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先生被中国官员鞭打的消息传到英国，内地会的基督徒纷纷写信给他，表示同情和支持。在丘先生的回信中，他谈到被拷打时的感受：「这不是一种羞辱，虽然非常痛楚，但苦中有喜乐。当你的小兄弟被打，他就想起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的话——『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圣经又说：『看哪，神管教的人满有喜乐。所以，不要藐视全能者的责罚，因为受压的，他必包裹；受伤的，他的手必使他完全。』

    1867年2月初，戴德生请倪义来改换中国服装，但他却没有把留在萧山的卫养生因为穿成中国人的样子而被孤立的事说出来。

   「你在萧山穿着英国服装的理由，在杭州可用不上。」戴德生说。

   「不，我不要穿中国服装，」倪义来回答说：「我不要自颈至脚受着束缚。」

   「如果你坚持要穿着英国服装，那很可能会对差会造成影响，甚至带来危险。」

   「这样，我想我还是尽快离开此地到自由港去好了！」

   「我不知道哪样做对你才是最好的，」戴德生说。但倪义来还是穿着英国服装，继续在杭州到处走动。

    二月中，内地会有一批新来的传教士抵达杭州。第一眼看见新巷，麦卡悌便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是农历新年，聚集在内地会诊所外的群众比平时还多。当麦卡悌一家来到屋前，便看见戴德生正在向群众讲道。他向安卡悌挥手示意，简单地说了句欢迎话，便继续讲道。

    新巷充满生气。戴德生每天替超过两百名的病人诊病。在中国人看来，成功的眼角膜手术，就好比神迹一样。一乘乘的轿子把病人抬到门口，又排列等待需要乘轿回去的人雇用。摆卖食物和饮品的贩子都桃着担子来到新巷，生意也很不错。丘先生负责向这些等候的人传讲福音。戴德生有时会让他休息一下，由自己讲道和唱诗；他也时常弹手风琴，令群众很觉有趣。

    有一天，玛莉亚对一个中国助手说：「这么多的人来求诊，我想他们不再相信外国人挖他们的眼睛了！」

   「是的，但有一个妇人看见倪义来先生时，还是惊惶万分，不待医生诊断便跑掉了！」助手回答说。

    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史洪道竟也以倪义来为榜样，穿起英国服装。而女教士麦克莲亦很同情地们。

    从布迦先生的来信中，戴德生获悉倪义来写了不少信批评和攻击他。布迦向戴德生建议：「是否要把他遣返英国？你可自行决定。」

    在这些压力之中，也发生了一件快乐的事：2月3日，戴德生生了一个小女儿，名叫小玛莉亚，母女平安。

    麦卡悌和新巷各人相处融洽，毫无龈隔膜。他已经三十岁了，年龄比其它人稍长，所以也较成熟。一开始他就高高兴兴地穿上中国衣服，中文也进步得很快。倪义来多次想灌输一些反面的思想给地，他都置之不理。戴德生开始感到没有那么孤立了。他把所有的教士召集一起，提醒他们在伦敦时定下的原则和策略，以及他们加入内地会时的承诺。然后，他逐一问他们：「你明白当初对布迦先生和我作出的承诺吗？」

   「我认为在未学懂中文之前，我们为安全起见，应穿着英国服装。倪义来回答说。

   「我不同意，」卫养生说：「我明白你所说的是关于开支和衣着等问题。」

   「我同意卫养生所说的，」路惠理插嘴道：「我们承认你是本会的主管，有权处理一切财务。」

    童跟福也说：「我心中一直被此困扰，但我对中国一无所知。所以在许多事情上，应由你来带领。」

    会议结束时，大家都表示支持戴德生，只有倪义来和史洪道例外。

    三月，慕稼裂来到新巷，写了一封信给戴德生。信上说：「我之所以反对你，主要理由是……你把这么多的未婚姑娘留在自己家中，这种行为就是在英国也会惹人怀疑和令人不满；现在更给中国人作话柄，使欧洲基督徒的道德声誉受到极大的损害。……

   「由于你的居处是较隐蔽，作为女士们的医生，你和她们的关系自然少受社会礼仪所限制；又作为她们属灵的牧者，她们对你是相当信赖；又因为她们远离其它差会，所以你就是她们可依靠的朋友和长者了。除非你是个圣人，否则总不免受到一些引诱。……

   「你应该知道自己并非圣人，所以我以过来人的身分——二十多年来常是心猿意马——，并且知道许多基督徒也曾站立不稳，加上我的年纪比你长，传道经验也比你丰富。所以我想严正地劝你……不要过于自信，要和那些值得你信赖的传教士商议，以他们的虔诚和智慧，谋求一个最佳的办法，尽快结束你现时的教会，兔致产生危机。……」

    慕稼谷又称内地会的新技大宅为「流言和丑闻」的中心，比「天主教修道院更为差劲」。一年后，慕稼谷对新巷内地会的批评更多，也更尖刻。他指责宅里的人常有亲吻的行为，甚至男女「夜半过访」。

    从当时所拍摄的内地会照片看来，戴德生身旁的人有时的确会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膊上。例如在一张公开刊登的照片中，白安美把她的手放在戴德生的肩膊上，而福珍妮则似乎是挽着他的手臂。如果她们在晚上道晚安时给戴德生一吻，那也是极平常的事，不足称怪。而对白安美表示特别的关怀，更是必要，因为她是个孤儿，她所有的亲人都去世了。

    戴德生读完慕稼谷的信后，就想和慕牧师见面，澄清事实。他请卫养生陪他一同前往，而新巷宅内每一位姑娘，都被要求写一封信，说明戴德生对她们的态度怎样，交给卫养生一起带去。

    他们来到慕稼谷的家。慕氏问：「你来是否有事要办？」

    戴德生回答说：「是的，我来要和你讨论一下你写给我的信。」

    慕稼谷说：「我在信中已说得很清楚，没有什么补充的了！」

   「但我却要得到一个解释，」戴德生说：「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指摘我的道德品格？」

   「我没有指摘你的道德品格！」

   「我从未听过象你这样的行为，这实在是假道学，自以为是！」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情绪激动地争论，但得不到什么结果。

    二月底，倪义来写了一张字条给戴德生，申辩他是误会了。戴德生给他回信，一开始便以「我亲爱的弟兄」称呼他，然后说他极愿意跟他重修旧好，但这样做是需要双方坦诚相对。他建议倪义来再写信给他，把不满的事情实实在在地说个明白。倪氏的回信足足有三页纸，所讲的都是关于衣着的问题。

    所有妇女（除了倪义来的妻子和麦克莲姑娘外）都联合草拟了一份声明，说道：「（杭州新巷）家庭纪律非常严谨，也严格遵守『社会礼仪的规定」，比在英国的老家尤佳；所有内地会的妇女时常都得到一个人的关心和辅导，那就是戴德生夫人（但好象没有人知道她的存在似的！）……我们绝不认同那些搬弄是非。攻击戴德生先生品格的人；在我们与戴先生的接触中，他一直是一个君子、一个基督徒：他尤其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传教士。……」

    三月间，倪义来又写了一封信投诉他的妻子每月所领的薪金，比其它妇女少五元，并问戴德生对他有什么不满。

    戴德生回答道：「这是我极不乐意去做的事……我所不满的，是你要求我待你真诚，然而我发现在我坦白地纠正你以后，你还是（我相信是无意的）不够坦诚。我也不满你的所谓忠实、开放和爽直——你的嫉妒、骄傲和自信不但给你自己带来痛苦，也令你身边的人感到痛苦。我不满你不断挑剔别人，并埋怨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最后，就是你不服从，坚持要走自己的路。……你的问题是在于你自己，而不是周围的环境。你无论在何处——苏格兰也好，英格兰也好，『兰茂尔号』船上也好，这里也好——，这种性格总给你和别人带来麻烦。……我在布迦先生面前曾清楚地向你表示过，……如果你顺服我的引导，我一定会尽力帮助你……如果你仍然希望我给你帮助的话，那么我想请你写一份声明书，表明你承认神赋予我主管内地会之权力，愿意服从我对会中事务的引导……」

    到了五月，戴德生仍未收到倪氏的回信，当被问及时，他答说：「回信需时，我没有多余的时间……」他请戴德生到萧山面谈。

    戴德生和玛莉亚认为这事最好趁大家齐集时，开会解决。他们把此事告诉新巷各人，大家都同意在翌日早上为此事禁食祈祷。就在这时，倪义来出乎意料之外的从萧山回来。戴德生知道这是神应允祷告的明证。倪氏把最近的不满，并好些不尽不实的指控说出来。最后经过大家辩明事实的真相后，他就在大家劝说下签了一份对事实的同意书。

    六月，倪义来再从萧山回来，带来太太患病的消息。戴德生于是和他同往萧山，检查及照顾怀孕的伊莉莎。以后他多次为着倪义来而来回奔走，仿佛他们两人之间从来没有隔膜和分歧。接着，倪氏夫妇需要搬家，戴德生又替他们找房子。因他认为这是信徒应有的表现，也希望借此令倪义来改变他的态度。

    这时，倪义来对戴德生的批评和指控，以及慕稼谷的质疑，已传到伦敦。在还未收到详细的事实报告之前，布迦先生夫妇只有凭着信心支持戴德生和玛莉亚。此外，还有高富夫妇、宾法特牧师、穆勒。侯活夫妇，以及拿土托爵士和他的家人等，均对戴德生和新巷内地会的同工保持坚定不移的信心。但是圣公会的总干事范亨利则受到那些报告的影响，使布迦先生极为不安。

为了谨慎起见，布迦写了一封信给戴德生，信上说：「我相信你会格外小心，不让慕稼谷牧师有指责你不够谨慎，并与女士们过分亲蜜的口实。」

布迦又写信给倪义来，劝他改变他的态度。他写道：「我相信神把荣耀给予亲爱的戴德生先生，如同他把荣耀给予布里斯托的穆勒先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