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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通过精神病学或精神卫生学的方法、致力于防止集中营囚徒的精神病理学影响的努力，必须集中于，通过向他提出一种他可以期望的未来目标来赋予他内心的力量。一些囚徒本能地试图依靠自己来找到一种目标。人们只能通过指望未来才能生活，这是人的一种特性。并且，这是他在生存的最困难时期的拯救物。尽管有时他不得不强迫自己想着当前的任务。 我还记得我的一次个人经历。儿乎疼痛得掉下眼泪〔我的脚因穿着烂鞋子而疼痛无比〕，我跟随着队伍从集中营到工地，一瘸一拐地走了几公里。刺骨的寒风吹打着我们。我一直思考着我们悲惨生活中的没完没了的小问题。今晚我们吃什么?如果我能额外地得到一根香肠，我会拿它换一块面包吗?我用我最后的一支香烟——它是我两个星期前得到的一笔奖励中剩下的——来换一碗汤吗?我怎么能够得到一段铁丝来替换作为我的鞋带的碎片呢?我将按时到达工地并参加我通常干活的工作组，还是参加另外一个可能由一个粗暴工头控制的工作组?我怎样才能和大头领保持良好关系，而他可以帮助我获得在集中营里的工作而不用每天走这么一段可怕的距离呢? 对于这种迫使我每时每刻地、只是想着如此的琐细小事的事务状态，我感到极度的厌烦。因此，我强迫我的思路转向另一个主题。突然，我看见我自己正站在一间灯光明亮、温暖、舒适的教室的讲台上。在我的面前，坐着一群安坐在舒适的椅子上的、聚精会神的听众。我在做一个有关集中营心理学的讲座!从遥远的科学的角度观察和描述，所有在那一时刻压迫我的事情，都成了客体。通过这一办法，我成功地超越了环境，超越了痛苦，并且，我观察着这些事情，就像它们已经成为了过去。我和我的痛苦成了一种由我自己从事的、有趣的心理学研究。斯宾诺莎在《论道德》中说了什么?正在经受磨难的情感，只要我们形成了一种清晰而精确的画而，它就不再是一种苦难。
对于未来——他的未来——失去信心的囚徒，是命中注定将要死去的。随着他对于未来信心的丧失，他还丧失了精神支柱；他放任自己堕落下去，并屈从于精神的和身体的衰落。通常地，它的发生十分突然，以一种危机的形式，一种有经验的囚徒所熟悉的症状出现。我们都担心这一时刻——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它将变得毫无意义，而是为了我们的朋友。通常地，它开始于某一天早晨，这位囚徒拒绝穿衣、洗漱、到操场上去。任何哀求、打击、威胁都没有效果。他只是躺在那里，几乎一动不动。如果这一危机是由疾病所引起的，他就拒绝去诊所，或者去做任何事情来帮助自己。他只是放弃。他呆在那里，躺在自己的排泄物上，任何事情都不再使他烦恼。 关于这一对于未来丧失信心与危险地放弃之间的密切联系，我曾亲自目睹。我的高级街区典狱官，一个作曲家和歌剧剧本作家，一天向我吐露道∶“医生，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我曾经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一个声音告诉我，我可以希望一些东西，我只应说出我想知道的，而且我的所有问题都将得到回答。你认为我问了什么?我问我想知道，对我来说，战争什么时候才算结束。医生，你知道我的意思——对我来说!我想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以及我们的集中营，才能得到解放，什么时候我们的痛苦才能走到终点。” “你什么时候做的梦?” “1945年2月，”他回答道。这时正是3月初。 “你的梦中声音是怎样回答你的?” 他死了。从外部表情来看，他死于斑疹伤寒。
对于这一案例的观察，以及从中得到了结论，与我们集中营医生主管提请我注意的一些情况完全一致。在1944年圣诞节到1945年元旦之间的一周时间里，囚徒的死亡率超出了集中营以前的所有时期。在我看来，死亡率增加的原因并不在于艰苦的工作条件，或者食物供应的恶化，或者天气的变化，或者新的流行病。只是因为，大多数囚徒生活在他们将在圣诞节时再次回到家里的天真幻想之中。随着时间的推进，没有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囚徒们就丧失了勇气，失望战胜了他们。这严重降低了他们的抵抗能力，许多人因此而死去。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在集中营中，任何致力于恢复一个人的内心力量的努力，首先必须成功地向他展示未来的目标。尼采的话，“那些拥有为什么而活的人可以承受任何如何活的问题”，可以成为所有有关囚徒精神治疗法和精神卫生学的指导性格言。每当存在着这样一种机会时，为了加强他们承受他们存在的可怕的如何活的问题，人们必须向他们提供一个为什么——一个目标。可悲的是，他没有从生活中找到意义，找到目标，找到目的，因而没有生存下去的意义。不久他就迷失了。这种人用来拒绝鼓励观点的典型回答是，“我不再能够从生活中获得什么。”对于这种状态，我们还能给出什么样的回答呢? 真正需要的是，一种生活态度的根本转变。我们不得不向我们自己学习，并且，我们不得不教育失去希望的人，我们能够从生活中得到什么，这并不真正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给予生活什么。我们需要停下来，想一想生括的意义。并作为那些被生活所询问的人，想一想我们自己——每时每刻地。我们的回答必须包括，不是说和思索，而是正确的行动和正确的行为。生活最终意味着担负起发现问题的真正答案，并实现常常向我们每个个体提出的任务。 这些任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活的意义，因人而异，因时而迁。因为无法用一般的方法来定义生活的意义。有关生活意义的问题从来不能用无所不包的语句来回答。“生活”并不是模糊不清的东西，它是具体的事物，正如生活的任务也是真实而具体的一样。它们形成了对于每个个体来说都是不同的、独一无二的命运。没有一个人及其命运可以与其他人及其命运相比较。没有任何情形可以重复，并且，每一种情形都要求人们作出不同的反应。有的时候，一个人可能发现他所处的形势可能需要他通过行动来塑造自己的命运。而在另外一些时候，这有利于他利用一种思想的机会，并用这一方法来实现财富。有时可能只是需要人们接受命运，承担他的苦难。每一种情形都因其独一无二性而突出，并且，总是存在着用来解答由身边的情形提出的问题的惟一正确答案。 当一个人发现受苦受难就是他的命运时，他就会把受难看成是他的任务；他的惟一的、独一无二的任务。他将不得不承认，甚至在受难中，他在宇宙中也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够减轻他的痛苦，或替他受难。他的独特机会在于，他承担他的负担的方式。 对于我们来说，作为囚徒，这并不是远离现实的苦思冥想。它们是仅有的可以帮助我们的思想。它们使得我们远离绝望，甚至在似乎没有机会逃生的时候。很早以前，我们就已经跨越了询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的阶段，一种将生活理解为通过积极地创造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来达到某些目的天真的询问。对于我们来说，生活的意义包括更宽广的生死循环。苦难的循环，死亡的循环。 人们一旦明白了受难的意义，他将不再通过忽视它们，或者通过抱有虚假的幻想，通过保持虚假的乐观主义来减少或增加集中营的折磨。受难是一种我们不希望背负的任务。我们意识到它对于成就的潜在机会，一种促使诗人里尔克写出“ 〔有多少苦难等待我们去经受。〕”的机会。里克尔在提到“经受苦难”时，就像其他人谈论“经受工作”一样。存在着许多的苦难等待着我们去经受。因此，需要面对所有的苦难，尽量使软弱的时刻和偷偷的眼泪变得最少。但是，无需为流泪羞耻，因为眼泪表明一个人拥有最大的勇气。承受苦难的勇气。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一些人羞愧地承认，他们有时也流泪，就像一位难友在答我他是如何克服水肿时坦白，“我把它从身体中哭了出来。”一种精神疗法或精神且生学的考虑周到的开端是，在集中营中，什么时候他们是可能的，在性质上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个体的精神疗法的努力往往是一种“维持生命的程序”。这些努力通常关注如何防止自杀。集中营严厉禁止任何救助企图自杀者的行为。例如，禁止解救一位正在自杀的人。因此，防止出现自杀行为的发生，是十分重要的。 我还记得两例十分相似的自杀未遂事件。两人都曾谈过他们的自杀意图。两人采用了典型的观点——他们不再期望从生活中得到什么。在这两例案件中，一个问题是，促使他们意识到，生活还期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东西；人们还期望他们的未来。实际上，我们发现，对于一个人来说，他非常爱他的孩子，而他的孩子正在国外等着他。对于另一个，则是一件事而不是人。他是一名科学家，撰写了一系列还没有完成的书。而且其他人不能替代他的工作，同样地，其他人也不能取代他在他的孩子的感情作为父亲的形象。 这一每一个体所独有的、并赋予他的存在以一种意义的独特性和单一性，就像对于人的爱一样，对于创造性工作也具有重大的影响。当替代一个人的不可能性得到实现时，它使得一个人为他的存在和继续所承担的职责以所有的光度显现。一个意识到他对于一位正热切地待着他，或者对一项未完成的工作，所担负的职责的人，将永远不会抛弃他的生命，他知道了他的存在的“为什么”，他将能够承担几乎所有的‘“如何”。
在节食这一天的晚上，我们躺在棚屋里——情绪非常低落。人们几乎一言不发，而且，说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带着怒气。然而，更加糟糕的是，灯灭了。情绪降到了最低点。但是，我们的高级典狱官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家伙。他临时作了一段简短的讲话，说出了我们当时思考的问题。他谈到了一些难友在最后的几天里或者因疾病，或者因自杀而死去。但是，他还提到，他们的死亡的真实原因可能是什么∶放弃希望。他坚持认为，有一些可以防止将来的牺牲者达到这一极端状态的办法。这时，典狱官指向我，让我给出这一建议。 我实在没有情绪去做心理学解释或进行布道——为我的难友提供一种灵魂的医疗照顾。我又冷又饿，又气又累，但是，我必须作出努力，并利用这一独特的机会。现在鼓励比任何行为更有必要。 所以，我从最微不足道的安慰谈起，开始了我的讲话。我说，在整个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六个年头，我们的情况并不是最恐怖的。我说，每个人都必须扪心自问，直到现在他遭受了什么样的不可替代的损失。我认为，对于他们的大多数来说，这些损失是非常小的。每一个还活着的人都拥有保持希望的理由。健康、家庭、幸福、职业能力、财富、社会地位_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再次获得和恢复。毕竟，我们的骨头还完好无损。我们经历的任何事情，在将来还会成为我们的一笔财富。我引用了尼采的话 〔没有杀死我的，使我更加强大。〕 然后，我谈到了未来，我说。公正地说，未来可能是毫无希望的。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预测到我们的生存机会十分渺茫。我告诉他们，尽管集中营中还没有流行斑疹伤寒，我估计我的生存机会是一比二十。我还告诉他们，尽管如此，我却没有失去信心，没有放弃生存。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未来将会带来什么，时间越近，就越不能够。即使我们不能预料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将会发生任何轰动性的军事事件，但是，由于我们的集中营经历，谁又能比我们更清楚，有时会出现多么好的机会，至少对于个人来说。情况是这样的。例如，有人可能出乎意料地被分配到具有非常好的工作条件的特别小队中——这是构成囚徒“运气”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并不仅仅谈论未来以及被未来所掩盖的事实。我还提到了过去；所有的欢乐，以及甚至在当前的黑暗中它的光芒仍然那么的夺目。我再一次引用了一位诗人的话——为了避免听起来就像我自己的布道。——他写道，〔你所经历的，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从你拿走。〕不仅我们的经历，而且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论我们可能拥有什么样的伟大思想，以及我们曾经遭受的，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失去，尽管它们已经成为过去；我们使它们成为了一种存在。曾经存在也是一种存在，而且可能是最可靠的一种。 然后，我说到了许多能够赋予生活以一种意义的机会。我告诉我的难友〔他们一动不动地躺着，尽管有时发出一声叹息〕，在任何环境下，人的生活都不会失去意义，并且，这一无限的生活意义包括受难和死亡，贫困和死亡。我要求那些在棚屋的黑暗中正聚精会神地听我讲话的可怜的人们，面对我们的严峻环境。他们必须怀有希望，保持勇气，坚定地相信，我们的无希望的斗争并没有使我们偏离尊严和意义。我说，有人正俯视着处于困难中的我们——朋友、妻子，或死或活的某个人，或者上帝——祂将期待我们不要令祂失望，并且，祂将希望看见我们自豪地——而不是悲惨地——受难，知道如何去死。 最后，我说到了牺牲。牺牲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意义的。在正常的，以物质成功为标准的世界中，牺牲似乎毫无意义。但在现实中，我们的牺牲确实具有意义。坦率地说，我们这些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可以毫无困难地理解这一点。我向他们提起，一位难友在到达集中营时，与天堂签订了一个契约，他的受难和死亡应当把他所爱的人从痛苦中解救出来。对于这个人来说，受难是有意义的；他是最深层意义的牺牲者。他不想无缘无故地死去。没有任何人希望这样。 我的讲话的目的在于，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此时此地，在棚屋里，在实际上毫无希望的环境中，发现生活的全部意义。我看见我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当电灯再次亮起来的时候，我看见了我的朋友们的悲惨身影正一瘸一拐地走向我，饱含眼泪向我致谢。但是，在这里，我必须坦白，我与我的正处在痛苦中的同伴们联系得太少，我一定错过了许多做这样工作的机会。
现在，我们进人囚徒精神反应的第三个阶段∶囚徒解放之后的心理学。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将考虑一个心理学家们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尤其当他具有这些事情的个人知识时∶有关集中营看守的心理构成，你能告诉我们什么呢?由血和肉构成的人怎么能够像许多囚徒所说的那样对待他人呢?在听完了这些故事，并开始相信这些事情确实存在之后，人们必定会问，从精神方面来看，这些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为回答这些深人细节，首先必须指出∶ 第一，在看守中存在一些虐待狂，纯粹医学意义上的虐待狂。 第二，当需要组织一支真正严厉的看守队伍时，这些虐待狂总是被挑选。 在工地上，当我们得到允许可以在一个烧着树枝的小炉子前温暖几分钟时〔在重霜中干活两个钟头之后〕，我们都高兴万分。但是，总有几个工头以剥夺我们的这一享受为快乐。他们不仅禁止我们站在那里，而且还掀翻炉子，并将可爱的炉火倒入雪中。在做这些事时，他们的脸上清楚地反映了这一快乐!当党卫军对某个人表示不满时，他们中间总有一些特别的人。他们喜欢并且擅长于虐待狂式的折磨，这位不幸的囚徒将被交给他们处理。 第三，随着服役年限的增加，大多数的看守对于集中营的粗暴行为逐渐适应并熟视无睹，他们的情感变得麻木。这些在道德上和精神上越来越老练的人至少会拒绝在虐待狂式的折磨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他们不会阻止其他人使用这一方法。 第四，必须指出，即使在看守之中也有同情我们的人。在此，我仅讨论我获得解放的集中营的指挥官。解放之后，人们发现——以前只有集中营的医生和一名囚徒知道这件事——这个人为了给囚徒们从最近的市镇买药，从自己的腰包里掏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注：有关这位党卫军指挥官的事包括一些犹太囚徒对他的态度。战争结束时，当美国军队把囚徒从我们集中营解放出来时，三位匈牙利犹大人将这位指挥官藏到了巴伐利亚森林中。然后，他们去找正急于抓住这位党卫军指挥官的美国指挥官。他们可以告诉他这位指挥官在哪里，但是必须答应几个条件∶美国指挥官必须保证绝对不使这个人受到伤害。过了一会几，这位美国指挥官答应这些年轻的犹太人，这位党卫军指挥官在被俘虏之后保证不会受到伤害。事实上，不仅美国指挥官遵守了诺言，而且这位集中营的前指挥官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他的指挥权、因为他负责在附近的巴伐利亚村庄收集衣服，并将衣服分发给我们。当时，我们还穿着我们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其他难友继承下来的衣服，他们没有我们这样幸运，在到达火车站之后就立即被送进了毒气室。） 然而，集中营的高级典狱官，虽然本人也是一名囚徒，但比任何一个看守都严厉。他一有机会就殴打囚徒，而这位集中营的指挥官，就我所知，从来没有对我们举过拳头。 十分明显，仅仅知道某人是集中营看守，或者是囚徒，是远远不够的。人的善良本性存在于所有群体之中，甚至在那些作为一个整体容易受到谴责的群体中。群体之间的边界是相互交织的，我们不能说这些人是天使，另外一些人是恶魔，从而使问题简单化。当然，一些看守或工头不顾集中营的影响，仍然能够善待囚徒，当然是一种相当大的成就。另一方而，一些囚徒对他的同伴恶语相待，确实令人可鄙。很明显，当囚徒们发现这些人的性格缺陷时，他们感到十分不安；而当他们从任何一位看守那里接受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善意时，他们将会深表感激。我记得。有一天，一位工头偷偷地塞给我一片面包，我知道，这一定是他从早餐中省下来的。它远远不只是一片面包，在那时，我感动得几乎落下泪来。它还包含着这个人给予我的充满人性的“一些东西”——伴随着这一礼物的话语和表情。 从所有这一切中，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两类人，但是，只有这两类—高尚的“种族”和下流的“种族”。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现这两类人；他们渗进了所有的社会群体。没有任何群体完全是由高尚的或下流的人所组成的。在这一意义上，没有任何一个群体是“纯粹的种族”——因此，人们有时能够在集中营看守中发现一位高尚的人。 集中营中的生活打开了人的灵魂并将其彻底地暴露出来。在灵魂的深处，我们再次发现，只有人类的品质在性质上是善与恶的混合，这难道不令人惊奇吗?贯穿于所有人类中的善恶相分的裂缝，通到了灵魂的最深处，甚至在深渊的底部，由于集中营而被揭开，变得十分明显。
带着疲惫的脚步，囚徒们挪动着，走到了集中营的大门。我们小心翼翼地四周张望，疑惑地打量着。然后，我们冒险向集中营外走了几步。这一次，我们没有听到有人大声地命令我们，也不需要快速躲闪看守的拳打脚踢。噢，没有!这一次，看守竟然主动给我们递烟!起先，我们几乎没有认出他们；他们匆匆地换了衣服。我们慢慢地走上了离开集中营的路。不久，我们的腿开始疼痛，并几乎要弯曲下来。但是，我们一瘸一拐地坚持着；我们想用自由人的眼睛第一次看一看集中营的周围。“自由”——我们向自己重复着，但是，我们还不能理解它的意义。在我们梦想它的这些年里，我们一遍遍地说着这个词，以至于我们忘记了它的意思。它所表达的现实还我们渗进我们的意识之中；我们还不能理解，自由属于我们。 我们来到了鲜花盛开的草地。我们看着并意识到它们就是那里，但是对于它们，我们没有任何感情。当我们看见一只长着多彩羽毛尾巴的公鸡时，我们迸发出了第一个欢笑的火星。但是，它只是一个火星；我们还不属于这个世界。 晚上，当我们再次在棚屋里见面时，一个人悄悄地问另一个人，“告诉我，你今天高兴吗?”另外一个人由于不知道我们都有同样的感觉，感到十分羞愧，回答道，“说实话，不!”我们实际上丧失了感受高兴的能力，我们不得不慢慢地重新学习。
与思想相比，身体所遇到的障碍则较少。它从第一刻起就充分利用新的自由。它开始贪婪地吃，几个钟头地，甚至半个夜晚地。我们到底能吃多少，这确实令人迷惑。当一位囚徒受邀去附近的一个农家做客时，他吃啊吃啊，然后开始喝咖啡，这使他放松了舌头。然后，他开始说话，常常一说就是几个钟头。几年来一直存在于他的思想上的压力最终得到了释放。听着他说话，人们得到了一种印象∶他不得不说话，他说话的愿望是不可压制的。我认识一些人，他们曾经在短时间内经受过沉重的压力〔例如，通过盖世太保的交互讯问〕，也有过相同的反应。许多天过去了，不仅舌头得到了放松，而且，内心的一些东西也得到了放松；然后，感情突然冲破了奇怪的羁绊。
我跪在那里，重复这句话。这持续了多长时间，我已经无法回忆。但我知道，在那一天，在那一时刻，我的新生命开始了。一步一步地，我前进着，直到我再次成为了一个人。
在这一心理阶段存在着一种现象，人们注意到，那些具有较为原始品质的人，不能摆脱集中营生活中的粗 暴行为的影响。现在，由于已经白由，他认为，他可以放纵地、毫无顾忌地利用他的自由。对他来说，惟一改变的是，他现在是压迫者而不是受压迫者。他们成了任性的力量和不公正的煽动者，而不再是受打击的对象。他们用他们自己的痛苦经历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这种情况常常体现在不太重要的事情中。有一次，一位明友跟我一起步行穿越一块通往集中营的土地。当时，他突向一块长着绿色庄稼的田地走去。我自动地避开了这块庄稼地，但是，他拉住我的胳膊并拽着我通过这块田地。我结结巴巴地说，不要踩倒幼苗。他恼怒起来，瞪了我一眼，并喊叫道，“住日!难道我们被夺去的还不够多吗?我的妻子和孩子都被毒气熏死了—更不用提所有其他的东西了—而你竟然禁止我踩倒几棵燕麦!” 只有慢慢地。这些人才能被引导回到普通的真理，即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做错事，即使当他们被错误地对待时，他们也不能做。我们必须努力引导他们回到这一真理，否则，后果将比踩倒一千棵燕麦的损失更加严重。我还看到，一位囚徒卷起他的衬衣的袖子，将他的手伸到我的鼻子下，喊叫着∶“在我回家的这一天，如果不让我的手沾满血，这只手就可以砍下来!”我想强调的是，说这些话的人不是坏人。在集中营时及其之后，他们是最好的难友。 除了精神压力突然释放而导致的道德畸形之外。还存在着其他两种将要损害获得解放的囚徒的品质的基本经历∶在他重返以前生活时所产生的痛苦和幻想破灭。 痛苦是由他在以前的家乡听碰到的一些事情造成的。在他回家时，他发现，在许多地方当他遇到一些人时，他们只是耸耸肩膀。说一些陈腐的套话。对此，他往往感到痛苦，并问自己，为什么要经历那些他所经历的事情。当他在几乎所有的地方听到这样的话时———“我们不知道这回事”，或者“我们也受苦了，”他就问自己，难道他们真的没有更好的话对我说吗? 幻想破灭的经历是不同的。在这里，不是某位同乡的态度〔他们的表面化和缺少感情非常令人厌恶，以至于他们最终感觉就像爬进了一个洞里，再也听不见、看不见任何人类〕，而是看起来如此残酷的命运。原来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到达了所有可能的痛苦的绝对限度，但是，现在他们发现，苦难没有尽头，并且，他可能还要经受更多、更激烈的痛苦。 当我们谈论如何给予集中营的人以勇气时，我们说，必须向他展示一些他在未来将盼望得到的东西。人们必须提醒他，生活在等着他，人们在等着他的归来。但在获得解放之后，情况又怎么样呢?有些人发现，没有人等着他，令他悲哀的是，他发现，在集中营中，回忆本身就能给他以勇气的人已经不再存在!令他悲哀的是，当他的梦想真正实现的时候，他发现，一切都与他所盼望的不同!当他登上一辆无轨电车，向着多年来在他意识中不断出现的家狂奔，按响门铃，正如他在一千次梦中所盼望的那样，但是结果却发现，应该给他开门的人不在那里，并且将永远不再那里。 在集中营中我们相互说，没有任何尘世的幸福可以补偿我们所历的一切。我们不盼望幸福——不是它给了我们勇气，给了我们受难、牺牲和死亡的意义，但是，我们也没有为不幸福做好准备。这一并非少数囚徒面临的幻想破灭，对于这些人来说，是一种难以克服的经历，并且，对于精神病学家来说，帮助他们克服这一经历，也是非常地困难。但是，对于他来说，这不应成为一种挫折；相反地，它应该能够提供更多的促进因素。 但是，对于每一位获得解放的囚徒来说，当他回顾集中营的经历时，他将不能理解，他如何能够承受所有这一切；随着解放的最终到来，当所有的事情在他看来似乎都是一场美梦时，所有的集中营经历在他看来似乎只是一场恶梦。 对于归家的人来说。最高的经历是一种美妙的感觉，毕竟，他已经经历了所有的痛苦，不再需要害怕任何事物——除了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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