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乐儒初次在非洲见到痲疯病人时，还是一名记者。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启示的开端：

我在监狱、在贫民区里都看到痲疯病人，被关在肮脏的坟场里，拘留在沙漠中的收容所里，四周都走铁丝网、探照灯和机关枪。我看到他们赤身露体、忍饥受饿，在绝望中哭喊。我见到他们身上溃烂的地方满是苍蝇，看到他们的破茅屋和武装的看守员。我看到了一个极端恐怖、痛苦和绝望的世界。

    傅乐儒即刻采取行动。他每年有半年时间花在各地的痲疯病人身上，帮助他们，使他们病情好转，重回社会找工作。另外半年则与非痲疯病人一起，他四处奔走，主持会议，撰写文章，尽一切力量让世人注意到此一人间惨剧。经过五十年的努力，旅行了一百多万公里，他募得了巨额款项，在世界各地成立痲疯病院，而治愈了上百万名痲疯病人。傅乐儒会拥抱这些受人轻视、遭人遗弃的人，以证明痲疯病不会传染，并说他可在他们身上看到基督——即无限的价值。

    在「行动的道路」上行走的人，都肯定那些被社会忽视或轻视的人，具有无上的价值。因此，他们为了向上攀向「真我」，会先降到社会阶级制度的最底层，在那儿，他们见到被社会遗弃的人和痲疯病人。在「行动的道路」上行走的人，他们的喜好与社会的标准正好相反，而他们藉此表示，他们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意义和价值观。他们彷佛在说：「我们的好恶不是根据习惯性的偏好，而是根据我们自己的选择。」这些人重新诠释了这世界，并肯定，除了一团有形的实体（这实体有时很可怜且令人厌恶），还有一个无限丰富而美丽的无形实体的存在。那是基督信仰中所教导的，在每一个人身上看见基督；或是《薄伽梵歌）所说的，在每一个生物的中心，看到那无法毁灭的不朽的「真我」，即光明中的光明。

    我们已看到，真正的服务，并不仅仅影响到被服务者个人肤浅的层面，也会使服务的人内心有深刻的改变。只有当我们能看到这些人内心的美——即使他们的外表或许令人生厌，才可能产生内心的改变。任何选择走上人道主义道路的人，都会深谙此一诡论的真义。

    在南丁格尔的时代，也就是维多利亚女王时期，在战场上负伤、生病及垂死的人，都住在既不卫生又拥挤的医院里。人们认为，又有谁会对这一群粗野的士兵感兴趣呢?可是的确有人关心他们。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南丁格尔带动了医护工作的革命，并首创医护的专业卫作。由于她的照顾，伤兵的死亡率从百分之四十二降到了百分之二。

    虽然军方对南丁格尔有偏见，他们担心她会侵犯他们的权限，但是南丁格尔毫不停歇地，以亲切而称职的态度照顾成千的伤兵。这位女士手提油灯，穿梭在医院黑暗的走廊上的画面，已成了一则传奇。有些士兵很感谢她的照顾，竟会在她经过时，亲吻她的影子。

    在这些可怜的伤兵身上，南丁格尔看到了美与尊严：

当我想到，在这一幕幕令人厌恶的疾病和死亡中，人类天生的尊严、温良及英勇……却在人类最底层、最悲惨的境遇中发出光辉时，不禁热泪盈眶。

    这工作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一个人要面对生命中的恐怖：痛苦、悲惨、无知、疾病和死亡。以皮尔神父来说吧。有一天他遇到一名曾在法属奎亚那监狱服刑的犯人，那是一座很可怕的监狱。而这人在服了廿年刑期，回到自己的家乡后，却被大家所排斥，连他太太都不接纳他，他因此曾企图自杀。皮尔神父就把这人带回家。

    从此皮尔神父开始照顾社会上的边缘人。他到处收集人们家中不要的杂物，拿去变卖，用这少得可怜的收入来帮助那些流浪汉。一九五四年冬天，他的工作得到很大的助力，因为那年冬天特别寒冷，卫生部准许他利用广播，呼吁人们慷慨解囊。社会上的反应非常热烈，使他能有组织地援助他人，并打动了许多法国人的心。

    在一群义工的帮助下，皮尔神父买了土地，盖了一些简陋的房舍收容无家可归的人，并搭起帐篷，还在晚上驾车经过大街小巷，车里装满食物和饮料，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有一天他接到通知，要他去帮助一个可怜的家庭，这家人被迫住在野地里，只有一张油布充做屋顶。他们的孩子已有两个死去，还有一个生着重病。皮尔神父回忆道：

就在那时，我明白了一些可怕的事实。我明白了，只要所谓的「门徒」，例如我们做神父的，只要我们没有能对那可怜的妇人说：「来吧，拿起你的东西，抱起你的小孩，和你先生一起跟着我来，来睡在我的房间里吧。我去睡你的帐篷，明天我们会想出一个解决办法的。」除非我如此做了，否则我只不过是一个冒牌的门徒罢了。

    皮尔神父知道，当我有足够的食物可吃，也住在舒适有暖气的屋子里时，要发表冠冕堂皇的演讲是很容易的。但我们必须亲自身历其境。只有那时，也就是我们的立足点与我们要帮助的人平等时，那些人才会了解，在我们眼中，他们是多么重要。

    这就是「平等原则」：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他的（或她的）贫穷，痛苦或孤单，也就是我的，我随时能毫无保留地承担起这一切。皮尔神父认为，当我们忘记了个人自私的利益时，我们就能找到「恒久的喜乐」。

    还有特里萨姆姆的故事．在加尔各答最先受她帮助的，是一名流落街头的妇人，老鼠在啃着她奄奄一息的身体。不久之后，特里萨姆姆设法弄到献给女神加丽的寺庙，用来收容垂死的人。她希望这些人知道他们有价值，也有人爱；她也希望他们能在平安中离世。特里萨姆姆和她的修女到处去寻找穷人中的穷人。她们高高兴兴地为这些人清洗、喂他们食物，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尊严。

    特里萨姆姆提到，有一天她看到一名同伴微微笑着，充满喜乐。她问她的同伴，为什么这么高兴?这名修女告诉她，她发现一名掉进排水沟里的老人，这老人已在里面待了好一阵子。他全身泥巴，长满了蛆，而且有多处外伤。她为他清洗，细心照顾他。然后发生了很美的事：「我知道我在触摸基督的身体。」特里萨姆姆和她的修女们，在受她们照顾的人身上，在伤口，泥污和遭老鼠啃咬等等的痛苦之下，看到了一道光辉，那是只有愿意在黑暗的藏身处寻找这光辉的人，才看得到的。

    跟所有的「道路」一样，我们从远处起步——事实上，我们要从最遥遥相对的位置起步。在我们个性的深处，都跳动着一个基本的欲望，想要存在，得到满足，要成为万事万物的中心。

    这种现象并无不对。我们的个别性是经过无数年才赢来的，难怪我们如此重视。然而危险的是，我们会贬低他人的价值，把他们视为满足自己欲望的物体、威胁我们的敌人，或只是无关紧要的阴影。暴力于焉产生。这里所说的暴力，不光是指明显而引入注目的暴力，例如社会上的不正义、战争、否定公民的自由、强暴以及虐待弱小者等，也指的是我们视为当然的冷漠，一种「我忙着追求自己的幸福都来不及了，那有时间关心你」的态度。

    承认另一个人绝对的价值，是逃脱「自我」牢笼的一种方法。在「人道主义行为」之路上行走的人，说的是：「你很重要；为了你，我准备生活在艰难贫困之中，冒着受传染的危险，把我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忘却我自己的计划和事务。你——罪犯、痲疯病人、身上爬满虫蚁的老人，你——可怜的流浪汉，你有无限的价值。在我眼中，你比世上一切有权有势者、一切富人，以及有社会地位的人都来得重要。」

    这是一种深刻的改变。我们把注意力从自己转向他人，并把我们的偏好，从有吸引力的人转向没人爱的人。这种内在的训练对每个人都很有益，即使对我们刚才看到的，不愿伸出触角追求心灵颠峰的人也有用——而我们大多数人都属于这类人。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这种改变，可让我们脱离根深蒂固的心理习惯。我们可以超越每个人所扮演的角色，在所遇到的人身上看到他们的美，由于受到社会的影响，这样的美在我们眼中较不明显，然而却更真实。忽略了美好而伟大的事物，会使我们较实际上的我更渺小。承认这美及伟大，则会提升我们，使我们得到重生。我们会使自己及他人同时受益。自私与利他之间的差异终会消失。

    然而，看到一个人真正的价值，这只是起步而已。我们还必须决定应该做些什么，而这就是「行动的道路」上的主要宗旨。为了解这一点，不妨以十九世纪英国伟大的狱政改革者伊莉莎白·佛莱为例。首先让我们进入一所当时的监狱。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阴暗恶臭，牢房的通风情况很差。犯人不是被单独监禁，就是一起关在拥挤不堪的牢房里。（例如威克菲尔德监狱，当初建造时只以容纳一百一十人为标准，一度却容纳了一千七百名犯人。）最顽劣的犯人被铐在墙上，至于死刑犯则被关在大木箱里，让好奇的访客以一先令的票价参观。「疯子」则被单独幽禁，还铐上链子，使他们呕吐、出血，然后将他们殴打，再扔进冰冷的水里。

    这一切作为都是当时一般人所能接受的。当时的基本观念是惩罚罪犯、防止犯罪。在这当儿，出现了一个抗议的声音。那是发自大政治家、哲学家或是艺术家的声音吗?不是的。他们都忙着关心其它的事了。这是一名有十个子女的母亲的呼声。她名叫伊丽莎白·佛莱，是一名贵格会信徒。有一天，她凭着一股善心，勇敢地踏进一所女子监狱，住在这里的人已向人世道别，进入一个次人类的世界。许多女犯把自己的孩子也一起带进去，但丝毫没有教育他们的机会。她们变得心硬、绝望和野蛮，每看到访客来，她们就会大闹一场，口出秽言，诅咒或威胁，不一而足。

    偶遇访客来监狱，必须有武装警卫陪同保护。但佛莱向守卫自我介绍，并表示她希望独自进去。守卫略为犹疑后，就打开了大门，然后在她身后关上了门。犯人的好奇心大发，反而突然安静下来，并围在她身边，好像老虎逼近猎物一样。在一群女犯围绕下，你只看得到佛莱的贵格会白色帽沿。但她一点也没被吓到。她四下张望，看到了一个小孩子，就把这孩子抱在怀里，说道：「我们能为这些孩子做些什么呢?」

这问题马上改变了当时的气氛。佛莱立刻打动了这些在前一刻还那么顽强和嘲讽的女犯。现在她们一起为孩子的教育共商大计，以免他们重蹈母亲的覆辙。这些女犯现在明白有人那么关心她们，以至愿来到这最黑暗、最可怕的地方与她们会面，她们充满了感激。佛莱立刻看出应该做些什么。她勇敢的孤注一掷，使这些不幸的妇女明白自己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