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所讲述的是一段旅途，是在这个世界上度过65个寒暑的旅途：我的人生旅途。传统的讲故事总是要有个开头。

    可是，哪儿是我的开头呢?是不是可爱而丑陋的我降生在伦敦一家医院的那一时刻?是不是我呱呱落地发出第一声啼哭的那一时刻?——那是我被迫从子宫里来到这个世界时，因痛苦和尊严所发出的呐喊。抑或还要更早一些，从一个游动小精虫(数百万个精虫之一)钻进小小的卵子开始的那一时刻?——从生物学角度来说，一个受精卵在那黑暗潮湿的秘密地方逐渐奇迹般地变成了婴儿。其实这些都不是开头，因为我父母遗传给我的基因是很久很久以前就创造出来了。我所继承的许多特征，都是我小时候生活在我周围的人和我周围发生的事所铸就的：我父母的个性特征和地位，我所出生的国家，我所成长的年代。所以，是不是应当从我的父母的那个时代，从20世纪30年代影响了欧洲的历史和社会、造就了希特勒、丘吉尔和斯大林的那些事件讲起呢?抑或我们应当从类人猿所生出的第一个真正的人讲起?或者从第一个热血哺乳动物讲起?也许我们应当再倒回许多许多年，从那个我们现在还一无所知的混沌时期讲起——因为由于神的意志或者宇宙事件的作用，那个时期地球上第一次出现了生命?我的故事可以从那里开始，循着生命形成的奇妙轨迹娓娓道来：从变形虫讲到猿，再讲到能够沉思上帝是否存在的大脑，从而极力理解地球上和其他星球上的生命存在的意义。

    不过，我可不想这样深入地讨论进化问题，我只是从自己的角度略为谈一谈。从我踏上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平原，手上拿着古生物骨骼化石的时候起，讲到我凝视大猩猩的眼睛，看见一个有思维、有推断能力的生灵在朝我看的时候为止。你也许不相信进化论，那也没关系。人类如何变成如今这个样子的问题固然重要，但人类应当如何才能走出由自己造成的乱糟糟局面的问题则重要得多。大脑固然能沉思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但它能不能对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生命形式进行表述呢?我们人类的责任是什么?我们人类的最终命运又是什么?而我只要从1934年4月3日我呱呱坠地，呼吸第一口空气的时候说起就行了。

    我一生中所遇到的许多人，所涉及到的许多事，都曾对我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使我战胜困难，使我充满喜悦，使我深陷悲痛，教我笑面人生，特别是笑面自己——换句话说，我的生活经历以及与我共享过这些经历的人们都是我的老师。有时候，我感到自己是一块身不由己的漂浮物，忽而陷于一潭平静的死水，我的存在无人知晓，也无人注意；忽而被冲进无情的大海，任凭风吹浪打；而有时又像被一股莫名其妙的强大潜流裹挟着带向无底的深渊。可是，回顾我的一生，回顾一生中的起伏沉浮、酸甜苦辣，我觉得自己是在按某种既定的大计划在行动——当然，许多时候我无疑又走在既定的路线之外。不过，我却从来没有真正地迷失过方向。在我看来，这块小小的漂浮物是被一股看不见的、无形的风轻轻地推上或者猛烈地冲上了一条非常特别的航道。这个小小的漂浮物，在当时是我，在现在依然也还是我。

    毫无疑问，我所受到的教育、我所出生的家庭、我孩提时期所接触的周围世界，造就了我现在这样一个人。我和妹妹朱迪(比我小4岁)都是在渗透着基督教伦理的环境中长大的。我们家里的人从来没有向我们灌输过宗教，也从来没有强迫我们去教堂，我们也从来不在餐前祈祷(在学校的时候例外)。不过，家里人希望我们晚上跪在床前的地板上做祷告。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了价值观的教育，懂得诸如勇敢、诚实、仁爱、忍耐的重要性。

    跟伴随着电视和电脑游戏时代之前的大多数孩子一样，我很喜欢户外活动，喜欢在花园里一些隐秘的地方玩，学习有关大自然的知识。我对生物的喜爱受到大人的鼓励。我很小的时候，就产生了那种奇妙、敬畏的感觉，并逐渐达到精神上的悟性。我们的家境并不富裕，而且金钱也并不那么重要。我们买不起汽车，甚至自行车也买不起，更没有钱到国外去豪华度假——但我们吃得饱、穿得暖，家里充满了爱、充满了笑声和欢乐。我的童年生活的确非常美好：因为每一个便士都是算着花的，像买一块冰淇淋、坐一次火车、看一场电影这样的额外消费都是一次享受，都使我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忘怀。我想，要是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童年，都能有这样一个家，那该多好!整个世界将会迥然不同!

    在回顾这65年的人生时，我发现一切都是那样的明明白白。我母亲万妮不仅不干涉我对大自然和动物的喜爱，而且还鼓励我。更重要的是，她还教导我要相信自己。现在看来，这就很自然地导致我1957年神话般地应邀前往非洲，在那里遇到路易斯•利基博士，并经他指点踏上去贡贝研究大猩猩的旅程。我确实非常幸运——尽管我母亲总是说，幸运只是部分原因。她像她的母亲一样，历来相信成功来自决心和奋斗，“受制于人的问题……根源不在我们的星象上，而在我们自身”。我当然相信这一点。尽管我一生勤奋工作——因为，只要有可能，谁愿意“受制于人”呢?——但我必须承认，“星象”似乎也起了作用。毕竟，(就我所知)我并没有为诞生在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家庭作出过任何努力。再就是，我刚满1周岁的时候，父亲(莫蒂默•“莫特”•古多尔)买给我的礼物朱比利。朱比利是一个很大的绒布大猩猩玩具娃娃，是为了庆祝在伦敦动物园诞生的第一个大猩猩朱比利而设计的。我母亲的朋友们见到这个玩具都很担心，怕我被吓着，会做恶梦。可是朱比利立即成了我最珍爱的玩具，我孩提时期的所有历险都有它的伴随。直到如今，老朱比利依然和我在一起。由于我的爱抚，它身上的绒毛已经所剩无几。它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英格兰，在我小时候的卧室里度过的。

    对各种各样的动物，我都非常喜欢。可是我出生在伦敦的中心区，能见到的动物只有小狗、小猫、麻雀和鸽子，再有就是一些昆虫——在我们住处有小猫戏耍的小花园里。后来我们搬到市郊的一幢房子，当工程师的父亲每天来回乘车上下班。即使如此，我接触到的大自然不过是人行道、房子和精细管理的花园而已。

    我母亲今年已经94岁高龄。她总是喜欢讲述我小时候如何迷恋动物、关心动物的故事。她最喜欢提的一件事就是：我1岁半的时候，从我们家的花园里捡了一把蚯蚓，把它们带到床上跟我一起睡觉。

    “简，”她看着那些蠕动的蚯蚓说，“如果你把它们放在这里，它们就会死掉的。它们离不开泥土。”

    于是，我赶紧把蚯蚓弄到一起，迈开踉跄不稳的步子把它们放回花园里。

    此后不久，我们就到一个朋友家去呆了一段时间。这家人住在康沃尔郡，他家的房子离乱石嶙峋的荒凉海滩不远。我们到海滩上去玩的时候，我被潮水在沙滩上留下的小水汪和那里面的大量小生命迷住了。谁也没有注意到，我放进小篮子里带回去的海贝全都是活的。妈妈走到我的卧室，发现鲜黄色的海蜗牛爬得地板上、墙上、大衣柜后面到处都是。她解释说，这些蜗牛离开大海是会死的。听她这么一说，我变得歇斯底里起来。当时全家人都立即放下手中的事情，一起帮我找蜗牛，为的是赶快把它们送回大海。

    还有一件事她也说过许多许多次，因为它表明才4岁的我就已具有一个真正博物学家的气质。万妮带我去我奶奶纳特家的农场住了些日子(我发不好“奶奶”的音，就喊她“丹妮”)。我有一项任务，就是去收母鸡下的蛋。渐渐地，我变得越来越好奇：母鸡身上什么地方有这么大的洞能把鸡蛋生下来?看来谁也没有把这个说清楚，我当时肯定是想自己去找答案，于是跟在一只母鸡后面朝小木头鸡舍里钻——当然，我这一钻，把它吓得咯咯直叫，赶紧躲开了。当时我的小脑瓜肯定是这样想的：我必须比它先到。于是我就钻进另一只鸡舍里等着，希望有一只鸡进去下蛋。我呆在里面，不声不响地躲在角上的稻草里等着。终于有一只母鸡进来了。它在我前面的稻草上扒了扒，然后就卧在这个临时营造起来的窝里。我当时肯定一动也没有动，否则它是会被惊动的。接着我看见那母鸡半蹲半立，从它两腿之间的羽毛里慢慢出现一个圆圆的白色物体。突然啪哒一声，鸡蛋掉在稻草上。那鸡得意地发出咯咯声，抖抖羽毛，用喙把蛋扒了扒，随即离开了。整个过程我记得如此清楚，这也是不可思议的。

    我激动不已，随后便钻出鸡舍，跑回家里。天已快黑了——我在那个令人憋气的小鸡舍里呆了将近4个钟头，而且根本没想到家里人谁也不知道我在哪里，也不知道大家都在找我。他们甚至向警方报告说我失踪了。尽管我母亲非常焦急，仍然在到处寻找，可是当她看见女儿兴奋不已地朝大房子跑去的时候，

她没有进行任何责备。她看见了我闪闪发亮的眼睛，坐下来听我讲述母鸡下蛋的故事，讲述我看见鸡蛋终于掉在地上后的奇妙感受。

    当然，我很幸运，能有一位通情达理的母亲，因为她培养和鼓励我对生物的热爱和对知识的渴求。更为重要的是她的思想：她的孩子始终应该孜孜以求，努力奋斗。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生长在一个管束严格得几乎不近情理、从而扼杀孩子进取心的家庭，那我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假如我生长在一个没有规矩、没有管束的家庭，处于过分放纵的气氛之中，那又将如何?母亲很清楚管束孩子的重要性，可是对不允许做的事情，她总要解释为什么。最重要的是，她力求做到公平合理，而且一贯如此。

    我5岁那年，妹妹朱迪才1岁。父亲希望我们长大后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于是就带着全家去了法国。可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因为我们才到没几个月，希特勒就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这一行径后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们决定搬回英国去住。由于我们在伦敦附近的住房已经卖掉，所以我们就搬到纳特奶奶的农场去住。我父亲就是在农场上的老宅里长大的。那老宅坐落在肯特郡的乡间，是一幢灰色石建筑，四周田野上放牧着牛羊。我特别喜欢在那儿度过的那段时光。老宅的地基附近原本是座城堡的遗址，是亨利八世金屋藏娇的地方，现在只是一片杂乱的灰色石块，成了蜘蛛和蝙蝠出没的场所。老宅里面总是隐隐约约有一股油灯味，由于没有电，那些油灯每天晚上都点。即使是现在，已经60多年过去了，这油灯味总是使我回想起那些奇妙的日子。但是，那样的日子没有过多久。战争的恐惧日益逼近，母亲知道一旦仗打起来，父亲就会去当兵，于是带着我和妹妹朱迪到伯恩茅斯，住在外婆家。那幢叫白桦山庄的房子建于1872年，是维多利亚式的红砖建筑。

    1939年9月3日，事情终于发生了：英国向德国宣战。我当时才5岁半，可是时至今日，我对那件事还记忆犹新。我们一家人聚集在客厅里，气氛非常紧张，大家都在收听无线电广播的新闻。宣战的消息发布之后，客厅里鸦雀无声。当然，我并不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那一片沉寂，那大难临头的感觉使人毛骨悚然。即使是现在，事情已经过了半个世纪，每当我听见BBC广播开始之前大笨钟的报时信号，我都不免有些心惊肉跳。

    果然不出所料，父亲立刻参了军。于是离英吉利海峡只有几分钟路的白桦山庄就成了我的家。我后来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就是在英格兰南方海岸边度过的。只要回到英格兰，我仍然把这幢特别可爱的房子当成我的家，当成我的落脚点。此时此刻，我正在这里写这本书。

    住在白桦山庄的大家庭中，我的外婆(我仍然发不好“奶奶”的音，还是喊她“丹妮”)是当然的一家之长。她体魄健壮、意志坚强，是个严于律己、具有维多利亚女王风范的人。她把我们管得服服帖帖，可是她的心却能包容这个世界上所有饥饿的儿童。她丈夫是威尔士人，曾经当过基督教公理会的牧师，在我出生之前就去世了。他生前也是个满腹经纶的学者，拿到过加的夫、牛津和耶鲁三所大学的学位。外婆比他多活了30多年，一直珍藏着他的信件，把它们用红缎带捆在一起，睡觉之前经常把那些信拿出来看一看。她告诉我们，她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未曾入睡之前，总要想想一生中得到的好处。此外，她从来不生着闷气去睡觉。那么多人住在一起，难免有些磕磕碰碰的——有些小矛盾应当在睡觉前解决掉。她有一句口头禅：“别记隔夜仇。”时至今日，每当我跟某个朋友拌嘴的时候，耳边就会响起她的声音：“如果没等你跟人家言归于好或者向人家表示歉意，他(她)就死了，那你就该抱憾终生了!”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沃尔特•德拉•梅尔(注:英国诗人和小说家)的话是那样的语重心长：“每时每刻都想一想周围美好的事情。”

    我们住在白桦山庄的时候，我母亲的两个妹妹奥尔雯(这个名字立即被我缩减成奥莉)和奥德丽(她希望别人喊她的威尔士名字格温尼思)也住在那里。埃里克舅舅是她们的哥哥，是伦敦一家医院的外科医生，周末的时候多半都回到白桦山庄家里来过。战争刚刚爆发不久，我们又收住了两个单身女子。她们也像成百上千的其他人一样，由于欧洲不断扩大的战乱和破坏而变得无家可归。各家各户都接到通知，要他们腾出地方收容这些不幸的人们。所以，当时的白桦山庄就成了人丁兴旺、人来人往很频繁的地方，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我们得学着相互和谐共处。那里充满了温馨的气氛(即便现在也依然如此)。白桦山庄是个独具一格的地方，尽管住了不少人，但却相安无事。最理想的还是那个大园子，或者叫做后院，里面有许多树木，一片绿色的草坪，再有就是灌木丛里有许多秘密的地点，不用说，那是月光下仙女和精灵们居住和跳舞的地方。我观察着筑巢的小鸟、把卵囊背着走的蜘蛛、在树木间追逐嬉戏的松鼠，我对大自然的热爱与日俱增。

    我记忆中的童年总和“拉斯蒂”分不开。“拉斯蒂”是一条很讨人喜欢、肚皮带白色的大黑狗。它总是陪伴着我，使我对动物的天性大大了解。在不同的时期，我养过不同的宠物，其中包括好几只猫、两只小白鼠、一只金黄色的仓鼠、各种各样的乌龟、一只甲鱼和一只叫彼得的金丝鸟。这只鸟在一只笼子里过夜，白天则可以在房间里自由地飞来飞去。有一段时间，我和朱迪都养了一些“赛跑”的蜗牛，我们还把号码写在它们的壳上。我们把蜗牛养在一只没有底板的旧木箱里，箱子上面盖一块玻璃。我们把箱子在草坪上移动，蜗牛就可以吃到蒲公英的叶子。

    在园子里有一处茂密的灌木丛，灌木丛后面有一小块空地。我和朱迪把那儿当成我们俱乐部的聚会“营地”。我们这个俱乐部只有四个成员，除了我和朱迪之外，还有我们的好朋友萨莉和苏西•卡里。她们每个暑假都来。在营地上，我们放了一只旧箱子，里面有四只大杯子和一把小勺，还有些可可和茶。我们用四块石头支起一只白铁罐，然后生起火来烧水。有时候我们还到那里去开“夜宵”。在战争时期，几乎所有东西都是配给供应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最多也就吃一些从餐桌上省下来的饼干或者面包。我们所喜爱的是悄悄从房子里溜出来，看到月光笼罩下幽暗神秘的草坪和树木时那股兴奋情绪。我们所体会到的乐趣不在于能聚在一起吃一点什么东西，而在于能有一种敢于打破常规以取得某种成就的感觉。时至今日，我对吃依然没有什么讲究。

    像大多数生长在幸福家庭的孩子一样，我从来没有对家里人的宗教信仰问题提出过疑问。有上帝吗?那当然。在我看来，上帝就像吹动我家后院树木的风一样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上帝以某种方式关怀着这个神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令人着迷的动物，大多数人都是那样的友好善良。在我心目中，这是个迷人的世界，是个充满欢乐和神秘的世界，我觉得自己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丹妮每个星期天都要去做礼拜，每次我们当中至少有一个人要陪她去做礼拜。奥德丽做礼拜是一次不落，奥莉是唱诗班的成员。她们从来不强迫我们小孩子跟她们一起去教堂，我们也不去上星期日学校。不过，丹妮不想让我们的信仰局限在世上万物有灵的看法上。她对圣父、圣子和圣灵笃信不疑。她想让朱迪和我分享她的信仰所带来的安逸。于是，她就尽量想用基督教教义中的道德和智慧影响我们的人生。她要我们遵循的规则是“十戒”中比较简单的内容。她有时还引用《圣经》中的一段话。有一段是她最喜欢的，也成了我最喜欢的一段话：“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这句话帮助我渡过了一生中某些最困难的时期。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应当找到一种力量来渡过某种不幸、磨难、或者不顺心的时候。反正我每次都能这样做。

    我小的时候并不热衷于上学。我对大自然、对动物、对遥远的人迹罕至的神奇世界充满了幻想。我们家里摆了许多书架，连地板上都摆着书。每到阴冷潮湿的天气，我就蜷缩在火炉旁边的椅子上，沉浸在书本中那些神奇的世界里。当时我最喜欢的书是：《多利特尔博士的故事》、《丛林故事》，还有那妙不可言的埃德加•赖斯•巴勒斯的“《人猿泰山》系列故事”。我还非常喜欢《柳树林里的风》。找到蜷缩在森林女妖潘的偶蹄夹缝中的失踪水獭之后，拉蒂和莫尔所共有的美好神奇的体会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还有一本书也使我着了迷：《在北风的背后》一这本书中的故事充满了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规范，对今天的孩子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这本书的主人公是个穷人家的小男孩，名字叫小钻石，他们全家的生计都依靠一匹叫大钻石的拉车的马来维持。小男孩在马棚上面搭起的小阁楼里睡觉。一股刺骨的北风吹进小钻石的阁楼，接着这股风化作一个美女，时而小得像只风铃，时而大得像棵榆树。后来她带着他去看外面的世界，带到风的背后一个平静而又安全的地方，她在美丽的长发里为他建造了一个舒适的窝，好让他在里面安稳地睡觉。《在北风的背后》是那样地充满魔力，充满着神奇的魅力。它以故事的形式向我讲述了人间的苦难，以某种方式使得我对因战争而带来的真实的苦难有了思想准备。当时的欧洲大陆上，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而且不用多久，平静的伯恩茅斯也将感受到这场战事。

    我们听到德国飞机嗡嗡声和炸弹爆炸声的时候逐渐多起来。不过我们还是很幸运的，因为炸弹落得离我们比较远，除了窗户被震得哗哗响，有些窗玻璃被震裂外，我们没有受到什么损失。我至今还记得空袭警报的呜呜声。拉警报往往是半夜，因为那是轰炸机出动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从被窝里爬起来，挤进小小的防空掩体。那个掩体就建在大房子的一间小屋子(以前曾经给女佣人住过)里，至今我们还称之为“防空掩体”。那其实是个低矮的笼子，上面有钢板做顶，长6英尺，宽5英尺，高只有4英尺。当时有成千上万只这样的笼子被发放给有潜在危险地区的居民。在听到令人欣慰的“解除空袭”的信号之前，我们就得呆在那个笼子里——有时候要挤6个大人，再加上我们两个小孩。

    打仗、失败和胜利消息对7岁的我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从报纸和电台的报道中，我知道欧洲犹太人遭到令人发指的迫害，知道希特勒纳粹政权的残暴，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惨无人道已不是捕风捉影，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虽然我自己的生活中依然充满了爱和安全感，但是我也逐渐地意识到，还有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苦难深重的世界，一个充满痛苦、死亡和残酷的世界。尽管我们非常幸运，离可怕的大规模轰炸还比较远，然而战争的迹象在我们的身边已是随处可见了。我们的父亲应征人伍，到了遥远的新加坡丛林之中。半夜里只要空袭警报一响，埃里克舅舅和奥莉姨妈就出去执行反空袭任务。奥德丽顶替男子干起了农活。每天晚上都要实行灯火管制。白桦山庄外面的道路上是配备有坦克车的美国军人。其中有个美国人变成了我们的朋友，后来他随部队开赴前线，像成千上万的其他军人一样战死在疆场。

    有一次，我们真算是死里逃生。那是战争进行到第四年的夏季，当时我和朱迪、还有我们的好朋友萨莉和苏西正在几英里之外的海滩度假日。在那儿，我们可以到沙滩上去玩(英国正准备对付德国人可能的入侵，大部分海滩都是连绵数百英里的铁丝网)。有一天，我们几个孩子在沙滩上玩耍，我们两家孩子的母亲都坐在沙滩上。突然，我母亲万妮决定从另外一条路返回小客栈。那要绕很长一段路，我们因此就可能赶不上吃午饭了。可是我母亲万妮决心已下。我们出发10分钟后，走在一片小沙丘上，这时我隐隐约约听见头顶上方的嗡嗡声，在高空有飞机正朝南方的海面飞去。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一抬头，看见飞机上扔下两个黑色的东西：它们在蔚蓝蔚蓝的天空映衬下，起初看上去顶多有一支香烟大小。如果德国轰炸机未能在指定目标上空投下炸弹，它们就经常把炸弹扔在海岸边上。因为这样一来，如果返航途中遇上我们的飞机，它们就比较安全。我记得两位母亲要我们赶快卧倒，然后用她们的身体掩护着我们。直到现在，我还能回想起炸弹落地后产生的可怕的爆炸。其中一枚炸弹把小道上炸出一个大坑——要不是我母亲万妮的预感，我们原先就正好在那个地方。

    1945年5月7日欧洲的战争结束时，关于纳粹死亡集中营的可怕谣传得到了证实。报纸上登载出第一批照片。当时11岁的我接受事物很快，想象力也很丰富。尽管家里人不想让我接触到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屠杀照片，他们却从来没有说不让我看报纸，也没有阻止过我。这些照片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那些面部几乎毫无表情，眼窝深陷，骨瘦如柴的形象永远也无法从我的记忆中抹去。我极力去领会这些幸存者以及成千上万的死者在肉体和精神上所受到的巨大痛苦。我记得有一张照片让我不寒而栗，那上面一具具死尸堆得像座山。我根本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人性当中的所有罪恶面到了惨绝人寰的地步，仁慈、礼貌、博爱这些我心目中的道德观念，早被那些人抛到了九霄云外。我记得当时我还不大相信这种事情是真的——人怎么会对其他人犯下这样的滔天罪行呢?它使我回想起从书上看到的有关西班牙宗教法庭和中世纪的所有酷刑。它还使我想起黑奴受到残酷虐待的悲惨遭遇(有一次我看到过一张画，上面是一排排被锁链锁在大帆船上的非洲黑人，一个凶残的监工似的家伙扬起手中的鞭子站在那里)。我第一次开始怀疑上帝的本质。如果上帝真的像大人跟我说的那么仁爱，那么万能，祂为什么要让这么多无辜的人受苦受难、横遭惨死呢?纳粹的大屠杀把善与恶这样一个千百年来的老问题不容回避地摆在了我的面前。在1945年，这样的问题并不是抽象的神学问题；随着令人发指的铁证不断增加，这已经成了我们必须正视的非常现实的问题。

    我发现世界上的事情已不像原先那样分明，生活中充满模棱两可和相互矛盾的东西。那场大屠杀震撼了我的心灵。我发现自己必须了解纳粹和死亡集中营，于是购买了许多有关这一内容的书。为什么有的人那样心狠手辣?在那样残酷的折磨之下，有的人是怎么熬过来的，又是怎么能活下来的?我一生中似乎经常这样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