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别说梵二会议变化不大
作者：罗伯特•布莱尔•凯瑟（Robert Blair Kaiser）（美国）
周太良 译
这些日子，教会内的左翼右翼都在谈论梵二的失败。左翼说梵二没有触及到教会的深处，右翼则说梵二走得太远。
作为天主教徒，我并不认为梵二是一次失败的会议。梵二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我相信，能够挽救教会的，是梵二颁布的宪章。我这里所说的教会，是指天主子民的教会，而不是圣统制的教会。
对梵二会议，我是有发言权的。因为当时我是《时代周刊》派往会议的记者。一方面因为我在罗马耶稣会院呆过10年，另外也因为我是能讲流利拉丁语的为数不多的几位记者之一。当时拉丁语是会议的官方语言。1962年8月中旬，当我在教宗夏宫冈道尔夫堡（Castel Gondolfo），和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秘书卡波维拉（Loris Capovilla）交谈时，没想到教宗若望二十三突然出现在夏宫大理石长廊上。“为什么！”，教宗说，并伸出了他的双臂。“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惊喜！”当然，这实际上也算不上是什么惊喜，因为这是我在纽约《时代周刊》的朋友----史培尔曼枢机（Cardinal Francis Spellman）事先安排好了的。之所以这种方式出场，也是为了不至于使教宗打破传统。
我本以为，我最多能和教宗谈几分钟时间。但没想到的是，教宗握住我的胳膊说要告诉我一些事情。这也是教宗深思熟虑后要告诉世界的事。他选择了通过《时代周刊》告诉世界：他并不希望召开一次仅仅是关于教会的会议，而是希望召开一次世界性的会议，旨在把不同信仰的人们团结起来，甚至包括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者都团结起来。
若望二十三世教宗的前任教宗-----庇约十一和庇约十二，都曾发动过反对共产主义的十字军东征。而作为历史学家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他知道发动十字军的恶果。所以他说，现在世界上部署了数万吨核弹头，现在是该说“不再有十字军”的时候了。事实上，他根本不想把大公会议召开成一次谴责任何人和谴责任何事的一次会议。
《时代周刊》的外国编辑享利•格龙瓦德（ Henry Grunwald）并不相信我的报道。可是他能做什么呢？我这位驻罗马的记者与教宗交谈过，而他没有。所以《时代周刊》刊登了我《不再有十字军》的新闻报道，以及其它一些有关教宗的开拓性报道。
格龙瓦德不得不承认：“我们只好关注这位龙卡利（若望二十三世的本名）教宗！与时俱进（aggiornamento）一词是什么？该词意味着什么？”
我也不得不承认：在一切未曾改变过的永恒之都罗马，教宗用“与时俱进”一词确实是一个十分勇敢的词汇。对于默守成规的教会来说，怎样才能使她“跟上时代”呢？罗马最有影响力的枢机阿尔弗来多•沃塔维尼（Alfredo Ottaviani），前教廷信理部部长，根本不会想到“与时俱进”一词所包含的任何含义，而我很快便在诸如龚格（Yves Congar）、让•丹利楼（Jean Danielou）、卡尔•拉纳（Karl Rahner）、爱德华•西勒贝克斯（Edward Schillebeeckx）等神学家（他们都在梵二之前因其激进思想而被埋没）那里认识到，沃塔维尼几乎是尽其全力为梵二会议的一些重要事项设置路障。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困为他的徽章说明了一切：永恒不变！（Semper Idem. Always the same）
大公会议怎样才能使所有事情跟上时代呢？起初，似乎所有人，甚至教宗，都没有清晰的答案。教宗是一位谦逊的人，他曾对他的秘书开玩笑说：“你知道，我并不是不可错的！”但是，他觉察到：2500多名主教，会鼓励以一种主教议会制的形式自由发表看法。
他们确实很快就这么做了！关于是否应该抛弃传统拉丁弥撒，改为本地语言的讨论长达一个月之久。最后教长们以2200票赞成，200票反对，通过使用人间的语言（本地语言）举行弥撒。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迹象：即梵二力图重新创造一个“人间教会”（people's Church）。
至今，主教们已成为教会训导（ecclesia docens）的一部分，而我们中的另一部分则成为学习的教会（ecclesia discens）。在梵二会议上，主教们全都变成了学习教会的一部分。与龚格、丹利楼、歇努、西勒贝克斯等交往过密的神学家们，开始以新的方式谈论教会，并要致力于开创一种新的教会----即人间教会，而不是一个越来越与那种过分强调神职主义、管辖主义和凯旋主义相关的教会。会议期间的一些发言，开始呼吁教会应相信天主临在于善男信女中间，临在于每一个人乃致全人类中间，呼吁要建立一个全人类都共融于其中的教会。
梵二开幕时，我找到了当时美国最著名的天主教传道家富尔通•西恩（Fulton Sheen）主教，他住在意大利最贵的洒店里，我请他谈谈对会议的希望。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却说会议不是人间的会议。他说：“这是圣神的会议。圣神会告诉我们该说什么和该做什么！”但西恩主教没有告诉我，我该怎样去采访圣神！
接下来，我采访了所有我能采访到的人，每天几乎要工作18小时。我没想到的是，《时代周刊》几乎每周都刊登有我的报道。在第一期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美国的马克米兰出版公司（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Tom Burns of Burns、Oates and Washburn等公司邀请我把梵二第一期全体会议写成一本书。《时代周刊》的编辑给我6周时间来编辑和写作这本书。于是我去到位于罗马的圣言会总部，每天除了吃饭就是写作。从1963年8月，罗马《观察家报》开始连续在头版连载我的书稿。成书终于率先在伦敦和都柏林出版，并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书。
在书中，我把教会引伸比喻为一艘伯多禄的船。这只船已在港口停留了数世纪之久，船底涂有漆壶，该船还从未启航。现在籍着梵二会议，教宗若望二十三已象征性地启动了这只船，并驶向世界各地的海洋。
教宗保禄六世非常欣赏我对教会的想像，他通过住在罗马的美国主教朋友们，希望我允许将我的书译成意大利文出版，以便意大利的主教们能够读到这本书，因为他们对缔造一个新型教会的梵二会议的情况不甚了解。这个教会关心的不是自己的权力，而是为更多的人服务。
我的伯多禄之船的教会观，突出的是梵二会议与众不同之处。历史上二十多次大公会议，所关心的都是教会自身。而梵二大公会议，使教会面向了世界。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理解。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时的教廷是不会有这种理解的，也许他们永远也不会这样理解。可能你最感兴趣的是阅读当时法国著名神学家龚格枢机的《公会议历程》这本书。这是龚格枢机最详尽最费精力的会议日记。书中记录了梵二会议鲜为人知的一些事情，包括龚格与沃塔维尼（Ottaviani） 枢机及其主要助手----荷兰耶稣会士塞巴斯坦（Sebastian）之间的斗争。参加会议时，他们草拟了一份信仰大纲，用教宗庇护九世以来所有教宗的通谕阐述他们的理由，旨在尽一切可能使梵二变成另外一次特令腾大公会议。
龚格枢机写道：“这全错了！这是崇拜教宗者的胡说。这只会使会议成为一本教科书式的手册，对教宗若望二十三的与时俱进思想没有任何帮助。与时俱进旨在重新塑造信仰最初的本来面目。重新发现信仰之美，我们不得不深入领会圣经，研究教父们的思想。唯有这样，公会议才会以人间能够理解的语言向世界说话。”
如今阅读龚格枢机的书，我认识到了我在《时代周刊》上关于第一阶段的报道，只是灰暗地反映了激烈斗争的一面。《 罗马观察报》为我的系列连载制作了一帖海报，张贴在伦敦所有地铁站口。其醒目标题是《阴谋挫败教宗若望》。阅读龚格的日记，你就能够真正理解这一标题的真正含义。
我为什么告诉你们这些事情？因为我想让你们知道，在梵二后的一些年里，有人试图抹灭梵二，试图让人们认为梵二并没有使教会有多大变化。我却认为教会的变化很大。当你回顾梵二前的教会时，我想你会同意我的看法。而且，梵二所做的一切，令我们欣喜！
梵二会议改变了我们对天主、对自己、对配偶、对新教弟兄、对佛教徒、对印度教徒、对穆斯林和对犹太人的思维方式，甚至改变了我们对俄罗斯人的思维方式。当有的主教试图推动会议谴责共产主义，教宗若望二十三坚持认为，这样做只会使世界更加混乱，因此他及其会议提前做了一些准备，有助于冷战的结束。正因为教宗若望二十三的这一举动，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人物。
对犹太人如何呢？梵二会议改变了教会长期以来的反犹太人观点。在梵二会议之前，天主教徒认为，如果犹太人不皈依天主教，他们就有错了。梵二会议的教长们则采取了另一种看法。他们决定，犹太人可以仍然坚持他们与天主的古老盟约。我们决定犹太人没有什么过错，他们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在梵二会议前，我们通常认为自己是可怜的罪人，我们除了是人以外，别无是处。梵二之后，我们对自己有了新的看法。我们学会了寻找和跟随耶稣，因为耶稣是“道路”。这也是我们在信经中的所宣信。无论我们说了什么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帮助了饥饿者吗？我们为赤身露体和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了避难之所吗？我们这样做了，就是耶稣真正的门徒！(小德兰注:这是试图用善行掩盖自已的罪恶)
梵二之前，如果我们进入基督新教的教堂，我们就有罪了。梵二会议邀请了基督新教徒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给予他们以尊重，不再称他们为“抗罗宗”信徒，而称他们为分裂的弟兄。梵二之后，我们不再与卫理公会信徒和长老会信徒斗争，而是与他们一起共同致力于正义与和平，和他们一起进前！
梵二之前，我们认为只有基督新教徒才阅读圣经。梵二之后，我们已看到天主教徒开始阅读圣经，在许多堂区还成立了读经小组，而且在弥撒中读经已成为重要部分。
梵二之前，我们骄傲地认为，我们是世界上唯一可以获得救恩的人。数世纪以来，我们坚信“教会之外无救恩”。
梵二之后，我们开始看到，所有宗教都存有善和伟大的东西。并不是只有我们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梵二之后，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并非是“唯一真教”，我们也是“旅途中的人”。曾有一句话很好地展示了旅途中一群谦逊的旅行者形象：尽管我们受制于雨雪和飓风，忍受着饥渴和瘟疫，受到恶豹和蝗虫的攻击，然而我们仍就怀着希望不断前行，祈求上主护佑我们到达旅程的终点。这一形象与一个古老的自我概念相反----那是一个没有能够经受住拥有一切答案的、主宰人类的“凯旋教会”考验的形象。
梵二之前，我们认为“救恩”就是“升天堂”。梵二之后，我们认识到，我们有责任把正义与和平带入我们现实社会的世界，认识到当我们祈求“尔国临格，尔旨承行于地，如同在天焉”的时候，耶稣教会了我们一种新的祈祷方式。梵二会议结束的时候，当时在会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中，我们遇到了两位谦逊的人物，一位是美国天主教工人运动的发起人，她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多洛丝•戴衣（Dorothy Day）。当时她没有获准在梵二大会上发言（没有任何女性在大会上发言）。另一位是象鸟一样的人物----多蒙•黑德尔•卡马拉（Dom Helder Camara），他是巴西莱西弗（Recife）教区的总主教。这两位人士，在罗马来回奔走，向参加会议的教长们及其梵二重要文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的撰写者们呼吁：请不要忘记穷人！
梵二会议确实没有忘记穷人。2011年10月罗马的一项声明，要求教会关注世界上的穷人。这说明教会当局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我将引用《牧职宪章》中一段话事证明之：
“我们这时代的人们，尤其贫困者和遭受折磨者，所有喜乐与期望、愁苦与焦虑，亦是基督信徒的喜乐与期望、愁苦和焦虑。”
梵二之前，我们都被当成罪人。甚至在周五晚上娱乐后吃一个汉堡也被当成罪。梵二之后，我们对罪有新的理解。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伤害天主。但我们犯罪，会伤害他人，或者伤害我们自己。梵二后，我们有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新的成圣观。诚如著名熙笃隐修会士多玛斯•默顿（Thomas Merton）对圣人的定义：“成圣就是成为人”（To be holy is to be human）
梵二之前，如果我们与配偶同房而不以生孩子为目的，我们就有罪了。梵二之后，我们认识到，尽管不以生孩子为目的，夫妻同房是我们的责任。那是天主所允许的快乐！
梵二之前，我们认为天主直接向教宗说话，然后教宗通过金字塔式的教会将天主的话传递给主教们，主教传递给神父，神父传递给修女，最后经过层层过滤，才传递给我们教友。梵二之后，我们有了新的几何线路。教会并不是一个金字塔，而更象是一个圆。在这个圆中，人人被鼓励说出自己的声音。因为“我们是教会”。我们有权利和义务说出我们所想要的那种教会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我们在《宗徒信经》中的信仰。因为梵二会议的教长们并没有改变我们的信仰，也没有改变我们对天主的理解。天主仍然是至一至圣至公、三位一体的天主。也只有在这一层面，我才同意教宗本笃十六一直强调的“释经学的连贯性”。
教宗本笃十六说，梵二会议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不得不同意他的说法。但那只是意味着没有什么新的教义变化。感谢天主！最后一件现代化事件，是天主教徒们需要有“教义”。当说到“教义”“教义”的时候，我们似乎没有什么可说的。一想到“教义”，就想到了被特利腾大公会议所开除教籍的数百位所谓异端分子：“这些教义规条是可恶的！”
当耶稣远眺大海，向山上众人说话的时候，他没有讲《天主十诫》来启迪人们的心智。他却告诉人们应当高兴，从而点燃他们心中的热火！
参加梵二会议的教长们并没有效法特利腾公会议，他们效法的是耶稣。他们没有谴责任何人，也没有谴责任何事。他们给我们树立了思考我们自己----作为基督门徒----一个新的思考方式。基督告诉我们应如何生活，如何生活得更美好！
如果我们对梵二颁布的16个文件进行梳理，希望从中明确找到教会将来的发展模式，这就有错了。因为我们只能从这些充满崭新语言的文件中，捕捉到会议的真实性和革命性意蕴。沃塔维尼枢机并不喜欢那种法律式语言。《梵二发生了什么？》一书的作者，美国耶稣会士若望奥马里（John W. O'Malley）神父认为，这些文件在看似平凡的语言中，却蕴藏着最重要的信息。奥马里神父是通过新老语言的比较，而做出这一看法的。他的书是介绍梵二最具权威性的著作。
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天主教会观：从命令到邀请、从法律到构想、从定义到奥秘、从强迫到良心、从独白到对话、从统治到服务、从撤除到整合、从横向到纵向、从排斥到包容、从敌视到友谊、从竟争到伙伴、从怀疑到信任、从停滞到前行、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从找错到欣赏、从法定到原则、从行为修正到心悦诚服。
上面仅仅是表面文字吗？我不这样认为。这些话突出了我这篇演讲的重点：即梵二会议帮助我们更加真实、更有人性、更有爱心。会议还帮助我们认识到，世界是美好的！世界之所以美好，因为它是天主所造。天主造世界，因为他爱我们，也爱这世界。难道我们不应该也这样吗？
载2013年第5期《中国天主教》
（译自英国教会周刊《The Tablet》作者：Robert Blair Kais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