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真的感谢命运给我（留在西伯利亚）如此孤独的特权，唯有独处才可令我仔细检视我的过去，或查看我内在及外显的生命。在那段值得记念的日子，我的灵魂孕育出非常强烈及奇异的希望种子！我衡量了及解决了各种问题，我与自己立约，誓言避免过往的错误，及避开摧毁我的石头。

    ——陀斯妥耶夫斯基《死亡之家》

 
    多年来，我读了许多集中营生还者的故事。他们强烈地吸引我，或者因为他们陈述自己一生最艰难的情况。在集中营内，明显个人的所有特征均被涂抹。囚犯穿看相同的衣服，有者相同的发型，他们只有号码，并没有名字。他们要吃相同的食物，遵守相同的时间表；那里没有阶级分别。那里装有倒钩的铁丝，以最基本及原始的方式把人性关起来。

    在老练的——或说虐待狂——管理者手下，集中营可以变成受苦的实验室。正如普理斯指出，集中营的目的是要“将犯人变成无思想的动物，他们的行为是绝对可以被预测，和受到控制。直到目前为止，集中营是世上最秘密的小房间，像一个完善的斯金纳箱。它们是一个封闭、完全受管制的环境，严格来说，它是“整个” 世界。痛苦和死亡是“负强化物”，食物和生命是“正强化物” ，而所有这些强化物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拉推着人类最深层的需要。

    然而，如果贝特尔海姆。佛兰克、威瑟尔、利瓦伊、威森泰、索尔仁尼琴、沙盖斯基等人的故事是要证明一些事实，就必然证明了伟大的行为主义者的实验失败。虽然这些生还者的一切尊严都被剥夺。但他们仍能带看完整的人性出现，也拥有被严厉磨砺过的道德意识。在此只举一例，“经改造”的索尔仁尼琴被驱逐离开祖国，以致他高声大呼，但在此之前，他几乎可以双手拆除斯大林主义的神话。

    同样地，如果你今天参加犹太人生还者的大屠杀聚会，你不会找到被打败及无用的人过着行尸走肉的生活。你会找到政治家、医生、律师和一般社会的典型人物。在极邪恶的政治制度下长大的孩童，有一天都会变成成熟的男女，具有勇敢、同情的品格。

    总之，这些生还者证明了，纵使苦难极度残酷，也可以在个别人类的生命中被转化。正如贝特尔海姆总括他从集中营所学到的功课，说：“我们的经历并没有教导我们人生是无意义的，也没有教导我们现今世界只是一个妓院，不应受到文化的强制，应该主张身体赤裸的生活。经历教导我们，虽然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可能很悲惨，但这个世界和集中营的世界有着很大的分别，有如日和夜、地狱和救恩、死亡和生命之分别。经历教导我们人生是有意义的，虽然难明，我们却可以探寻它的意义——我们成为生还者之前，它可能有更深的意义，远超过我们所想家的”。

    孟加奇斯受酷刑，被希腊的军事会议判决要坐十八年监。最后，他同情虐待他的人，而不是他自己。

    我经历过受害人的命运。我极近的看见了虐待者的面孔。那张脸面比我流着血、死灰色的脸面更坏。虐待者的脸面被一种痉挛扭曲了，看起来全没人性…在这种情况中，我竟然变成幸运者。我受侮辱，却不侮辱别人。我只在自己疼痛的内脏背负看深觉不快乐的人性，但侮辱你的人却必须先侮辱他们内里的人性观念。他们穿着制服神气地到处行走，自负能控制他人的痛苦、不眠、饥饿和失望，为手上的权势而陶醉。这是不要紧的，他们是为了人性的堕落——终极的堕落——而兴奋。他们要为我受到的折磨付出昂贵的代价。

    我不是唯—处于最坏的情况中的人。我只是一个因剧痛而呻吟的人。我喜欢这样。这时刻，我连看儿童上学，看他们在公园游玩的乐趣都被剥夺了。然而，他们一定会面对面看着他们的儿童。

    犹太人心理学家佛兰克透过自身被囚禁而学到人生实在是有意义的。而个别的人是有与生俱来的自由，甚至连非人道的集中营的环境也不能遏制这自由。他的结语总括了许多囚犯的经验：集中营生活的经验表明人实在有行动的选择。有许多例子具备了英雄本色，证明人可以克服冷漠，抑制暴怒。人甚至在如此身心受压的可怕情况下，仍然可以保存丝毫的灵性自由、思想独立……人的一切可以被剥削，但有一件却不能：就是人类最后的自由——在任何指定的情况下，选择自己的态度及行事方式……总之，我们清楚地看到囚犯变成哪一类的人，是人内在决定的结果，而不是独自受到集中营影响而产生的结果。所以，基本上任何人在如此情况中，都可以决定他将要在心理和灵性上成为怎样的人。

   
终极的问题
   
    如果生还者对人性的一些基本问题、集中营、最出名的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一事，做出肯定的答覆，亦同时唤起人拼命向上帝发问问题。那么，这本书的问题：“当你受伤时，上帝在哪里？”几乎为犹太人经历大屠杀下了定义。上帝怎他能缄默旁坐，观看他六百万被拣选的子民无辜牺牲？他怎能让邪恶有这样显然的权势掌权呢？

    1970年代，有一位名叫勃伦纳的人调查了大屠杀中的一千个生还者，特别询问他们的宗教信仰。大屠杀的经历如何影响他们对上帝的信仰？有点儿出人意料之外，近半数的人说，大屠杀对他们的信仰毫无影响；但另一半却说出不同的故事。从整体数字调查所得，百分之十一的人说他们否定一切有关上帝存在的信仰，这个结果直接从他们的经历中得出来的。战争过后，他们再没有相信上帝。勃伦纳详细分析他们的反应后，发觉他们自称无神论，问题似乎较少出于神学信仰方面，而问题多数出自情绪的反应，这种情绪包含很深的伤害和忿怒，因为上帝弃绝他们。

    然而，勃伦纳也留意到有少数人——占抽样调查的人的百分之五－－却因大屠杀，而从无神论者变成相信神的人。当他们经过如此不快的事件后，实在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投靠。

    我用了两个月时间。读了两篇由大屠杀生还者写下的辛酸故事。这两个作者、威素和柯嘉丽、代表了这种情况中极端不同的信心反应。他们的书都是很畅销，也是无数大屠杀文学中最值得阅读的作品。

    威素所撰写的《黑夜》，是最影响我的一本书。本书文体简洁，他的遣词造句都塞满了意象。威素描述他年轻时的世界，他同村的所有犹太人起初都被召集在一起，解送到一个犹太人的居住区。在那处他们所有的财物都被夺去，然后上了牛车。在转送到死亡营的途中，有接逾三分之一的人死去。

    第一晚，威素所乘坐的火车停在伯肯包。一卷卷不祥的黑烟从一个大烘炉滚滚而出。这是威素人生第一次嗅到燃烧者的人肉气味：”我永不会忘记那夜，有七次的灾祸和七次的封闭；我永不会忘记那些烟；我永不会忘记孩童细小的脸孔，我见到他们的身体在宁静的蓝天下变成烟圈；我永不会忘记那夜间的宁静，它永远剥夺我活着的意愿；我永不会忘记那些时刻，它们杀死我的上帝，我的灵魂，又使我的梦想变成灰烬；我永不会忘记这些事物，就算我被判决要活到像上帝那样长寿，我也总不会忘记。

    威素目睹母亲、一个年幼妹妹，以及最后全家被迫送进焚尸炉里。他看见人用长柄叉叉死婴儿、儿童被问吊、囚犯因一块面包而被狱友杀死。因管理上的一个错误，威素得以死里逃生。他的数本著作内容没有变化，同样都是充满无知觉、无盼望的悲剧故事。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里亚克为《黑夜》一书写了序言，描述他第一次与威素会面，听他的故事。

    那时，我明白是什么东西吸引我接近那个年轻的以色列人：他的样貌有如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但却仍旧是受到可怕监禁的囚犯在那儿漂泊，蹒跚地走过惨死的尸体。对他来说，尼采的呼喊表达了一种近乎具体的实相：上帝死了！仁爱、良善、安慰的上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在这个小孩的凝视下、在种族——所有偶像中最贪婪者。—强制人类大屠杀的烟中，永远消失了。而无数敬虔的犹太人经历了这样的惨死！…我们曾否想过，有一个可怕的结果——虽然不太明显、不比别的暴行令人吃惊——对我们有信仰的人总是最坏的，就是孩童的心灵发现了绝对邪恶的事：上帝死了？

　 深坑

   我有时极渴望站在威素的一方，被人类的悲剧所征服。经历过这样的意事，有何人能再次开始新生活？像盼望、快乐和喜乐等字眼会重获意义吗？有谁能说受苦可建立品格价值？

    我读完了《黑夜》，和那些由威素所写的其他书后，就读柯盖丽所写的《密室》。这本书的背景为当时的人所熟悉。柯盖丽虽然不是一个犹太人，却因窝藏犹太人而在荷兰被捕，被解送到德国的死亡营。她也受过鞭打的刺痛，看见囚犯在炉中消失，又亲眼看看她的妹妹死去。她感觉一切的德行在邪恶主导下都被亵渎。她的书像威素那样发出同样的问题；有时她向上帝发怒。

    但《密室》一书却有另一个要素，就是希望和胜利。她的故事由无数脉络交织而成：许多小神迹、圣经研究、圣诗，及无数满有怜悯和牺牲的行动。在整个严酷的考验中，这对姊妹都继续信靠上帝用爱照顾她们。正如柯嘉丽所说：“不论坑有多深，上帝的爱却越深”。

    我必须承认，虽然我完全同意柯嘉丽的人生观，也相信她的上帝是仁爱的，我却挣扎不要认为她的书比威素的肤浅。有些黑暗而响亮的束西在我里面用力拉我远离盼望而趋近绝望。

    威素以表达怀疑作为一种释放。“我是原告，上帝是被告。我的眼睛张开，而我是孤独的——在一个没有上帝和没有人的世界中极度孤独。没有爱或怜悯。我不可能再成为任何东西，只会成了灰烬。但是，我却觉得自己比全能的上帝——与我有很长时间一直联系著的上帝——更强大。我内里有一般力量迫使我骄傲地站在威素旁边，作控告上帝的人，又抛开信仰这个约束的枷锁。

    只有一件事使我不能作上帝的控告者。讽刺地，最能表达我继续相信上帝的理由，是来自威素本人所描述的一个情景，这一段插曲发生在他十五岁被囚在邦那的时候。

    邦那集中营发现贮藏了的武器，它们属于一个荷兰人，这人立刻被人用船解送到奥斯威辛。这个荷兰人有一个服侍他的年轻男佣，而守卫就开始虐待他。他有一张仍未被集中营毁坏、高尚而漂亮的脸孔。威素说他的脸是“一个悲伤的小天使的脸孔” 。＿当这个男佣拒绝与审讯者合作时，这些守卫就判处他死刑；他与两名被发现身藏武器的囚犯一同处死。

    有一天，当我们工作回来后，看见有三个绞架——三只黑公鸡——竖立在聚集的地方。先进行传统的仪式：点名；守卫全站在我们四周用机关枪瞄准目标。那里站着三个扣上锁链的受害人，而其中一个就是那个小男佣——那个有着悲伤眼神的天使。

    守卫似乎更心不在焉，比平常更觉不安，因为在几千个群众面前吊死一个年轻男孩，并不是一件轻快的事。

    集中营的主管读出陪审员的判决。所有眼睛都落在这个孩童身上。他的脸孔苍白，颇为镇静，咬着自己的嘴唇。绞架的影子落在他身上。

    这一次集中营的主管拒绝作刽子手，有三个守卫代他执行任务。

    三个受害者一同上前，坐在三张椅子。

    三人都在同一时刻套绳于颈。

    两个成年受害者高呼”自由万岁!” 。

    但那个孩童却默然无语。

    “上帝在哪里?他在哪里？”有人在我背后发问。

    集中营的主管打手势，三张椅子打翻了。

    整个集中营鸦雀无声。在地平线上，太阳徐徐落下。

    “脱帽!”集中营的主管尖声叫。他的声音沙哑。我们却在哭泣。

    “戴帽!”

    然后，他们开始操兵离去。那两个成年人已经死了，他们肿胀的舌头凸了出来，微带蓝色。但第三条绳索却仍在摆动，因为孩童体重大轻，他仍然活著……

    他留在那里超过半小时之久，在生死之间挣扎。他在我们注目下缓慢地受折磨而死，我们却要正面注视看他。当我在他前面经过时，他仍然活著，舌头仍是红色，双眼也仍未变成钝滞。

    在我的背后，我听见同一个人发问：上帝此刻在哪里？。

    我听见内心有一个声音回答他：上帝在哪里？上帝就在这里——他在这个绞架上被吊着……。

    那一夜的汤，味道像尸体。

    在那个集中营。威素失去了他对上帝的信心。对他来说，上帝真的被吊在绞架上死了，永不会复活。但事实上，威素唤起的意象何等有力，其中包含了对他的问题的答案。上帝在哪里？威素内心的声音说出了真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上帝是在这个年轻男佣的旁边被吊死。上帝甚至没有令自己免除不受人类的痛苦，它也同样被吊在绞架上，是在加略山发生的——唯独这个事实使我继续相信一个慈爱的上帝。

    上帝并没有在天堂的舒适环境中装聋，听不见这个呻吟地球的受苦声音。他加入我们当中，选择在受欺压的人当中过活——威素自身的种族——就是在贫穷和极困苦的环境中过活。他也是受到残酷、无理性虐待的无辜受害者。在那个完全绝望的时刻，上帝的儿子像集中营内的信徒呼喊，说：“上帝啊，你为什么离弃我？”

    耶稣——上帝在地上的儿子——包含了上述我尝试解释痛楚的问题。耶稣好像那位先于他出现的无辜受苦者约伯，并没有得到起因问题——“为什么？……为什么？的答案，他从十字架上呼喊，但听不到答案，只有上帝的沉默。耶稣甚至仍然用信心做出回应，将注意力转向他的受苦能产生的好处：”……为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基督）就忍受了十字架。（来十二2）。哪是什么喜乐？就是人性的转化或救赎。

    福音书的作者强调耶稣的受苦不是无能的问题，他可以呼叫一军团的天使来救助他。但他却为了救赎这个堕落了的创造而经历受苦。上帝取了丧掉亲子的大痛苦，藉此将地上所有较轻的痛苦吸入他里面。受苦是得到上帝赦免的代价。

    除非我们得着一些保证，知道上帝同情我们的痛苦，且能设法医治那痛苦，不然，人类的痛苦仍是无意义和无果放的。在耶稣里面，我们有着那个保证。

    因此，基督教的信息包含了《黑夜》一书中动人的描述，满布忿怒、绝望和黑暗。这书完全认同一个受苦的世界。但基督教同样比它更进一步，当中有著复活的信息，这是胜利的一刻，是最后的仇敌死亡被征服的时刻。耶稣被钉看似是个悲剧，却使世界最终得着医治，可以梦境成真。

    上帝愿意有大屠杀吗？我用另一个方式问：上帝愿意被自己的儿子死去吗？显然，因著上帝的性情，他不可能愿意有这样残忍的行为发生。但是，二者都发生了，而问题就从那没有答案的“为什么” 转移到另一个问题上：“有何目的？”。

    痛苦的时刻看似不可能想象善可以由悲剧而生（这个必然是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情景）。我们从来不能准确地预知受苦如何转化成为值得庆祝的原因。但是，那却是上帝所要我们相信的。信心意指更一进步相信不幸的事情也是有意义的。

   
达乔的牧师

    当我读完威素和柯嘉丽的书后不久，我游览了其中一个纳粹集中营的遗址。由于达乔的集中营靠近慕尼黑，我遇见大屠杀中的一个生还者，他一生的使命是致力向世界宣布，上帝的爱是深过人类堕落的深渊。他帮助我明白柯嘉丽对人生存着盼望的观点，在这样的地方也是可能的。

    这个男子名叫雷格尔，有四年之久是达乔的囚犯。他犯了什么罪?他是德国国家教会其中一支派宣信会的一员，这教会在尼默勒和潘霍华的带领下反对希特勒。雷格尔被他教会的风琴师向官方告发而被捕，又用船遣送到几百里外的达乔。

    自从被释放后，雷格尔和国际达乔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都努力重建这个集中营，使它成为一间永久的纪念馆，和作为对所有人人性的教育工具。他们的口号是“不再有……”虽然如此，这个集中营是难以找到的，可以了解到因为当地的人不愿意注意它。

    我访问达乔那天，天色灰暗，寒冷而多云。早晨的雾笼罩青，几乎到了地面。当我行走时，滴滴的雾水凝聚在我的脸和双手上。这地曾一度建有三十个兵营，现在仍可见到用水泥砖造成一尺高的地基，标示出它们的位置。有一个营房被重建，而许多告示指出，有时多至一千六百人被挤进这里，而它本身的设计只能容纳二百零八人。火葬炉都是原有的，是联合解放军所留下的。

    雾、弥漫的阴暗、未完工的幽灵楼宇，加起来形成了一个恐怖、庄严的景象。有一个小孩在营房的地基上跳跃。沿着倒钩铁丝的围墙，紫丁香花正在盛放。

    我在基督教礼堂找到雷格尔，这个礼堂的位置靠近一所天主教女修道院和一个犹太人纪念碑。雷格尔在四周徘徊，寻找游客谈话——用德语、英语或法语。他回答问话，又主动地追忆他住在那里的日子。

    到了最后的一个冬天，煤的供应短缺，他们终于要关掉那些炉。囚犯不必再每天闻到燃烧同伴的恶臭味。可是，有许多人死于冻馁，赤裸的尸体像堆积的木头被堆在雪中，每具尸体上印有蓝色的数字。如果你问雷格尔，他就会将这些恐怖的故事告诉你。但他却从不停留在那里，他会继续分享他的信仰，述说一个仁爱的上帝甚至在达乔亲访他。

    雷格尔告诉我：“尼采说，如果一个人知道他的人生为什么这样，他就能忍受折磨。但我在达乔这里学到一些更伟大的事，认识谁掌管我们的人生。他昔日怎样支持着我，他现今仍然支持着我”。

    但他不常是这个样子。雷格尔在达乔度过了一个月后，就像威素一样，对一个慈爱的上帝放弃了所有盼望。从一个纳粹犯人的观点看来，反对上帝存在的理由似乎是太多了。然后，在1941年7月有些事情发生了，直接挑战他的疑惑。

    每个囚犯每月只限收到一封信。当雷格尔刚好被监禁了一个月后，他最先收到从妻子寄来的信。在这封被检查员细心地剪成碎片的残信中，她畅谈家庭的情况，并向他确保她对他的爱。在信未，雷格尔的妻子写上：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六至二十九节。

    雷格尔偷运了一本圣经入监狱，他翻阅那段经文，得知那是彼得和约翰刚被释放出狱后所说的话。”地上的君王都起来，首领聚在一起，敌对主和他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彼拉多，外族人和以色列民，真的在进城里聚集，反对你所膏立的圣仆耶稣，行了你手和你意旨所预定要成就的一切。主啊，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你鉴察，也赐你仆人们大有胆量，传讲你的道。”

    那个下午，雷格尔要接受盘问，这是集中营最可怕的经历。人会吩咐他说出宣信会以外其他基督徒的名字。如果他屈从，那些基督徒就会被捉拿，并可能遭杀害。但如果他拒绝合作，他就会被棒打，或受电极的虐待。他直接知道“地上的君王敌对主”的意思是什么，但除此以外，这些经文对他意义不大。上帝如何在这样的时候可能帮助他?

    雷格尔被带到审讯室外面的等候处。他正在发抖。门打开了，一个传道人走出来，是雷格尔从未见过的。他没有望着雷格尔，也没有改变面上的表情，轻轻地走过雷格尔面前，将一些东西放进他的大衣袋里，然后离去。几秒钟后，守卫出现了，他们把雷格尔带进审讯室去。这次审讯进行顺利；那些问话是出人意外的容易回答，也不牵涉任何暴力。

    当雷格尔返回营房时，他正在冒汗，纵然天气很寒冷。他深呼吸了几分钟，试著镇定自己，然后，他爬上用稻草铺成的床。突然间，他记起与另一个传道人奇异的相遇，就伸手入袋中，竟然拿出一个火柴盒。他想：啊，值是何等仁慈的表示，火柴在营房是无价的商品！然而，他在盒里却找不到火柴，只找到一张摺好的纸条。雷格尔打开纸条，他的心在胸膛上砰然跳动。纸上清楚地印上：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六至二十九节。

    对雷格尔来说，这是一个神迹。一个直接从上帝而来的信息。那个传道人不可能看过雷格尔妻子所写给他的信；他是一个陌生人。上帝是否安排这件事去证明他仍然活着，仍能赐力量给人，仍然配得人信任呢？从那个时刻开始，雷格尔就被转化了。这是一个小神迹，虽然神迹会过去，但却足够将雷格尔的信心紧牢在严状上，纵使他往后四年在达乔目睹无数残酷的行为，也不能摇动他的信心。

    上帝并没有拯救我，减轻我的痛苦。他只简单地向我保证他是活着的，又知道我在这里。我们所有基督徒都聚在一起。我们在这里成立了一间教会，有其他坚信的牧师和修士参与，我们称它为一个被逼迫的全基督教会运动。我们发觉我们的身分同属一个身体，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我自己只能作抉择。其他人因达乔的经历而远离上帝。我是谁以致可以判断他们？我只知道上帝遇到我。有了上帝，我便满足了，纵然在达乔这情况下。”

    雷格尔身体健康时，始终坚持在达乔四周漫步，带着温暖、圆厚的声调与游客说话。他会告诉他们，当他度过达乔漫漫的长夜时，上帝是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