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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德兰爱心书屋最新公告 有一天,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至今让我难忘。梦中,我看到一本打开的用石头做的书,我用舌头去舔它,觉得有一种甜味,我就更用力去舔,最后从这本书里流出活水来了。从那以后,一种想要了解、学习的迫切渴求在我心里扩展开来,我燃起的强烈的愿望要在真道上长进。   我爱上了灵修书籍,我感觉好像是主亲自为我挑选那些有益精神修养的读物,主不喜悦我看那些世面流行的书籍,因为只要我一看到那些他不喜欢我看的书,我就有一种厌恶的感觉。主保守我,那样细心地防护着我,从那以后我从未读过一本不良的书籍。   善良的书使人向善,这些圣人的作品,渐渐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读这些圣书时,我思潮汹涌起伏,欣喜不能自已。书中谈到这些圣人们如何在与主的交往中得到灵命的更新,德行的馨香如何上达天庭。啊,在这世上曾住过那么多热心的圣人,为了传播福音,他们告别亲人,舍下了他们手中的一切,轻快地踏上了异国他乡,到没有人知道真神的世界里去。啊,若不是主的引领,我可能到死还不认识他们呢!   我的心灵从主给我的这些圣人的言行中选取了最美的色彩;当他们的一生在我面前展开时,我是多么的惊奇、兴奋啊!当我读到他们为主而受人逼迫、凌辱,为将福音广传而被人追杀时,我为他们的在天之灵祈祷,我哭着,为自已的同胞带给他们的苦难而哀号。我一遍遍地重读那一行行被我的斑斑泪痕弄得模糊不清的字句,那些被主的爱火所燃烧而离开家乡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我多么爱你们啊!我心中流淌着多少感激的泪水。   他们受苦却觉得喜乐,因为他们爱主,他们感到能为主受一点苦是多么喜乐的事。他们受苦时仍在唱着感谢的歌,因他们无法不称颂主,因主使他们的心灵洋溢了快乐;他们激发了我内心神圣的热情,在我的心灵深处燃烧起一股无法扑灭的火焰,他们那强有力的言行激励我向前。   我一面读,一面想过着他们这样圣善的生活,也立志不在这虚幻的尘世中寻求安慰。我一读就是几个钟头,累了就望着书上的圣像沉思默想。啊,当我想到我有一天还要见到他们,亲耳聆听他们的教诲,伴随在他们的身边,和他们一起赞颂吾主,想到那使我欣喜欢乐的甜蜜的相会,这世界对于我一点吸引力都没有了。   从这些书籍里,我认识了许多爱主的人,他们使我更亲近主,帮助我更深的认识主,爱主。这些曾经生活在人间的圣人圣女,内心隐藏着来自天上光照的各种宝藏,听他们对悦主的甜蜜喁语,我也陶醉了。主藉着这些书籍慢慢地培养我的心灵,当我看到这些圣德芬芳的圣人再看看满身污秽的我,我失望过,沮丧过,哭泣过,和主呕气过,甚至埋怨天主不用祂的全能让我立刻成圣。但是主让我明白,灵命的成长需要时间,成长是渐进的,农民等待稻谷的长成需要整个季节,才能品尝丰收的喜悦,我也要有谦卑受教的态度才能接受主的话语,要让这些圣言成为血肉(果实),是需要时间的。   从网上我读到许多有益心灵的书。当我首次读到盖恩夫人的传记时,清泪沾腮,她的经历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心,我接受到了一个很大的恩宠,使我认识了十字架是生命的真正之路。读圣女小德兰的传记时,我又有别一种感受,我看到了一个与我眼所见的完全不同的世界,那里没有争吵,没有仇恨,没有岐视,那是主自己在人的心里建造的爱的天堂。还有圣女大德兰的自传,在这位圣女的感召下,我初领了圣体,从圣体中获得无量恩宠。这些书引我向往那超性的境界,向往那浑然忘我的境界,从此无益的书一概不看了。我一遍遍地重温这些我喜欢的书籍,一遍又一遍地回味书中那些难忘的情景,我和他们谈心,告诉他们我愿意效法他们,心里多么渴望能像他们那样爱主。   我因此而认识了许许多多圣人,这些圣人中有许多也曾是罪人,使我也能向他们敞开心门。我一会儿求这个圣人为我转祷,一会儿求那个圣人为我祈求圣宠,这些圣人使我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我想,既然他们真心爱天主,那么他们也会真心爱我。现在他们和天主如此接近,当世人向他们祈求时,他们也会想方设法将我的祈祷告诉天主的。就这样,他们和我共享生活的体验,不断地把上天仁爱的芬芳散播给我,他们的友谊使我的欢乐加倍,痛苦减半;他们已走过死阴的幽谷,从他们身上我学习到了明辨、通达、智慧、勇敢、诚实、快乐、圣洁等等美德。他们的言行是滋润我心田的美酒。   这些书使我专注于天上的事理,我的很多不良嗜好因此不知不觉地放弃了。我的信德一天一天长大,我知道我的一言一行都有天使记录;我也深信人有灵魂,信主的人有一个美好的家;也相信圣人们都在天上为我祈祷,我并不是孤军奋战;我是生活在一个由天上地下千千万万奉耶稣的名而组成的家庭里,我庆幸自己因了主的恩宠能生活在这个大家庭慈爱的怀抱里;我也渴望所有的人都能进入光明天家,和圣人们一起赞美天主于无穷世!   小德兰爱心书屋启源于一个美好的梦。小德兰希望所有圣书的作者和译者都能向主敞开心门,为圣书广传而不记个人的私利;愿天主赐福小德兰;赐福所有传扬主名的网站;赐福所有来看圣书的人;也求主扩张人的心界,使小德兰能将更多更好的书藉,献给喜欢读圣书的人!从2014年12月18日开始我们使用新域名(xiaodelan.love),原域名被他人办理开通,请您更改您网站或博客上的链接,谢谢。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小德兰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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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被千千万万“普通德国人”养大的怪兽,反过来又进一步死死咬住所有“普通德国人”
这个被千千万万“普通德国人”养大的怪兽,反过来又进一步死死咬住所有“普通德国人”
来源:纳粹医生(罗伯特·杰伊·利夫顿 著) 浏览次数:91 更新时间:2018-12-19 15:53:11
 
 

一、医生是整个纳粹机器最后的按钮  

这是一个奥斯维辛幸存者对他们刚到达奥斯维辛时刻的回忆。  

“我们是晚上到达的。因为是晚上,所以能看见大片灯光和焚烧炉的火光,还能听见尖叫、哨子声和‘出来!出来!’的喊叫。‘扔掉所有东西,立刻排好队!’他们把我们分开,五个五个地排好队,两个人站在旁边,一边是门格勒,另一边是一个负责工作的军官。  

稍微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历史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那些卡车”去了哪里。它们去了毒气室。在那里,他们会脱光衣服,被用鞭子赶进毒气室,门被锁上。“大约8分钟后”,门被打开,他们的尸体将被抬进焚烧炉。  

据一个幸存者回忆,一趟火车拉来1500人,大约1200-1300人会被直接拉往毒气室。剩下的人一旦生病,还是会被送往毒气室。加上饥饿、过度劳动、虐待,奥斯维辛囚犯的实际存活率不到2%。某种意义上,一旦抵达奥斯维辛,囚犯们“就已经死了”。 

这是什么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党卫军狱警。他是一个医生。  

据说他在“筛选囚犯”的过程中会愉快地吹着口哨,动作“潇洒而快速”,并且常常高喊“双胞胎出来!双胞胎出来!”因为双胞胎可以用来分辨基因和环境对人体的作用——是的,他是一个热爱科学的医生。  

事实是,医生在整个纳粹集中营中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他们是生死队伍的“筛选者”,是各种残忍人体实验的主导者,是调配杀人毒气和针剂剂量的“技术人员”,是囚犯死亡之后伪造“病人”死因的填表者……一句话,他们是整个纳粹杀人机器最后的按钮。  

为什么“普通人”会变得邪恶?是他们“本性”如此,还是“环境”使然?如果是“环境”使然,这个“环境”又需要什么样的构件?

  二、“环境”对于普通人的施暴至关重要  

著名心理学家津巴多开展的著名“斯坦福实验”同样着力于分析“为什么普通人会做出残忍之举?”在这场实验中,仅仅是角色代入感就很快扭曲了这些“普普通通大学生”的行为模式——“狱警”变得越来越暴虐,而“囚徒”则越来越顺从和抑郁,其关系变得如此扭曲,刚到一个星期津巴多就不得不叫停实验。据此,津巴多论证“不是个人的品性,而是特定的情境制造恶魔”,或者用他的语言来说,不是“苹果坏了”,而是“桶坏了”。这种人被情境扭曲的现象,他称之为“路西法(魔鬼)效应”。 

利夫顿在书中大量摘录了约瑟夫·门格勒,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医生 在奥斯维辛时期给妻子写的书信,信中的他是个如此有情有义的好丈夫、好爸爸,简直就像是我们身边某个可亲的邻居。

他称自己的妻子为“我的心肝,我的生命,我的天使”,为自己孩子长出的第一颗牙而激动,关心岳母的健康,谴责一个“搞大”别人肚子而不肯与之结婚的男人,并描述自己等待妻儿来访的激动心情,说到自己要买“2把小扫帚,1个捣肉的木槌,一张儿童桌,4把相配的椅子,一个小脚凳,一个木马”。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正常人”转过身来,能够站到奥斯维辛的大门口,冷冰冰地把成千上万个犹太人、吉普赛人、波兰人、老弱病残送到毒气室里去。即使门格勒这个被无数受害者事后回忆成“恶魔”的虐待狂,似乎也有暂时回归“日常自我”的片刻——他给吉普赛儿童带来糖果,“跳来跳去”逗他们开心,邀请他们出门开车兜风……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可以转身在墙上1米5处划一道线,要求把所有不到这个高度的孩子送到毒气室去。

                三、责任的无限分散使得普通人“不知不觉”成为恶魔

如果我们把“当时的政治条件”(“桶”)作为一个给定状态,他们的自我辩护甚至听上去颇有道理。在当时反对希特勒就等于自杀的情况下,他们能怎么样呢?我们可以要求一个人有正义感,但是难道能要求他为了正义感而自杀?如果没有自杀的勇气,他们就等于恶魔?简直可以说,当时这些纳粹医生的“理性选择”就是老老实实“执行公务”,而如果他们能够“基于人道主义”,每天少挑那么两三个到毒气室,简直就是“功德无量”

“当时的政治条件”是一张外生的、无边的、从天而降的巨网,将这些无奈的医生们紧紧绑在其中,还是这些医生就是这张巨网的一个一个“结”,恰恰是他们的存在、连结和行动构成了“当时的政治条件”?

当这些医生抱怨他们“别无选择”时,他们似乎忘了,当年他们都积极加入了纳粹党和党卫军,都信奉反犹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都程度不同地参与过纳粹德国的绝育和“安乐死”工程,都接受了“党卫军医生”这个工作并同意留在奥斯维辛,正是他们的积极参与巩固了希特勒的政权,而这个被千千万万“普通德国人”通过效忠养大的怪兽,反过来又进一步死死咬住所有“普通德国人”。所谓“没有一片雪花会认为是自己造成了雪崩”。

从犹太人的正常生活到毒气室这漫长的道路上,谁会觉得自己有罪呢?登记收集犹太人信息的官僚?撰写各种反犹文章的编辑记者?将犹太人遣送到“特别居住区”的警察?把他们送上火车的党卫军?集中营里的医生?纳粹医生只不过是把已经送来的人按照“上面的指示”分拣成“立刻送往毒气室的”和“留下来干活的”而已。

在这个漫长的迫害链条中,每个人都不过是在“执行公务”而已。然而,罪责只应由“元首”一人承担?“元首”就是有三头六臂,又怎能屠杀几百上千万人?


普通人何以成为恶魔?所有人都需要负责,意味着几乎没有人需要负责——我们竟然可以“不知不觉”成为“恶魔”。

如果让“我”去主动杀害一个无冤无仇的人,“我”不可能做到,但是,如果把“杀一个无冤无仇者”这件事分解成100个步骤,而“我”所负责的那个步骤只是“坐在实验室里调制一氧化碳”,只要施以一定的威逼利诱甚至道德感召,“我”完全可能做到。在这里,每一个个体无需成为“恶魔”,但是“我们”却可以。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恶”,一个巨大的乘数效应就可以汇聚成巨大灾难。

普通人可以仅仅因为“尽责”、沉默、无视而成为邪恶的组成部分,而他必须成为敢于赴死的英雄才能摆脱邪恶的漩涡。当他为邪恶贡献0.0001%的力量,他可以推卸掉99.9999%的责任,但是一百万个“他”就可以共同施加百分之百的残忍。

换言之,在这里,作恶是一种集体责任,行善却需要个体的飞跃。 这也是为什么书中几乎所有的纳粹医生即使到战后也无法真正检讨自己的罪行——“我只是0.0001%的恶魔,为什么要作为100%的恶魔受审”?

是的,我们无须转变成“恶魔”才会造就纳粹悲剧,我们只需要在一场浩大的集体催眠中保持一点点睡意。

  四、纳粹悲剧的形成只需要“人人都献出一点恶”

如果“桶坏了”是因为“人人都献出一点恶”,那么为什么普通人会在邪恶形成难以逆转的漩涡之前参与其中?

戴上纳粹主义的有色眼镜,人们不觉得自己所作所为是在铸造一只“坏桶”。事实上,他们觉得自己是在打碎一只“坏桶”,铸造一只全新的、闪亮的“新桶”。

希特勒曾经一再宣布:雅利安人代表了人类最健康向上、最朝气蓬勃的力量,而犹太人、吉普赛人以及老弱病残等等代表了“病毒”和“污染”。

通过这个意识形态神话,杀戮被反转成了拯救,施恶是为了“更大的善”,恰如剪除杂草是为了庄稼更好地成长。尽管纳粹德国最后杀害数百万犹太人,但在有关犹太人的各种官方文件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杀”这个字眼。

纳粹使用“清除”、“驱逐”、“净化”乃至“最后方案”等等字眼,但始终绕开“杀”字,或许正是因为他们需要围绕着“拯救”而非“杀戮”展开其话语。普通人“被欺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希望被欺骗。

在这里,权力首先是一种诱惑,其次才是一种压迫。“如果你跟我们走,你可以得到晋升,得到机会,得到物质回报,至少,你可以得到安全。” 于是,“真实的信仰”和“表演性的信仰”界限变得模糊,并相互循环。

即使这个信仰一开始是表演性的,当一个医生手上沾满犹太人的鲜血后,他也会因为迫切的“自我合理化”需求而将表演性的信仰转化为真实的信仰。事实上,他手上的鲜血越多,他就越需要说服自己“种族优劣论”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于是,我们看到这些纳粹医生们在卫生所里煞有介事的“科研”。他们忙于研究令犹太人绝育的“优生学”,试图发现让雅利安人多生双胞胎的医学途径,他们努力发掘不同种族头颅有什么不同,同时致力于让老弱病残高效死去的“技术改良”,他们甚至试图发现让人眼睛变蓝的方式……这些纳粹医生需要这一层科学外壳,来给一个赤裸裸的杀戮机器裹上一层“意义”的外衣。

许多人都回忆到门格勒“以残忍为乐趣”的片段——他会仅仅因为一个人皮肤有一个疤痕而将其送往毒气室,因为他“痴迷干净与完美”;他会为了证明某个病人“的确得了肺结核”而枪杀他,从而解剖他“看个究竟”;他随意切掉囚犯的睾丸以研究人的生育机制;他甚至“在一个犹太节日中举办了一场音乐会”,然后在音乐中筛选送往毒气室的人……

人们如此恐惧他,以至于囚犯们都极力“讨好他,几乎就像是一种引诱”。一个普通时代的普通医生,何曾有机会享有如此甜蜜如此波澜壮阔的权力?

集中营中的“死亡之墙”旧址

当然,不是每个医生都享受残忍。有许多囚徒记得B医生的一句“早安”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安慰,而他故意通过虚假实验拯救某些犯人的做法更是令人动容。但是,即使是B——这个“更人性的”纳粹医生——也说:在巨大的奥斯维辛系统里面,这些差异的意义微乎其微。“我也是他们中的一个”。

某种意义上,医生B比门格勒更体现纳粹体系的残忍——一个“坏人”作恶并不稀奇,一个“好人”作恶才成为悲剧。正是因为纳粹悲剧的形成并不需要每个人都变成恶魔、只需要“人人都奉献一点恶”,《纳粹医生》这本书所传达的,与其说是纳粹的危险,不如说是我们每个人自身所蕴藏的危险。

历史上奥斯维辛这样的恐怖时刻并不多见,但是现实中像“斯坦福实验”中那样的“微纳粹”时刻却比比皆是——警察的刑讯逼供、强拆中的打手、打人的城管……有多少“普通人”在完成“角色转换”之后可以若无其事地作恶?游行中打砸抢烧,文革中的学生打老师,网络世界的语言暴力,又有多少人在“集体”的遮蔽下中施暴?

当一个人“脱下”作为个体的自我,“穿上”他者的身份,并隐身于集体的庇护,作恶行就变得轻松自如。而对于小恶汇聚成大恶,有时候“普通人”所需做的全部就是“别过头去”。

纳粹之恶不仅仅存在于历史中,它一直在薄如蝉翼的文明之下蠢蠢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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