，所到之处都有一大群人聚集听他讲道。

    在墨尔本一间很大的长老会中，主席介绍戴德生时，称他为「我们著名的朋友」。

    戴德生静静地站立了一两秒钟，在场的人都感到他「脸上带着神的荣光。」

   「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开始说：「我只是一位有名的主人其中一个小的仆人。」

    招待戴德生在墨尔本住了两周的麦卡尼牧师性情紧张，他说繁忙的生活使他整天战栗。当他有任何事情要做时，他就紧张万分。

   「我在书房中，」他对戴德生说：「你在客房中。你要照顾的人有一百万，我只需要照顾数十人。你的信函都十分紧迫和重要，我的信函相比之下实在无关痛痒。可是，我充满忧虑和不安，你却水远是那么冷静。请告诉我，怎会有这么大的分别呢？」

   「我亲爱的麦卡尼，」戴德生回答说：「你所说在我里面的平安，不单是一项值得高兴的特权，更是一种需要。如果没有神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思，我决不可能完成我要做的工作。」

   「他年约六十岁，」麦卡尼记述说：「肩上背负着十分沉重的担子，但能处之泰然，毫不焦躁。他的信件堆积如山，任何一封都可能提到某人死亡，或是经费不足，或有关暴乱和种种严重的困难。但他读完每一封信后，便冷静地逐一回复。基督是他平安之源，安静是他得力的秘诀。」

    在墨尔本麦卡尼的家后面，有一大片公用地，长满了各式各样的野花。麦卡尼记得当戴德生处理完他的信件后，总是走到那块地，站在那里，观赏周围美丽的景色，象孩童般欢天喜地。

    事实上，麦卡尼没有察觉戴德生心中的一些伤痛。再次与珍妮和孩子长期分离，几乎使他受不了。而且，从英国传来的消息，说戴德生之二十一岁、正在剑桥大学读书的儿子戴查理远离了神，带给家中很坏的影响。即使这样，戴德生在往澳洲途中，仍写信给珍妮说：「亲爱的，你可以在我返回中国时，前来跟我会面吗？」

    在昆士兰，邵约翰牧师和他的妻子邀请戴德生在布里斯本附近叶士城他们的家中作客。邵牧师三十四岁，是英国人，有三十儿女。他到澳洲来，是因为患病痊愈后，听从医生的劝告，在澳洲宜人的天气下养病。邵牧师到火车站迎接戴德生，他预料会看见一个仪容出众的人，但见面时，他大感失望。回家后，他向妻子透露他对这位客人的观感。

   「不过，」他补充说：「我确信他是一个好人。」

    跟戴德生略为交谈后，邵约翰太太静静对她的丈夫说：「看看他脸上的光采。」

    邵约翰同意他太太的观察，并思想其中原因，「他经常仰望神，他与神的沟通是那么深入，使他脸上也似乎泛出神的荣光。他来到这里不过数小时，我初次见他时，十分失望，但现已转为极度的敬仰和爱戴。我认识到神的恩典所作成的事，是我从不知道的……他在我家作客，表现极为温文有礼，又有体恤和恩慈。他很快便适应我们家中的习惯，准时用膳，尽量少麻烦别人，而且敏锐地察觉到别人为他作的每件事情，并—一道谢。我们也发现他从不高举自己，处处表现出真正的谦卑。」

    由上海传教士联合大会发出招募一千位传教士的消息，邵约翰夫妇也听到了。他们便与戴德生商量他们应作何回应。虽然他们感到戴德生也体会他们的回应是出于神的感动，但他们亦庄意到，戴德生仍很慎重地把他们在中国可能面对的境况，跟他们交待清楚。他告诉他们中国的天气、艰苦的生活、医疗服务的缺乏、跟孩子分离的苦痛。……他喜欢在邵家的花园漫步，并对邵约翰大大说：「在中国，你不会有这样的花园。」

    邵约翰终于成为中国内地会驻澳洲和纽西兰办事处的监督。

    1890年11月底，戴德生带领首批澳洲的中国内地会传教士，一同到中国去。他们是四男八女。在圣诞节前不久，他们抵达上海。戴德生发现最使他喜悦的事，是在欢迎的人群之中，有和他分离已久的珍妮，她在九年之后，终于重回中国。亲友和培兰路的同工为她安排一切，分担她的家务，使她可以抽身往中国去。自始以后，戴德生和珍妮再不用尝受长久分离之苦。

1891年1月至4月之间，从欧洲、美国、加拿大和澳洲，共有七队人到达上海，澳洲的一队包括了邵约翰在内，使中国内地会增加了七十八名传教士。到了二月，认北欧来的两队人也先后在同一周内到达，他们是五十位北美瑞挪会的成员，这个差会后来成为中国内地会的附属组织。这些北欧人喜爱音乐和歌唱。他们用带来的结他，教导住在吴淞路的各个同工学唱很多瑞典圣诗。这些生力军都是那一千名新传教士的部分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