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广州祝圣主教

白多禄神父不得已离闽赴粤，这完全是石码教友的主意。他在逃亡的路上，徒步跋涉，历尽艰辛，至次年二月中旬，方才到达广东省会――广州――这时已有许多来自各省的传教士集中城内；大家相见，益增同病相怜之苦！白多禄神父尚未来广时，已被教廷简为福建宗座代牧；因白多禄神父素怀谦卑，升任为会长时都想谦辞，何况主教的地位呢？

当时广州驻有教廷传信部代办，见白多禄神父不期而来，喜出望外；宣布白多禄神父任为福建主教；请即宣誓接受，着手办理祝圣事宜。

就定于二月二十四日，圣玛弟亚宗徒庆日（1730年，雍正八年）举行祝圣主教典礼。因为那时正当教难的非常期，诸多不便，所以祝圣典礼只好以最简单的仪式举行，幸好当时有许多主教和神父，都来参与典礼。传教士济济一堂，大家欢乐庆祝，较诸形式上的热闹还强得多，当日晋牧典礼主礼是南京主教，赞礼者是北京主教和澳门主教；前两者都是迫于禁令，流亡于此，后者则因近在咫尺，特来参与这四面楚歌中的祝圣典礼。当时福建的马老主教也在场观礼，他有感于怀，以为福建教务长后继有人了。

2.谦逊人的用心

白主教此次在广州晋牧为福建宗座代牧，完全出于服从命令，我们圣人们在德行上，都是自卑自贱，甘居人下，白主教不但在事前，竭力推托，就是于祝圣后，还想告辞。

关于这一段，从他给马尼拉一位神父的信中，就可见一斑。信中这样说：

敬爱的神父：我由石码寄给你一封信，谅已收阅。关于教区的状况，已在前信详说了，去年又有捕拿传教士的谕令到漳、厦一带，我怕教友受连累，才决意来广东躲避些时。至于我被任为主教一事，事前毫无所闻；假使我知道了，我绝对不会来广东的；倒不如在福建吃点苦更觉好些；或者直回马尼拉避难，岂不是完全卸了这个责任。我想我自己是个多罪而软弱的人，所以天主又给我加上这个重任，到了广州，还不到半个月，就被祝圣为福建代牧，这实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那时我的心神，非常烦闷；自觉没有登此高位的资格，难道天主也会看错了人吗？啊！神父；这重担的背负，确乎超过我们的力量；我本已昏弱无能，现在怎能负此大任，真不知我将来要跌在如何的地步了！

关于这一点，请你代向省会长陈述；并请他同情我的苦衷，代我呈请教宗和总会长收回成命，准我辞职，那就是我的幸福了！倘能允我回马尼拉会院退休，更是我的愿望。过去当了六年的会长，还忧心忡忡，弄得寝食不安，何况这更艰巨的主教重任呢！

据闻现在漳州一地，颇已平静，惜该处教友，仍感过度恐慌，连一位同籍的神父也不敢留在那里；现在广东还集中着许多的主教神父，不能得到传教的自由。至于福安方面呢？前书已有报告，现在无需重述，惟望在祷祭间，代为祈主是望！白多禄，1730，五月一日，寄自广州城。

3.究竟是个才德双全的牧者

我们看完这封信，彷佛也在疑虑着这位新主教对于牧灵的职位，应该另选贤能。其实，这不过是我们的真福过分谦逊的自述，因为他的确是个道德修到极点的会士；又是个有才干的传教士，他在神哲学方面，都有相当的研究；尤其喜爱圣经，时时处处手不释卷的研究；铸成一个仿效主耶稣的人格。「他自进会后，就薄衣淡食，度着内修的生活；老是在半夜里起床诵大日课，赞颂主名。」他的殉道同伴施方济神父这样诚实的告诉我们：「这严格的规律；他不论在西班牙或菲律宾，以及在中国传教时；都是遵守着，不敢稍弛。虽然在他殉道前数年，因为环境所迫和身体过度虚弱，才稍吃些肉味；其它如半夜念日课等苦工，仍然遵守到最后一息；就是在坐监时没有大日课经本，他还是照例半夜起来念玫瑰经。白主教谦和温良，待人接物，都是本着至诚。他不喜欢摆长者的架子，而常虚心下问；对于近人，都是和颜悦色的相与周旋，无论何人，对他都生敬爱的好感。从此可见，这位新主教被任为福建代牧，管理全省教务，实是最适当不过的人物了。

4.五旬节在福安

白主教在广州晋牧时，仇教的福安知县被召往台湾去了。继任的是个好官。到任时就对教会怀好感，把所有的仇教禁谕都拦置起来；待教民一视同仁，毫无加以为难之处。于是神父们从深山幽谷里返回自己的堂口，教友们也还归自己的家园。大家料理善后工作，恢复正常生活。传教士们也到处巡视劫后的乡村，安慰教友。慢慢地在福安地方，已能照常举行隆重的公教礼仪；赞主的经声，又复到处悠扬。

这时在穆阳，双洋，溪填和罗家巷等处；都有数百望教者，准备领洗。华雅敬会长鉴于教会重享太平，大家都因天主的恩佑，庆获更生；理应举行大礼庆祝，作为谢恩。遂与施方济神父、费若望神父等计划在「圣神降临节」，扩大举行庆典；通知各地教友，一齐来庆祝，届时有许多教友聚首一堂，彼此庆幸是日，告解领圣体的人拥挤不堪，可算盛极一时了。

这日的庆典，最使人感到兴奋的，是一位金道明教友；他在教难时，公然背教，报告神父的下落，犯下如此罪行。幸而，慈悲的天主，不忍立舍罪人；感化其心，使他回头。这位教友后来因母亲的苦劝，才翻然改过；乘着这天谢恩大庆，毫不畏怯地在众人面前，公认自己背教的罪行，痛哭求赦。那时华会长看见金道明诚心悔改，准他告解赦罪，回归慈母教会。教友们见了，也益发热诚，高声赞颂主名。

可惜这个平安是暂时的，只是教难中的一线光明，是年十月，那个好知县调走了；又有按察使到福安巡视，教会的危机潜行；神父和教友，准备再接受一个更粗重的十字架！

5.白主教澳门充军

雍正皇帝禁止西洋传教士在内地传教，叫他们集中广州；当时来自各省的，有许多不同修会的传教士，如道明会、方济会、奥斯定会、巴黎外方传教会等。起初，被禁锢在城内，监视非常严密，不准随便行动，可是时间一久，看守也渐渐松懈起来；这些传教士便乘着看守人员怠慢的时候，分别出城；到附近的村镇去传教。据说：当时广州附近乡民领洗奉教者大有人在，这种冒险性的传教，虽收了相当的成效，可惜终被发觉，异教人立即报告，继而朝廷获悉，于是雍正大怒，决意把西洋传教士驱出国土之外；立即谕令粤督，驱逐留穗的西洋传教士流放澳门。粤督奉旨后，就集捕城中所有的洋传教士，押往澳门充军。这是1732年（雍正十年）八月的事。

马晋主教于这年正月在广州逝世！白主教遂正式成为福建代牧，兼理浙、赣两省教务。可惜风波未息，身在广州，始终不能回闽就职，现在又被迫同其它的主教神父发遣澳门。

白主教等在押，途上受尽清兵的凌辱；当时粤督特意派一队悍吏押送。清兵还在澳门的街头巷尾张贴告示，毁谤传教士，那时有一位道明会神父，看见如此无稽的告示，上前把告示扯下，代以十字圣架，以后复由白主教发起与南京主教等联名著了一卷护教书；书中严词责备粤督之无理，把天主道理明白阐述，驳斥谬论，宣称宗教信仰自由之必要等语。这护教书又译成中文，呈上粤督，盼他觉悟。然而，不但没有打动他的铁心，反使得他老羞成怒，又令把那些传教士解回广州，强令他们违主背教。尚幸这些基督的勇卒，都非常刚毅忠直，不为威武所屈，未为利禄所诱。

6.载流亡工作忙

我们的白主教，正如著名的圣师亚达纳削一样；虽然被仇党百般压迫，离开自己的教区，而仍不死心，就在流逐之所，继续开发主之园林，就是羁身异地，还可以立表化人。当时澳门一地，虽然教友很多，几乎为公教化的城市；可是教友的德行，尚未达到水平，而崇仰邪神的人也还不少。白主教除自己专务刻苦神修外，并且常到外边访问民众，劝化冷淡教友，助其改过迁善；讲道给外教人听，引导他们改奉真理，因此很得澳门教内外人士的称羡。

白主教澳门充军，住在本会在这殖民地的会院内──玫瑰圣母会院。这是历代中来华传教的道明会士之中途站：至今遗址尚在澳门俗称为『板樟堂』前地，又称为『圣道明堂』，是座简陋的会院，就是白主教在流亡中的临时行馆；房屋狭小，而人数又多，很感不便，最艰苦的事，还是那时澳门和菲律宾交通断绝，船只不相往来，驻马尼拉的道明玫瑰省会无法汇款接济主教和神父们。那时，道明会士在澳门几乎断绝粮食，闹得白主教在充配之所，还要东奔西走；去各处借贷，维持其它会士弟兄们的生活。

他在那里，满心都在希望：早日回到福建教区去，执行他的司牧任务。因此他加倍的克苦行善功，在祷祭间，多次流泪哀号天主垂怜。他居住在会院里，度着修会的生活：每日默想两小时，照常半夜起来念大日课，他这样刻苦修行的目的，是希望天主看自己的诚心，俯允他的祈求，早回福建去，他自从充军以后，曾几次打算逃出澳门；可惜都失败了。他非常关怀福建的教友，时时寄信去勉励安慰他们。他在那里，还用中文写成一本要理问答，准备后来带回使用。总之，白主教在困苦拘留中依然不断的为传教救灵工作着，例如，讲道理，开神功，看顾病人，慰问犯人等善举；他都是行之不倦。这样的度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一直过了六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