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是何等奇异的东西，又是何等奇特地与痛苦连在一起，因痛苦往往被视为与快乐相反…然而，无论人追寻那一种，他必会同时得到另一种；它们虽然是两个形体，但却连在同一个头上。
   
    大多数人面对事实的时候，都承认痛楚——至少有一些痛楚——可以产生美好及有益的目的。若除去痛楚提供的警报系统，隐藏了的危险会尾随人每日的生活。但更被人忽略的是，痛楚和快乐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两个感觉的运作如此接近，有时几乎令人难以辨别。

    痛楚是我们经验得看最大满足的基本成份。这说法听起来是否使人觉得奇怪呢？或许是的，因为现代文明社会用相反的信息干扰我们。人告诉我们，痛楚是快乐的相反。如果你感觉有轻微头痛，就会立刻用最新的特效解痛药减轻痛楚；如果你的鼻子滴下多过一滴的鼻涕。你便会尽全力取得减轻鼻窦炎的最新喷雾剂；当你的便秘产生轻微痉挛时，你会到药房去，从使人目眩的结晶糖、液体、药丸和灌肠剂的陈设中选择你的所需。

    我回想邸立基批评美国人的话：对受苦没有全面的见解。他的话不足为怪。现代人已经把自己剥离了人类历史的潮流，而这个潮流常常接纳痛楚是人生的整体部分。直到最近，任何解释人生的平衡观也说明痛楚是正常及惯性的事件。如今痛楚隐约成为一个巨大的侵略者。

    让我很快地附加一点，我习惯从杂货店购买经压缩包装的无血大块肉，在有空调的办公室内工作，又因要在芝加哥的人行道走路，故要穿鞋保护双脚。但我这样做的时候，也领悟如此大量的奢侈品和便利，让我能正确地观察世界，以及看到痛楚不为其他世纪的人所承担，又是世上三分之二的人仍未曾领会的。我和大多数美国人都倾向把痛楚视作可以和应该受到科技抑制的感觉。这个扭曲的观点助长一种思想：痛楚和快乐是完全相反的；我们每天的生活方式都是这样低声告诉我们。

    诺贝尔得奖人沃尔德（编按：美国生物化学家，发现并阐明视觉的化学和生理过程， 1967年获领诺贝尔医学奖）对这个事实做出反省，说：“试领会一下：我现年六十九岁，却从未见过有人死亡，甚至从未身处一间有人死过的房屋。出生又如何呢？去年一个产科医生邀请我，我才首次及唯一一次看到人出生的经历。试想，生和死都是人生的最大事件，但它们却从我们的经验中被挪开。当我们小心地擦去人间感情的最深泉源时，仍设法想活出丰盛的感情生活。你若没有经验过痛楚，就难以体验喜乐。”

    发出嘈杂声的脑

    人脑在某些方面与电子扩音器相似，都是调整一大批令人昏乱的输入来源。我们的输入来源是触觉、视觉、听觉、味觉和嗅觉，而不是有声转盘、录影机、小型唱片机和大型录音机。在一个健全的身体内，痛楚只是许多个输入来源之一特要报告四肢的情况。

    当一个感觉器官开始退化时，脑就会自动将发声掣的音量调高。有时一个麻疯病人不会注意到自己已失去触觉，直到触觉完全消失为止。因为他的脑藉著增强轻微冲击的音量而做出调校，直到感觉器萎谢了，不能再发出冲击为止。

    现今的文化叫我悲哀，因为当它尝试调低痛楚音量时，它就继续不断调高其他所有感觉源的音量。我们有耳朵，它们受到分贝（音量单位）的轰炸，直至永远失去接收细微的声音。请你试听任何其他世纪的音乐——十二世纪、十六世纪，甚至是十九世纪的音乐——然后把它们和今天大多数人所听的音乐比较。我们有眼睛。但世界却用霓虹灯散发磷光色彩的颜色去攻击它们，直到黄昏或蝴蝶的美黯然失色。试想象中世纪欧洲的村落，人瞥见虎凤蝶时所生的感觉，和今天在拉斯维加斯闹区出现同样的虎凤蝶做出比较。我们有鼻子，但化学制成的小滴剂好像墨水般印在杂志上，我们只需抓抓嗅嗅便可。我们若拿掉室内橱柜的喷雾罐，和室外空气中的污染微粒，相信大多数人就无法知道如何闻见自然世界的气味。

    我们用“麻醉”一词形容人的感觉被猛烈攻击，往往是由化学药物引起，使人变成迟钝，几乎失去知觉。我喜欢使用“微醉”一词，这是仿效脑／扩音器类比。在如此一个高科技的环境中，年轻的一代很容易把替代的快乐错认为真实的满足，以为人生就如电动玩具。他们看不见快乐是人经过挣扎后，主动伸手去拿，才会得到的东西。快乐已经为你预备好，你只需要在游乐场的乘坐装置上绑紧自己。

    美国的药物管理问题说明了这样的模式：借着提高知觉的能力，化学兴奋剂为总不能学到满足地欣赏自己世界的这一代开创新世界。沿着沼泽漫步，细听青蛙和蟋蟀的叫声，观看如发胀了的潜水艇的甲鱼扑通一声跳入水中，设法找到野花微微的芳香，这些都不能使人满足。甚至，采访荒野的外围，那处的大自然是可以捉摸的，这样做也不能使人满足。反之，我们经常用其他方法得到上述的经历；我们坐在闪烁不定、有靓丽霓虹色彩和低频率辐射的电视机前，单单透过眼睛接收感官刺激。我们以为已经去过额菲尔士峰，然后回家。但事实上，我们有些人却从未攀登过阿帕拉契山。用替代功能及人工的感觉代替自然的感觉，必会叫人的身体受损。我们的感官感觉如同肌肉，必会衰退。法国科学家利用实验已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在一个隔离的暗房里。让自愿参与实验的人浮在温水上。由于没有外界的刺激，参与者的感官感觉因为没有收到任何报告而开始失灵。这些实验对象很快就变得不安和失去判断力，不久就开始产生幻觉。在极高处的飞机驾驶员，和与外界隔离的边境军队哨兵，也会经历类似的幻觉。当他们失去来自身体的感觉报告时，脑袋自动制造报告。

    另一方面，我们的感官机能若能正常运作，就会发出更大的反应能力。实际上，神经末梢是透过使用而“增强” 反应能力。有些科学家推论，因为我们自婴孩时已不断依赖手指尖，所以手指尖发展出难以置信的敏感度。同样，你可以每日用尼龙刷子刷手臂, 以增强皮肤的敏感度。最后，手臂的表层必会感觉更大范围的快感和痛感。

    赤脚走路也可帮助改变皮肤的感觉，特别是当你走在沙滩上或草地上。草地的形状和结构等微妙变化，可供应脑部所需的感官输入物，这对脑部的健全发育极其重要。

    因这缘故，布医生半说笑半严肃地建议，人应当把婴孩放在粗劣的椰子席上，不应放在柔软的棉被和毛毡上。用柔软和模糊的感觉物包围婴孩，会抑制他们的神经发育，及限制他们对世界四周的理解。布医生也承认他的妻子不赞成他在孩子的游戏栏四周装上铁丝。残忍吗?这样做只是训练小孩接受这个世界有某些事物（如失物和热炉）是严禁接触和引致痛苦的。他说，当你越溺爱儿童，你就越使他们过一个孤立、极度缺乏感觉的人生。

    布医生尝试一生遵守这个原则，甚至到了人生最后的几十年亦如是。曾几何时，我以为痛楚是快乐的相反。我可以画一幅曲线图去说明人生。在图的两个末端是山尖，中间有一个水槽。左边的山尖代表痛楚或极不愉快的经验：右边的山尖代表全然快乐或狂喜；两者之间代表宁静及正常的生活。我想我的目标是要坚决面对快乐，并远离痛楚。但是，我现在对事物的看法不同了。如果我今日再画这样的图，画面上会有一个山尖放在中央，四周都是平原。山尖代表人生，用大写“L ”表达，那里是痛楚和快乐相遇的一点；四周的平原代表睡眠或冷淡或死亡。

    痛楚和快乐

    大自然总是节俭的，利用相同的神经感觉器和路线传送痛楚信息，也传送快乐信息。按照细胞组成的层次，蚊咬发痒（不愉快）和呵痒（愉快）的感觉实在是一样，区别在于呵痒牵涉有些东西在你身上移动——一条羽毛扫过皮肤，一只手指在敏感的部位扭动。两个动作都涉及相同的神经感觉器，发射相同的反应到脑部去，但我们却解释一个举动是愉快的，而另一个举动是不愉快的。

    身体并不包含专门的“快乐”感觉器。你手指的感觉器向你脑部报告热的信息，或轻微电震的范围，或粗糙皮肤的粗劣程度，都是同样的感觉器向你传达天鹅绒或缎子的感觉。事实上，连产生性快感的感觉器与传递惊恐信息的感觉器都是一样的。若解剖性感应区，便会发现大量的触觉和压力细胞（这样便能解释为何那些部位会对痛楚如此敏感）。但却没有专门叫人快乐的细胞。大自然从来不会那样浪费的。

    有些痛楚——利用手指尖极力刺压蚊咬处以止痒，或经过一天辛劳工作后，痛肌肉伸展时的痛楚——被理解为快感过于不快感。我整天在山间滑雪后，想来个最热的水力按摩浴。我等了几分钟，然后极其谨慎地将手或脚放入水中。哎哟!我感觉一阵刺痛。我缩回手脚，然后再作尝试。水现在盖过我的脚踝，痛楚就大大减少。我慢慢地将身体浸入水中，刚才使我发痛的水现在使我觉得妙极。我的痛肌肉整天，都未曾有过这么美好的感觉。（如本盖尔的涂敷药也使用同样原理：它们轻轻刺激皮肤，引起类似“燃烧” 的感觉，然后血液冲到这个部位, 舒解过度疲劳的肌肉。）

    痛楚和快感的紧密连接，不但适用于细胞组成的层次，也适用于涉及全身一同运作的许多经验。人通常经历长久的挣扎后，才会得到最强烈的快感。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令人紧张的露营，是按照外展计划设计的，地点是在威斯康辛北部的森林区。任何人若感觉自己与自然世界或与痛楚隔离，这个计划就会提供立时的医治。我在凌晨四时起床，在没有手套下攀爬一堵光秃的石墙；我在森林逗留了十天后。走了一场马拉松赛跑；我又侵略黑苍蝇和蠓的世界总部——这些使人欣喜的活动，正等待居住在舒适地方的城市人。当我强迫疲乏的肌肤进入还带看昨夜的露水的睡袋时，就感觉平生从未曾有一晚是如此疲倦。虽然如此，我从未曾睡得这么少，不得不“感谢”那些晚间活动的蠓，它们比任何蚊帐的孔还小，又比任何杀人蜂更可怕。

    然而，我现在对那一周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它如何影响我的感官知觉——它们好像活过来一样。当我呼吸时，可以“品尝” 空气，与我“品尝” 芝加哥的家四周空气完全不同。我的眼睛和耳朵觉察到平常所忽略的事物。

    有一次，当我们下午在灰尘和炎热中徒步旅行后，就放下七十磅重的行囊，作短暂休息。有一位组员跟随蜜蜂走到附近一块野草莓田。自重的杂货商总不会接受那些草莓，因为它们细小而瘦长，且外面包着灰尘。我们都不管，因为这是食物，或者里面包着一些水份。我摘了一把放进嘴里，立时被那鲜甜、浓郁的草莓汁的味道淹没，实在今人难以置信！这些变干了的小草莓比我过往所吃过的，是最好的我利用休息时间采摘更多草莓，装满整个塑胶袋作午间的小吃。

    最初，我以为我们偶然发现一种新品种，而这些品种会革新培植水果的工业。我渐渐地理解到这些味道与我身体的状况有关，而不是与草莓有关。利用我的身体和连接所有感官的过程，自动到达愉快知觉完全崭新的层面。如果我最先不是因整天步行而感觉炎热和辛劳，并肚子饿得发痛加强我的感觉，就永远不会感觉到草莓特别美味可口。

    运动员最能认识这种奇异的兄弟关系。试观看一个奥运的举重选手，他行近有两个突出的重轮的钢条棒前，深深地呼吸，面部扭曲，伸缩肌肉，弯身，预做几个用力拉上来的柔软动作。然后，他蹲踞，吸气，在极大的反射下拉紧身体，并开始举起棒条。哦，举重者面上表现出痛苦之情！他以千份之一秒的时速把棒条的重量急举到肩膀，然后把它举高，脸上刻划出痛苦的皱纹；肌肉尖叫着求解脱。

    如果他成功，就会将发出当声巨响的棒条掷在地上，棒的跳跃声四散；他的双手在头上紧握。在千份之一秒内，极度的狂喜取代了极度的痛苦；一方若没有另一方，将不会存在。如果你问举重者对痛楚有何感觉，他会瞪眼看你，顿觉困惑；他已忘记了痛楚，因为痛楚已经被快乐所吞没。

    林语堂在其著作《我国我民》中，描述古代中国的哲学：“我在一个炎热多尘之地，感到干渴——也感觉滴在赤肤上的大雨点——啊，这岂不就是快乐！身体的私处发痒，最后我逃离友人，走到隐蔽处搔痒——啊，这岂不就是快乐！”林语堂的长篇快乐经验，每一处实在把痛苦和快乐结合起来。

    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也有一个相似的段落值得注意。他开始时说：“如此，灵魂内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灵魂所爱的事物已被找回或归还给它，而它的快乐就会大过它时常拥有事物的快乐”。奥古斯丁继续提及一个胜利的将军，当危险越大，便经历最大的满足；一个海员经过大风暴过后，在宁静的海洋中狂欢；一个痊愈的病人带着患病前从未尝过的快乐走路。

    奥古斯丁下结论说：“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大苦难尾随着一个大喜乐。1他如同其他教父一样，明白透过剥夺某些感官知觉，例如禁食，就能提升别的感官知觉。最美好的灵性经历是在旷野孕育出来的。”

    当我年老时，希望不会将日子花在消毒过的床褥上，并在无细菌的环境中带上人工呼吸器，避开外界的危险。我希望站在网球场上，竭尽心力与一个七八十岁的人凌空杀球；又或者我在最后一次远足时，气呼呼地拖看脚步走往约塞米提瀑布，再一次感觉水花溅射在我敲起的面颊上。简言之，我希望不再让自己与痛楚隔绝，以致我不能再感受快乐。

    与敌为友

    运动员和艺术家同样学会长期的挣扎和努力，几乎是人类一切有价值的成就的前奏。米开兰基罗经过多年的劳苦和伤痛，才创做出西斯庭教堂的壁画，至今带给无数人快感。任何人曾经在厨房建造厨柜或培植一个植物花园，都可以从较世俗的事物中认识同样真理：经过痛楚而有的快感，会把痛楚并吞。耶稣用妇人生子作类比：九个月的等候和准备,生产时的痛楚，然后是孩子出生的狂喜（约十六21）。

    我有一次访问葛罗宾先生，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人单独驾船环游世界（他的故事可见于他的著作及其电影《鸽子》）。罗宾开航的时候，只是一个未成熟、十六岁的年轻人，他不是寻找前途，而是耽延。在漫长的旅程中，他招到一个强烈的海洋风暴，被撞倒在舷侧。一股凶猛的巨浪将船桅折断为二，使他幸免于被水柱淹没。他停留在赤道之海洋无风带——无风，无急流——忍受者这样的绝境。他把一罐油倒在船上，点上火后就跳入海中。（突然一阵狂风很快地使他改变心意，他跳回船上，弄熄火焰，继续他的行程。

    五年后，罗宾驶进洛杉矶的海港，受到船只、旗帜、到众、记者、响着喇叭的汽车和蒸气汽笛声的欢迎。那时他的快乐是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上，异于他所体会过的任何经历。纵使他从加利福尼亚海岸的快乐之旅回来，总感觉不到那种情绪。环游世界旅程的痛苦，可能造成他这次凯旋归来的欢腾。他起航时，是一个十六岁的青年，归来时，却是一个二十一岁的男子汉。

    罗宾被自我成就带来的健康感激发，就立刻在蒙塔那州的加里斯表买下一小块农地，建筑了一间茅屋，是用人手伐木而成。出版社和电影代理商都尝试用巡回全国宣传旅行、脱口秀合约和优厚的花费利益利诱罗宾，但他却全部推却了。

    我们现代人受到安逸的环境保护，总是倾向把我们的不快乐归咎于痛楚——我们所认为的大仇敌。如果我们有办法将痛楚从人生除去，啊，那么我们就会快乐！但正如罗宾的经历已说明人生不能如此轻易地分割。痛楚属于无缝组织感觉的一部分，又往往是快乐和满足的必需前奏。快乐的关键不在于付出一切代价避免痛楚，而是在于认识痛楚的角色：护卫人的警报系统，服侍你而不是攻击你。

    我体会到这个原则不但适用于痛楚，也适用于其他“敌人” 。当敌人呈现眼前，我问自己：我能否从仇敌身上找到感恩的理由？出乎我的意料，答案几乎常常都是肯定的。

    恐惧又如何呢？例如：我们为何要为恐惧感恩？我知道恐惧背后的生理学，身体会用以下的方法表达：少量的肾上腺素加速心跳速率、增加皮肤磨擦、加快反应时间，并供应额外力量——这些全都发生在千分之一秒的恐惧内。我试想象一项运动如下坡滑雪，若没有恐惧这个护卫反应，情况会是怎样：恐惧使我免于做出鲁莽的行为。恐惧好像痛楚一样，可作警报系统用，但这功能额外的好处是预知损害会出现。

    有人问瑞士医生和作家杜尼尔，他如何帮助病人去除恐惧。他回答说：“我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人生每一件有价值的事都是使人惊恐的。选择学校、选择职业、结婚、生孩子等，所有事情都是使人惊恐的。如果它们不可怕，就没有价值了。”

    试考虑另一个显然的敌人：内疚感；许多人想从人生除掉这个人类的普遍反应。但请你想象一个没有内疚感的世界、一个没有行为抑制的社会。美国法庭的制度订下心智健全的标准，就是人有分辨善恶的能力，而一个没有内疚感的世界必会使人倾向精神错乱。

    内疚感是对良心发出一个痛楚信息，告诉良心有些事情做错了，应该处理。处理内疚感有两个步骤是必需的：第一，人必须指出内疚感的起因，好比人必须指出他／她痛楚的起因一样。现今的辅导大部分都是处理这个程序，除去错误的内疚感的理由。但必须有进一步的步骤，就是走上没有内疚感的小径上。

    内疚感的觉察功能好像痛楚一样，是一种动力去除不快的感觉。然而，它基本的主要目的是处理根由。除非你首先让内疚感引导你走向饶恕和合好，否则这个感觉终久不会帮助你清除真正的内疚感。内疚感本身不会带你到任何地方去，正如痛楚一样：二者同是有方向的，同是需要你迫切注视的症状。

    或者，我想到一个没有另一种痛苦的世界：孤独的痛苦。若除去我们内在的需要感觉——使我们不至于成为隐士的激励感——友谊，甚至爱应否继续存在？我们岂不需要孤独的力量使我们脱离孤立，又推动我们走向人群吗？

    我无意掩饰或降低存在于这个世界十分真实的苦难。当有不幸的事情发生，我们又感觉不能阻止这悲剧时，我们仍然可以控制自身的某些反应。我们可以在悲痛和忿努中责骂人生的不公平，剥夺了我们的快感和喜乐。或者，我们可以从意外的消息找寻益处，甚至从我们显然的敌人身上寻找益处。

    我最近听闻一项调查，被访者是居住在伦敦的年老公民。“哪一刻是你一生最快乐的”。对于这个问题，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回答：“闪电战！”每天晚上，笨重的德国空军轰炸机将数吨炸药丢在城中，把一个骄傲的文明社会击碎。如今，受害者居然留恋看过去那些日子！在那段黑暗及恐怖的日子，他们学会挤在一起，为共同目标而奋斗。他们学到勇气、分享和盼望等品德。

    当不幸的事情发生——与妻子意见不合、与朋友发生痛苦的误会、因失责而产生内疚感的痛楚——我会看待那事件如同身体的痛楚。我接纳它是一个信号，提醒我注意问题需要处理。我努力表达感恩，不是为痛苦本身，而是为有机会回应，把看似不幸的事变成好事。

    被快乐所惊讶

    耶稣简明地捕捉了人生的吊诡的实况：“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但为我牺牲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太十六25）”这句话在福音书经常重复出现。这样的一句话违反了高级心理学提倡追求“自我实现” ，但结果证实它不够高级。基督教提供了进一步的洞见，说明真正的满足不是透过满足实现而得，而是透过服侍他人而得。这个意义使我来到痛/ 乐原则的最后说明：基督教的服侍观念。

    我从事新闻记者的生涯中，曾访问过不同的人、回顾以往，我大致上可以将他们分为两类：明星和仆人。明星包括国家足球联赛的名人、电影明星、音乐演奏家、知名作家、电视名人等等。这些人支配着我们的杂志和电视节目。我们巴结他们，熟读他们的生活琐事一一他们穿着的衣服、所吃的食物惯常的健身活动、他们所爱的人、他们所用的牙膏。

    但我必须告诉你，根据我有限的经验，这些“偶像” 是我遇过最郁郁不乐的一群，他门大多数曾有婚姻问题或破碎婚姻，几乎所有人都是无望地依赖心理治疗。这些过着极夸张生活的英雄似乎被不能医治的自我怀疑所折磨，真是悲惨的讽刺！

    我也曾花时间访问那些仆人。例如布医生，他有二十年之久留居印度乡村，在极穷困的人以及麻疯病人当中工作或是卫生工作者放弃高薪职业，参与门登霍尔协会在密西西比州一个穷乡僻壤的市镇的工作；或是赈济工人留在索马里、苏丹、埃塞俄比亚、孟加拉，或其他贮藏所，人类在此所受的苦已达到国际水平；或是散布在南美洲森林，将圣经翻译成难懂语言的哲学博士们。

    我特别尊敬和钦佩这些仆人，高举他们作为激发人心的榜样。可是，我不会妒忌他们。我若果现在把两组人并排一－明星和仆人——做出反省，显然仆人是受人钟爱及仁慈的人。他们收入微薄，工作时间长，又没有受到赞扬，在穷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当中，“浪费” 他们的才干及本领。但不知怎样，他们在丧失生命的过程中, 却找到生命，因为他们得到“不属这个世界的平安”。

    当我想到曾采访过的大教堂时，脑海中不是浮现一间欧洲大教堂的形象；这些教堂现今都成为博物馆了。我反而想到卡维尔的礼堂；想到纽华克一间贫民区教会的屋顶上的灰泥正在剥落和漏水；想到智利的圣地牙哥一间宣教的教会，是用水泥板和波状铁皮所建造。我看见这些建筑物都是兴建在人类的不幸当中，充满著基督徒的爱。

    位于路易西安那州卡维尔的麻疯病院，是实行这个原则的一个奇特例子。一个政府代理商买下这块地，又应允发展，却找不到人手清理道路，修补农场苦工的茅屋，并排去沼泽的水。麻疯病的特征令人退避三舍。

    最后，隶属仁爱修女会的修女团搬到卡维尔照顾麻疯病人。她们黎明前两小时起床，在炙热的天气下仍穿着古板的白色制服；这些修女比任何海军训练新兵之营地过着更有规律的生活。但是，唯独她们愿意做那些工作。她们掘沟，为建筑物打地基，使卡维尔成为可以居住的地方，一直归荣耀给上帝和带给病人喜乐。她们或者学会了人生最深度的痛／乐结合，那就是牺牲的服侍。

    如果我花一生光阴藉着药物、安逸和享乐去找寻快乐，快乐会离我而去。“快乐躲避那些追求她的人” 快乐却会突然临到我，家副产品、像出人意外的赏金，因我曾将自己投资进去。而那个投资极有可能包括痛楚。如果没有痛楚，很难想象欢乐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