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性神经症并不是来自于驱力——与本能之间的冲突，而是来自于存在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意义意志的挫折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十分明显，在心灵性神经症的治疗中，恰当而足够的治疗方法不是一般的心理疗法，而是意义疗法；一种勇于进入人的特殊维度的疗法。

    让我引用下面的例子∶一位级别很高的美国外交官为了继续他五年前在纽约由一位分析师开始的精神分析治疗，来到了我在维也纳的办公室。一开始，我问他为什么要接受精神分析，为什么要首先接受精神分析。他回答说他对他的职业不满意，常常很难与美国的外交政策保持一致。然而，他的分析师一再告诉他，他应该尽力与他的父亲和解；因为，美国政府以及他的上司‘“只不过”是他的父亲的象征，他对于工作的不满源于他无意识建立的对于父亲的仇视。通过持续五年的分析，患者越来越多地接受了他的分析师的解释，直到最后他因树木的象征而不能看到现实的森林。几次而谈之后，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他的意义意志由于职业而受到挫折，并希望从事另外一种职业。由于没有任何放弃现在职业而从事另一种新的职业的理由，他放弃现在的职业感到遗憾，但他还是放弃了这个职业。从那时起，又过了五年多的时间。近来，他告诉我，这些年来他对于新的职业一直很满意。我怀疑，在这一案例中，我是在治疗一例神经症状态。并且，这也是我为什么认为他不需要任何心理治疗，甚至也不需要意义治疗的原因，仅仅因为他实际上并不是病人。并非所有的冲突都是神经症；某种程度的冲突是正常的、健康的。同样地，痛苦并不总是一种病理学现象；与神经症的症状相反，痛苦可能是人的一种成就，尤其是当痛苦来自于存在挫折时。我不同意下面的说法，在任何情况下，人对于存在意义的追求或者怀疑都源于或导致疾病。存在挫折本身既不是病理性的也不是病因性的。人对于生命价值的关注甚至失望，是一种存在挫折而根本不是一种精神疾病。将第一种情况解释成第二种情况，将可能驭使一位医生用一堆镇静药片来掩盖病人的存在状态。相反地，他的任务应当是引导患者度过成长和发展的存在危机。

    意义疗法的任务是帮助患者发现生命的意义。只要意义疗法能够使患者意识到存在背后隐藏的意义，它就是一种分析性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意义疗法与精神分析相类似。然而，意义疗法在试图使某些东西再次被意识到的过程中，不仅将自己的活动限制在个人潜意识范围内的本能事实，而且还关注存在的现实，诸如存在的潜在意义和意义的意志。然而，对任何分析法而言，即使当它在治疗过程中不去触及心灵维度时，都将努力使患者意识到他在内心深处实际希望得到的东西。意义疗法认为人主要关心的是实现意义，而不是仅仅感激和满足于驱力和本能，仅仅调和本我、自我和超我的诉求，或者仅仅接受与适应社会和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意义疗法就已经偏离了精神分析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