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世界各地讲学时，人们对我提的问题大多数都出自他们内心深处的恐惧：“简，你觉得还有希望吗?”非洲的热带雨林有希望吗?黑猩猩呢?非洲人呢?这颗正在被我们弄得乱七八糟的美丽的星球还有希望吗?我们、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下一代还有希望吗?

    有时候很难乐观。在非洲上空飞行的时候，可以看见连绵不断的几乎沙漠化了的土地，而这些地方在15至20年前还曾经是茂密的绿色森林。现在这些地方的人和牲畜太多，已经到了土地无法合理支撑的地步。尤其是，这些地方的人太穷，没有钱到其他地方去购买粮食。他们的前途如何?贡贝的前景如何?我1960年刚到那里的时候，沿湖‘带整个都是被森林覆盖的。这些年来，树木渐渐地被当地人砍掉当柴烧、用作房子的梁柱，或者砍伐后清出空地来种庄稼。如今，国家公园地界之外的树木已经砍伐殆尽，只留下了荒山秃岭，可贵的表层土壤越来越少，每下一次雨，就有一些表土被冲进湖里，这就淤塞了鱼类的繁衍场所。就连最陡峭的山坡上，树木也都砍光了。农民把树木砍去之后，勉强地在那越来越贫瘠的土地上种植木薯和豆类作物。在国家公园之外的地方，黑猩猩和其他大多数动物都已经销声匿迹。人们开始遭殃。有些地方的妇女为了做饭，不得不把多年前砍伐后剩下的树根挖起来当柴烧。这些变化的原因就是人口急剧增长——主要是因为人口爆炸性的增长，但是，另一个原因是从北面动荡不安的布隆迪不断有难民涌人，最近还有来自刚果东部的难民。在非洲大陆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下列情况：人口不断增长，资源不断减少，自然遭到破坏，最后导致贫困和人类受难。

    是的，我们正在毁掉我们这颗星球。森林在逐渐消失，土壤在遭到破坏，地下水在减少，沙漠在扩大。还有饥荒、疾病、贫困和5C知，人类的残酷、贪婪、忌妒、报复和腐败。在大城市里有犯罪、吸毒、团伙暴力；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他们仅有的财产就在小孩的推车里、包装纸箱里或者背在肩上。他们生活在街头，露宿在街头，死在街头。大街上无家可归的儿童越来越多。还有伦理道德的冲突，肆无忌惮的杀戮和被破坏的和平协议。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或者伤于枪口之下、砍刀之下和地雷的爆炸之中。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成了难民。还有团伙犯罪、武器交易问题；因俄罗斯的经济严重滑坡，人们担心它那巨大的核武器库里的军火会流人国际黑市武器市场。

    从最近发生在非洲的一些反美炸弹爆炸事件可以看出，国际恐怖活动已经进一步发展，变得更加危险。美国驻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大使馆成了攻击目标。特别令人震惊的是，开普敦的一家餐馆遭到袭击，其原因只是它模仿了一家美国主题餐馆。在世界各地的美国人回头看的时候，所惧怕的不是他们自己的影子，而是他们国家的影子。利用自杀炸弹的恐怖活动，完全是受到仇恨的驱动。这是一种狂热的仇恨。我最近看到一条消息，在巴勒斯坦的夏令营里，对7岁的儿童就在灌输仇恨。在一个很受喜爱的电视系列节目《儿童俱乐部》里，一个8岁的小女孩振振有辞地说，“如果让我走进耶路撒冷的大门，我将成为一个自杀的武士。”一个小男孩接着说，“我们要把他们赶进大海，我们用石头和子弹解决问题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正是这种盲目的仇恨，导致了最近在北爱尔兰奥马的令人震惊的炸弹爆炸事件，而且发生在签订和平协议的时候。正是这种仇恨，导致了近期在布隆迪发生的暴动中，图西族的修女杀害了她们自己修道院中的胡图族修女；导致了在难民营中4名胡图族成年男子想掐死一个年仅7岁、因父母亲死亡而与同学逃出来的图西族小男孩的事件。

    我们所惧怕的还不仅仅是人类的暴力。数十亿吨的化学合成剂不计后果地进入了我们的环境里(尤其是滴滴涕和氟利昂)，不仅破坏了生态系统和野生动植物，而且影响人类内分泌系统，伤害母亲体内的胎儿，减少男人精子的数量。在英国，生活在离废渣处理场两英里范围内的妇女，患癌症的可能性显然比较大。只要我们继续研制和使用新型的合成化学药物，就有可能导致其他形式的灾难，不过现在还无法预言。在深受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之害的白俄罗斯，放射性沾染超过了广岛的90倍，只有1％的土地没有受到核沾染。婴儿都显得衰老，面部有深深的皱纹。这样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

    所有这一切似乎表明，未来的千年没有希望了。的确，环境保护主义者拿出了令人震惊的统计数字，用以“证明”地球上的生命快完蛋了。他们的统计数字是根据热带雨林被毁的速度、温室气体不断增加和人口不断增长的速度等计算出来的。我们似乎是在一条大船上。在船头观察的人突然发现了前方的礁石，于是向船员发出警告。可是一条大船要改变航向是需要时间的，因而各种避开灾难的努力都会失败。当然，船要想摆脱大浪也是需要时间的。我们的世界“不会在大爆炸中结束，而将会在哭泣声中结束”。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样的命运正等待着地球飞船上的生命，这并非危言耸听。可是尽管如此，我对未来——我们的未来——依然抱有希望。但只有改变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而且要快才行。我认为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作出这样变化的只有我们——你和我。如果我们继续把它留给其他人去做，触礁将是不可避免的。

    我说有希望，有如下四条理由：(1)人类的大脑；(2)大自然的复原力；(3)全世界年轻人身上所具备或者能唤起的精力和热情；(4)不可战胜的人的精神。

    首先我们来探讨人类的大脑。这是一团神奇的灰色物质。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有备用的生命来研究它的神奇功能。正是有了这样的大脑，人类的早期祖先才能在艰难的原始世界中生存下来，通过文化适应而不是通过缓慢的身体适应征服了极具挑战性的环境。其他动物则是在漫漫岁月中，通过缓慢的身体变化，在越来越不适宜居住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渐渐地，类似于黑猩猩使用的原始工具变得越来越精巧，最后导致现代技术的形成。一方面，很多了不起的发明因此而产生。这些发明既有利于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类，有时也有利于动物。如果不是令人惊叹的现代医学科学，我的母亲就活不到今天，我认识的许多人也活不到今天。我们确实在许多方面都是受益者。这些技术以及想出、造出和利用这些技术的人类的大脑，使我们越来越多地认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精彩的世界。另一方面，带悲剧色彩的是，技术使人类创造出大规模屠杀的武器，还有机器。即使机器满足了人类的需要(无论是真的，还是想象中的)，却破坏和污染了自然界。技术的这个阴暗面是灾难性的，因为数量庞大而且不断增加的人类要依靠这颗星球上有限的资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贪婪、自私、追求物质享受的西方生活方式正在影响着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这种生活方式驱使人们去追求成功，去加入为攫取财富而进行的不适宜的争夺，去获得越来越多，多了还要多的“东西”。

    我们终于开始认识并正视这些问题了，这是我们的希望之所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些问题不是少数环保活动分子的臆造(以前曾经被认为是这样)，而是确实存在并且威胁着我们和我们的后代——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些问题关系到地球上的生命能否继续生存。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地球问题首脑会议证明，到1992年，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视。虽然会议的结果有些令人失望，但它得以召开并有那么多国家参加，本身就是非常重大的第一步。1998年在京都召开的防止空气污染的最高级会议又是一次证明。

    许多环境问题是很早以前就已经发现了的。可是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并且开始产生严重影响。关心这些问题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数年前，中国的媒体否认有环境问题，可是1998年的特大洪水使它大为震动，现在已经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如今，中国的媒体上已经在自由探讨这个问题。所以说，尽管我们把这个问题耽搁了一段时间，但我仍然相信，只要我们共同努力，就可以免遭灭顶之灾。如果全世界的人全力以赴，齐心协力，我们肯定可以找到与自然协调的生活方式，并开始医治一些由我们造成的创伤。毕竟人类在以前曾经完成过“不可思议的”任务。如果在一百年前你预言说很快就有人要登上月球了，会有人相信你吗?或者预言传真机?喷气式客机?人们会认为你是痴人说梦，对你说的置之一笑，因为这些东西会被认为是纯粹的科学幻想，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我们发明了这些技术，造出了这些东西。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例子(其中许多对我来说依然像是魔术)。

    还有更多的好消息。许多公司开始“绿色运作”。英国石油公司投入上千万英镑的资金来研制一系列利用太阳能的产品。大陆石油公司是一家跨国石油公司，曾经对我们在刚果(布)建立的黑猩猩禁猎区予以赞助，现在以真正环境保护的意识在非洲进行石油勘探和地震钻探。它的考察队员步行穿过森林，设备则常常是用直升飞机运到现场。他们没有采用人到那里就把道路修建到那里的办法。他们处于非洲人迹罕至的地区，却非常注重环境保护，在人员安全和环境保护方面，坚持使用与发达国家同样的标准。非洲国家的政府都不愿意寻找“黑金”，所以勘测、钻探和开采石油都应当由最负责、最有道德的公司来承担。如果你我不以购买他们公司产品的方式对他们予以支持，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就难以生存下去。

    类似的注重环保的公司还有成百上千。在各个地方都能看到许多迹象，表明人们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1997年春，我第一次坐上了电动汽车。那的确是一种全新的感受：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行驶，绝对不排放任何污染气体，其设计使用年限为50年，而且可以百分之百进行回收利用。人们还在研制更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发动机，例如，用比较粗俗的话来说，利用氢与氧的强大结合力(也许是反过来?)的燃料电池。这两种元素的聚合的愿望非常强烈，所产生的能量足以驱动一辆汽车。这种聚合最终的副产品是水——可供驾车的人饮用的水!前不久，在乘坐大陆航空公司一架飞往日本的飞机上，我发现菜单就印着“用再生纸印刷”的字样；我看过的报纸被他们作为造纸原料加以回收；我的方便袋是用有机棉制作的。在曼谷机场等候换机的时候，我买了一张当地报纸，看见上面一篇关于防止空气污染法律的文章：让发动机空转的驾驶员，一经发现，定将重罚。到了日本之后，我被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所吸引。在东京一所规模不小的女子学校，提供给学生的校服全都是用回收的塑料瓶生产的——就像我当时身上穿的上衣一样。在我下榻的饭店里，卫生间里和床边都有提示，说我可以不必每天都换床单和毛巾。由于我要呆好几个晚上，所以我按提示的要求，把毛巾叠好后挂在架子上。因为毕竟我在家里也不是天天都换毛巾和床单的嘛。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宾馆饭店都贴出了类似的提示。环境保护是有好处的，宾馆饭店也从中受益，因为它可以节省开支。

    加里•泽勒发明了一种“生态砖”。它与我们盖房子用的砖相比，重量要轻，价格要便宜。这种砖是他采用特殊工艺，用工业废料，甚至有毒的废料加工制成的。它的外层非常坚硬，至少可以使用300年。生态砖有利于东欧和其他发展中地区废料问题的处理，同时可以用来建设造价较低的学校、医院等等。我希望能多建几家生态砖制造厂。在欧洲，有人认为居住在垃圾场四周两英里之内的妇女，所生的婴儿可能带有严重的先天缺陷，如先天脊柱裂和心脏空洞。显而易见，我们需要生态砖工厂，需要其他一些创造性的方法来处理市场上的以及垃圾场上的废料。

    如果我们能给大自然一个机会，在必要的时候给它一定的帮助，它便能产生神奇的复原功能。这是我抱有希望的第二条理由。有许多成功的例子。处于伦敦地区的泰晤士河下游曾经受到重度污染，河里的生物几乎绝迹。如今，经过大规模的清理之后，鱼儿开始在河里畅游，鸟儿也回来哺育后代了。几年前，我到过长崎。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二枚原子弹就投在那里。科学家曾预言，在30年内那里将寸草不生。实际上，绿色植物很快就开始生长起来(毫无疑问，开始时是带放射性沾染的)。有一棵小树甚至没有死。它现在已经长成一棵长得曲曲弯弯的大树，树干上带着巨大的裂缝和深深的裂痕，而且里面都是黑色的。可是每年春天，它都长出新的枝叶。我采集了一片叶子，把它作为希望的象征。

    两年后，我在加拿大的萨德伯里讲学。那里有一座镍矿，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它排放的有毒物质对方圆数英里地区的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我从几张乡间的照片上看出，那里曾经简直就像月球上一样荒凉。可是现在我的周围却是树木茂盛，郁郁葱葱。当地人终于意识到，他们的健康以及他们所处的环境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于是他们决定采取措施改变这一状况。在15年中，镍矿的污物排放量减少了98％。他们送给我一根游隼的羽毛作为希望的象征。这种游隼在当地绝迹40年后，又回来筑巢了。

    最近，我有幸与一位很了不起的护林员默夫•威尔康森和他的妻子安娜呆了一天。自1939年以来，默夫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这块面积136英亩的土地上，已经进行了9次采伐。如今在这片土地上行走，就像走进一座自然大教堂。那里的树林非常美丽，巨大的老树依然挺立。林中的动物种类比他刚去的时候增加了许多——他从来不使用化学杀虫剂。周围的人也很高兴——他们有了常年不断的工作。你们看，这是可行的。

    我1960年刚到贡贝的时候，坦噶尼喀湖沿岸是连绵数十英里的森林，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小村落和有限几处因种庄稼而砍去了树木。可是到了1995年(我在前面已经提到)，惟一剩下的森林就是那30平方英里的贡贝国家公园。公园周围的人们正在为生存而挣扎。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全这一小块宝贵的森林绿洲?简•古多尔研究所得到了欧盟的经济赞助，启动了一个研究项目，涉及到重新造林、农业造林、水土保持、梯田种植，或者与其他水土保持形式配套的梯田修建。如今，我们有了才华卓著的项目负责人乔治•斯特伦顿以及他手下以伊曼纽尔•姆蒂蒂为队长的坦桑尼亚人工作组，他们在27个村庄建起了育林场，里面有果树、绿荫树，还有用于建筑梁柱的生长迅速的树木品种，其中还套种了各种不同的当地树种。此外还营造了一些深受妇女欢迎的小树林，因为这样她们就无须为砍柴而跑得越来越远。在乡村和学校里还进行有关环保的教育。还有对妇女的小规模贷款的计划，帮助她们组织起来搞一些既不会破坏环境，又可以改善生活质量的可持续发展项目。与当地医疗卫生部门合作，把主要医疗保健、计划生育和防艾滋病教育深入到每个村庄。配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国际救援委员会，向33个村庄推广淡水和新型公共厕所。现在，成千上万的人对未来有了新的希望——他们懂得了保护生活在他们中间的为数不多的黑猩猩的必要性。他们已经加入了这项计划，成了主人。在我们撤出之后，这项计划依然可以继续下去——黑猩猩也将继续生存下去。

    有些动物被从濒临灭绝的边缘拯救下来，并且被重新放回野生状态下去生活。我见到拯救新西兰黑鸫的唐•默滕。他开始着手繁殖黑鸫的时候，这种小鸟只剩下了5只——当时知道的情况是，只有1只雌鸟和1只雄鸟具有生殖能力。现在黑鸫的数量已经达到250只。当然，从遗传上来说它们是相同的，不过，它们被放飞到不同的岛上，即使发生什么流行病，它们也不至于全部死掉。在台湾，我看见一群美丽的台湾梅花鹿。那是一项放养计划的一部分。过去30年中，这种鹿在野生状态下已经绝迹。后来用几家动物园仅存的17只鹿进行繁殖，使它们的数量回升。现在在一个国家公园里就放养了许多这样的鹿。从第一只准备放养的鹿身上切取的鹿茸片又是一个希望的象征。

    实际上，成功的范例比比皆是。问题是，我们大多数人没有介入，也没有意识到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往往喜欢指责别人，而推卸自己的责任。我们会说，“那些污染、废料以及其他坏事肯定不能怪我们。造成这些问题的是工业、商业和科学，是那些政治家。”这最终将导致一种破坏性的、具有潜在危险的冷漠态度。让我们永远记住，我们是消费者。通过行使自由选择权，通过选择购买什么，不购买什么，我们可以用集体的力量来改变商业和工业领域的道德。运用这一巨大力量的潜力永远掌握在我们手上——在我们每个人的钱包里、存折上或者信用卡上。谁也不能强迫我们去购买通过遗传工程方法生产的食品，或者饲养场里生产的肉食品，或者靠毁林生产的家具。我们可以寻找购买在接近自然状态下生长的食品，放养的家禽所下的蛋，等等。可是你会说，那些食品价钱要贵一些。不错。可是随着购买这些产品的人越来越多，它们的价格是会下降的。为了我们的下一代的未来，我们愿意不愿意多花一点点钱呢?

    责备政治家，尤其是责备那些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是无济于事的。除非一个政治家知道他至少能得到50％的选民支持，否则他(或者她)是不会提出一项严厉的、需要作出某种牺牲的环保法律。我们都是选民。我们的选票是举足轻重的。你的选票，我的选票都是举足轻重的。

    问题是，我们——我们大家——都抱着只靠我不行的态度。“我只是一个人。我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无足轻重。那我还何必管它呢?”试想一下：如果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对环境和社会而言，什么好，什么不好，那么这就意味着有成千上万、上百万、上亿的人都会有这样想法：“我所做的不可能有什么用处——我一个人不行。”如果不是这种态度，又会怎样呢?——成千上万、上百万、上亿的人都知道他们所做的会有用处。假定某城有一处满地都是乱扔的果皮杂物，要是每个过路人都从地上捡起一些，那里将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没有人乱扔杂物，那岂不更好。如果每个人在刷牙的时候都能随手关上水龙头，就能节约许多水。如果我们离开房间——无论什么房间——的时候能随手把灯关掉，就能节约很多能源。在可能的情况下，如果每个人都骑自行车或者步行，或者合用一辆车，或者乘坐公交车，空气污染的程度将大幅度下降。试想，如果谁都不去买在动物身上做过试验的化妆品或者家用品呢?这样做所带来的变化将大大超过动物权利倡导者试图影响政府立法的做法。如果每个人都要求购买放养的家禽所下的蛋，那么家禽饲养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现在素食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试想一下，如果每个人都不吃肉，即使每个星期只有一两天不吃，会出现什么变化?因为，如果需求下降，动物饲养的条件就可以不那么残酷了。

    有人也许会提出，这样的变化会导致很大的社会不公现象。例如，从事饲养业的农户就需要有其他的谋生手段。同样，靠设置陷阱捕捉动物的人、下井采矿的人和在动物实验室等地方干活的人，都要这样。我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内在联系，及其社会、政治含义。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解决不道德、残酷、具有破坏性行为会造成新的问题，因而就永远地容忍这些问题。难道有人会鼓吹继续搞集中营，因为要保证让负责集中营的人不丢掉工作?

    我抱有希望的第三个理由是，世界上的年轻人对这些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他们精力充沛而且愿意献身。他们发现环境和社会问题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于是他们决心纠正这些错误。他们当然会这么做——他们将是既得利益者，因为未来的世界是他们的。他们将逐步走上领导岗位，进入劳动力大军的行列，他们自己也将成为人之父母。他们着手解决问题的时间越早越好。年轻人一旦明白了事理，有了动力，一旦意识到自己的所为将真正起作用，是能够改变我们这个世界的。他们已经在改变它了。

    我花了大量时间启动了一项为了年轻人的计划——“根与芽”(Roots&Shoots)组织，因为我相信没有比这个更重要。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名字：根深深地扎进土壤，向各处延伸，形成一个坚实的基础；芽看起来幼小稚嫩，但是为了获得阳光，它能穿破厚厚的砖墙。过多的人口、森林的破坏、水土的流失、土壤的沙漠化、贫困、饥饿、疾病、污染都是这样的砖墙。人类的贪婪、物欲、残酷、犯罪、战争——这些都是我们人类带给这颗星球的。“根与芽”所要传递的是希望的信息：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根和芽——也就是我们的年轻人——定能破墙而出。这项计划强调了个体的价值——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都在起一定的作用，都能有所作为。在生活中，我们没有一天不在影响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有这样的选择：我们想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作为个体而言，不仅人类很重要，动物也很重要。

    “根与芽”的小组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有，其涉及的活动项目有三个方面：即(1)关心环境，(2)关爱动物，(3)关心当地社区。他们所依靠的是知识和理解、坚持不懈和努力工作、仁爱和同情心。他们的实际活动取决于他们所在的地点、当地一些问题的性质，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使他们周围的世界变得更美好。在坦桑尼亚，他们可能会去种树，去设法改善市场上动物的生存条件，去医院探望生病的儿童。在洛杉矶的中南部，他们可能去清扫垃圾，讲解宠物饲养方面的知识，帮助邻里做好事。如此等等。

    如果组织成员有兴趣——他们几乎总是如此——他们可以跟其他地方或者其他国家“根与芽”组织的成员结成伙伴关系。作为伙伴，他们可以就各自的问题互通信息，交换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看法，还可以相互了解对方的生活等情况。这个运动特别强调打破种族、宗教、社会经济群体的界限，打破代沟，打破国界。此外还要打破人和动物的界限。到1999年4月，它已经在40多个国家发展了2000多个小组。

    鼓励年轻人，给他们以力量，以希望。这是我对他们的未来所尽的力量，也是对我们这颗星球所作的贡献。对于这些年轻人从事的这项活动，对于活动从学校到学校，从城市到城市的扩展，我还能说出很多。不过，那将是另一本书的内容。我在这里只想说，我有很大一部分力量来自这项活动，来自阅读各地小组介绍他们如何用各种方法开展工作的报告，来自我对学校访问时所看到的那一双双明亮的眼睛、那种热情、那种执著，也因为我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孩子们已经在影响他们的父母。

    年轻人一旦决心要做一件事情，就会产生一股强大的力量。有一个小姑娘，她相信自己的行动会有作用，她的信念打动了许多人的心。她叫安伯•玛丽，5岁那年由母亲陪着来找我。当时我在佛罗里达州坦帕的一次讲学刚刚结束。她一只手抓着小玩具狗，一手拎着一只装了几个硬币的塑料袋。她母亲那天上午才发现女儿为什么把零用钱积攒起来。安伯•玛丽看了国家地理杂志的特别报道《在野生黑猩猩之间》，节目里的小“弗林特”在母亲“弗洛”死后显得特别悲伤。安伯•玛丽懂得什么是悲伤——一年前，她的弟弟患白血病死了。她弟弟特别喜欢去动物园看黑猩猩。安伯•玛丽还知道我是保护失去母亲的小猩猩的，所以她就开始积攒零用钱，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积，最后终于买了一只玩具狗——我能不能替她把玩具狗送给一只可怜的小猩猩?也许那样他在晚上就不会感到太孤单。我能不能用那几枚硬币买点香蕉给小猩猩吃?她讲完后，我们的眼睛都湿润了。

    安伯•玛丽的例子能说明我抱有希望的第四个理由。在周游世界的过程中，我遇到过许多好人，或者听说过他们的事迹。有些人开始做一些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事情。凭着孜孜以求的精神，他们顶着几乎难以克服的困难，达成了自己的目的，或者成了新道路的开拓者。还有些人随机应变，挺身而出，做出了英雄般的业绩——包括他们自己在内，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会这样做。我们都知道，有些人战胜了难以想象的生理缺陷而活着，实在令人鼓舞——他们是我们的光辉榜样。还有许许多多高尚的人，他们在为他人服务(包括人和动物)，在默默地奉献着。使我们感到鼓舞，感到兴奋，感到无比高兴的是，我们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有的是世界上的领袖人物，有的是普通的儿童、科学家、服务员、艺术家、卡车司机。有人问我，“简，你的精力是从哪里来的?安排得这么紧张的时间表，你是怎么应付的?”我总是笑一笑，然后告诉他们，“来自从我们中间感受到的精神力量。但有很多是来自我所遇见的那些了不起的人。”这也是继续到新的地方访问学习的惟一好处。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跟他见面我感到非常激动。他敢于向东欧共产主义阵营发起挑战——那个阵营修建了一道墙不是为了阻挡外敌入侵，而是为了隔断内外交往，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有机会见到纳尔逊•曼德拉也是非常幸运的。我没有想到种族隔离会在我还活着的时候就寿终正寝，而且我以为要结束这种现象，一定会发生大规模流血。可是曼德拉的领袖魅力，把种族隔离埋葬了，而且没有发生流血冲突。当然，在前苏联、在新南非，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变得突出了。看来在走向民主道路的国家，由铁腕独裁者控制的种族和部落仇恨，会导致最初的一些混乱和动荡。然而对戈尔巴乔夫和曼德拉为了人的尊严和自由所采取的重大步骤，我们是不能怀疑的。

    我在世界各地都遇到许多很了不起的人。他们为了改善很多穷人的生活尽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当然，也有许多人在帮助动物。例如，乔恩•斯托金原来是一艘金枪鱼捕渔船上的厨师。他看见海豚被渔网困住几乎快被憋死的情景，感到毛骨悚然。他听见一只小海豚的叫声，发现海豚妈妈看着他的眼睛，仿佛是在哀求他，他情不自禁地跳进聚集了体型巨大、受到惊吓的金枪鱼、鲨鱼和海豚的水里。尽管他自己也吓得不轻，但他抱住小海豚，感到它在放松，就把它举起来，放到渔网外面去。接着，他又把小海豚的母亲弄到网外。最后，他拿出小刀，割破渔网，把它们全放了。他因此丢了饭碗。回到家之后，他想到了海豚的景况，想到了所有被弄得即将绝种的动物。他能做什么呢?他没有学位。他也不是阔老。可是他很希望能起一点作用。他做到了。现在他在生产巧克力——最好的巧克力。每块巧克力的包装纸上都印着一种濒危动物。他把(减免税收前)利润的11．7％送给为保护那种动物的组织。他被我们称为“巧克力乔恩”，是我心目中又一位英雄。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从收入中拿出一定比例捐助各种各样的善事。

    我有幸见到一些北美土著人的精神领袖。他们遭到种种迫害，他们的文化遭到肆意破坏，可他们依然坚持原有的部落风俗，坚定地信仰他们的大神或者造物主，相信人类与地球、动物、植物、岩石、水、太阳、月亮、星星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现在，他们正准备摆脱一个世纪来的压迫和压制所编织成的冷漠。来自温哥华的精神领袖伦纳德•乔治用他的歌声和他的鼓声打动了我的心灵。那鼓声是地球母亲那急迫、执著、无限耐心的心跳。他经历了许多痛苦和磨难，成为一位真正的精神领袖，文静温和、质朴无华。还有我在加州的精神兄弟奇特库斯(泰伦斯•布朗)。他母亲是部落里最后一位真正会医术的女人。他本人最后终于一步步地成为卡鲁克部落里通医术的人。每天黎明时分，他都为我焚香，以印第安人的方式祝我在世界各地周游时精力充沛。在越战中获军功章最多的美国印第安人埃德•拉莫内甚至给我以“地球母亲之妹”的殊荣。阿帕切人乔纳森•卢塞罗赠给我一只雕刻的小黑熊，它代表着力量和勇气，我讲学的时候常把它捏在手里。

    几年前，一位因患麻风病而失去所有手指和脚趾的坦桑尼亚人送给我一把普通木梳。他靠残留的指桩和牙齿，用毛线编织出图案来装饰所制作的木梳，这样他就可以把木梳卖掉，堂堂正正地活着，而不必去乞讨。

    一位台湾的音乐人也有类似的故事。12岁那年，他在海边捡起一只亮亮的金属球，结果被炸掉了一只手，炸瞎了两只眼睛；原来那是一枚地雷。他一直想玩吉他琴，于是他的朋友们为他制作了一个金属箍，那上面带一个结实的塑料琴拨，他可以把这东西套在断臂上弹琴。我与他见面的时候，他刚刚与他的盲人伙伴出了一张CD专辑，在台北非常热销。我在北京的时候，看见街头一个没有任何手指头的人在弹琴，而且弹得很高兴。

    最动人的还是保罗•克莱因的故事。保罗是6岁时被一管炸药炸伤的，伤得很重。在那之后的两年时间里，他接受了一系列痛苦的外科手术。医生给他修补左眼，后来又给他治疗残废了的双手。他的左手伤得最厉害，拇指和部分手腕被炸烂。不过医生替他把炸得掉下来的手指进行了再植。他的右手拇指、无名指和小指也被接活。在痛苦的手术过程中，他决心将来也当一名外科医生——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永远也实现不了这个目标。可是，正如他对我说的，“通过积极思维以及许多人的帮助”，他真的成了称职的、一流儿科整形外科医生。他发现人们在接受再造手术的时候，往往感到很尴尬，不愿让别人看见自己变了形的样子。为了帮助他们，他把自己的手给他们看，跟他们讲述自己是如何克服困难的。

    还有加里•豪恩。他是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时失明的，当时他才25岁。可是他经过勤学苦练，成了一名魔术大师——不可思议的豪恩迪尼。孩子们在看他演出的时候，直到最后才意识到他是一位盲人。他跟孩子们谈如何战胜困难，如何在生活上不断奋进。他还学会了戴水肺的潜水、越野滑雪、特级跳伞、柔道和空手道。最近他还登上了乞力马扎罗山。他是我认识的适应性最强的人。1994年4月，是加里给了我一只玩具猴子，它后来成了我的吉祥物。加里原以为他送给我的“不过是一只玩具猩猩”，我告诉他，它还有条尾巴，所以不是猩猩。我对他说，它像一个形状怪异的狒狒，耳朵装倒了，尾巴也略长了些。“没关系的。”他坦然地说。“无论到什么地方，你都带着它。你会感到我的精神和你在一起。”于是被他称为H先生(Haun的首字母)，成了我的吉祥物。在我得到它的4年半时间里，它陪伴我到过30个国家(其中有些国家还去过多次)。它是一个旅行中的好伴侣。它总是乐呵呵地笑着，总是抓着那根准备吃掉的香蕉，再忧郁的人见到它也会露出笑容。我对人们说，只要碰它一下，他们就会变得判若两人，因为加里•豪恩那顽强的精神会传递给他们。现在摸过它、拍过它、抱过它、吻过它的人已经超过了20万——难怪它那身上的绒毛都起了结，它那原先白净的脸现在已经脏兮兮的(尽管我经常给它用香波来洗)，它的外形也越发怪异了。可是，它很有特色。有人最近指出，因为那个H也代表希望(Hope的首字母)。

    当然，我无需花很大力气，就能找到许多令人鼓舞的例子。我母亲万妮75岁还接受了心脏外科手术。她那被阻塞的心脏主动脉被换成了“原生质管”，实际上是一头被屠宰的猪身上取下的。当时我看她的气色不好，动员她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结果他们立即给她安排了手术。当然，那次手术非常成功。事后我与医生交谈时，他问我手术前万妮做了些什么事情。当时正值圣诞节前，她一直在忙于买东西，做节前的准备工作。他对我说，“唔，我说了你也许会很感兴趣。从体力上来说，她也许只能坐一坐、躺一躺。她所做的其他事情，全都是意志力的驱动。”他告诉我，他进行这种手术的10年来，万妮的心脏阻塞是他见到的最为严重的病例。我是非常走运的——不妨这样说吧，我有内在的激励源，而且就在眼前!

    我将以一个很典型的故事来作为本章的结尾。它说的是一位到动物园玩的游客，名叫里克•斯沃普的美国人。他跳进绕黑猩猩区四周的防护河里，救起一只快要淹死的成年雄猩猩。尽管动物园管理人员警告他那样做很危险，而且那个群体里其他成年雄猩猩还向他发出威胁。人们问他，是什么力量驱使他去冒生命危险，他回答说，“我看着他的眼睛，就像是看着一个人的眼睛一样。它传达的信息是：谁来救救我?”

    这样的眼神，我从被拴在非洲市场上的黑猩猩眼睛里、从实验室里被囚禁在铁笼子里的黑猩猩眼睛里、从其他受到折磨的动物眼睛里，都看见过。从那些父母在种族暴力中被屠杀的布隆迪儿童的眼睛里，从那些流落街头的儿童的眼睛里，从我们的城市里陷入暴力冲突之中的儿童的眼睛里，也能看到。这种哀求的目光的确随处可见。阿尔贝特•施韦策曾经写道，“一个受到别人敬重的人，不会只是做做祈祷而已。他将投身保护生命的战斗。如果出于这个原因，那他本身就是周围生命的延续。”

我真诚地相信，越来越多的人已感觉到周围哀求的目光，他们的感觉是发自内心的，他们正投身到斗争中去。这就是我们未来希望之所在。我们正走向人类的最终命运——同情和仁爱。是的，我的确认为有希望。我的确相信我们可以希望我们的后代以及我们后代的后代能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上。那里仍将有绿色树木，有黑猩猩出没其间，仍将有蔚蓝的天空，有小鸟在歌唱；土著人的击鼓声将使我们强烈感到自己与地球母亲以及大神的密切联系——那就是我们所崇拜的上帝。可是，我已经反复指出，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地球上的资源正在枯竭。如果我们真的关心这颗星球的未来，我们就不能再把所有问题留给“他们”去处理了。明天的世界要靠我们去拯救——要靠你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