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吃着午饭，船上的发动机突突响起来。1960年7月16日，我们终于开始了从基戈马向北到贡贝的航程。我们终于成行了，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在此之前，比属刚果发生了成功推翻殖民统治的起义，这曾经给此行蒙上了阴影。两个星期前，我和万妮的船刚准备离开基戈马，首批比利时难民蜂拥而至。我们只好干等。基戈马的官员担心坦噶尼喀人会受到鼓舞，起而反对他们的宗主国。可是，基戈马的局势非常平静——不过从湖上逃来成千上万比利时难民，他们需要栖身之处，需要填饱肚子。现在我们得到了准许，终于出发前往贡贝了。

    在这段12英里的航程中陪伴万妮和我的，是在政府当局为我们践行席上作陪的森林动物保护员戴维•安斯蒂。我们自己的小船也被装上了船。它将成为我们与外界联系的惟一手段。当时的风很大，湖面上波涛汹涌，大浪打来，溅起阵阵白色浪花。西边就是局势动荡不安的刚果，它境内的丘陵隐藏在旱季的腾腾雾气之中，茫然不可见。极目北望，一望无垠的湖面向远处的布隆迪延伸。我们就像置身在清澈无比的淡水海洋之上。船紧贴着东部的湖岸航行。地层断裂形成的斜坡异常陡峭，耸立在湖边高达900英尺，斜坡上林木葱茏，但顶部有些光秃，因为那上面尽是嶙峋的岩石，表土很薄，树木难以生长，就连那上面的草也被晒得几近枯黄。峡谷里的小村落依稀可见，还有少量被砍去树木种庄稼的林中空地。每当湖边出现沙滩的时候，就可以看见沙滩上泛着银光，因为那上面晒了数不清的沙丁般大小的小鱼。戴维•安斯蒂解释说，这就是大麻鱼。人夜之后，捕鱼人靠小独木舟上的阿拉丁的神灯把它们吸引过来，然后用类似捕捉蝴蝶的大网兜将它们捞起来。有些捕鱼人还向我们招招手。过了大约个把小时，我们抵达了动物保护区的南端(那地方到1966年才成为国家公园)。如今，快到这个国家公园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了，因为它外围的几乎所有树木都已遭到砍伐。可是40年前，它的界线却没有这么明显。我久久凝视着这片丘陵，想象着即将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情景。我记得当时心里在嘀咕：到什么地方才能找到黑猩猩啊?

    我们很快到达森林动物保护员的哨位。戴维•安斯蒂决定在那里过夜。我跳上一片细沙和卵石的沙滩，这便是我今后成千上万次在这里登岸的第一次。记得我当时既没有感到高兴，也没有感到焦虑，只是感到一种奇妙的超脱。我们把东西从船上卸下，把帐篷支起来之后，万妮和戴维着手准备晚餐，我就离开他们，独自爬上帐篷对面那片树木浓密的斜坡。接着我就见到了使我激动不已的情景，简直太神奇了!记得我当时坐在一块石头上，目光越过山谷，看着远处的蓝天，心想但愿天堂里也是这个样子。我看见了几只狒狒冲着我吼叫。我听见了各种各样的鸟鸣。我闻到了被太阳晒干的青草味、焦干的泥土味和一些成熟水果的香味。这就是贡贝的气息。太阳开始朝此刻已经风平浪静的湖面下坠。我从斜坡上下来，准备与万妮和戴维一起度过这第一个迷人的夜晚。天空布满了闪烁的星辰，微风吹得头顶上方油椰树的叶子沙沙作响。等我钻进帐篷，在小床上躺下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属于这个新奇的森林世界，觉得这是我应当呆的地方。

    戴维•安斯蒂和我们一起呆了一两天，帮助我们把这片小小的营地整理好。营地上只有一顶帐篷，是我和万妮在今后4个月中合住的。另外还有一间用几根棍子搭建起来，顶上铺了草的临时厨房。那是我们从基戈马雇请的厨子多米尼克的小天地。他也有自己的帐篷，支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接着戴维就离开了我们这两个英国怪女人。他跟大多数人一样，认为我们要不了几个星期，就会打退堂鼓的。他太不了解我们了!临走之前，他让我保证不独自一人上山，至少要等到对这里的情况熟悉了之后再说。他指派了一个叫阿道夫的森林动物保护员陪伴我，还让当地一个叫拉希迪•基夸莱的人做我的向导。

    当然，我早就知道贡贝那地方有很多危险。然而，就在我们到达的第一个星期，就有一件让我非常吃惊的事情。有两个捕鱼人把阿道夫、拉希迪和我领去看离湖边不远的一棵树。那棵树的树皮上伤痕累累，不下百处。显然前一天晚上有一只公野牛向一个捕鱼人发起过攻击。那人设法爬到树上躲了起来。那只野牛在树下呆了个把小时，用犄角去撞那棵树，想把它的受害者撞下来。这几个捕鱼人显然是想告诫我，住在非洲的森林里非常危险。这件事无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们只在斜坡下半截的密林中活动，有时经常顺着动物留下的足迹行走。记得当时我脑海里多次浮现出那棵累累伤痕的大树。当年在贡贝还的确有一些野牛。有一次(是那之后不久，当时我已经不要阿道夫和拉希迪的陪伴了)，天还没有亮，我就差点撞上一只野牛——那家伙个头很大，就躺在离我顶多6英尺的地方，正在反刍胃里的食物。幸好当时风比较大，风声盖过了我发出的那点声音，而且风又是从它的方向朝我吹过来的，所以我才能悄悄地离开而没有引起它的注意。还有一次(离那次有很长时间了)，我正在山上睡觉，突然听见附近黑暗中有一只觅食的猎豹发出奇怪的呼哧声。我的恐惧就没法说了——当时我还真害怕猎豹。我暗暗对自己说，那豹不会伤害我，因为我的岗位在那儿，而且我有自己的工作要做。我觉得自己会受到保护的。我把毯子蒙在头上，希望最好别出事。现在回想起来，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宿命思想，抑或我真觉得自己跟上帝之间有什么盟约。“我要干这项工作，上帝，请求你保佑我。”不管怎么说吧，尽管那只猎豹对眼前这个陌生的白猿也许有很强烈的兴趣，可是它显然不想品尝这个新鲜东西。这也是猎豹的生性。

    还有一次，我正沿着湖边返回营地，为了不去爬一块巨大的岩石，就从湖里涉水绕过去。这时我突然看见一条蜿蜒游动的黑蛇。我猛然站住了。那蛇大约6英尺长，从它颈部那微凸的皮褶和黑色条纹，我知道它是斯托姆水上眼镜蛇——这种蛇有剧毒，如果当年被它咬一口，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解救的。它乘着一个拍岸的浪头从水面上朝我游过来，它的一部分身体实际上已经碰到了我的腿。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它，它那亮晶晶的黑眼睛也死死地盯着我。我站在那里纹丝不动，连大气也不敢出。接着那浪落了回去，把蛇也一起带走了。我赶紧从水里跑出来，吓得心脏怦怦直跳。幸亏那不是一条即将产卵的母蛇，因为我后来发现，在一般情况下，这种蛇还是比较平和的，可是在产卵期，它就可能变得极具攻击性，任何东西只要进入它的领地，就会遭到它的攻击。

    其实，我当时几乎没有产生过怕遭野生动物伤害的恐惧心理。我真的相信，那些动物会感觉到我无意伤害它们，所以它们也就不会伤害我——就像我在奥杜瓦伊峡谷遇到的那只小公狮子一样。路易斯鼓励我相信这一点，同时又要我明白：如果跟某种动物不期而遇的时候，我要具有理性，知道自己应当怎么办。他要我牢牢记住，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进行不必要的冒险。如果处于母兽和它的幼崽之间，或者遇上一只受伤后未能逃走的动物，或者是遇上一个出于某种原因而仇恨人类的动物，那是最危险的。可是与人们在城市里可能遇到的危险相比，这些危险并不算大——也许相对还要小一些，所以我也不在乎。

    最初几个月里，使我感到焦虑的是，那些黑猩猩非常害怕，一见到我就逃得无影无踪。我是个入侵者，而且还是个陌生的入侵者。我知道他们对我最终会感到习惯的——可是要多长时间呢?在资金用完之前，我能掌握到一些真正有用的东西吗?我心里很清楚，如果这一次没有什么结果，那么路易斯就无法继续募集到资金。我真担心会给他丢面子。我对自己所处的新环境逐渐熟悉起来，而且非常高兴，可是这件事情却使我感到不安。

    到贡贝6个星期之后，我和万妮都得了疟疾。我们躺在那顶军用帐篷里并排放着的两张小床上，忽而发起高烧，忽而冷得发抖，那副可怜相是可想而知的。去之前听说贡贝地区没有疟疾(是当地一个意大利医生向我们提供的错误信息)，所以我们就没带治疟疾的药。我们当时仅有的乐趣，就是有气无力地量量体温，比较一个体温记录。万妮连续发了4天烧，体温高达华氏105度，有一度连走两步的力气都没有，可是她有幸活了下来。

    我的身体刚刚有点恢复，就急切地去搜寻黑猩猩。在一个凉爽的清晨，我去攀爬帐篷对面那陡峭的斜坡，我爬得很慢，经常停下来歇歇。那一天真吉利，是个转折点，因为我发现了“山峰”，而从那天起，我就开始时来运转了。

    “山峰”其实只是一块突出的岩石，位于小山谷之间的一道山脊上，那山脊就是一段耸立在湖畔的峭壁。这是个绝妙的制高点，离湖面500英尺。从这里我可以观察到两个山谷：一个是我们帐篷所在的卡孔贝谷，一个是位于它北面的卡萨克拉谷。经过这一番攀登，我已精疲力竭地坐了下来。这时，我听见下面山谷里有黑猩猩的声音，看见他们正在吃大无花果树上的果实。我通过望远镜跟踪他们离去的身影，还听见他们不时发出很响的喊叫。他们全都离去之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我忘记了自己还在发烧，赶紧爬下斜坡，把这次奇遇告诉病得不轻的万妮。

    我一生中最令人激动的几个阶段之一(有所发现的阶段)就这样开始了。我没有一天是虚度的。每一天我都了解到一些有关黑猩猩的非常有趣的事实。我的生活有了节奏。我每天把闹钟定在早晨5点半，吃上一片面包，用热水瓶里的水冲一杯咖啡，然后趁天还没亮就爬上“山峰”。虽然我尽量不把万妮吵醒，她还是半睡半醒地跟我说声再见。我在观察一群或者某个黑猩猩后，有时还下去把他们吃剩的东西收集起来，这样我也熟悉了那里的地形。通过这样一点一点的积累，我对他们的生活方式逐渐有了了解，而他们看见我这样一个陌生的白猿也不感到奇怪了——不过，几乎过了有一年时间，我才能在大约100码的近距离上接近其中的大多数。

    难得出现一天当中一只黑猩猩也看不见的情况，不过有时候要等上好几个钟头，才能有幸看见一只。在等待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集中精力，因为黑猩猩经常是小群出没，有时甚至是单只活动，而且悄无声息。引起我注意的，往往是树上的动静或者树枝折断的响声——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那根本不是黑猩猩，而只是狒狒或者猴子。在开头几个月，曾经有一个科学家来找我，对于我不带些书到“山峰”上去边等待边看书打发时间，他感到非常惊讶。如果那样，有许多精彩的东西我就根本不可能看见!

    我呆在“山峰”上的那些日子里，根据点滴观察，逐渐对贡贝黑猩猩的日常生活情况有了些了解。我那种害怕失败的情绪开始消退。不过第一个真正有价值、真正让人激动的观察结果还是3个月之后才得到的。那天早晨的情形一直令人失望，我上上下下爬了3个山谷，可是连个黑猩猩的影子也没有发现。由于一直在茂密的树丛中穿行，到了中午，我拖着疲惫的步子朝“山峰”上爬去。我突然看见前方大约40码的深草丛中黑影一晃，于是我立即收住脚步，调节望远镜的焦距，看出那是一只单独的黑猩猩，并很快认出他是那只我所熟悉的成年雄性黑猩猩。他像其他猩猩那样胆小，我给他取了个名字叫“灰胡子戴维”，因为他的下巴上长了一些很显眼的白毛。

    我稍微挪了挪，以便更好地进行观察。他坐在一个白蚁冢的红土丘上，不断地把一根草伸进洞里。隔一段时间，他就把草拿出来，用嘴在上面舔着。偶尔他会再折一根草来用。他离开之后，我走到那个蚁冢边上，看见地上扔了许多草棒。土丘上许多白蚁在爬。它们正忙着堵刚才“戴维”把草伸进去的那些洞。我学着他刚才的动作，等我把草拿出来的时候，上面有许多用嘴咬住它的白蚁。

    就在两个星期之前，我得到的信息是，如果我能观察到黑猩猩使用工具，那我的整个研究工作就是非常有价值的。现在我看见“灰胡子戴维”在使用工具。几天之后，我再次观察到像这样使用工具的行为——我看见黑猩猩怎样把一根小小的树枝折断，然后把上面的叶子摘去。这是实物改造——是工具制造的原始行为。我对所看见的情况感到难以置信。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人类是地球上惟一利用和制造工具的生灵。我们被界定为“工具的制造者”。人们认为，这种能力是区别我们和动物王国的其他成员的标志。

    我把这个消息用电报形式告诉了利基。他的回答现在已经成了众所周知的名句：“啊，现在我们必须重新给人下定义，重新给工具下定义了，否则我们就承认黑猩猩是人!”我在贡贝所得到的观察结果对人的独特性是一大挑战。只要出现这种情况，就会发生科学上和理论上的巨大反响。这一次，有些人力图贬低我的观察结果，理由是我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所以不大可能获得可靠的信息。可是我后来所拍摄的照片最终证明了这一事实。有的科学家实际上暗示说，肯定是我教会了黑猩猩怎样钓白蚁。然而，不管怎么说，人们认为有必要用比以前更为复杂的方式来给人下定义——因为上苍不允许我们失去人类所独有的任何特征。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会有那么多的争议和猜测，因为我还在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还在继续了解有关黑猩猩的情况。

    我所观察到的这些运用工具的现象不仅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价值。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正是由于这些观察结果，利基才能为我从国家地理学会争取到一笔拨款，使我的研究能够得以继续。他写信把这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告诉了我。可是，这时候，已经来了5个月的万妮也即将返回英国了。

    我知道自己会非常想念她的。她是一个非常好的伴侣，在许多方面给我的帮助是巨大的。每当我从山林里回来的时候，她总是在那里等着我，急于想知道我干了些什么。我们坐在篝火旁边，相互交换信息。她也把一天的情况说给我听，讲述捕鱼人找到她搭建的“草棚诊所”来，她就用埃里克舅舅提供的药品给他们治病，并通过演示告诉他们，一滴盐水，只要定期涂抹，就能使最讨厌的热带溃疡得以愈合。实际上，过了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她当时竟以“白人巫医”而著称——当地人走很远的路来找她，向她讨取她自己花钱买的阿斯匹林、泻盐之类的药物。我对她非常感激，这不仅因为她敢于跟我一起到这样的野外作业地来，而且因为她与当地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而正是在此基础上，我和我的工作队成员以及我的学生才使这种关系得以发展。

    万妮还有一个很好的品质，可惜我当时还不太理解。由于我求知心切，常常整夜呆在森林里，尤其是遇到黑猩猩在离“山峰”比较近的地方栖息的时候。我就带上一只铁皮箱上去，箱子里放进一把小洋铁壶，还有一些咖啡粉和糖，再加上一条毯子。我把毯子拿到夜晚能听见黑猩猩叫的地方，就睡在那里，到清晨我从那里就能对他们进行观察。我总是先到下面去，和她一起吃晚饭，然后就只顾自己，离开了她。我借助月光或者手电光爬上那条我熟悉的小道，心里总是很高兴的。我把她一个人留在营地，从来没有想到过她在那样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可是她却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声。现在回首那段往事，我才意识到她所作出的贡献是多么巨大。

万妮离开之后，我还要在那里呆上一年。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她很担心，可是在利基答应把他所信任的小船驾驶员哈桑从维多利亚湖派到贡贝来和我作伴的时候，她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他将从基戈马把我的给养和信件带过来。多米尼克将继续为我做饭，而且他的妻子和女儿也过来了。他们将共同守护我们小小的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