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福安传教

伯多禄‧桑斯神父等到达福安时，当地的教友都来欢迎，为了「中国礼仪问题」，福安的道明会士除一位老传教士马晋神父外，其余的已被迫离开传教岗位。那些无牧之羊一教友一在风雨飘摇之中，日日盼望传教士回来；现在竟蒙主恩，遣派神牧到来，怎能不感到快慰呢！

马晋神父隐居于福安，他一人不但要管理整个福安教区，就是福建、浙江和江西三省广泛的教务，也全在他的肩上。现在看见几位本会神父冒险前来，协同传教，顿感万分欣幸。白多禄神父到达不久，就开始巡视各教友乡村，宣慰各处教友，振作他们萎靡的精神，到处举行圣事，重新给予他们精神的食粮，辅助他们坚持修德，恢复公教的生活。白多禄神父早起晚睡，计划怎样使福安教区迅速发展，回复以前的繁荣，他东奔西走，把福音传到乡村的各个角落，使已奉教者信德加强。对未奉教者谆谆善诱，引领皈依真主；同时也着手组织各种善会，协助教务的发展。

巨艰的传教事业，绝非靠着传教士的单独推动便可以发展，亦需仗赖教友们的合作；尤其在新开辟的园地，更需要教友们的协助；何况当时道明会士不但有福安教区，还有闽浙赣三省教区；若单靠寥寥几位传教士，自然十分困难；所以白多禄神父对教会之组织，更加积极进行；不久，便组织了三大善会。

2.公教仕绅协进会

当时道明会士在福安传教，深得当地的文人仕绅的好感；在传教工作上得到不少的便利。而文人仕绅在社会层级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尤其具有儒者之风的乡绅，实有移风易俗的力量。所以白多禄神父组织公教团体，先培养士绅作教友的指导，好能互相联系共同推进公教事业。果然顺利的成立了公教仕绅协进会，找他们个别谈话，研究传教各学科的基本，分担传教工作。这些仕绅确能为公教、为社会谋利益，因为他们经此组训之后，不但堪作教友的领导，还能于教会遭人攻击时出来捍卫真理。他们于必要时撰文立论，作教会的喉舌；他们也赒济穷苦的教友，毫无吝啬。这协进会的精神，到现在还可以作我们教友的模范。

仕绅协进会主要的任务，是协同传教士从事救灵工作，组训教友，倡办公教教育，课训要理，宣传福音等。他们时常深入乡间，前去联络各处教友；和他们打成一片，巩固公教团体。他们的地位，素为平民尊重，如今又加上公教精神的感应；传教工作的进行，真是一日千里。

当时福安教务，在白多禄神父的领导之下，能够迅速地发展，亦多赖那些士绅的努力合作。那时在福安的公传教士绅，有六百之多。

3.道明第三会

道明会同其它修会，亦有「第三会」的设立。所谓的「第三会」，是指「圣道明补赎会」，俗称「道明第三会」，是指在俗有志精修的男女教友的神修团体；加入的应遵行该会所经宗座审定的会规，虔度热心生活；并在道明会督导之下，专修成全之德业。

「仕绅协进会」的目标，可以说是对外的；白多禄神父以为传教之发达，也在教友内在的德性陶冶，方能成就大事，所以同时也成立了道明第三会，辅导教友度公教内修的生活，进而领导他们走向成全的修德之路。创立之始，就有许多士绅自动入会；遵守会规，以作修身的基本。

会友们既享有特殊的权利与义务，自然也更热诚地辅助传教工作。

女教友加入此会的更多，因为这会的清规，特别注重持守贞洁的美德。白多禄神父另一步，专以培养有志守贞的女会友；她们在世俗，除专务内修外，还研究基本的教理常识；卒业后，分派到各堂口，辅助传教工作。这些守贞的会友，福建教友都称她们为──修女、修道、或姑娘一──她们对于教区，确有莫大的贡献；就到今日，还有许多这样的会友，在传教区里自愿过守贞生活，继续若望宗徒这种生活方式。她们主要的任务是。教育公教的儿童，训诲要理经言，管理堂所，扶助临终，代人祈祷通功等工作。这都是靠当时白多禄神父在福安对于第三会，竭力栽培，才有今日的成就。

4.玫瑰经善会

为使一般教友获得神益起见，白多禄神父又广设玫瑰经善会；目的在使会友特别敬礼天主之母玛利亚作传教区的主保。到处宣扬玫瑰经道理，劝导教友入会，勤念玫瑰经。

前面已经说过，这玫瑰经是圣母亲自传给圣道明的。白多禄神父在班班牙的萨拉哥撒城时，就已担任过玫瑰经善会导师的责任，现在他来华传教时，更加热心地广立玫瑰经善会；领导信友，念诵传教，而立玫瑰圣母为整个传教区的大主保。

当时男女教友，都非常踊跃参加，以祈祷辅助传教；尤其在艰难困苦时候，念玫瑰经更可为教友们的大安慰。

5.司铎的典型

这位基督勇士来华，就利用各种方法，把天国的福音传与民众。传教工作，不单靠口头上讲说；善表感人，更胜于空谈百倍。所以他自己的生活很刻苦，教友们都拿他作一个典型的传教士，钦佩他的善牧作风；外教人亦爱戴他，看他作仁人君子。他奉行圣保禄宗徒所训示的──迎合众意：以谋公益──的传教方法。为了实现这福传的方法，也下了极大的决心入境随俗，，这真是大克己；因为中国的生活方式，完全与欧洲不同，这对于初来的传教士，确是很难办到的。

然而，白多禄神父不顾一切的艰难，尽量地学习了中国文化与风俗，衣食起居都中国化了；穿的是平常的长衫，住屋亦平民化。他待人和蔼，亲近他的人，都有很好的印象。因为他训导有方，使教友们成为一个公教大家庭，亲密联系。

他在传教起始，就在穆阳和康家板两处，新建了两座圣堂：前者是玫瑰圣母堂，后者名天主圣三堂；可算是他传教初期的成绩。

白多禄神父同时自马尼拉出发的华雅敬神父，为避免清廷关卡，就中途分道，在广州着陆，住城内道明会办事处。他在那里学习了中国语文，也研究了传教的实习方法。他于1715年底才到漳州；那时漳州也和福安一样，由于多年没有神父管理，教务已是停滞。华神父一到该地，看见教友冷淡，；便立刻着手整顿；前赴各处巡视，重开圣堂公所；行圣事，讲道理，领导教友恢复公教的生活，鼓励他们热心向善。

白多禄神父刚到中国那一年（1716年九月间）罗马教宗为了「中国礼仪问题」，又发了一道圣谕，自广州传发到全国各地。当时人士以为这道圣谕发来，和解决「中国礼仪问题」有关；所以都抱着希望。岂料北京清廷接获消息，除声明拒绝接受教廷调停外，还下令没收罗马教廷公文；并重申前令，谕令中国教民不得遵守教廷规定。据说，这次清廷所以反对，是因为教廷未先遣使晋京面陈之故。偏巧当时广东某将军欲向皇帝讨好，便乘机造谣，散布民间。大意谓：西洋传教士在华传教的目的，系在诱惑良民谋叛皇朝等：并说华南沿海已有西番战船云集，准备入寇。闹得康熙寝食不安，立即召开会议，商量如何对付。

然而事关重大，所以先由兵部员南下调查。始知全非事实，据情回报兵部。这时此案本可了结，怎奈礼部大臣都是仇教巨首，竟下公文到各省查禁天主教，驱逐西洋传教士出境，集中澳门，迫令各返本国，各地教友恐慌万状，不过他们还是加倍热心祈祷，仰望天主，挽救中华教会于危难。果然，幸蒙上主俯允，当礼部将仇教案呈奏康熙批行，却未获准，教友闻讯，莫不额手称庆。那个发动仇教的广东将军，也引咎自杀。

6.一线光明

仇教风波既了，圣教会在中华又得到一线光明。四围的乌云渐散，重见天日。

苦干的传教士们，也乘此良机，殷勤地耕耘主人，耶稣所付托的田园。他们固然注意新种子的培植，可是也未忘记去除恶草。一面施行圣事，保养人灵；一面极力排除异端，希望基督的真理不受污玷。白多禄神父对中国的礼仪问题，始终怀着真道真传主义；虽然在那时，这问题闹得天翻地覆，他仍处之泰然，继续苦干，局势既稍好转，便益加奋发，进行他的传教计划，紧紧把握这一线光明的良机。

这时福安教友也积极恢复他们的热心生活，保持纯粹的信德，遵从传教士的指导，排除异端的色彩。同时公开的举行圣教礼仪；主日和瞻礼的盛典，也渐渐地恢复原有的热烈状况。福安教务在白多禄神父领导之下，一日千里。

7.教宗赐书宣慰

当白多禄神父来传教的时候，中国正闹着礼仪问题，经过许多风波挫折。事情传到梵谛冈，教宗葛利孟十一世，对于中华教会非常关怀；特经道明会总会长赐书玫瑰会省转达在华道明会传教士；宣慰他们在华的勤劳，试想：当时道明会士在福建传教，本已困难丛生，今又因「中国礼仪问题」，几乎陷于绝境，现在竟蒙教宗和本会总会长赐书慰劳，确实提高了他们的精神。教宗对他们传教成绩和保持正义的气概，倍加赞扬；而总会长也多方勉励会士，还赠给在华传教士许多圣物，以表教宗未忘记中华教会；白多禄神父和他的同伴领受之后，更加努力传教，以酬教宗宣慰的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