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预备

第一节 一个天主教家庭

我的父亲约纳斯·萨杜纳斯（Jonas Sadūnas），生于1899年9月8日，是一个大家庭中最小的孩子。他们中的五人已经成年：四兄弟——尤扎斯（Juozas）、西尔维斯特拉斯（Sylvestras）、卡齐梅拉斯（Kazimeras）和约纳斯（Jonas），以及一个姐姐乌尔苏勒（Ursule）。他们在乌克梅尔格县（Ukmergė）吉德莱西亚区（Giedraičiai）的普斯内村（Pusnė）出生和长大。他聪明、正直、非常勤奋。他长期从事放牧工作，备考体校最终测试并顺利通过。

1924年，他进入农学院农学系学习，通过了所有的学期和期末考试，完成了一年的实习，通过了论文答辩，在1930年，即维陶塔斯大公（Vytautas the Great）逝世五百周年的9月5日，他获得了合格的农学家文凭，并继续在多特努瓦（Dotnuva）的同一所农学担任教师。他很虔诚，而他的信德变得特别坚定，因而当他访问法国的卢德时，他可以怀着喜乐为天主而死。那是圣母给父亲的礼物。

假期里，父亲经常和洛基斯·鲁塞卡斯（Ruokis Ruseckas）教授一起走南闯北：他们走遍了整个西欧并游历了非洲。他对穷人有着很大的爱，并经常帮助他们，因为他自己在学习期间曾经历过很多困难。

1934年5月10日，他结婚了。我的母亲维罗妮卡·里姆库特·萨杜尼娜（Veronika Rimkuté Saduniene）于1915年9月初出生在一个大家庭。这个家庭有八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孤儿表哥，后来从医学院毕业。有一个哥哥名叫阿廖扎斯，他夭折了。人们常说，这样的孩子活不长。至善的天主把这个小天使带到了自己身边。

母亲在鲁基斯基斯县（Ruokiskis）斯维达赛区（Svėdasai）的尤扎帕瓦村（Juozapava）出生和长大。和爸爸一样，她聪明、勤奋、有深厚的信德。她毕业于博尔西艾（Borsiai）的体校，结婚后进入多特努瓦的农学院学习。

晚上，她喜欢和父亲沿着公园的小路散步。学生们会躲在灌木丛后面，试图听这对新婚夫妇在谈论什么，当他们听到两人边走边念玫瑰经时，都非常惊讶。1935年3月22日星期五，他们的一个儿子出生了，5月12日在多特努瓦的罗马天主教堂，他们给他起名约纳斯·阿廖扎斯（Jonas Aloyzas）。

后来，母亲在怀着我的时候患上了胸膜炎。为了挽救母亲的生命，医生建议她堕胎。她不同意，说：“唯有天主掌管所有的生命，祂的旨意将得到实现。”

我在1938年7月22日星期五清晨1点呱呱坠地，出生地是考纳斯的一所曾位于多涅莱蒂斯街（Donelaitis Street）的医院里。母亲生下了我，就像生下我哥哥一样没有痛苦，所以她经常对我说，她一看到我，就慈爱地看着我，说我是个幸运儿。现在，医生们一致同意，正是我的出生才救了母亲的命！

我出生后，母亲被转到疗养院休养，父亲把我带回家。他在他姐姐乌尔苏勒的帮助下把我养大，她非常宠爱我。10月2日，在多特努瓦的天主教堂里，座堂区府[1]凯梅西斯（Canon Kemesis）为我授洗，并取洗名菲利琪娅·尼约勒（Felicijà Nijolė）。后来他被捕了，在遭受酷刑后死在了苏联的监狱里。愿他在主赐予的喜乐中安息！

母亲从疗养院回来时，我已经九个月大，能够走路了。不久后，她在去教堂的路上受了寒，患上了骨关节结核。这一迟来的诊断是在她椎间盘滑脱时作出的；当时她被送进医院，在那里一动不动地躺了大约三个月。椎间盘恢复到了原位，但没有时间进行适当的骨化。战 争爆发了，我们不得不把她从医院带回家。1941年，父亲被告知，他和家人被苏联占领者划入西伯利亚地区。父亲把还无法走路的母亲、我和哥哥一起放在一辆马车上，尽可能离家远一点。就这样，至善的天主把我们全家从死亡边缘救了回来。在那些日子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男人经常与他们的妻子和儿女分离，他们几乎都在西伯利亚林区（Siberian taiga）饿死了。所以苏联占领当局在我还不到三岁的时候，

第一次在西伯利亚把我判处死刑。那是为什么呢？就因为我有正派的父母，他们热爱天主和人民！毕竟，每一个正派的人都是苏联人最大的敌人，因为他永远不会被谬误所奴役！

父亲带着生病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既没有住所，也没有收入来源，这对他来说很困难。圣洁的殉道者文森塔斯·鲍里塞维丘斯（Vincentas Borisevičius）主教伸出了援助之手，让他在特尔希艾（Telšiai）的神学院任教，并为全家人安排了住处和食物。据我母亲说，我的性情非常活泼，就像水银一样天性好动。母亲关心我的未来，把我带到特尔希艾主教座堂，将我托付给圣母，我至今仍感受到她的特别保护，我从内心深处感激她所做的一切。

1945年6月10日，耶稣第一次在圣体中来到我不配受宠的心中。同一天，文森塔斯·鲍里塞维丘斯主教为我举行了坚振圣事，而主教的妹妹玛丽特（Marytė）则成为我的坚振代母。

在我童年时的印象中，鲍里塞维丘斯主教的形象如同圣人一样伟岸。他的善良和朴实出类拔萃。鲍里塞维丘斯主教的姐姐告诉我，他从年轻时就向天主祈求殉道这一最大的恩宠。他的祈祷得到了俯听。1946年，他被逮捕，在克格勃的地下室里被折磨了好几个月。当他的姐姐玛丽特拿着食物和衣物要交给他时，克格勃常常把鲍里塞维丘斯主教的破损和沾满血迹的衣服给她。有几次，归还的衣服被污水浸泡过，在洗涤过程中散发出恶臭的气味。

不止一次，克格勃把文森塔斯主教关在满是污水的惩罚室里，当他失去意识时，他们会把他拉出来。所有这些衣物都是我亲眼所见。新的亚麻布上有很多血迹，被撕成了丝带。他们如此残酷地折磨文森塔斯主教，想迫使他赞同谬误。克格勃失算了，他仍然忠于天主和真理。

为此，1946年8月26日，文森塔斯主教在维尔纽斯最高法院被克格勃诬告，被判处死刑。他的妹妹玛丽特在他们把他押过去的时候触摸了他。他瘦得只有皮包骨头；但从他受尽折磨和憔悴的脸上散发出平安和喜乐，他对他的姐姐微笑。在庭审期间，他只说了一句话：“在天主和人类面前，我是清白的！”

一位曾与主教同在死囚室并奇迹般地活下来的学生告诉我，文森塔斯主教在精神上加强了他们所有人，解说宗教的真理，主持讨论会，并在大部分时间里跪地做反省祈祷。每当他收到一小袋食物时，他就立即把它分给大家，自己什么都不留。当克格勃把他押出去审问时，显然他们总是期待着打破他对真理的忠信。他离开时仿佛走在赴死的路上一样，同时为每个人降福。

不止一次，他们把失去知觉的文森塔斯主教扔回牢房里。他们会在他的头部两侧放上钢板，然后把钢板合拢，压到他失去知觉。但他们无法使主教的强大精神屈服于谬误。后来有一次，他做了最后的降福。克格勃把他从牢房里押走，再也没有把他带回来。

文森塔斯·鲍里塞维丘斯主教和普兰西茨库斯·古斯塔蒂斯神父（Father Pranciškus Gustaitis）在维尔纽斯的格迪米纳斯山（Gediminas Hill）脚下，站在维尔内勒河（Vilnele River）外的军营院子里被枪杀。一大早，克格勃把他们带进一辆有盖的卡车，把他们俩抬出来，因为他们站不起来，把他们背靠背像麦子一样捆住，然后用手枪朝太阳穴射击，杀害了他们。当他们倒在地上时，脸被踢得翻过面来。他们的手被绳子绑在背后，绳子被用刀子割断后，他们的手就放开了。克格勃又踢上几脚后，殉道者的尸体被推入就地挖好的墓穴中。士兵们立即将墓穴填平，并用院子里的泥土盖住，这样就不会留下任何埋葬的痕迹。

处决的日期和地点被一名克格勃特工泄露给了他的一个亲戚，他特意在那里工作，以便尽可能地帮助囚犯，他和所有善良的立陶宛人一样，对主教十分敬重。那天清晨，那位克格勃的亲戚登上格迪米纳斯山，躲在灌木丛中。她亲眼看见了一切，后来她告诉我：“这太可怕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入睡，我太震惊了。我现在依然能看到那个景象...我不会再去看了...”

用我们的殉道者——梅齐斯洛瓦斯·莱因斯主教（Mečislovas Reinys）的话来说，就是“那些没有向谬误低头的人是幸福的，他们永远活着！他们增强了我们的队伍！”立陶宛殉道诸圣，为我等祈！

克格勃档案中的囚犯登记照：

     梅齐斯洛瓦斯·莱因斯总主教（左），文森塔斯·鲍里塞维丘斯主教（右）

我们在特尔希艾一直生活到1945年底，当克格勃开始搜寻父亲时，我们立即秘密离开特尔希艾前往阿尼克什奇艾（Anykščiai）。在那里，父亲的一个好朋友安塔纳斯·斯拉马斯（Antanas Slamas）被聘为埃尔莫宁凯（Elmoninkai）实验站的站长。他让父亲担任高级研究助理。我们去了母亲在阿尼克什奇艾的姨妈家，后来又在郊区的约尼德塞诺斯（Jonydsenos）获得了一套公寓。

我们周围是一片松树林，临近斯文托吉河（Šventoji）。父亲经常骑自行车去上班，冬天则骑马去上班。他的工作地点在五公里之外。我们经历了很多困难，甚至饿肚子。父亲一个月的收入只够买三公斤黄油。面包也很短缺。后来，一些好心人给了父亲一头牛来养活自己。在花园里，他经常种植土豆和蔬菜。我们重新振作起来，但每当清晨听到汽车马达的轰鸣声，我们都会跑到谷场上躲起来，以免他们把我们带到西伯利亚。这就是大多数立陶宛人的生活方式，就像生活在火山边缘一样。

被苏联国家安全部（MGB）杀害的游击队员，他们残缺不全的尸体被丢弃在立陶宛拉兹迪亚伊的一个院落里（1951）

在我们隔壁的邻居家，是共产党非正规兵（Communist irregulars）的总部。我无法用言语来描述他们的残酷。在这里，他们经常折磨游击队员，并把他们被肢解的凄惨尸首扔在院子里，就在我们用来打水的井边。后来，这些尸体在阿尼克什奇艾镇的广场上躺了几个星期，埋葬他们是不被允许的。他们曾经毫无顾忌地杀人。通常，如果农民只是去拜访邻居，非正规兵会认为他们是游击队员，并向他们开枪。“非正规兵”[2]这个词成了一个骂人的词，人们对他们的所作所为非常反感。

所有好心的立陶宛人都热爱游击队员，同情他们，并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们。游击队员们也经常来到埃尔莫宁凯实验站。他们总是彬彬有礼，干劲十足，离开时给站长留下一张列有他们拿走的政府粮食等物资的收据，这样他就可以向非正规兵交差。被激怒的非正规兵曾经在埃尔莫宁凯实验站守了几个星期，当他们失去耐心并撤出时，游击队员们会回来，并再次留下他们从政府粮仓拿走的东西的清单。

当时，实验站里没有一个苏联的走狗，也没有一个党员。苏联官员曾称埃尔莫宁凯实验站为“土匪窝”。安塔纳斯·斯拉马斯站长不得不运用很多策略，以安抚苏联官员和其他来找麻烦的人。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利用款待和酒精来安抚他们。斯拉马斯站长拯救了许多人。愿天主赐予他永

[1] Cannon，译为“座堂区府”或“区府教牧”，指主教座堂辖区内的教牧人员——译者注

[2] 立陶宛人称之为"stribas"，取自俄语“izstrebiteli”，意为“破坏者”——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