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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的福珍妮在办学方面别出心裁，也很成功。戴德生到来访问时，福姑娘便带他参观学生宿舍。一间长长的房间，有七个窗户，一边排着一行六张的床，供学生躺卧，另一角则是老师的床。每个学生有两个小柜子和一颗墙钉用来挂物。 「这些孩子自己清理房间，」福姑娘告诉戴德生说：「也自己洗衣服。我特别雇了个老妈子替他们修补衣服，有时也帮忙洗熨。她为人很好，叫做杨妈。我每天给她四角钱和半个铜板，食物自己负责，由早上工作至下午五时。昨晚一个学童要求受洗，其它几个也希望成为基督徒。」 据王立群估计，杭州教会的会友中，至少有五十人以上是受了福姑娘的影响而信主。除了繁忙的校务，珍妮也常常到城中各处做探访的工作。 在1871年初，戴德生认真地考虑回英国一行。布迦夫妇不断写信催促他回去会谈差会的各样问题，并与支持的人会面，顺道看看在英国「三个强壮活泼的孩子」。 其它内地会同工也到了休假的时候。福珍妮的父母不断写信提醒她在起初的时候，只是答应到中国工作五年。所以戴德生和她打算联袂返英，同行还有宓道生夫妇；因为宓道生健康甚差，恐怕受不住炎热潮湿的夏季气候。（后来宓道生康复了，四十年后才在华去世。） 由于要负责接生，戴德生迟迟不能动身。他在五月替美国领事夫人接生后，到了七月又要为祝名扬夫妇的初生婴孩祝康宁接生。祝康宁长大后，成为内地会的领袖之一。 戴德生写信给他的孩子说：「我已经把风琴卖掉，钱用来完成建校的工作，以纪念你亲爱的妈妈……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弹这风琴，我弹了一些你妈妈喜欢的调子。」 麦卡悌和福珍妮从杭州到镇江，和戴德生商定计划。麦卡悌将负起福珍妮在杭州的工作，而福姑娘则会到上海和密道生一家会合，与他们同船回国。中国内地会的干事则由费查理担任。原定是戴德生随时能够抽身，便随时先行返国，但最后却是一起同行，还加上负责印刷工作的中国基督徒李兰丰。 戴德生和两岁半的儿子小查理一起乘船沿长江往上海，同船还有天主教神甫石清格，他是在扬州教案之后认识的。戴德生对石神甫的印象是「诚恳而虔敬」，又说：「他对中国信徒的观感正合我心。」天主教在华的工作比基督教开始得早，他们的方法和戴德生一样，深入中国内地，与商人团体完全划分，而且穿着中国服饰。 在航程中，宓道生的身体不适，而宓太太则需照顾孩于，不能分神。结果戴德生和福珍妮有很多时间共对。他们一起谈话，一起祷告，不再苦于中国事工的压力，一起享受轻松愉快的旅程。戴德生发现自己爱上了珍妮，并且向她求婚。这时玛莉亚死后已逾一年，在当时而言，这样的感情发展不算过于急促，困为那时的死亡率甚高，配偶死后及早再婚是极普遍的事，尤其是有小孩需要照顾者。当时戴德生三十九岁，福珍妮二十八岁。 船经过红海时，戴德生写信给珍妮的父母：「我不是……请您们舍弃女儿，而是请您们……从心底里也接纳我。」他又说他很快乐，因为他的爱得到「完全的回报。」 戴德生和福珍妮无拘无束地谈到玛莉亚，戴德生永不能忘记她。珍妮也敬爱玛莉亚。两人以后常常谈起她，一点也不感到尴尬。 「玛莉亚向我表示她最后的愿望，」戴德生写着：「就是如果她被神接去，我应及早再婚……我知道我对她的爱不会改变和减少，我是绝不能在三五年间忘记她的。你不知我爱她有多深，很多时候，她的影子萦绕在我脑际……亲爱的珍妮也不会要我把她忘掉。她在我心里有她的地位，因为她的爱没有嫉妒。」 1871年9月21H，船抵达法国马赛。他们先乘火车到巴黎，四天之后便到达伦敦。 福珍妮的父母对戴德生说：「我们可以答允你俩的婚事，但得在珍妮回家一年之后才成婚。」 当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他们要遵从这样的吩咐。但他们不愿违逆双亲，珍妮流泪央求，戴德生也希望能说服他们。 福太太说：「我之所以反对你们过早结婚，是因为你们两人现在的健康都不甚佳。」 终于福太太不再坚持两人要一年后才结婚，福先生原本也不是强烈反对，所以婚礼便顺利于11月28日在丽晶教堂举行。婚后他们没有度蜜月，就回到伦敦迈德美公园路64号和孩子们同住。 布迦夫妇的健康都不大好，而且布迦先生受到别的困扰。他接受了一种神学见解已有一段日子，认为有些非基督徒死后不至于受永远的刑罚。圣公会、浸信会及弟兄会都把传扬这种观念的人驱逐出会，如果大家知道布迦是赞同这种见解，那么支持内地会的正统派信徒一定表示不满，甚至以后不再援助内地会。 布迦为内地会鞠躬尽瘁是铁一般的事实，但他在公共关系方面一直做得不好。他编辑《不定期报》，刊登内地会传教土的消息，寄给内地会的支持者。他的编排有序，但风格呆板乏味。他也知道自己不是这方面的专才，所以请戴德生找人接替他的工作。 1872年1月初，戴德生在培兰路六号租了一座新房子，离开纽惠敦格林不远，旁边是田野和一个鸭子池塘。他们全家在1月15日搬进新居，此后培兰路六号便成了伦敦内地会的中心。戴德生带着李兰丰到处参加聚会，也和他参观伦敦的名胜；此外，戴氏又接见和指导准传教士，而且尽可能亲自向捐献者回信道谢。 他又到西部一趟，在班士德堡见过翟文牧师，又在布里斯托的伯赛大教会中讲道，晚上在穆勒家里度宿。 回到伦敦后，戴德生被邀在迈德美大会中讲道，而另一位讲员是美国著名布道家慕迪。赴会的人数极多，他们大声唱着「飘送，飘送，福音随风飘送」这首诗歌，然后坐下来听戴德生讲道。戴氏站起来，眨一眨眼睛，但相当严肃地说话。 「亲爱的朋友们，」他说：「风永不能将这个爱的故事飘送到地极的黑暗之处，一定要有象我们一样，……希望遵行宣教大使命的人把它带去。」 会议期间，一对来自德文郡的小姐住在培兰路六号戴家。她们是苏尔陶津师的千金：汉莉达和露丝姊妹。一天午餐后，戴德生、珍妮、自安美和苏尔陶姊妹一起来到客厅，站在一张中国大地图之前，上面注明了九个还没有内地会工人去到的省分。 戴德生问她们：「现在你们有没有信心和我一起向神呼求，请他给我们十八个人，一对对进入这九个未有福音传到的中国省分去？」 汉莉达和露丝向戴德生承诺，每天为此事祈祷，直到实现；然后所有人手牵着手，由戴德生带领，为那十八位生力军祈祷。 在戴德生的生日那天，五岁的女儿小玛莉亚送给他一份礼物，是她自己制造的。他把她抱在膝上，看看她究竟送他什么。那是一块小木板，上面插着一只夹子，夹上挂着半个贝壳。戴德生不明所以，便想试问女儿那是什么。女儿说：「我想这是你最喜欢的船，可以带你回中国去。」 戴德生十分快乐。他记述说：「我从来没有收到一份礼物使我这么高兴，或是如此值得我珍惜和怀念的。」 小玛莉亚说得对。戴德生和珍妮准备行装，重回中国去的时候到了。这次他们留下一个全面的小队，在英国负责「内务」：由安美接替布迦先生的工作，苏亨利（即汉达和露丝的兄弟）和另一位建筑及土木工程师何理察同时担任新成立的中国内地会管理委员会[即后来简称为伦敦委员会的义务秘书。其它委员包括司库查约翰，他是一家公司的总裁；贺威廉，他是白兰斯顿教会的执事；还有侯尔道、韦约瑟和苏乔冶（亨利的兄弟）。苏乔治负责训练准传教士。 戴德生也说服了一大批人出任中国内地会的顾问，包括巴纳道先生、班主德堡的翟文先生、金尼斯先生、穆勒先生、宾法特牧师和韦士托爵土。 1872年１O月，戴德生夫妇回到中国。他们先在杭州停留，珍妮接替麦卡悌监督教会，而戴德生则计划在圣诞节过后，到杭州以南各城镇探访。 1873年4月，珍妮流产，一对婴儿胎死腹中。她很快恢复过来，在她给母亲的信中说道：「这段日子是戴德生最焦虑的时刻。」现在她盼望五月中搬到扬州，以那里为根据地。 戴德生向来希望杭州的中国信徒能够负起教会大部分工作。这一直是他全盘计划中的主要策略。他希望内地会的工作能够本土化和内地化，尽可能减少外国同工。他的最终目的是每一省只设一位监督和两位助理，由外国教士担任；而每个重要城南皆有中国同工，一些不大重要的地方则设专人分发圣经，也由华人担任。同时，他希望在1873年底之前，能够开办一所圣经学院，训练中国工人。 看到中国信徒增多，而且在传道及植堂的工作上效率增高，戴德生很感高兴。他相信中国教会的将来是寄望在这批中国同工上。他写道：「我看我们外国传教士如建屋时搭的台架，屋子建成后愈早拆掉愈好；或者愈早搬到别的地方愈好，以便在别处做同样的工作。愈旱建立，愈快迁拆，愈对未有福音传到的地方有更多好处。」这种策略一直是内地会发展传道工作的方针。 杭州及浙江一带等地，工作发展甚速。最令人鼓舞的是，不单内地会在此地区工作，其它差会也陆续而至。自1864年太平军败北之后，浙江省的中国传道人数目，在十年来已由十五或二十人增至一百人，信徒人数也由四百增至一千四百人，其中有百人以上是受过高深教育的人士。中国教会逐渐壮大，开始装备自己，为将福音传遍全国而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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