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骚扰和逮捕
尼约勒·萨杜奈特，照片大约摄于1970-1973年 |
庭审结束后不久，我就被传唤到维尔纽斯的克格勃，在那里，古达斯（Gudas）和科尔戈夫（Kolgov）对我进行了训斥，因为我敢于为谢什凯维丘斯神父聘请律师。古达斯威胁要让我丢工作，收走我的合作公寓，把我赶出维尔纽斯，并“好好关照”我的兄弟约纳斯·萨杜纳斯。当我拒受威胁时，古达斯开始嚷嚷：“那就对你提起诉讼，就像针对谢什凯维丘斯的诉讼一样，你会和他一起进监狱。”
我回答说，我会欣然为真理受苦。这时，古达斯按捺不住了，他摔门冲出了办公室。他们确信我没有被他们的威胁所吓倒，于是释放了我，但从那时起，他们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我只是在1974年夏天，在被捕之前才注意到这一点。似乎有两三个克格勃特工到处跟着我。因此，我为突击搜查做了准备，销毁或藏匿了一切在我被捕时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的东西——写给我的信、地址、人们的工作或家庭电话号码等。
1974年8月27日，在黎明之门仁慈之母的小堂祈祷后，我带着《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1]第11期回家，打算复制它。我把已故的彼特拉斯·劳达神父送给我的小打字机也一同带回家。当我进入位于Architektu 27-2的公寓时，我遇到了我的哥哥，他正在去综合医院的路上。我没有机会和他说话。
下午2点左右，在我的房间里，我开始复制《纪事》。听到我的声音，邻居的女人，一个名叫艾迪耶提耶涅（Aidietienė）女士的教师，她是一个我当时未曾怀疑的告密者，给克格勃打电话，告诉他们我正在打字。（契卡人员维陶塔斯·皮列里斯[Vytautas Pilelis]在审讯我时提到了这次告密：“你同情所有人，但没有人同情你。你甚至还没开始打《纪事》，隔壁女人就立即打电话告知我们这件事。”我回答说：“如果她这样做是相信自己做得对，我尊重她。如果她是为了报复，我为她感到遗憾。”）
当契卡人员来包围房子时，那位邻居奉他们之命匆匆赶到综合医院，查探我哥哥是否会很快回家，因为契卡人员决定与他同时进入公寓，这样就可以在我打字时给我一个惊喜。而这正是他们所做的。大约四点钟，我哥哥一回来，一伙契卡人员就冲进了我们的公寓。他们中的三个人打开了我房间的门，看到我坐在打字机前，和坐在附近的我的挚友布隆涅·基比凯特交谈，他们大喊起来：“不许动！举起手来！”
我笑着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大喊大叫？你们见着原子弹了吗？”我说这话时非常平静，以至于布隆涅以为是我的一些熟人进来，想吓唬她。她问他们：“那你们是怎么来的？”
他们没有回答她，只说他们有一张搜查令，并准备使用它。他们建议我交出一切可用于定罪的东西。我站起来说，你们最感兴趣的就是《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它在这儿。你在这里找不到别的东西。[2]
“在打字机旁坐下！”契卡人员喊道，“我们要给你拍照。”
“如果你们想拍照，就自己坐下来吧。”我回答，然后走开了。
他们让我和布隆涅站在角落里，不准我们乱动。他们开始搜查，我们俩为了不浪费时间，开始大声念玫瑰经，说：“在我们祈祷的时候，你们继续干你们的活吧。”
可怜的契卡人员们感到异常不适，因为我们没有害怕他们，而是平静地祈祷。在搜查过程中，契卡人员带走了布隆涅·基比凯特，并且搜查了她的铁索斯11幢，38号公寓（Tiesos 11，apartment 38），但他们没有发现任何“非法”的东西。后来，他们又把我哥哥带到克格勃办公室，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我和他不在场，且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搜查他的房间，完全无视我对恐吓患病哥哥的强烈抗议。契卡人员不会因他们的恶行受追责。
在突击搜查期间，契卡人员没收了三期不同的《纪事》。后来，他们拿走了一切他们想要的东西，没有给我看，也没有把它记入搜查报告。这样一来，我对宗教话题的思考笔记、照片和其他文件都消失了。但我的朋友和联系人的地址都藏得很好，他们没有找到。
尼约勒被捕时使用的打字机
突然间，一个契卡人员欢呼起来，说他找到了我写的一些信。“信！”他喊道。我猛然跳到他面前，从他手中抢过信，把它们撕成碎片，而那个契卡人员则喊道：“把它们还给我！”我迅速跑到隔壁的走廊厕所，随着一声响亮的冲水声，把所有东西都送进了下水道。契卡人员们没有料到我有这样的突然行动，当他们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这样一来，给我写信的人就免于受审，也许还免于遭受搜查。
当他们回过神来时，契卡人员们围着我大喊大叫，说要把我带到克格勃总部，然后自行完成搜查。我说：“你们可以带走我，”我现在心满意足，没有人会因为我而受苦。然而，他们并没有把我带走，搜查进行到最后。进入房间的是契卡人员科尔戈夫，他自以为是地说：“四年前我们就警告过你。自那时起，我们一直在追踪着你的每一步。你并没有改过自新，现在你要受点教训了....”
“俄罗斯有句谚语，”我告诉他，“一个人要等三年才能等到承诺兑现。但我等了四年，你才把我送进监狱。你迟到了！”[3]
科尔戈夫困惑起来，开始否认他们曾向我承诺过什么，声称我在胡思乱想。
“这很好，”我说，“你及时警告了我，让我明白我在和谁打交道。现在我再也不会和你说话，免得我又‘胡思乱想’。”因此，我下定决心，在审讯期间不与那些谬误的奴仆，即契卡人员，谈论案件的任何方面。
搜查结束后，三名契卡人员陪我到克格勃总部，其他人留在我的公寓，对我哥哥的房间进行了搜查，没有发现任何“非法”的东西。与此同时，领导这次突袭的彼特鲁斯凯维丘斯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Petruskevicius）开始审问我。在回答他的问题“你是从哪里得到《纪事》”时，我回答说：“我不会回答任何有关此案的问题，因为你们自己就是罪犯，悍然侵犯了《宪法》、《人权宣言》和法律法规所保障的信徒的最基本权利。因此，我对此案表示抗议。我不会协助罪犯实施犯罪行为！”
克格勃特工给尼约勒拍摄的登记照，摄于1974年。
“为此，我们会把你关进精神病院，”彼特鲁斯凯维奇斯威胁道，“那里会比监狱糟糕百倍”。但我没有被吓住，他答应如果我告诉他我从谁那里得到了《纪事》，就放我走。我保持了沉默。
在调查过程中，契卡人员总是以这种方式违反法律，根据《刑法》第187条，他们都应该受到刑事审判：“进行搜查或初步调查的人使用暴力迫使某人作证，或在审判期间通过威胁或其他不公正的行为迫使某人作证，可处以最高剥夺自由3年的处罚。使用欺骗手法和嘲笑受审讯者的情形也按此处理，可处以剥夺自由3至8年的处罚。”
然而，这项法条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实际上，在（苏联）对立陶宛的整个占领期间，契卡人员都有意识地违反了这项法律，没有一个人被送上刑事法庭，因为一切都建立在谎言和欺诈的基础上。
在审讯过程中，由于没能从我嘴里
[1] 《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是一份地下期刊，记录了立陶宛天主教在无神论和极权主义政权下为生存所做的抵抗。它通过抵抗运动者的辛勤工作而传播开来，他们打出多份副本供私人分发。在这样的圈子里，文字处理机和复制机器的存在是不为人知的。下文一般简称该报刊为《纪事》。
[2] 据《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第28期，1977年6月29日）报道，其中一名克格勃特工对尼约勒说：“既然你是一个天主教徒，怎么可以打出《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上面只有关于所谓迫害信徒的谎言和诽谤。”她回答道：“《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中披露的每一个无神论者的错谬行径，其准确性都已被信徒的眼泪所证实。”
[3] 尼约勒被指控违反了《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68条——反苏维埃的煽动和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