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菲利普•伯曼问我，是否能为他当时正在编的《信念的勇气》一书提供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可不好写，但我尽了最大的努力。

    12年之后，菲利普又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合作，把我那篇文章中的观点展开来谈。我对他说我没有时间。可是他却提出我们出一本访谈录——以神学家与人类学家对话的形式出现。我只要提供答案部分就行了。

    可是不知怎么搞的，在编写过程中，书的范围和重点发生了变化。原先设想的范围广泛的访谈录变成了带有更多个人观点的书，变成了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深入思考的“精神自传”。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命题，而且我知道这意味着长时间的思考和写作。

    在初期阶段，菲利普对我的采访有时候是在美国，有时候在我英国的家里，也有的时候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或者贡贝。他还采访了许多在我的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接下来他就要着手对数英里长的磁带进行整理和编排。

    写这样一本书的确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一种挑战。我对自己说，这也许是人生中的机会之一，是抓住它还是放弃它，全在于我们自己。

    根据菲利普所提供的结构框架和他对访谈的阐述，我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如果我当时知道写这本书要花多少时间，有时候要深深触及自己的灵魂，进行那样痛苦的思考，我想我就不会接受这样的挑战了。当时除了每年300来天在外讲学，其余所有时间我都在伯恩茅斯的家中写这本书——那是我惟一可以潜心写作的地方。为写这本书，我起早贪黑，将不是非做不可的事情，统统放在一边。就这样，所花的时间也比我预期的要长得多。谢谢你万妮，你牺牲了那么多我们原本可以在一起的时间。

    在这本书里的有些段落是我从其他书里逐字逐句摘录的。我尽力争取用最佳方式通过语言来表达思想，或者描述特别有意义的体验，有时候我所写出的字句似乎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的发挥。

    现在这本书稿已经完成，照片也都已选定，书名也经商谈确定。

  可是这个旅程却是永无止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