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知道，人类的同情心、利他精神和仁爱都深深植根于我们遥远的过去。爱有许多形式，可是我们常常把这个词用得很滥。我们爱自己的朋友、家庭、宠物、还有自己的国家。我们爱自然、风暴、大海。我们爱上帝。无论我们爱的是什么，爱得越深，一旦我们所爱的人或者东西失去之后，我们的悲痛也越深。我们的悲痛程度不是取决于我们所喜爱的物体的性质，而是取决于我们对它所爱的深度。一个孤独的、跟自己所喜爱的猫或狗生活在一起的人，会因自己的宠物死亡而悲痛欲绝，其悲痛程度要远远超过因一个亲戚(甚至父母亲)去世所引发的悲痛。这是非常合乎情理的，因为他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中不存在真正的爱。

    由于人类有死亡的概念，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有生就会有死，知道自己有一天也会走到生命的尽头。几乎可以肯定，我们是具有这种知识的惟一生灵。黑猩猩能理解生和死的区别。在脊髓灰质炎流行的时候，“奥莉”那刚满周岁的幼仔因患此病而几乎瘫痪——他只会呼吸和喊叫。他似乎能感觉到疼痛，因为每次他母亲一动他就尖叫。她温柔地抱着他，仔细地把他那瘦弱的四肢放好，防止碰断它们。那情景实在令人感动。后来，在她与她女儿“吉尔卡”一次长时间的相互梳理过程中，那幼仔死了。“奥莉”对待他的方式有所不同，而且极具戏剧性。随后三天，她仍然带着他四处活动。可是她带的已经不是她的幼仔，而只是个物体罢了。她提着他的腿，把他搭在背上，还头朝下地把他往地上放。她以前也失去过幼仔。她知道。可是，年轻母亲“曼迪”在第一个幼仔死后的3天里，一直把死孩子当活的对待。等到尸体开始发臭，并招惹苍蝇的时候，她对死孩子才不那么无微不至。看起来黑猩猩似乎要有所体验才能明白死亡是不可逆转的。如果“曼迪”的下一个幼仔又得了病，她会不会害怕他会死去呢?她会不会记得疾病会使她的幼仔身体逐渐虚弱，以至最后死亡呢?也许吧。黑猩猩的行为继续使我们感到吃惊，因为他们不断表现出我们原以为只有人类才具备的某些特征。但我认为他们还不具备死亡的概念。他们也不会有死而复生的概念，对此我更加深信不疑。

    我本人从来没有惧怕过死亡，因为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们死后，我们的精神或者灵魂会继续活下去。我只是想避开死亡的过程。我想大概我们都是如此，因为这个过程往往和疾病与痛苦相关——在现代医院里，死亡还与各种使人失去尊严的治疗联系在一起，因为生命是靠各种管子和输液来维持的。这是活着的死。我想我们大家都希望能死得比较突然，希望在我们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走得快一些，因为这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那些爱着我们的人。(而且还节省许多钱。死亡的开销有时候大得惊人!)

    在西方社会，死亡不是人们议论很多的话题。人口中65岁以上的人数比例在上升，可是我们仍然在强调要年轻，要保持青春。生了病的人很快就被送去由陌生人护理——而且往往不只是对病人有好处，还因为亲属不愿意卷入对他们疾病的护理。

在危重病人面前，我们感到很不自在，其中部分原因是，我们从感情上不知道如何对待他们的病痛。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它使我们感到自身的脆弱。现在，人们很少把遗体放在客厅里让亲友向死者作最后的告别。人们觉得这样太令人伤感，而且让人害怕。既然我们活着，死亡就应当置于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创造了一个奇特的人为环境，在那里熟悉死亡的只有关怀室的人员、医生、护士、护理人员和殡葬人员。

    过去，人们都死在自己的家里，临死前一家人都围在四周。外婆是亲眼看着她自己的母亲去世的。当时呆在病榻边的是她和一个护士，她们是看着老人咽气的。我永远也忘不了外婆对我说的话：“我们俩都看见她嘴里冒出一股白气，稍稍悬停后就消失了。我们知道那是她的灵魂离开她的躯体。”

    德里克死的时候，我在他身边，但我没有看见他的灵魂离开。我确实听到他临终之前那沉重的呼吸声。他去世前的3个月，我一直在他身边。当时的每一天都是我一生中最难受、最残酷的——看着自己所爱的人因患癌症而慢慢地、痛苦地死去。我以前一直认为这种事是我无法应付的。可是事到临头，我也别无选择。我不得不看着他日渐虚弱，看着他在受苦，看着他离开人世。许多读到这本书的人，将会理解这种折磨人的体验。那些还没有读到的人，将来完全可能会有这种可怕的体验。

    1979年9月，德里克经预约去达累斯萨拉姆看了医生，当时他已经出现过几次严重的腹痛。我至今也不知道他当时是否已怀疑自己得了癌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对诊断结果将是什么会那么肯定。他刚刚离开家，我就忍不住痛哭起来。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在读小说的时候受了感动。我一头扑倒在床上，哭得像个泪人儿。“上帝啊，千万可别是癌啊!上帝，千万可别是癌啊!”我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我哭到后来已精疲力竭。实际上，我是白哭了一场，因为他回来告诉我，他们发现腹部有个肿瘤。

    打那以后，事情就很快发生了变化。过了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就起程飞往英国。我们预请了英国一名最好的外科会诊医师替他看看。那位医生给了我们不少鼓励。他对他进行了诊查，研究了X光片以及各种化验结果，然后作出了判断。

    “是的，你身上是有一个肿瘤。”他说道。“在结肠部位。不过，手术很简单。病人完全康复的比例非常高。我认为你没有任何担心的必要。”

    所以，我暗暗对自己说，哭了半天，原来是一场虚惊。我们在伯恩茅斯的白桦山庄非常愉快地度过了几天。我们的情绪特别好，相信一切都会重新好起来的。

    可是事情并没有好起来。一点也没有好起来。我们再度回到伦敦。这一次他被推进了手术室。“别呆在这儿。”他们对我说。“过3个钟头再来。”

    我的心情非常紧张。我到大街上转了3个小时，打发时光。回到医院后，我就在候诊室里等着。我等啊等啊，后来有个好心的护士把头伸进来对我说：“比我们预期的时间要长些。”我继续等待。如果我有时间，我真想把医院候诊室重新设计一下。在这种四壁空空、毫无生气的候诊室里，有成千上万的人曾经像我这样等待，等待着可能重新改变他们的生活或者打碎他们生活梦想的消息。

    德里克终于被推出来了。他跟所有动过大手术的人一样，脸色苍白如纸，身上插着各种各样的管子。我真不愿意看见我所热爱的丈夫变成了这副模样。很快他们又给他注射了麻醉剂，把他推走了。

    当时已经快晚上9点。最后，手术大夫出来见了我。他跟我的谈话是我后半生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他说他要跟我单独谈谈，并把我带进一间放了两张病床的空病房。我记得房间里没有灯光，出于某些原因，医生没有把灯打开。他转过身，背对着从半开的门里透进的微弱光线，对我说：“嗯，恐怕我当时判断有误。已经没有希望了。他的癌细胞已经转移，扩散到整个腹腔。这样的话，他还能活上3个月。可是我们还不能告诉他，因为我们不想给病人雪上加霜。”

    我惊呆了。我想我只是愣愣地看着他。他对我说：“如果我跟你同路，我就带你一段了。不过你还比较坚强。我知道你可以对付。叫辆车吧，好吗?”说着他在我肩上拍了拍，然后走出黑乎乎的病房，不见了身影。

    这太残酷了。我坐在那里过了似乎有好几个钟头。一位好心的护士端来一杯咖啡，可是我喝不下去。我刚才听到的是德里克不久就要去世的消息，而且已经没有希望了。就在一个星期之前，就是这个外科医生满脸微笑地告诉我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应当好好度个周末。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我感到麻木，由于害怕而浑身难受，而且什么也不愿意想。

    我和德里克的弟媳帕姆•布赖森呆在一起。去她的家乘地铁大约30分钟。我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已经晚上10点多，天下着雨。我不想找出租车，也不想跟任何人说话。我不想对任何人承认这样的事实。我只想永远呆在这个几近半夜的不现实的世界中。我像个夜游症的患者，心不在焉地走到地铁车站。我沿着台阶向下，心想早晨从这里上来的时候，心中还充满了希望。我站在空荡荡的月台上，真希望这样的事情不是发生在我的身上。后来车来了，我上去坐下来，呆呆地坐着。我不希望马上就到站。也许如果我静静地多呆一会儿，我会发现那只是一场梦。我不敢去想医生对我说的话。于是，我像个傻瓜似的被车带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带到了地铁的终点站。接着我又像傻瓜一样走到月台的另一侧，坐到下一班开往伦敦市中心的车里。我想那是末班车了。一切都是那样的虚幻。我走出地铁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心想，我很可能遭歹徒袭击。我真愿意自己遭到这样的袭击。我无法直面德里克。雨下大了。我心想，这样可能得肺炎的。上帝呀，让我得一场肺炎吧。

    当然，我既没有遭袭击，也没有得肺炎。随后的几个星期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而且要回避也不可能。许许多多的人都无法回避这样的熬煎，而且我亲身体会到它是多么痛苦。那天夜里，帕姆打开门的时候，急于想听到有关手术的消息。她看了我一眼，发现我浑身透湿，面如死灰，赶紧伸出手臂搂着我，让我把湿衣服脱掉。可怜的帕姆刚死了丈夫，还在服丧期间。现在她又听到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她给我倒了一大杯威士忌，让我坐到火炉边，强迫我吃了点东西，然后让我服下一片安眠药。我以前是从来不服安眠药的。她对我说：“你必须睡觉，这样明天才能对付得了。”

    要是没有帕姆，没有她的同情，没有那安眠药，我肯定无法应付随后几天的恶梦。我每天睡觉前，都要诵读外婆最喜欢的那句话：“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我整个白天都陪着德里克，晚上回到帕姆那温暖的家里去睡觉。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不让德里克知道的惟一办法就是不让其他任何人知道。如果我回去的那天晚上没有看见帕姆，我也不会主动告诉她。不过，不久等我精神上坚强一些之后，我打了个电话回家，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他们。

    万妮像以往一样，依然是我力量的源泉。她赶到伦敦后，我们安排了一个计划。我们想寻求其他治疗办法。所以，等德里克手术后的体力稍有恢复，我们都假装认为他很快就能康复。我约见了伦敦好几个擅长顺势疗法的医师和专长于通过信念治病的医师。可是他们都没有给我任何希望。后来，万妮从一位朋友那里听说小提琴演奏家耶胡迪•梅纽因的姐姐、钢琴家黑普齐巴赫•梅纽因正在德国汉诺威附近一家诊所里治疗癌症。趁她回伦敦过一两个星期的机会，我去拜访了她。我们给她的医生打过电话，安排德里克去他那里住院治疗的事宜。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我决定对德里克说明真相。现在开口告诉他要容易得多，因为我有了新的希望——他听了也容易接受。我们离开那家医院，并于次日飞往德国。  ．

    从我现在所知道的情况来看，我觉得当时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医生说得对，癌的扩散是无法阻挡的。最糟糕的是，我们似乎与世隔绝了，因为会说英语的只有黑普齐巴赫、她的丈夫理查德和医生。在这个陌生的新环境中，我和德里克形影不离，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一起。在他生命最后3个月的头两个月里，我们还真相信他能够康复。我们是绝对地相信。人们说：“真糟糕，你们还傻乎乎地抱那样的希望。”我不这样看，因为在那两个月中，德里克的脑力显得很充沛。他开始写一部自传，我替他打字。我们还在一起听了许多古典音乐。他在英国和坦桑尼亚的朋友们纷纷打来电话。许多朋友还从英国坐飞机来看望他。当时坦桑尼亚驻德大使就经常来看望。我们和理查德、黑普齐巴赫谈得最多，每天都要谈几个钟头。

    那些谈话都很有意义。理查德和黑普齐巴赫都相信人死之后会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而且会投胎转世。我们在谈论这些话题的时候非常认真，德里克开始相信这是真的。但是这并没有给我们多少帮助，因为他的身体状况开始恶化，疼痛不断加剧，不用吗啡就疼痛难忍。当时我已经意识到那个英国外科大夫说得对，但又不甘心去承认。每一天都像一场恶梦。当然，德里克肯定也意识到了，但是他不愿意去正视它，至少是不愿意去谈它。理查德和黑普齐巴赫的情况也与我们的大同小异。

    德里克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我天天都感到度日如年，夜里根本无法入睡。我一再地用“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这句话激励自己。后来我晚上也不能离开了。有个护士发现我歪在椅子上睡，就给我搬来一张小床。德里克接受了大量的镇静剂，在药物的作用下进入昏睡状态。即使他像这样度过一个夜晚，我还是睡不着。他最后说的那句话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翻腾：“我以前还不知道会有这么疼。”到了最后，我向医生哀求说：“求求你，别让他这么活着。别让他再受罪了。”他的最后一天是在昏迷中度过的。夜里我躺在那里，根本睡不着。我听着他那刺耳的呼吸声，知道他已经奄奄一息，也知道他至少已经没有疼痛，已经平静了。我爬到他的病床上，最后一次紧紧地搂着他。这是护士亲眼看见的。

    在德里克遭受磨难的日子里，我对上帝的信念发生动摇。有一阵子，我确实觉得这个信念已经荡然无存。从我们刚到德国的时候起，德里克跟我就一起祈祷，有时候长达个把小时。我们全身心地投入祈祷，希望癌细胞被摧毁。我在外面租用了一个小房间。房东老太太是个好人，具有同情心而且乐于助人。有时候她女儿和她的外孙会跟我一起到医院来。我回到房东老太太家里，喝上一杯茶，跟她聊聊，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又进行一番祈祷。可是似乎谁也听不见。“上帝呀!上帝!你为什么要抛弃我?”当然，这反映了我的情绪已经低落到了极点。我为德里克难过，自己也感到很伤心。我在他死后把这些全都写了下来，为的是驱除内心的痛苦。我写道：“疼痛日渐剧烈，夜晚已用注射代替了口服药片。哦，太可怕了。真可怕。人间地狱呀。日复一日，我为自己深爱之人的痛苦而感到越来越痛苦。那样的惨状，那样的痛苦。那样的希望，那样的祈祷，那样不顾一切地寻求解脱办法，因不成功而深深自责，不断地祈祷。”

    你看：因不成功而深深自责。多不符合逻辑!不过，处于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有逻辑的。当然，我想责备某个人。我也生我自己的气：我什么办法都试过了，可是全然无效。埃及的信念治疗医师。印度的精神治疗者——他有一种治病的土，如果我能弄些来多好。我弄来了。用凉茶擦洗身体。医生使用药物疗法和化学疗法，还使用了一些可能很有效果的技术。可是没有用，什么用也没有。病情反而恶化了。我很伤心，很痛苦，也很生气，生上帝的气，生命运的气——命运竟然如此不公正。所以，在德里克死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对上帝是抵触的，整个世界似乎都很凄凉，而且由于人们把死亡当成忌讳的话题，世界就显得更加凄凉。如果人们跟死者的亲属谈起他们死去的亲人，他们担心会勾起悲痛的情感。如果死者的亲人哭起来，他们怎么办?他们怎么受得了?这种感情我是深有体会的，而且我现在知道那样做是很不对的，因为它加重了亲属的孤独感。我意识到我自己应当主动地去和朋友们接近。结果角色的作用奇怪地颠倒了，变成我去安慰他们，告诉他们去跟德里克谈谈，那对我的精神恢复不仅无害，反而有益。

    德里克去世之后，我去白桦山庄住了一阵子，而后返回坦桑尼亚。德里克的遗愿是进行火化，然后将骨灰洒进他生前所热爱的大海，洒在印度洋里他最喜欢的一处海域——我们常在那里一起潜入水下，不无惊叹地欣赏着鬼斧神工的珊瑚世界。我实在很难受，尤其是到了希思罗机场，他们把盛着他骨灰的盒子递给我的时候。一个活生生的人现在就剩下盒子里这一点点东西了。我双手接过骨灰盒，心如刀绞，在他过世已近20年后的今天，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后来我把这粉末状的骨灰抛洒出去，让它随风飘去。那是我亲爱的丈夫那经过炽热的烈焰净化的血肉之躯。天下着雨，很冷，我感到呼吸困难。骨灰飘落在海面上，很快就将被水下珊瑚世界的生机勃勃的生命所吸收。

    一个星期之后，我返回贡贝。我离开那里已经好几个月了。在那里工作的人听到德里克的消息无不感到悲伤，可以理解，这其中也包含了他们对自己未来的担忧。我希望这古老的森林能治愈我的心灵，能给我以力量，希望跟黑猩猩的接触能减轻我内心的痛苦，因为他们对于生活所带给他们的都能接受。

    开头两天我的确伤心不已，尤其到了晚上，我独守在屋里——德里克、格拉布和我在这里共享过天伦之乐。这里原来颇有人气，现在却阴森森的。到了第三天上午，发生了一件事。我非常难受地坐着，两眼望着湖面不断变化的颜色，独自喝完咖啡后，准备去找黑猩猩。我爬上斜坡，朝喂食站走去的时候，发现自己突然笑了：我现在走的这段小道，腿脚不方便的德里克曾觉得很难走，走得很累。可是现在只剩下我这个凡人还在这酷热中奋力攀登——他已经轻松了，解脱了。他正在笑我呢，所以我也大声笑起来。

    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更令人感到奇怪。我躺在我们曾经共享的大床上，耳边传来湖浪拍岸的声音、蟋蟀的叫声和夜间其他熟悉的声音。我并没有指望很快就能睡着，可是睡意却来得很快。夜里，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我醒了。我是醒了吗?不管怎么说，德里克在那里。他面带微笑，栩栩如生。他在跟我说话。他似乎说了很长时间。他跟我说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一些我应当知道的事情，以及应当做的事情。就在他说话的时候，我的身体突然变僵了似的，我感到血液在奔流，耳朵嗡嗡直响。血液哗哗地、哗哗地、哗哗地在我僵直的身体里流淌。我慢慢地放松下来。“嗯，不管怎么说吧。”等我能说话的时候，我说了，也许说的声音还很大。“至少我知道你真的在这儿。”几乎就在这时候，刚才的感觉又恢复了。我的身体又僵直起来，那哗哗声再度响起。记得当时我心里在想：我肯定是要死了。不过我一点也不害怕。等一切都停下来之后，我什么也记不得了——只记得德里克来过，他给我带来一些消息，而且我很高兴。仅此而已。没有什么格言之类的东西。几乎在同时，我又沉沉地睡去。

    后来我回到伯恩茅斯，给一位有神视能力的人写了封信。她在以前曾经给了我外婆很大的帮助。她已经退休，而且也为自己丈夫的死而悲痛不已。但是她答应跟我通电话。我跟她说了所发生的事情之后，她先是一阵沉默，接着她说：“我丈夫死的时候，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不管怎么说，如果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千万不要下床。”

    我跟她说，我觉得自己想下也下不了。她告诉我，她很想把所听到的记录下来，所以就强迫自己下床去取纸和铅笔。她一下床就晕倒了，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地板上，动弹不得。所以我很想知道她觉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告诉我，那是一种身体外的体验。她还说，我已经到了意识的另一个平面上——到了德里克的平面上。那哗哗声是由精神回归到人类通常的意识平面所造成的。她认为她那么一动对她的生命或者神志是危险的。

    不过，这只是她个人的见解。不管那天夜里发生了什么，到第二天早上，我知道那决不是一个普通的梦。我起床之后感到浑身乏力——但是心情好了些，比较能够应付了。我以前一直相信躯体死亡之后还有一种“存在”。我也一直认为思想和思想的沟通可以跨越空间的距离。德里克死后所发生的事情使我在想，思想和思想的交流也许还可以跨越时间。我觉得没有必要向任何人来证明这一点：有类似感觉的人不少，可是，我们所受的西方教育还不足以说服那些不相信有精神存在这一事实的人。科学要求有客观事实依据——证据；精神体验是主观的，信念即由此而生。我的信念给了我内心世界的平静，使我自己的生活有了意义，这已经足够。可是我也非常愿意把自己的体验与那些愿意听我说的人们分享。让我举两个例子。这两件事情都发生在德里克去世的那天夜里。两件事情所涉及的都是孩子。一个是当时在英国的我的儿子格拉布，另一个是当时住在达累斯萨拉姆的一个叫露露的小女孩。

    德里克患病期间，13岁的格拉布是伯恩茅斯附近一所寄宿补习学校的寄宿生(是他自己的选择)。他丝毫不知德里克不久于人世。可是，在德里克去世的那天夜里，格拉布从一个他记得很清楚的梦中醒来。他梦见奥莉到学校去找他，对他说：“格拉布，我有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你。昨天夜里德里克死了。”他接着又睡着了。可是他再次因为一个内容相同的梦醒了，还是奥莉，重复的还是那个消息。等第三次做了这样的梦之后，他变得很沮丧，再也睡不着了。他去找了学校的女舍监，跟她说他做了好几个恶梦，不过他没有告诉她是什么恶梦。

    早上，奥莉到学校去找他。万妮当时在德国，是前一天到的，因为她突然感到有必要看一看德里克。奥莉把格拉布带到室外的花园里，说有不幸的消息要告诉他。“我知道了。”格拉布说。“德里克死了，对吧。”奥莉大吃一惊——后来他把梦中的情形跟她说了一遍。

    露露当年跟格拉布年龄相仿，是个患先天愚型的女孩。德里克和我是她父母亲的好友，是她家的常客。德里克去世后，我返回达累斯萨拉姆后就住在他们家的，因为我实在无法忍受自己那幢空房子。德里克生前对露露很好，所以露露很喜欢他。在他死的那天夜里，露露于半夜醒来，跑到她的保姆玛丽睡的地方去。

    “玛丽，”她急切地说，“请醒醒。那个人来过。他很喜欢我。他总是带着微笑。”玛丽睡眼惺忪地告诉露露，说她刚才是做梦，叫她快回去睡觉。可是露露执意不肯。“请你来一下，玛丽。我想让你看看。他在微笑。”最后玛丽坐起来，显得无可奈何。

    “露露，告诉我，你说的是谁。这个向你微笑的人是谁?”

    “我记不得他的名字。”她说道。“他跟简一起来，走路拄拐杖。他喜欢我，真的喜欢我。”

    两个孩子，在世界上两个不同的地方。他们都是德里克非常喜欢的孩子。持怀疑论的归纳主义科学家可以一言以蔽之，把这些简单地解释为偶然巧合的梦、幻觉，或者是由痛苦、紧张、失败而引起的心理反应。可是我从来也无法把这样的体验如此简而化之——在我自己的生活中，在我的朋友们的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太多了，而且都是科学所无法解释的。科学还投有找到合适的工具来解剖精神。

    在战争年代，人们每天都有亲人死去，其中也有很多精神体验方面的例子。万妮有预感的本领(虽然她对此从来不谈)，肯定有所体验。我在前文中谈到过，德国飞机轰炸了我们度假的小村庄，而正是她对危险的预感救了我们的性命。另一次事情发生在战争刚开始不久。当时他正在洗澡，突然她喊了一声，喊声既响亮又急促：“雷克斯!”雷克斯是我父亲的弟弟。她痛苦地抽泣起来，泪水顺着面颊直往下淌。当时正在休假的父亲赶紧跑进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情。“究竟怎么了?”他问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呜咽着说。“我只知道是雷克斯。”后来她才知道，她当时大声叫喊的时候，正是雷克斯在罗得西亚上空被击落的时候。雨果的母亲也有过类似的体验。那是战争期间她丈夫的舰艇中了鱼雷的时候。她当时在英国，而那艘舰艇远在数千英里之外。那是在夜里，她从睡梦中惊醒，听见头顶上方德国飞机的嗡嗡声和大炮的隆隆声，吓得魂不守舍。她顿时哭起来，知道她丈夫身临险境了。渐渐地，她意识到一切都恢复了平静。其实并没有飞机，也没有大炮声，就连空袭警报声也没有。可是正是那天夜里，她丈夫在海战中牺牲了。

    我的外婆对自己即将辞世是提前意识到的。她总是说，她不愿意成为家里人的负担。到了97岁高龄的时候，她患了支气管肺炎。有一度她自己一个人连床都下不了。她很不喜欢这样。后来她渐渐地好了，可是她并不高兴，因为她发现家里人要花很多时间来照顾她。有一天晚上，万妮上楼去跟她说晚安的时候，看见她正在读放在床边的我外公的信。外婆靠在枕头上，仔细地用缎带把“博克塞”那些珍贵的信件扎起来。(她总是喊他“博克塞”，可是我们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

    “呃，亲爱的，我想你最好在今天夜里筹划一下我的后事。”

    她也向奥莉告了别。第二天早上，她已经仙逝了，那微笑依然挂在她的脸上。她已经到她的“博克塞”那里去了。在那些信件上有一张纸条，要求让她带这些信件去进行她那漫长的旅行。

    德里克死后的半年左右时间里，我时常感到他的存在。我深信，以精神状态存在的他是听不见也看不见的——抑或他也无法感受到他生前所喜爱的东西——蔚蓝的大海、滚滚的浪涛、优美的芭蕾，还有那些在树上戏耍的年轻黑猩猩悠荡的优雅动作。我强烈地感觉到，如果我全神贯注地去看、去听，集中精力去注意每一个细节，他对自己所喜爱的东西就能多一点陶醉——通过我的眼睛，通过我的耳朵。也许这是异想天开，但这使我感到好受些，因为我想到他在身边，我觉得可以为他做些什么。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他仿佛知道我还好，我这些日子已经增添了足够的力量，我发现他来得也越来越少了。我知道他也该到别处去了，所以我也就不再喊他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