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传的读者常常对我提出要求，希望我对自己的治疗理论作更全面、更直接的解释。为此，我在《从死亡营到存在主义》的最初版本中增加了一个简短的章节，专门论述意义疗法，但这是远远不够的。人们不断地要求我对内容进行扩展。因此，在本书中，我全部重新撰写，并且大幅度地增加了有关内容。

      完成这一任务很不轻松，它要求在如此小的篇幅内给读者解释需要20卷德文著作加以论述的材料，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使我想起一件事，曾经有一位美国医生来到我在维也纳的办公室，他问∶

  　“哎，博士，你是精神分析师吗?”对此，我答道，

  　“不严格的精神分析师，姑且说是心理治疗师吧。”他接着问∶“你属于哪个学派?”我问答道∶“我有自己的理论；它被称做意义疗法。”他又问∶“您能用一句话概括出意义疗法的意义吗?或者至少说出意义疗法和精神分析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区别?”我说∶“可以。但是，首先我要问，您能用一句话告诉我精神分析的实质是什么吗?”他回答∶“在精神分析过程中，患者躺在长椅上并告诉您一些有时非常不适合告诉的事情。”对此，我立即用下列的话作答∶“在意义治疗过程中，患者必须坐直，但是必须听一些有时非常不适合听的事情。”

    当然，这只是表面上的含义，而非意义疗法的简要概括。相对于精神分析而言，意义疗法是一种更少回顾性和更少内省性的方法。意义疗法更着眼子将来，也就是说，它更关注让患者在他们未来的生活中实现生命的意义。实际上，意义疗法是一种以意义为中心的心理疗法。同时，意义疗法并不关注在神经官能症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作用的恶性循环形式和反馈机制。因此，神经症患者典型的自我中心被打破，而不是得到培育和强化。

   老实说，这种表述过于简单。然而，在意义治疗中，患者实际上面对着生命意义的问题或者需要重新寻找生命意义的任务。通过面对和发现意义使他意识到，这一意义将大大有助于他战胜自己的神经症。

    让我来解释一下，我为什么使用“意义治疗”一词作为我的理论的名称。logos是一个用来指代“意义”的希腊词，意义治疗，或被一些人称做的“维也纳第三心理治疗学派”，关注人的存在的意义以及人对于这一意义的寻求。根据意义治疗的原理，这一寻求生活意义的努力是人的最原始的创造性力量。这就是我所提出的意义意志，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阐述的快乐原则（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称做是快乐愿望〕不同，也与阿德勒通过使用“争取优势”一词所阐述的“权力愿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