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医生是整个纳粹机器最后的按钮　　

这是一个奥斯维辛幸存者对他们刚到达奥斯维辛时刻的回忆。　　

“我们是晚上到达的。因为是晚上，所以能看见大片灯光和焚烧炉的火光，还能听见尖叫、哨子声和‘出来！出来！’的喊叫。‘扔掉所有东西，立刻排好队！’他们把我们分开，五个五个地排好队，两个人站在旁边，一边是门格勒，另一边是一个负责工作的军官。　　

稍微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历史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那些卡车”去了哪里。它们去了毒气室。在那里，他们会脱光衣服，被用鞭子赶进毒气室，门被锁上。“大约8分钟后”，门被打开，他们的尸体将被抬进焚烧炉。　　

据一个幸存者回忆，一趟火车拉来1500人，大约1200-1300人会被直接拉往毒气室。剩下的人一旦生病，还是会被送往毒气室。加上饥饿、过度劳动、虐待，奥斯维辛囚犯的实际存活率不到2%。某种意义上，一旦抵达奥斯维辛，囚犯们“就已经死了”。　

这是什么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党卫军狱警。他是一个医生。　　

据说他在“筛选囚犯”的过程中会愉快地吹着口哨，动作“潇洒而快速”，并且常常高喊“双胞胎出来！双胞胎出来！”因为双胞胎可以用来分辨基因和环境对人体的作用——是的，他是一个热爱科学的医生。　　

事实是，医生在整个纳粹集中营中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他们是生死队伍的“筛选者”，是各种残忍人体实验的主导者，是调配杀人毒气和针剂剂量的“技术人员”，是囚犯死亡之后伪造“病人”死因的填表者……一句话，他们是整个纳粹杀人机器最后的按钮。　　

为什么“普通人”会变得邪恶？是他们“本性”如此，还是“环境”使然？如果是“环境”使然，这个“环境”又需要什么样的构件？

　　二、“环境”对于普通人的施暴至关重要　　

著名心理学家津巴多开展的著名“斯坦福实验”同样着力于分析“为什么普通人会做出残忍之举？”在这场实验中，仅仅是角色代入感就很快扭曲了这些“普普通通大学生”的行为模式——“狱警”变得越来越暴虐，而“囚徒”则越来越顺从和抑郁，其关系变得如此扭曲，刚到一个星期津巴多就不得不叫停实验。据此，津巴多论证“不是个人的品性，而是特定的情境制造恶魔”，或者用他的语言来说，不是“苹果坏了”，而是“桶坏了”。这种人被情境扭曲的现象，他称之为“路西法(魔鬼)效应”。　

利夫顿在书中大量摘录了约瑟夫·门格勒，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医生　在奥斯维辛时期给妻子写的书信，信中的他是个如此有情有义的好丈夫、好爸爸，简直就像是我们身边某个可亲的邻居。

他称自己的妻子为“我的心肝，我的生命，我的天使”，为自己孩子长出的第一颗牙而激动，关心岳母的健康，谴责一个“搞大”别人肚子而不肯与之结婚的男人，并描述自己等待妻儿来访的激动心情，说到自己要买“2把小扫帚，1个捣肉的木槌，一张儿童桌，4把相配的椅子，一个小脚凳，一个木马”。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正常人”转过身来，能够站到奥斯维辛的大门口，冷冰冰地把成千上万个犹太人、吉普赛人、波兰人、老弱病残送到毒气室里去。即使门格勒这个被无数受害者事后回忆成“恶魔”的虐待狂，似乎也有暂时回归“日常自我”的片刻——他给吉普赛儿童带来糖果，“跳来跳去”逗他们开心，邀请他们出门开车兜风……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可以转身在墙上1米5处划一道线，要求把所有不到这个高度的孩子送到毒气室去。

                三、责任的无限分散使得普通人“不知不觉”成为恶魔

如果我们把“当时的政治条件”（“桶”）作为一个给定状态，他们的自我辩护甚至听上去颇有道理。在当时反对希特勒就等于自杀的情况下，他们能怎么样呢？我们可以要求一个人有正义感，但是难道能要求他为了正义感而自杀？如果没有自杀的勇气，他们就等于恶魔？简直可以说，当时这些纳粹医生的“理性选择”就是老老实实“执行公务”，而如果他们能够“基于人道主义”，每天少挑那么两三个到毒气室，简直就是“功德无量”。

“当时的政治条件”是一张外生的、无边的、从天而降的巨网，将这些无奈的医生们紧紧绑在其中，还是这些医生就是这张巨网的一个一个“结”，恰恰是他们的存在、连结和行动构成了“当时的政治条件”？

当这些医生抱怨他们“别无选择”时，他们似乎忘了，当年他们都积极加入了纳粹党和党卫军，都信奉反犹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都程度不同地参与过纳粹德国的绝育和“安乐死”工程，都接受了“党卫军医生”这个工作并同意留在奥斯维辛，正是他们的积极参与巩固了希特勒的政权，而这个被千千万万“普通德国人”通过效忠养大的怪兽，反过来又进一步死死咬住所有“普通德国人”。所谓“没有一片雪花会认为是自己造成了雪崩”。

从犹太人的正常生活到毒气室这漫长的道路上，谁会觉得自己有罪呢？登记收集犹太人信息的官僚？撰写各种反犹文章的编辑记者？将犹太人遣送到“特别居住区”的警察？把他们送上火车的党卫军？集中营里的医生？纳粹医生只不过是把已经送来的人按照“上面的指示”分拣成“立刻送往毒气室的”和“留下来干活的”而已。

在这个漫长的迫害链条中，每个人都不过是在“执行公务”而已。然而，罪责只应由“元首”一人承担？“元首”就是有三头六臂，又怎能屠杀几百上千万人？

普通人何以成为恶魔?所有人都需要负责，意味着几乎没有人需要负责——我们竟然可以“不知不觉”成为“恶魔”。

如果让“我”去主动杀害一个无冤无仇的人，“我”不可能做到，但是，如果把“杀一个无冤无仇者”这件事分解成100个步骤，而“我”所负责的那个步骤只是“坐在实验室里调制一氧化碳”，只要施以一定的威逼利诱甚至道德感召，“我”完全可能做到。在这里，每一个个体无需成为“恶魔”，但是“我们”却可以。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恶”，一个巨大的乘数效应就可以汇聚成巨大灾难。

普通人可以仅仅因为“尽责”、沉默、无视而成为邪恶的组成部分，而他必须成为敢于赴死的英雄才能摆脱邪恶的漩涡。当他为邪恶贡献0.0001%的力量，他可以推卸掉99.9999%的责任，但是一百万个“他”就可以共同施加百分之百的残忍。

换言之，在这里，作恶是一种集体责任，行善却需要个体的飞跃。 这也是为什么书中几乎所有的纳粹医生即使到战后也无法真正检讨自己的罪行——“我只是0.0001%的恶魔，为什么要作为100%的恶魔受审”？

是的，我们无须转变成“恶魔”才会造就纳粹悲剧，我们只需要在一场浩大的集体催眠中保持一点点睡意。

　　四、纳粹悲剧的形成只需要“人人都献出一点恶”

如果“桶坏了”是因为“人人都献出一点恶”，那么为什么普通人会在邪恶形成难以逆转的漩涡之前参与其中？

戴上纳粹主义的有色眼镜，人们不觉得自己所作所为是在铸造一只“坏桶”。事实上，他们觉得自己是在打碎一只“坏桶”，铸造一只全新的、闪亮的“新桶”。

希特勒曾经一再宣布：雅利安人代表了人类最健康向上、最朝气蓬勃的力量，而犹太人、吉普赛人以及老弱病残等等代表了“病毒”和“污染”。

通过这个意识形态神话，杀戮被反转成了拯救，施恶是为了“更大的善”，恰如剪除杂草是为了庄稼更好地成长。尽管纳粹德国最后杀害数百万犹太人，但在有关犹太人的各种官方文件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杀”这个字眼。

纳粹使用“清除”、“驱逐”、“净化”乃至“最后方案”等等字眼，但始终绕开“杀”字，或许正是因为他们需要围绕着“拯救”而非“杀戮”展开其话语。普通人“被欺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希望被欺骗。

在这里，权力首先是一种诱惑，其次才是一种压迫。“如果你跟我们走，你可以得到晋升，得到机会，得到物质回报，至少，你可以得到安全。” 于是，“真实的信仰”和“表演性的信仰”界限变得模糊，并相互循环。

即使这个信仰一开始是表演性的，当一个医生手上沾满犹太人的鲜血后，他也会因为迫切的“自我合理化”需求而将表演性的信仰转化为真实的信仰。事实上，他手上的鲜血越多，他就越需要说服自己“种族优劣论”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于是，我们看到这些纳粹医生们在卫生所里煞有介事的“科研”。他们忙于研究令犹太人绝育的“优生学”，试图发现让雅利安人多生双胞胎的医学途径，他们努力发掘不同种族头颅有什么不同，同时致力于让老弱病残高效死去的“技术改良”，他们甚至试图发现让人眼睛变蓝的方式……这些纳粹医生需要这一层科学外壳，来给一个赤裸裸的杀戮机器裹上一层“意义”的外衣。

许多人都回忆到门格勒“以残忍为乐趣”的片段——他会仅仅因为一个人皮肤有一个疤痕而将其送往毒气室，因为他“痴迷干净与完美”；他会为了证明某个病人“的确得了肺结核”而枪杀他，从而解剖他“看个究竟”；他随意切掉囚犯的睾丸以研究人的生育机制；他甚至“在一个犹太节日中举办了一场音乐会”，然后在音乐中筛选送往毒气室的人……

人们如此恐惧他，以至于囚犯们都极力“讨好他，几乎就像是一种引诱”。一个普通时代的普通医生，何曾有机会享有如此甜蜜如此波澜壮阔的权力？

集中营中的“死亡之墙”旧址

当然，不是每个医生都享受残忍。有许多囚徒记得B医生的一句“早安”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安慰，而他故意通过虚假实验拯救某些犯人的做法更是令人动容。但是，即使是B——这个“更人性的”纳粹医生——也说：在巨大的奥斯维辛系统里面，这些差异的意义微乎其微。“我也是他们中的一个”。

某种意义上，医生B比门格勒更体现纳粹体系的残忍——一个“坏人”作恶并不稀奇，一个“好人”作恶才成为悲剧。正是因为纳粹悲剧的形成并不需要每个人都变成恶魔、只需要“人人都奉献一点恶”，《纳粹医生》这本书所传达的，与其说是纳粹的危险，不如说是我们每个人自身所蕴藏的危险。

历史上奥斯维辛这样的恐怖时刻并不多见，但是现实中像“斯坦福实验”中那样的“微纳粹”时刻却比比皆是——警察的刑讯逼供、强拆中的打手、打人的城管……有多少“普通人”在完成“角色转换”之后可以若无其事地作恶？游行中打砸抢烧，文革中的学生打老师，网络世界的语言暴力，又有多少人在“集体”的遮蔽下中施暴？

当一个人“脱下”作为个体的自我，“穿上”他者的身份，并隐身于集体的庇护，作恶行就变得轻松自如。而对于小恶汇聚成大恶，有时候“普通人”所需做的全部就是“别过头去”。

纳粹之恶不仅仅存在于历史中，它一直在薄如蝉翼的文明之下蠢蠢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