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的意义必须超过和超越人的有限的智力；在意义疗法中，我们是在超级意义的背景下来讲述的。正如一些存在主义哲学家所教导的，要求人所做的不是去忍受无意义的生活，而是忍受他缺乏用理性方法理解绝对意义的能力。意义比逻辑更深刻。

    不顾超级意义概念的心理学家迟早会因他的患者而处于尴尬境地。正如我的女儿在六岁时问我这个问题时一样，“您为什么要说起上帝?”对此，我回答道，“几周之前你正患麻疹，然后上帝给你送来了康复。”小女孩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她反驳道，“是的。爸爸，但是请不要忘记∶也是他先给我送来了麻疹。”

    然而，如果患者具有坚定的宗教信仰，人们不应反对利用其宗教信仰的治疗作用，并进而利用他的精神资源。为了这样做，心理学家们可以将自已置于患者的位置。一位来自东欧的神学家找我并告诉我他的故事时，我正是这样做的。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他失去了第一个妻子和他们的六个孩子，并且，现在他的第二个妻子不能生育。我以自己的观察认为，生育并不是生活的惟一意义，因为那样生命本身将会毫无意义，并且本身没有意义的事情不会仅仅由于它的永存而获得意义。然而，作为一位正统的犹太教徒，这位神学家把他的这一境况看成是在他死后将没有儿子为他诵读经文，因而深感绝望。

    但我没有放弃。我问他是否希望在天堂再次看见他的孩子，希望做最后一次努力来帮助他。我的问题带来了他的热泪盈眶，现在他绝望的真正原因出现了∶他解释道，由于他的孩子作为无辜的烈士而死去，因而将在天堂中被放在最高的位置。而他作为一个年老而有罪的人，不能指望被安排到同样的位置。我没有放弃，反驳道，“先生，难道你没有想到，这正是你在你的孩子死后仍然活着的意义∶尽管不像你的孩子一样无罪，但你仍可以通过这些年的受难而得到纯化，以便最终你也可以在天堂中与他们在一起?圣经上不是写着上帝保留你的所有眼泪吗?所以，也许你的所有努力都不会白费。”这是许多年来的第一次，他通过一种我为之打开的新的视角，发现了摆脱受难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