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了那令我大大昏倒的时刻，

    我看见永恒的侍者拿着我的外衣并窃笑，

    总而言之，我很恐惧。

   —— 艾略特《普艾弗的爱歌》

    恐惧是普世人对受苦的最初期反应。毫无疑问，它也是唯一最大的“复原敌人”

    多恩对恐惧非常熟悉。他写下他的默想的那天，正是淋巴腺鼠疫——黑死病——浪潮在伦敦市蔓延之时。最后的一次流行病就杀死了四万人。有几千人逃到乡间，整个邻近的地区变成死城。多恩有六周之久临近死门关，相信他已经感染鼠疫。医生所用的疗法如鼠疫那样恶劣：流血，奇怪的膏药，用毒蛇、鸽子驱走有害的烟雾。

    多恩发现照顾他的医生面露恐惧之色，之后就写了以下的叙文：恐惧暗暗地走进每一个行动或思想中的情感，好家体内的气会模仿任何疾病，看似结石，看似痛风，故此，恐惧也会模仿任何思想的疾病……一个人不怕狮子却怕猫；不怕饿死的人害怕放在桌上供他食用的大肉片…我不知道恐惧是什么，也不知道我现在恐惧什么；我不怕死亡快到，但我却怕病情恶化。如果我否认这一点儿的惧怕，就是掩饰我的天性。

    有人或许以为自多恩所处的世代开始，医学进步必大大减少我们的恐惧。事实却非如此。现代的医院将病人安置在私人病房，有病的状态可以令他们整天躺卧，却不能控制他们的思想。复杂的机器发出呼呼、轧轧声，有些机器附有针头插进病人的身体里。在外面的走廊上，医生和护土降低声量讨论诊断的结果，查看复杂的图表和数字。病人被刺、研究、抽血，并作记录，当然“都是为了你的好处” 。这些全都是病人滋生恐惧的最佳原因，就如葡萄状球菌在医院的走廊上滋生一样。

痛楚增强器

    我们谈论过恐惧是一种情绪，但实际上，恐惧的运作更像一个反射器，即时带出生理效应。肌肉不由自主地拉紧、收缩，往往加增受伤神经的压力而引致更多痛楚。血压也会改变，脸上可能会变成苍白或发红，一个十分惧怕的人甚至会血管闭塞和晕眩。所有动物都有恐惧感——速变形虫也会避开热、痛楚——但人类却似乎特别敏感。例如结肠痉挛是人类常见的焦虑征兆，却不存在于其他品种中。

    当基于思想产生的恐惧情绪渗入身体最隐密的地方时，就改变痛楚的知觉。极度恐惧皮下注射器的人接受注射时，绝对比一个糖尿病人更感痛楚，因为糖尿病人已经习惯每天要注射。两个人有相同的生理。只是恐惧使他们有别。

    芝加哥大学研究员皮特里根据人对痛楚的回应，发现了一个系统可以将人分成三类（她的讨论裁于《个别人的痛苦与苦难》一书）：“增强者” 有一个较低的痛楚阔，倾向夸大所有痛楚；“减压者” 显示一个较高的痛楚闻，可以忍受更多痛楚而没有显见的忧虑；“中庸者” 是介乎上述二者之间。皮特里发现，恐惧是唯一因素最能描述增强者如何对待痛楚。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佛医学院的比彻研究在意大利战场上受伤的士兵。他惊讶地发现在三个严重受伤的士兵中，只有一个要求注射吗啡。许多人说他们不觉得痛，或痛楚并不厉害。这种模式与比彻当私家麻醉师时所见的有着强烈的对比：甚似士兵受伤的病人，有百分之八十乞求注射吗啡或服用其他止痛药。

    吗啡的神奇功效主要是减低病人的恐惧和焦虑。明显，士兵的恐惧被别的事物取代了：若不是因受伤的意义而生发的骄傲感，就是在某些情况中，因为能远离战场而觉得解脱。比彻总结说：“伤口本身和经历痛楚之间是没有简单及直接的关系。痛楚极大可能是由其他因素所决定的。”

    我们大多数人容易辨认伴随受苦而生的恐惧。我们害怕痛楚的经历，怕未知之数，或者也怕死。我是个负担吗？我现在失去了什么？我有未来吗？我会再度健康吗？我正在受罚吗？

    不论身体或心理忍受者痛楚的人，往往会有一种难忍的孤独感。他们觉得被上帝、被人遗弃，因为他们必须独自忍受痛楚，亦几乎无人了解他们。孤独加增恐惧，继而加增痛楚，而这个螺旋一直向下转。

    有一晚，“珍惜今天”小组的一个成员带来了一本满布图画的书，是病中的儿童亲手画的。书中的线条人像和简单字句，生动地表达了孩童基本的恐惧。一个男孩画了一架巨大、丑陋的军事坦克车，武器林立。就在坦克车前面，即枪管的末端，他画了一个细小的线条人像——是他自己——举着一个“停止”的红牌。

    另一个男孩画了一支特大的皮下针管，末端装上倒挂的鱼钩。一个八岁女孩把自己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情景画上，上面的字幕是：“我觉得孤单，想睡在自己的床上。我不喜欢这里，这里的气味古怪”。翻过几页，同一个女孩画了另一幅昼，背景是医生的办公室。椅子、诊病桌和档案柜都很巨大，但女孩却将自己画得十分小，坐在桌子的边缘，她口中吹出的气球只有三个字：“我惧怕”。

除掉惧怕

    从某一方面来说，这本书最初有一半内容完全表达了我个人尝试“除掉” 惧怕这个情绪问题。认识痛楚和了解痛楚在人生扮演什么角色，都帮助我减轻惧怕。目前，我不会把痛楚视作必须克服的仇敌，而是把它视作我必须适应的一个保护信号。我惊讶神经系统有着这个难以置信的设计。我不把痛楚视作必须设法漂白的污渍，而是把它视作我身上的警告信号，告诉我基本重要的起因。

    痛楚显然是最有效的方法让我身体引起我的注意。因此，我开始细听痛楚发出的声音。因为我现在明白痛楚的价值，受苦不再是那么可怕了——我也发现这样的领会带来感恩，这是我力抗恐惧最有效的情绪武器之一。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灵性的层面，我对圣经的研究使我确信，受苦的事实并不是上帝要对抗我。我主要透过耶稣的榜样。学习看见上帝站在我们身旁；保罗恰当地称上帝是“满有怜悯的父，赐各样安慰的上帝”（林后一s）。

    圣经是基督徒的一本指南，我也相信有关受苦的问题，当中的智慧之言会为恐惧提供了巨大的解毒剂。”完全的爱可以把惧怕驱除。——个人认识全爱的上帝可以征服恐惧，正如光消灭黑暗一样。我不必拚命用力“鼓起信心”，因为上帝已经充满爱的关注，我不必以属灵运动去感动他。

    基督徒有许多有效资源可以帮助他防止恐惧。正如恐惧的情绪从思想渗下来，引起直接的生理变化，祈祷的行动也可以阻遏那些相同的效应，只要我把注意力从身体转移到灵魂和精神的意识上。祈祷截断过重的感觉，让我引导自己归向上帝。当我这样做，我的身体变得静止而镇定，因恐惧而拉紧的内脏肌肉开始放松，内在平安取代了紧张。

    当然，默想的操练也可以达致相同效果，但向上帝祈祷却提供额外好处。祈祷助我抵抗痛楚的孤独感，当我努力思量别人的需要时，我的焦点不再集中在自己和自己的需要上。请记得敲响的丧钟如何激发多思想起他那个死于瘟疫的邻舍。

    事实上，多恩的《祈祷》一书提供了一个奇妙模式，让基督徒学习除掉恐惧。正如这一章开头的引文指出，多恩十分认识恐惧是什么。他大部分时间独自对抗如此的恐惧，因为在那段日子，传染病的受害者要被隔离。当他躺在病床上，他怀疑上帝是否也隔离他？上帝的应许在哪里出现？。

    多恩真正的恐惧，不是痛楚细胞遍布他全身的微小扰乱；他畏惧上帝。他三番四次发问“为何是我？”那时加尔文主义仍是新兴的思想，他怀疑上帝到底是否隐藏在瘟疫的背后。他过去的污点引起内疚感，好像鬼魔在附近潜伏，或者他受苦确实是以往的罪的结果。

    多恩在《祈祷》一书中，从未真正解决“为何是我？”的问题，但这书确实逐步记录了他如何除掉恐惧。他困惑地温习有恐惧一字出现的每一段经文。当他这样做，他了解人生常常包含引致恐惧的环境：若不是疾病，就是经济困难；若不是贫穷，就是被弃；若不是孤独，就是失败。在这样的世界里，多患有一个选择：敬畏上帝，或是惧怕每一件事。

    多恩回忆起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的一段祷文（“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就开始检验他潜在的恐惧。是大仇敌吗？他们并不构成威吓，因为上帝能征服任何仇敌。是饥饿吗？不是，因为上帝能供应。是死亡吗？就算这是人类最致命的恐惧，都不能成为敬畏上帝的人的永远障碍。

    多恩做出决定，认为最好的方向就是对上主培养高尚的敬畏，因为这种敬畏能取代一切。最后，他祈祷说：“……正如你给我悔改；而不是对我感到懊悔，同样，上主啊，请给我敬畏你的心，使我不至于害怕”。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意义，不管他的病是一种磨练，还是纯粹意外都不要紧，不论他在那种情况，他都会信靠上帝，因为信靠最终代表他对上主高尚的敬畏。

    多恩在《祈祷》一书将这个过程比作他对医生态度的改变。起初，当他们检查他身体的新症状，又在房外低声讨论他们的发现时，他不期然感到害怕。但随着时间的过去，他看见他们同情的关注，就确信他们值得信任。同样的情况也可以应用在上帝身上。我们时常不明白上帝的方法，或这些方法背后的原因；但基本的问题乃是上帝是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医生”。多恩坚信他是。

    什么才是正确的方法接近我们所敬畏的上帝？多恩回答这个问题，便举出马太福音的一句话，那是妇女找到耶稣空坟的故事：她们“又害怕，又十分欢喜”的急忙离开现场。多恩从她们畏惧和喜乐的两腿中，为自己找到一个模式。

    在复活日当天，畏惧必然浓罩四周。他们怎能不畏惧有如此可怕力量的上帝？那些妇女毕竟遇见了站在墓园旁边的耶稣；他复活了。奇怪的事跟着发生。是的，她们带着畏惧的腿，也是喜乐的腿快跑离开现场，因为奇怪的事发生了，乃是那最好消息的信号：耶稣连死亡也征服了。多恩存着同样的盼望，最后找到了他不必害怕的敬畏。

作随时的帮助

    如果不是我受苦，而是一个我愿意帮助的人受苦时，处境就不同了。我能做什么去减轻他们的恐惧？我所学到的是：只须作随时的帮助；这是我们能协助平静他人恐惧最强大的力量。

    对着受苦者，我本能上会畏缩。谁会知道他们是否愿意谈论他们的苦境？他们想得安慰或鼓舞吗？我的同在能给他们什么好处？我的思想编造出这些理性问题，结果我会做出最坏的决定——保持距离。

    受苦者——特别是我“珍惜今天”小组的朋友们——再三强调健康的人若伸出援手，意义何等的大。他们最想要的，不是我们的话或见识，而是我们的同在。别人有需要时我们陪伴在侧，就会如父母对一个感觉混乱、受伤孩童传递同样的安慰："没事了，一切都好了"。世界会继续下去，我在这个可怕的时刻会与你同在。

    坎波卢提到他到殡仪馆向友人家属表示慰问的事。他不小心走错停尸场，那里躺若一个老人的尸体，而那寡妇是唯一在场的哀悼者。寡妇看来是那样孤寂，故此坎波卢决定留下来参加那个丧礼。他甚至驾车陪她到坟场去。

    安葬仪式过后，当坎波卢和那个寡妇驾车离去，他终于承认他并不认识她的丈夫。妇人说：“我也想了很久，因为我认不出你是谁，但这一点实在不重要。”她用力紧握他的手臂，使他感到很疼。“你永远、永远不会知道这样做对我有何意义”。

    我曾说过，当我问“谁帮助你最多”时，没有人会说出哲学家的名字。他们最常有的答案，是描述一个安静、谦逊的人。那些人在别人有需要时，总是出现，聆听多于说话，不会向下望着手表，会拥抱、抚摩和哭泣。简言之，他们是作随时帮助的人，他们是因受苦者的需要，而不是自己的需要而来的。

    “珍惜今天” 小组中一位患癌病的女人提到她的祖母。她是一个略害羞的女士，除了付上时间，她没有什么可以援助他人。当她的孙女儿睡觉时，她只是坐在椅子上编织。她可以随时与人交谈，或递上一杯水，或打电话。她的孙女儿说：“她是唯一按着我的需要帮助我的人。当我惊醒时，只要见到她坐在那里，我就会安心”。

    我们很有道理地蔑视约伯的三个朋友，因为他们对约伯的受苦毫无感觉。但请你再读约伯记：当他们来到时，他们七日七夜、不言不语地静坐约伯身旁。结果，那段时刻成了他们陪伴约伯最动人的时刻。

    犹太人社团中若有人死去，他们就会举行一个“七天丧期”的仪式。哀悼者的朋友、邻舍和亲属有八天之久，都会来料理他的家，各自拿着水果篓，坐在其上。他们会负责饮食、打扫和闲话家常；简言之，他们强行与悲伤者同在。悲伤者想有宁静或独处的时刻，可能会因为这么多的访客而觉烦扰。但是，有一个信息大声的宣告：我们不会离你而去。我们要和你一起担当这个痛苦。在孤独中兴盛的恐惧因此而枯萎。

    访客用自己的叉子和调羹，像喂婴孩似的喂哀悼者进食，这是一幅极具象征性用餐的图画。年长的智者教导人他们的文化是强制作随时帮助的礼仪，因为哀悼者需要别人的同在，不论他／她是否承认有这个需要。

    有一个故事讲述伟大的、没有上流社会优雅风度的作曲家贝多芬的生平事。他的耳聋使他难与人对话而觉丢脸。当贝多芬知道他友人的儿子去世时，就悲从中来，急忙来到悲伤者的家。他没有说出任何安慰的话，只见房间有一部钢琴，就走过去。他用了半个小时弹奏钢琴，以最传神的方式倾倒出内里所有的情感。弹奏完毕，他就离去。后来，他的友人说，没有别的探访者像贝多芬的探访那样有意义。

上帝的代理人

    除了个人的同在，我们还能提出别的帮助吗？我们在那种时刻应该说什么呢？我经常从受苦者身上得出同样的答覆：我们说什么话并不重要，我们的关注和作随时帮助的态度是最具影响力的。如果我们有聆听的耳朵，那可能是最被欣赏的礼物了。

    贝特西快将死于癌症之前写了一本书，诉说她在患病期间收到一封最有意义的信：

    亲爱的贝特西：我害怕并尴尬。在你所面对的难处上，我有什么权利向你说我害怕。我一次又一次找藉口不来见你。我全然衷心希望可以伸手帮助你和你的家人。我希望成为可供差遣和有用的人。最重要的是，我希望说出那些会使你喜欢的话。但事实依然是：我害怕。我从来没有写过这一类的话。我希望你会谅解和宽恕我。

    ——爱你的安妮

    安妮找不到所需要的个人力量，使她成为朋友随时的帮助。但至少她已经与贝特西诚实地分享她的感受，让人知道她的脆弱。那样做也是一种作随时帮助的方式。

    另一个女人思想到家庭悲剧发生时，她和丈夫所收到的来信。她对我说。这些信的内容很笨拙，对她却很有意义。许多写信人会因为自己愚拙，不知道应说什么而致歉。但对她来说，对方烦恼地搜索合适的词汇才是要点：他们“完全在挣扎中惶惑不安"，就是最能表达她和家人当时的感受。

    受苦者可能希望你像从前一样付出友谊。受苦者和陌生者很少能建立亲密关系。反之，危机迫使他们回到往日没病时所建立的关系。流露出你们没病时所共享的相同特质，如果你平常喜欢开玩笑，便要继续这样做；如果你们过往一同读圣经和祈祷，你要继续这样做；如果你们过去的关系是包括通俗的话题和少许的闲言，你要从那个层面开始，直到你感觉可以舒畅地谈论别的事情为止。在患病者的世界里，所有事物都改变了；他/ 她需要确信友谊是仍未改变的。

    当然，时间的限制约束了我们，不是人人都能随时放下其他要务而付出大量的时间。但是，我们都可以祈祷，这是作随时帮助的有力方式。我们又可以提供既规律又一致的关顾。受苦者说，恐惧和孤独在意想不到的时刻偷袭他们，人恒常的付出比时间的多寡更重要。恒常性对久病的病者是越来越重要的，如帕金森氏病。

    有一个人告诉我他患慢性病期间，最能帮助他的人是一个同事，他每天打电话来，向他查询病况。他通常每周采访两次。从来不会长过十五分钟，但他定时打电话和探访却成了不变的特质。当他人生所有事情看似不稳定时，他仍旧可以信赖某些事物。

    当然，仅是友谊的力量也是有限的。受苦者因自怜，可能会选择对抗你。他们会说：“你不会明白的；你从来未曾经历过这样的事。”在这些情况下，有过同样经历的人是最有资格帮助他们的，尤其是在对付恐惧的问题上。

    钟尼得以逃脱自怜，是因为有一个洋溢者喜乐的四肢残障者到医院探望她（她现在继续这个连环式的服侍）。达米安神父在夏威夷莫洛凯岛的麻疯病人当中工作，却没有果效，直到他患了这病，以麻疯病人的身分与他们相处，工作才得果效。所有医院认识到这一个原则后，有智慧地策划一些计划，例如使一个要面对乳房切除手术的女人，接受另一个有若同样经验的女人的“友善辅导” 。

    “珍惜今天”小组代表了这样的一个课程。它的创办人凯利领悟到除了别的癌症病人外，没有人会完全明白癌症病人的恐惧。结果，他为生命受到疾病威胁的人首次组成相互支持组织。现今，美国癌症公会为了辅导癌症病人，提供了二十四小时电话服务。

    然而，那些只能站在旁边而完全没有特殊技能的人。不必自觉无用。对受苦者来说，没有别的东西——没有上过 “当如何做” 的课程，没有昂贵的礼物——比你亲身同在的安慰更有价值。让我小心地说这句话，但仍然要说：我相信我们在基督身体里被呼召去彰显爱，当上帝似乎没有表彰爱的时候。

    受苦者常常感觉上帝已经离开他们。没有人比鲁益师更能表达这种感受；他丧妻后在一份沉痛的文章《卿卿如晤》中表达出来。鲁益师说，在他最深需要的一刻，那时常帮助他的上帝突然好像不见了。鲁益师感觉恐惧和被弃，而最后一刻基督徒协助他重拾信心。

    请你谨记：研究圣经一直支持着柯嘉丽度过纳粹集中营的生涯；一个陌生人放下一句简单的鼓励语给雷格尔。上帝透过他的代理人，即其他的人，让他们知道他的临在。同样地，我们这些站在旁边的人有时也必须发出祈祷，那是受苦者一直不能这样祈祷的。在极度痛苦或悲伤的时刻，最能令人察觉上帝的爱的地方，往往就是在像你和我这些普通人的身上看到。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上真正发挥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