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现实的恐俱，如死亡的恐惧，不能由精神动力学的解释来平息；另一方而，一种神经症性恐俱，如旷野恐怖症，不能由哲学理解来治疗。然而，意义疗法也发展了一种处理这些问题的技术。为了理解每当使用这一技术时将会发生什么，我们以一种常见于神经症病人中的状态预期性焦虑作为一个起点。这种恐惧的特征正是患者所害怕的东西。例如，一位赤面恐怖患者，当他进入一个大房间面对许多入时，他实际上将更容易脸红。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可能将谚语“希望是思想之父”修改为“恐俱是事件之母”。

    具有讽刺意昧的是，恐俱往往带来人所害怕的东西，正如一种强迫意向使强烈希望的东西变得不可能。这一过度的意向，或称“超意向”，尤其常常见于与性有关的神经症。一个男人越是想要表现他的性能力，或一个女人越是想表现经历性高潮的能力，他们就越不能成功。愉悦肯定是而且必须是副效应或副产品，并因它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目标本身而受到破坏。

    除了上面描述的过度意向之外，过度关注，或者如意义疗法所称的“过度反应”，也可能是致病因素。下列诊断报告将表明我的意思∶一位年轻的妇女向我泡怨她的性冷淡。病史表明，在她还是孩子时，她曾经受到他父亲的性侵犯。然而，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并不是这一创伤性的经历本身最终导致了她的神经症。因为结果表明，通过阅读流行的精神分析读物，患者常常在终有一天要为这种创伤性经历付出代价的恐惧中生活。这一预期性的焦虑既导致了证明其女性化的过度意向，也导致了过度注意她自己而不是她的性伴侣。这足以使患者不能达到性快乐的顶点，因为性兴奋变成了意向以及留意的一个目标，而不是保持一种对性伴侣的非意向的投注。在短期的意义治疗后，患者对于她经历性兴奋能力的注意和意向产生了“去反应”，“去反应’，是意义疗法的另一个术语。当他的注意力再次集中于适当的目标，即性伴侣时，性高潮自然而然就发生了。

    意义疗法的技术之一是“矛盾的意向”技术。该技术建立在两种事实之上，一个是恐惧带来他所害怕的，另一个是过度的注意使他所希望的成为不可能。早在1939年，我就用德语描述了矛盾意向。恐惧症患者由于这种作用的结果去仔细地关注他所害怕的东西。

    让我回忆一个案例。一位年轻的内科医生由于他害怕流汗而向我咨询。每当他估计将要流汗时，这一预期性的焦虑足以使他流汗。为了切断这一恶性循环，我建议患者，当流汗将再次发生时，自己就决定故意向人们展示他将出多少汗。一周之后他向我汇报，当遇到有人引发他的预期性焦虑时，他就对自己说，“我以前只流一夸脱的汗，但是现在我至少将流四夸脱!”结果是，在忍受了四年的恐惧之苦后，仅经过一次咨询，他就在一周之内完全摆脱了这种痛苦。

    读者可能注意到，这种治疗是由患者态度的转变构成的，他的担心被一种相反的愿望所替代。通过这一治疗，风吹走了焦虑之帆。

    然而，这一程序必须利用人存在于幽默感之中的自我解离的先天能力。每当被称为矛盾意向意义疗法的技术得到运用时，这种解离能力就能实现。同时患者能够将自已与神经症拉开距离。与此相一致的陈述可见于戈登·W·阿尔帕特的著作G个体与宗教》中∶“学着嘲笑自己的神经症患者可能正在走向自我控制，可能会被治愈的。

    阿尔帕特的陈述表明，矛盾意向技术是有效更多的病例报告可以进一步说明这种方法。有一位患者是一位图书管理员，他在许多医院经过许多医生的治疗，但一直没有取得成功。当他进人我的医院时，他极度地绝望，承认他几乎要去自杀。几年来，他一直遭受书写痉挛的折磨，近来变得十分严重，正面临着失去工作的危险。因此，只有快速短期治疗才能扭转这一形势。在开始治疗时，医生建议患者去做他通常做的相反的事情；也就是与书写得整齐而清楚的想法相反，让他用尽可能燎草的方式书写。还建议他向自己说∶“现在我将向人们展示我的字多么潦草!”在他故意试着写潦草字时，他却不能这样做。“我试着写得撩草但却做不到，”第二天他说道。在48小时之内患者用这一方法使他摆脱了书写痉挛，并在治疗后的观察期仍保持良好。他又成了一个幸福的人，并完全胜任工作。

    有一个相似的病例，是处理说话而不是书写障碍，由于一位在维也纳波利克林尼克医院的同事而与我发生了关系。这个病人是他多年临床实践中遇见的最严重的口吃病例。在口吃者的一生中，从来没有能够免除说话障碍，即使是一会儿，只有一次例外。这次例外发生在  他12岁时，他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当他被售票员抓住时，他认为逃脱的惟一办法就是诱发他的同情心，因此，他试图去表明他是一可怜的口吃的男孩子。在这一时刻，当他试着口吃时，他不能这样做。他实践了矛盾的意向，尽管不是出于治疗的目的。

    然而，这一介绍不应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即只是在单一症状的病例中，矛盾意向的方法才是有效的。通过这一意义治疗技术，我在维也纳波利克林尼克医院的同事成功地治疗了最严重和病程最长的强迫性神经症。我举一个例子∶一位65岁的妇女在60年中一直患强迫洗涤。医生通过矛盾意向来开始意义治疗，并在两周之后患者开始过上了正常的生活。在进人医院之前，她坦言道，“对我来说，生活简直就是地狱。”由于受到强迫观念和细菌恐怖的阻碍，最终她整天卧床不能做任何家务。说她现在已经完全摆脱了病症也是不准确的，因为一种强迫观念还会进人她的意识中。然而，正如她所说的，她可以“对它开玩笑”；简而言之，运用矛盾意向。

    矛盾意向还可以用在睡眠障碍的病例中。对于失眠〔注:在多数案例中，对于失眠的恐惧是由于患者忽视了这样一种事实即身体自动向自己提供实际需要的最少量的睡眠。〕的担心导致了对入睡的过度注意，而它又转而使患者不能这样做。为了克服这一特殊的担心，我通常建议患者不要试图入睡，而是做相反的事，也就是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清醒。换言之，对于人睡的过度关注，产生于不能这样做的预期性焦虑，必须用不要入睡的矛盾意向来代替，而入睡很快就实现了。矛盾意向并不是万灵药。然而，在治疗强迫症和恐俱症时它是一种有用的工具，特别是那些以预期性焦虑为基础的病例。而且，它是一种短期见效的治疗方法。然而，人们不应认为这一短期的治疗方法只会产生暂时性的疗效。用已故的艾米尔·A。古塞尔的话来说，

  “正统弗洛伊德理论的常见幻觉是，效果的持久性是与治疗时间长短相对应的。”例如，在我的文件中有一个病历报告表明，一个患者在20年前接受了矛盾意向的治疗；然而，治疗效果却是永久性的。

    一个最显著的事实是，不管相关病历的病因基础是什么，意义疗法都是有效的。这证实了艾迪斯·维斯科波夫·凉尔森曾经作出的一个陈述∶“尽管传统的心理治疗坚持认为治疗必须以病因的发现为基础，但是，可能的情况是，某些因素可能在童年早期造成了神经症，

而完全不同的因素在成年期可能减轻神经症。”

至于神经症的实际形成原因，除了躯体的、精神的因素之外，预期性焦虑的反馈机制似乎是一种主要的致病因素。一种症状是对一种恐惧的反应，这一恐俱引发了症状，而症状又转而强化了恐惧。一种相同的事件链可见于强迫症患者与缠绕他的观念斗争的过程中。可是，这样反而增加了使其不安的力量，摆脱压力的斗争引起了新的压力。这一症状再次得以加强!另一方面，如果患者停止与他的强迫观念斗争，并试图通过以一种嘲弄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通过运用矛盾意向——恶性循环将会被切断，症状将逐渐减轻并最终衰退。在幸运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可能引起症状的存在虚空时，患者将不仅能够嘲笑他的神经症性恐惧，而且最终将成功地完全忽视它。

    正如我们所看见的，预期性焦虑必须由与之相矛盾的意向来加以抵消；过度意向以及过度反应必须由“去反应”来加以中和；然而，如果患者不能投注于特定事业和生活中的使命，去反应最终也是不可能的。（这一论断得到了阿尔帕特的支持。他曾经说，“当努力的重点从冲突转向无我的目标时，生活作为一个整体变得更加睡全，即使神经症从未完全消失”。　　　不是神经症的自我关注打破了循环的形式，不论它是同情的还是藐视的；治疗的途径是自我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