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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的避静就像个蜜月。耶稣在我心里的临在是那么强烈，使我无法分心，祂一直临在我内，以一种非常平安的，充满了爱的方式和我谈话。祂立刻引领我进入默观祈祷，听避静神师的道理似乎已经无关紧要了。我醒着的时候，一直是在默观状态，我默观耶稣在圣体内和在我内的临在，以及天主父那火热的爱。每天晚饭后都到花园和耶稣一起散步，默观整个受造的宇宙——父爱的工程。 当时我还不能给那次经验冠上一个名称，因为那时神恩复兴还没有进入天主教会，我只知道天主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恩宠，使我经验到祂无可言喻的爱。九年以后，我初次接触神恩复兴运动，才了解这经验就是圣神充满！复活的耶稣在我内变成了生活的，祂住在我心里，祂的爱是忠信的。至今二十四年，祂一直没有离开我，祂一直是我的好牧人，祂引导我经过了许多巅峰，也走过了不少死荫的幽谷。 避静后一个月，我到了菲律宾。蜜月的神慰减低了，终至完全停止，干枯再现，过去所有的精神和心里上问题又开始出现。这些问题需要多年的耶稣的爱来医治、净化、整合，并恢复我人性的基本健康。 为了了解这整个过程，我想把我这次避静前的生活作一简短的检讨，也许会有所帮助。 我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出生，我是长子。父母都受过现代化教育，只是没有任何信仰，父亲是个坚决的传统儒家信徒，他尽其所能地度正直生活，依照儒家的教导，他以一个正常的中国男性的身分，在感情上相当严厉，从来不会自由表达。外祖父曾到过法国留学，专攻度量衡仪器制造。母亲读的是基督教中学，但她似乎没有学到很多基督教的事。双亲婚后住在华中杨子江边的汉口市，我就在那里出生，一年半之后，弟弟也来到人间。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我们不得不迁至战时陪都重庆，一住八年。 在战争期间，父亲必须在市内工作，而我们为了躲避日军轰炸，必须住在乡下，每两三个礼拜才能见到父亲一次。这种和父亲缺乏接触，以及父母之间婚姻的一些不和谐，对我造成很大的伤害。 中日战争结束时，我十一岁。大约在战争结束后八个月，我们全家迁至南京。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是个有很强压抑习惯，以及有很深自卑感的少年。但自己并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外表看来我还是个快乐、聪明的初中生。 一九四八年年底，由于内战日益激烈，全家又迁至台湾，起初两年我们住在台中，一九五一年迁居台北。因为台北的学校水准比台中高，我英文课跟不上，父亲不得不找人为我和弟弟补习。他一位朋友介绍我们参加一位美籍本笃会修女的课，这是我和天主教会接触的开始。一九五一年暑假，她开了一门英文教理班，我和弟弟都参加了。那年圣诞节后，我开始跟方豪神父听道理。一九五二年六月中学毕业时，领洗进教。 一九五二年九月，我进入国立台湾大学土木工程系。立刻在天主教大专同学会中活跃起来。一九五三年二月寒假期间作了一次三天的避静，那时我第一次模糊觉得耶稣可能召叫我作神父。当时我对圣召的意义并不了解，因而避静后我并未十分在意，也没再有所行动。两年之后，大三的时候，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感到需要和人谈谈作神父的事，就到我的堂区，台北圣家堂，找到一位神父作神师。 大学毕业后，服完十八个月的兵役，于一九五八年三月退伍，又作了一次三天避静，出静后禀告父母我有圣召，他们立刻就允许我进耶稣会。我给耶稣会省会长写了一封申请入会的信，于同年８月就被收入初学院中，我是台湾第一个中国籍初学生。那时我看起来是个非常快乐、活跃并且有冲劲的青年；但事实上我有很多隐藏起来的精神和心理问题。如果我在入会前作心理测验的话，一定会被拒于门外的。 一九六三年夏，修读普通心理学时，碰到一本参考书“神经病症和人性的成长”，作者是何妮。我把那本书从头看到尾，心想：“如果我能写一份自己心理状态的日记，也不会比这本写得更清楚了。”那是我第一次承认自己有严重的心理问题。我去找教授心理学的神父求助，后来几年又从我的神师和其他神师那得到不少帮助，但力量的主要来源还是耶稣在我内心继续不断的临在和他跟我的交谈。 尽管有这内在和外在的帮助，我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左右仍然精神崩溃了，那是一种极深的抑郁症。那时我在辅仁大学神学院读三年级。到了一九六八年一月多，我被一种无名的恐慌感所慑服，有时什么也不能作，只是脸朝下地躺在床上，一躺就是六个或八个小时。那时唯一能作的祈祷就是：“耶稣，我一无所能，但你有办法把我解放出来。”在那深刻的痛苦中，祂仍和我同在。在我一生最低潮的期间，祂是我唯一的希望，支持我通过这一难关。二三个月的挣扎之后，我开始从消沉中苏醒过来。到一九六八年六月，大致复原了。会长派我到台北耕辛文教院作院长助理，晋铎的事就无限期地搁延下来。 因了耶稣的祝福，我对大学生所作牧灵工作很成功，所以会长又于一九七Ｏ年教我复学，继续神学课程，但晋铎之事仍不被考虑。一九七Ｏ年十二月，耕辛文教院和神学院的院长各给会长写了一封信，请会长再度考虑我晋铎的事。他于是重加考虑，并要求我作一连串的心理测验。在和一位心理医生面谈过几次之后，他签字证明我心理正常。在我内心深处知道，耶稣是我唯一的治疗者。我于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在台北圣家堂晋铎。 那时许多美籍传教士在他们回国度假时，已经经历到神恩复兴了。有一位马利诺会修女从美国回来，充满了热火，尽力拉我参加神恩复兴运动，那时全台湾还没有一个同祷会。一九七一年三月一位路德会牧师来台湾，在一座浸信会教堂讲神恩复兴运动，那位修女几乎是把我拖去参加的。当时那位牧师太强调身体医治，我的印象不但不深，反而引起一些反感。修女仍不放弃，再邀我去参加了几次一位英国籍传教医生所组织的同祷会。在这些同祷会中，我开始经验到神恩复兴的精神力量，但当他们为我覆手祈祷时，我并没有明显感觉，那是因为我自一九六二年起就充满圣神了。不久我就向舌音屈服，并开始在辅仁大学组织天主教的圣神同祷会。天主的恩宠，使我成为第一个参加神恩复兴运动的中国天主教司铎。 我于一九六八年担任大专同学的辅导，开始用我在哲学院所学的辅导技巧来辅导学生。在开始的时候，有过可以告慰的反应，不过不久我就发现，那种方法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治疗严重的心理伤害。有时辅导技巧能够帮助人认清心理受伤的事实，但却不能带来治疗。而我与神恩复兴运动接触后，我听说并读了有关心灵医治的报导，但却不知道怎样应用，不过感到为那些受伤的人祈祷，总比什么也不作好，所以我开始为求助者祈祷。我立刻发现即使是一个简单的祈祷，也能帮助人经验耶稣的爱，只是治愈不了较深的伤害，尽管这种积极被爱的经验是短暂的。仍然激起我寻找更有效的祈祷方式之心，好能帮助受伤的人。 天主以一种出人意外的方式回答了我的祈祷。一九七三年底，我被派往美国加州柏克莱耶稣会神学院修神学硕士学位。到达之后立刻发现在我的住处就有一个每周聚会的同祷会，我立刻加入了。那是一个国际性的司铎、修女和平信徒组成的团体。不久我就变成了核心小组的一分子。每次聚会后也参加服务小组为人覆手祈祷。经由这些参与，我学到了更实用的为人祈祷方式。 自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五年，我一直积极参与“平安同祷会”的各项工作及活动。在这段时间，我领会了圣神同祷会的活力以及很多操练神恩的实用方式。 我清楚地记得在一九七四年初的一次同祷会中，我分享我当时感觉的情况。我说我像一块水面的浮木，满是虫蛀孔洞，丑陋畸形，但我相信不管我是个怎样不可雕的朽木，那全能的雕刻家耶稣，都会清理这块无用的木材，把它变成一个美丽的雕塑品。一九七五年六月，我离开柏克莱，往华盛顿斯波堪作耶稣会的卒试时，心理健康已有了很大的进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底，结束了卒试，回到台北立刻开始心灵治疗工作。不论谁来求助，我都为之祈祷，这逐渐变成了我主要的牧灵工作。我亲眼见过许多人被耶稣的爱奇妙地治愈。经由这种祈祷，受伤的人能够和主耶稣的爱直接接触，而使自己的生命被耶稣改变，复活的耶稣不止是生活的，而且对每个信友的生命十分关心，耶稣经由圣神的能力所实行奇妙的治疗，常常令我惊讶不止。心灵医治服务实在是耶稣爱的服务，耶稣也经由这项服务，改进我给予并接受爱的能力（虽然我也因着自私和愚蠢犯过错误，使人受到伤害。） 总体来说，这项服务帮助了很多人，它的效果往往超越人的期望。我按自己的经验写了两本书《心灵治愈》和《生命的新创造》，这两本著作的销路都在数千本以上。 回想这项历时已有十多年的服务，我感到自己是个罪人，但是个被爱的罪人。我虽然是个受过严重伤害的人，但被耶稣籍圣神的力量治愈了。我是个无用而自私的仆人，但被召叫宣扬耶稣圣心无尽的宝藏与爱，祂以无条件的宽恕与接纳，爱每一个世人。 一九七七年三月，一位基督教牧师来台湾，举办合一同祷会。我参加了他一次讲演，讲演中他分享了他在身体疾病医治方面的经验，他强调这项服务应该是耶稣对病人爱的服务。我祈求耶稣给我医治的神恩很久了，但并未求得。在他演讲中，我突然意识到我要这神恩的动机中混杂着自私与骄傲，我立刻发了个痛悔。牧师讲完以后，人都排队等待他祈祷，我也去排队。轮到我的时候，他问我要他为我求什么，我说想求主赏我医治身体疾病的神恩。他为我祈祷完后，要我留在他身边，不要走开。下一个人脊椎骨有毛病，牧师转身对我说：“我已为你祈祷了，现在你为他的身体作医治祈祷吧。”我照他的话作了，那人痊愈了。那是我作身体疾病医治服务的开始。 耶稣经由圣神的能力，以天主教神父的身分为人作这些服务，他又逐渐在我身上展开了其他的服务项目。我现在了解他说的：“我作的你们也要作。”现在我实际上就是在作耶稣所作的事：赦免罪过、医治心灵、医治身体，用言语和行动来传递并宣讲福音，他真的忠于他的爱和许诺，他经由圣神和他的仆人和婢女们分享他的大能。这些仆婢都是他一个一个地召叫来，建立他的王国和他的教会的。 回想过去，我充满了感激与惊异，一个像我这样的外教人，怎么可能变成天主教耶稣会的神父？一个受过很深伤害而心理又有困扰的人，怎能被改变成为一个为祂的爱而服务的人？这一切都变为可能了，只因为耶稣爱我，而且祂的爱是忠实的、全能的、仁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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