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夫·艾希曼出生於德国的索林根，纳粹德国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1961年2月11日艾希曼于耶路撒冷受审，被以反人道罪名等十五条罪名起诉；艾希曼面对对其犯罪的控诉，都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回答。同年12月艾希曼被判处有罪并被判处死刑，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处以绞刑。
历史资料显示：是德国民众用选票将希特勒送上了权力的宝座，大多数普通人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与屠杀,并且成为了残忍而疯狂的杀手。当时的人把十诫忘记了,很多人都信奉基督教，却是假信徒，那么多假信徒不仅不阻止这个疯子，还成为其帮凶。
阿道夫·艾希曼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的主要工具之一的良心，他为自己辩护的一个重要论点是，“没有外在的声音来唤醒他的良心。”卡尔登勃鲁纳于1946年在纽伦堡审判的被告席上所哭诉的：“我只是履行了情报机关应该履行的职责。我拒绝做希姆莱的替罪羊！
”这些言辞虽然不能为他们洗刷滔天罪行，但它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的挑战是极为有力的。至少，它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想路径：在一场有共谋意味的民族性犯罪里，个人承担罪责的最后限度在哪里？
艾希曼说，没有外在声音来唤醒他的良心，所以他所做的不能全由他一个人来承担，何况在那种境遇里，他没有理由不执行元首的意志。这个辩护在普通情况下肯定是荒谬的，因为艾希曼作为一个成年、健康而有自由意志的个体，必须为自己所作出的每一种选择负道义和法律的责任。而事情却没有这么简单。
赫内的《党卫军》一书记载了一位奥斯维辛幸存者的回忆，他说：“在我认识的党卫队队员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说不出自己不曾救过别人的性命，虐待狂是少数，真正具有病态主动犯罪的不超过百分之五至十。其他的都是完全正常的人，他们完全能分辨善恶，他们都知道发生的是什么事。”也就是说，每一个纳粹都是有理性的，有正常的选择能力，他们对犹太人的屠杀是有计划、有目的的。更有意思的是，纳粹的刽子手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多都是不乏正直和道德的公民（《索菲的选择》中所描绘的那个奥斯维辛司令赫斯就是这样一个人），杀害犹太人在他们看来只是忠于法律的工作。
想想，一个平时循规蹈矩的人，却能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面对几百万人的鲜血而无动于衷！理性和非理性会如此奇怪而和谐地统一在艾希曼等人身上，确实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纽伦堡审判时，许多纳粹都辩解道，作为一个军人，执行法律和服从命令是天职，何罪之有？
今天回过头来看，许多的历史事实证明，当一个民族的多数人都卷入一场犯罪时，也许真的存在一个良心需要被唤醒的问题，否则，个体在整个时代的压力下会更多地凭巨大的惯性活着，而难以作出独立、正义的选择。
在一场民族性的黑暗面前，光审判几个艾希曼是不够的，只有每个人都完成一次内心的审判之后，民族精神的救治才可能有效，因为在那场劫难里，许多人都用赞成或沉默投了纳粹一票。
其实，在纳粹党上台之前的魏玛共和国，已经远离了基督教信仰，人们日益转向享乐主义、马XX主义、实用主义。据说从1918年到1931年，有240万德国新教徒和50万天主教徒放弃了他们的信仰。因为在去基督教的道路上越行越远，导致了纳粹主义的兴起和纳粹党上台执政。
掌权不到一年，希特勒就说：“基督教不能团结德国人民，只有一种全新的世界观理论才堪当此任。”
在天主向人类颁布的“十诫”中，第一诫就是“钦崇一天主在万有之上。这是基督徒信仰的根基，也是坚决抵制个人崇拜的信仰基础。 而希特勒时期，教堂围墙悬挂着纳粹党徽。
他们自以为要担当起复兴德意志的历史使命。然而，当他们背叛基督信仰，不但迷失了一个民族前行的方向，而且也丧失真正的善恶标准。
他们以为自己行的是善，担当的是历史重任，但却把人民带进苦难的深渊，直至他们自己跌落神坛，遭到彻底覆灭。
从希特勒和他的拥护者的惨败，我们要吸取教训，不能盲目地服从，不论他是什么人，无论他的地位有多高，如果他违反了天主十诫，我们就不能随从；如果他公开地反对圣经，反对圣传，反对天主圣言，我们不能保持沉默，教会兴亡，教友有责。
艾希曼于1962年5月31日被判绞刑，它向我们重申了这样一个事实：面对黑暗的时候，最可怕的就是普遍的沉默；在反抗的声音停止的地方，暴政一定会大行其道。
圣经分享:【玛加伯上】
2:19 玛塔提雅高声回答说：「即便所有君王国土中的人民都听从他，背弃了自己祖先的教礼，服从王的命令，
2:20 我和我的儿子以及我的弟兄，仍然照我们祖先的盟约去行，
2:21 决不背弃法律和教规，
2:22 决不听从王的谕令，而背离我们的教规，或偏左或偏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