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变迁，局势的演变，主教的牧民工作也由牧养转向保护，由宣扬转向捍卫。自从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与教会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奉行无神论的新政权，对天主的教会是一个全新的冲击，根据《马列主义》宗教政策的“鸦片论”，认定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宗教和教会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中共套用毛泽东“统一战线”的原则，着手分化教会体制，拉拢一大邦打击一小撮，按他们的话说就是“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打击一小撮敌人”。因此政府在压制教会领袖之余，也寻求愿与政府合作者建立新的组织，以便对教会进行彻底的控制，于是推出了“三自革新运动”，开始举着“独立自主”的旗帜，打击教会，诬陷外籍传教士，拉拢、迷惑、威胁、恐吓国籍神职及教友，幷利用一些“积极分子”作宣传，揭起了“三自运动”的浪潮。这便是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前身。

　　从1951年至1958年大陆天主教教难时有发生，而且日趋严重，在此环境中工作的范主教显得更加沉着冷静了。面对无神论者的反宗教行为，独具慧眼地识破反教会者的目的在于消灭教会。为此他一再提醒他的司铎，一定要看清问题的实质，头脑要清醒，以免上当受骗，鼓励神父们要坚持教会的圣统原则，坚持信仰的纯正，永不背叛教会，以“不变应万变”。他向神父们通传自己的经验说：“相信天主的人，天主就是他的保障”。

　　主教笃实的信仰塑造了他深遂的洞察力，使他一针见血的揭穿了对方的阴谋，他常对神父们说：“面对原则问题绝不能含糊不清，模棱两可，人家早有研究，天主教是罗马公教，是属于罗马教宗的；人家也知道这是我们的信德道理，所以才从这根本问题上下手攻击我们，那么我们还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呢？人家要你的脑袋，还有什么可商量的呢？耶稣说：‘谁在人前承认我，我在父前必承认他。’现在正是我们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为了基督的教会，为了信仰，主教不仅对自己的属下严格要求，对其它教区的神职人员也常以基督弟兄的情谊引导、鼓励。有一次在河北省召开的宗教会议上，献县赵振声主教的发言显的含糊不清。会后范主教主动找到他提醒说：“你这样的发言是会有危险的，含糊地表达立场，足以让人钻空子，他们很会抓人的心理，你越是模棱两可，他们越认为有希望改变你，甚至会施加更大的压力，最后征服你，使你成为任人摆布，被人牵着鼻子走的俘虏。”面对信仰的问题或有关对宗座的态度问题，范主教总是百分之百的坚持，对方的谈话只要露出反教宗的苗头，主教常是不等对方说完就立刻反驳，强调教会信仰不容改变，力争教会权益。正是由于保定有了这信仰坚定，爱主热诚的主教，才培育出了象韩度、肖懋愚、师文都等致命圣者。在残酷的年代里，因受范主教的影响，除了保定以外，邻近的北京、天津、易县、安国、正定、顺德、赵县、献县等教区的绝大多数圣职人员都表现的立场坚定，忠于教宗及信仰，使中国大陆天主教得以保存和发展。然而范主教坚定的信仰，鲜明的立场，却使中国政府大为恼火，一个阴谋就要落到范主教的身上。

　　1957年“爱国会”产生前夕，八月的天气阴沉得几乎使人喘不过气来，仿佛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人们都在匆忙地收拾着东西，准备着迎接来势凶猛的狂风暴雨。黑暗笼罩下的保定到处传闻着一场宗教上的“革命”。同年某月的一天，河北省政府在省会保定召开宗教会议，讨论有关成立“爱国会”的议题。省长点名要范主教表态，要他与罗马教宗断绝关系，范主教没等这位省长大人说完，拍案即起，义正辞严地拒绝：“什么事都可以谈，唯独信仰的问题不需要说。我们的教会是基督的教会，是由宗徒传下来的，要我们与教宗断绝关系办不到。你们不要用‘不爱国’的帽子来压我，天主教的本质就包含热爱国民，造福众生的。”主教说完起身走出了会场。顿时会场鸦雀无声，接着又是一片嘈杂混乱，然后高音喇叭便传出“把他抓起来”的声音。从此灾难的阴霾就笼罩在主教周围，他随时都会有被捕的危险。

　　主教清楚自己的处境和教会要面临的劫难，“他自知自己的时辰已到，便决定朝耶路撒冷走去。”为准备“迎接”将要发生的一切，主教在1958年法国露德圣母百周年纪念，也是中国教会艰难时期的开始，决定在占礼单上印上“露德圣母像”及“圣母降显露德百周年纪念”的字样，敦劝全区教友遵循圣母在露德及法蒂玛的教导，悔改、补赎、热心念玫瑰经，幷借玫瑰经敬礼，祈求面对困难的力量。同年2月11日，露德圣母纪念日，范主教在主教座堂隆重地举行奉献礼，将全教区奉献给东吕圣母，以他的真诚和信赖把教区和将要面临的考验，托在圣母手中。

　　1958年初春，在一次保定召开的“三自”筹备会议上，政府把早已拟定好的文件，交给主教，让他发言表示拥护“三自爱国运动”。主教因严辞拒绝而被逐出会场，幷被禁闭在会场外的一间小房间里……。第三天，教友们拿着张《保定日报》给主教看，报上编造了一篇“范主教认罪书”，声称主教向政府认罪求宽了。主教见此十分诧异，他更感到对方实在心狠手辣，也更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他向教友们说明他会据理力争，维护教会权益的，教友们也因此识破了当权者的险恶伎俩。主教因被诬陷，也认识到自己参加这次筹备会议的失策，虽然本意是“不想与政府对抗，愿用正面方法争取教会更大的活动空间，使教会免受更大的危害”，然而却被卑鄙、虚伪的对方所诬陷。主教深感愧疚，几天之后的一个星期天，在保定主教座堂举行圣祭时，面对广大教友和在场监视的公安人员，勇敢地作了“明补赎”。主教说，他参加了筹备会议，自己上了当，也使教友们产生困惑，给教会造成了损失，立了不好的表样。他请求教友们原谅，幷请为他祈祷。然后主教又当众宣告：“爱国会”是强迫教会与教宗分离的裂教组织。第二天做弥撒时对几位教友说：“任何人不许参与爱国会神父的弥撒，因为那是帮助他们犯罪，既使是走走形式，也是为他们捧场”。于是主教领导全体教友重发领洗誓愿，当主教问到“你们弃绝魔鬼吗？”的时候，教友们用雷鸣般地声音回答：“弃绝”，在场的教友几乎全哭了，仿佛一场灾难就要临头。

　　两天之后范主教被捕了，从此开始了他多年的牢狱生涯。

　　被捕后的第一关就是受批斗。1958年5月，在政府精心策划的批斗大会上，他们买通的一些冷淡教友、学生和个别神父对主教展开了批斗，还没等政府人员说话，那些人就高声纳喊污辱主教，其中苏长山、王其威、候洪文等几位神父也先后发言污蔑主教“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主教面对那些不知好歹的学生的唾骂，或许还容易忍受；然而主教又该以怎样的真诚和爱德去面对这些曾经在教会怀中长大的教友、神父呢？“若恨我的人欺凌我，我还可以容忍，若我的仇人辱骂我，我还可以退让，可惜是你，我的同僚，我的伙伴，我的友好。”（咏五五13-14）。对常人来说灾难也许是真的“灾难”，会被灾难吓倒，成为灾难的牺牲品，但对主教而言，他知道这一切是爱他的主所赐予的礼品，这正是他圣召生活的价值，他要背负这民族的罪恶。面对学生们的造谣欺骗，尤其面对几位神父的伪证辱言，主教幷没有反驳，他为那几个神父感到耻辱，为自己的国民深感心寒。主教面对这一切都默不作声，他从座位上慢慢的站起来，面向教友们微笑招手，他好象在说：“罪恶你的毒刺在哪里，死亡我是你的死亡。”于是台下的学生大喊大叫：“把他的眼镜砸烂，让他低头认罪”。从此这个“以身示法”的主教，被送进保定小北门集训队强行教育与洗脑，时间不长就被判十年劳改，先被解送到黄骅县劳改农场服苦役六年之久。1965年又被送到安新县大坨子劳改厂进行劳改，直到1969年年底刑满获释。

　　由于主教的谦逊，从来不提有关他在狱中的生活，每当人们问及他狱中情况时，他总是笑着说：“没什么。”一次一位教友问主教在里面挨过打没有，主教幽默地说：“没有，只是断不了捅捅摸摸的”。

　　还有一位教友问主教：“在安新县大坨子劳改厂时，冬季放冻水让你站在膝盖深的水里看水，是真的吗？”

　　“是真的”主教莫不经心的说。

　　“那不把腿冻坏了吗？在水里还能站得住吗？”

　　“没事，只是稍微凉点。”主教又笑着说。

　　主教在这几年的牢狱生活中受过多少苦，只有天主知道，恐怕连主教自己也记不太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