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象一群人住在同一幢楼，一半人想象它是一间酒店，而另一半人却认为它是一所监狱。把它视作酒店的人，可能感到难以忍受；把它视作监狱的人却觉得它出奇地舒适。故此，那些看似是丑恶的学说，最终使你舒适和有力量。对这世界抱有乐观态度的人会变成悲观者，而对世界抱着极其可怕观念的人却变成乐观者。 ——鲁益师《上帝站在被告席》 让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的家——地球。请你用眼睛欣赏夏天日落的光辉色彩和微妙的色彩变化。试将你的脚趾插进湿沙之中，站立不动，然后感受海浪的泡沫和浪花。请参观蝴蝶花园，并研究蝴蝶身上的抽象设计：一万个不同变化一概都浓缩在飞行组织的纤细纹理上，比任何抽象派画家的创作更富想象。人身处这些美好事物之中，容易相信有一位仁爱的创造主存在。 然而，太阳可以用大量色彩点缀黄昏，也可以将非洲的土地烘晒成干旱、爆裂的表层，足以毁灭数百万人。若由暴风酝酿出有节奏、撞击的海浪，海浪就曾如二十尺高的高墙碎裂一般，摧毁沿海的村落。那些在野花间飞舞、无杀伤力的彩蝶，平均只能存活两星期，最后就会消失在冷酷残暴的大自然食物链中。大自然是我们堕落了的姊妹，不是我们的母亲；地球虽然是上帝的名胜，却是一个已经扭曲的美好创造。 试观看人类。巴哈、贝多芬、路德和歌德的祖国也赐给我们希特勒、艾希曼（编按：德国战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纳粹的灭绝犹太人的活动）和戈林（编按：纳粹德国元帅）。一个弃绝《人权法案》的国家同样带给我们奴隶制度和内乱。作为人类和个人，每一个人里面的智慧、创作力和同情心都是与欺骗、骄傲和自私竞赛。 痛楚也是一样。近前看，痛楚看似是一个可信任及有价值的朋友。从近视的角度看（姑且说从一个生物工程师的角度看），痛楚组织的确是一个最精细的创造工作。神经系统犹如林布兰精美的画作，带着天赋的印记，应该受到我们尊重和敬畏。 然而，我们最常觉察痛楚存在，不是透过显微镜，而是透过不受人欢迎的不幸记号。如果你把每个警告信号连接一个特定源头，这样，痛楚组织可以看来是合理和设计出色。但是，如果你退后环顾所有人类的遭遇——数以亿万计的人受尽折磨、挨饿、流血、患癌症，正齐步迈向死亡——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涌现了。 “痛楚问题”比神经细胞的忠实反应，包含更多问题。当痛楚折磨人的灵魂至失望和绝望时，它有什么副作用？为什么有些生命如此多变，受到关节炎、癌或先天缺陷所支配，而别的生命七十年来却能避过痛苦?诗人布莱克用以下几句话总括人的存在：我的母亲呻吟，我的父亲啜泣，我跳进这个危险的世界…… 哲学家喜爱广泛讨论人类的整体苦难，好像所有人的痛苦都是可以被挤压出来放在大锅，然后呈献给上帝，说：这里就是地球的痛苦和苦难，你怎样解释这一切的不幸?但是，正如迦拿马索夫在陀思妥耶夫基斯伟大的小说中指出，痛楚在特定的时间内临到一个人，以及临到一个不应受苦、纯真的人——一个小孩用拳头打自己的胸膛——两者都会提出同样尖锐的问题。 痛楚可能被设计成为一个有效防御的警报系统，但这个行星中有些事情像纠结杂乱的铅丝一样，以致现今痛楚肆虐，不受控制。我们需要使用另一个词汇形容这问题：痛楚表示身体的防御组织，而受苦表示人类的不幸。毕竟，一个患麻疯病的人没有痛楚感觉，却受苦很多。 虽然有些人很幸运免去身体的剧烈痛楚，但人人都会有某种挥不掉的受苦情况：“人格的缺点、破裂的关系、未得医治的童年记忆、叫人窒息的内疚感。我们若要认识受苦，必须离开显微镜—一透视排列好的神经细胞顺服地回应刺激——完全注目大受痛苦的人的脸。”当身体受伤害时，上帝在哪里？“这问题变成”当伤害不能停止时，上帝在哪里？上帝怎能容许如此强烈及不公平的痛楚呢？” 最合适的世界？ 数个世纪以来，哲学家都辩论一个问题：“所有行星中，地球是最合适的吗？这条辩论问题源自一个假设，就是一个全知、全能、全爱的上帝自然会为他的受造物创造极好的领土。但是，请你环顾我们地球的一些特色：艾滋病菌和唐氏综合症、脊柱裂和脊髓灰质炎、蝎子和采采蝇、地震和飓风。上帝不可以有更好的创造吗？” 如伏尔泰在其著作《康第德》讽刺地说：“如果地球是所有行星中最合适的地方，那么，其他的行星又是怎样的？” 昔日基督教神学家如奥古斯丁和阿奎那，都证明上帝的确在所有行星中创造了最合适的地方。当现今二十世纪展示大自然和人为的恐怖后，只有最勇敢的思想家才会如此断言。 我肯定不会尝试创建一套理论，证明地球是所有行星中最合适的代表。我花很多时间研究生物学上的痛楚，其中一个因素是因为我相信现代哲学家没有察觉创造行动所涉及的困难。他们假设上帝创造时只需摇动魔术棒，就可以为地球上的生命除去六部分的危险。 批评这地球的专家们为要使他们的论点更有说服力，必须描绘一个超越的宇宙，包含着一套完整的自然律系统，其结果就是大大减少人类的痛苦。试想象以下几个可能性。为什么不可以简单地除掉细菌？这样做必定带来灾害：我们已辨认出二万四千个不同种类的细菌，其中只有一少部分会引致疾病。若除掉细菌，我们就永远不能消化食物。台风呢孟加拉和印度的人都痛苦地晓得，地球的气候系统是依赖如此巨大的干扰，台风若消失多年，雨水也会随之消失。 创造涉及从许多可能性中做出选择。如果我滑雪时跌断了脚，可能会希望骨骼更强壮。或者骨骼本来可以造得更强壮的（虽然科学家仍未找到一种更强、更适当的物质移植），不过，我的脚就会更厚和更重，令我身体变得太笨重、太迟钝而完全不能滑雪。如果我的手指厚一些和不易损伤，这样，很多人间活动如弹钢琴，就不可能做了。一个创造者需要在力度、灵活、重量和容量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 布医生为麻疯病人的手设计一个简单的痛楚感觉器时，就尝过这样艰难的选择。以下是他所学到的功课：我越多研究自然定律——原子、宇宙、牢固的元素、分子、太阳，以及维持生命的所有机制的相互作用——我就大为震惊。只要其中一种因素被移去，整个创造就会塌陷如同骨牌一样。有些人确实相信大自然的一切设计和精密，都是随机的；他们也相信如果数百万的分子有足够的时间彼此撞击，一个神经细胞和感觉末梢就会以准确的形式一跃而现。我对这样的人，只有建议他们尝试制造一个痛楚感应器，如我所作过的，看看会有什么机遇。 我花了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手部手术的范畴上；我可以将许多书籍放满一间大房间，全都是解释如何医治受伤的手的不同方法。但我从未见过一个程序——没有一个——提供方法改进一只健康的手。手的设计今人难以置信，而痛楚当然也是那个设计的一部分。一百只手中有九十九只都是完全正常的。但是，那些对痛楚不敏感的人，统计数字却完全相反：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的身上有某种畸形或官能不良，只因他们的痛楚组织不是正常运作。 我们的地球出现许多苦难，都是由于上帝在创造内订立了两个原则：一个是物质的世界，它按照一贯的自然定律运作；另一个是人类的自由。 上帝亲自遵守这两个原则，而它们本身都是好的，但上帝也容许它们有被滥用的可能性。举例来说，水证实在对我们和所有创造都是有用的，因为它的“柔性”、液体状态和特定的重量。但是，这些特性若以令人难以对付的容量出现，就会淹死我们；甚或有更使人受惊的可能性：我们会用水淹死他人。 试举另一个例子，就是木。树木可以出产果子，支撑叶子以供人遮荫，又庇护雀鸟和松鼠。甚至树木被削下，也是有价值的。我们用木作燃料取暖，又作建筑材料建造房屋和家俱。木的基本特性——坚硬、不易弯折、易燃——都使这些有用的功能有效地使用。 但是，你一旦种植一棵树拥有那些特性，却把它放在一个住满自由人类的世界中，就会招致误用的可能性。一个拥有自由的人或会拾起一块厚木，见它坚硬，就用来重击另一个人的头。我假设上帝每次都可以从天上下来，将木的特性变为海绵的特性，好使一支击球棒轻轻地反弹。但那并非上帝在世界想做的事。他设下固定的定律，但我们可以误用自由，使它变坏。 上帝在约占记末部的讲论，可能想到类似的论据。上帝听完约伯的抱怨(三十五章经文后)。终于显现，将约伯提升，向他描述受进世界的壮丽。上帝自傲地指出创造最不寻常的几个特色，然后让约伯有机会提出改善良方。他愿意提出不同的方法操作世界吗？（你可以说上帝和约伯正在比较高下，你猜谁会胜出呢？） 上帝是否要为这个世界的苦难负起责任？按照上文间接的解释，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人给孩子一双溜冰鞋，也知道他可能会跌倒，和人在雪地上撞倒孩子完全是两回事。 一个世界若按照固定的定律运作，却住满自由的人类，保护性的痛楚组织这份奇妙的礼物也同样容易遭人误用。上帝可以用另一种方法制造痛楚组织吗？它可以保留痛楚组织的好处而不要它的坏处吗？任何警报系统除去受苦的元素后，仍然可以有效地运作，同样产生一些问题。正如布医生的实验和无痛者的经验证明，当痛楚出现，但我们却没有足够的警觉性。痛楚必须伤害我们，才会命令我们行动。 有人可以永远争辩，上帝可否用不同方法设计我们的世界。切断痛楚的开关？造热带风暴而不造飓风？少造一种病毒或三种细菌？我们没有人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或怎样解释先前的问题：一种特定的病毒如何进入世界。（这是上帝直接的创造行动吗？是堕落的后果？是撒但的作为？是遗传上的突变？）但是，这等臆测被提出来讨论，因为上帝对“地球是不是所有行星最合适的代表?”这个问题，直接回答：不是！ 野生动物 圣经追溯苦难和邪恶进入世界，是出于人类自由这个主要却可怕的特质。什么东西使我们与海豚、麝鼠和大灰熊有别？唯独人类可以从不能打破的本能行为模式中被释放。我们有真正、自我决定的选择。 人类自由的结果，就是将新的东西引进地球——反抗原先的设计。我们对地球既定的运作方式只有少许的知识，但却知道人类已经挣脱了那种模式。彻斯特顿（编按：1874－1936，英国作家、新闻工作者，以写布朗神父的侦探系列小说最为著名）说：“我们谈论野生动物，但人类才是唯一的野生动物，因为人挣脱了那个模式。其他所有动物都是驯良的动物，却跟从那种族或那类型的粗野品格。” 人是野性的，因为独有他站在这个微小、会熔化的地球，起来摇着他的拳头对上帝说：“我做我想做的事，因为我想这样做。结果，有一大鸿沟使我们和这个地球、与上帝分离。最值得注意的是，上帝赐给我们自由去做我们想做的事，违反了宇宙的一切规则（至少有一段时期是；是这样的）。彻斯特顿又说：“上帝创造世界时，让世界自由。上帝所写的不大像一首诗，反而像一出戏剧；他设计了一出完美的戏剧，但必须留给人类演员和舞台监督监管；自那时起，他们一直制造大混乱。”2 神学家用“堕落”一词总括创造的重大瓦解，这是当邪恶首先进入世界，首次背叛所引致的。创世记第三章的速记报告，简单概述那反抗的后果，足以表明所有创造——不只是人类——已被瓦解了。正如密尔顿在《失乐园》说：地球感受那个创伤，而大自然从她的座位上／慨叹她所有工作带着祸害的记号／一切都丧失了。 使徒保罗用以下方式表达：“被造的万物都热切渴望上帝的众子显现出来。因为被造的万物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这样，而是由于使它屈服的那一位…我们知道被造的万物直到现在都一同在痛苦呻吟。（罗八19—20、 22）” 不知怎样，痛楚和苦难在地球倍增，成为人滥用自由的后果。当男人与女人选择敌对上帝时，他们的自由世界就永遭破坏。如同保罗所见，自从始祖堕落，地球和其上的所有居民都不断发出低频率的烦忧信号。我们现今住在一个“呻吟”的地球上。 因此，对于受苦不公平的任何讨论，都必须从一件事实开始：上帝也不喜悦地球的状况。从创世记到启示录，圣经的故事都是记载上帝计划恢复它的创造，使之回复完善的原始状态。圣经用同一个景象作开始和结束：天堂、河流、上帝光辉的荣耀和生命树。所有人类的历史都发生在创世记至启示录之间，而在其间所发生的一切事件，都是记载人要挣扎重获那已经失落的。 单用现今的世界审断上帝，是一个可悲的错误。曾几何时，地球可能是“所有行星中最合适者” ，但它现在肯定不是最合适的地方。从来没有一个信息，是圣经如此确定传递上帝不喜悦创造的状态和人类的状态。 试想象这样的剧情：野蛮人潜入一间博物馆，内中正展示毕加索蓝色时期的作品。彻底毁坏的品性驱使他们用红色颜料溅污所有画作，又用刀乱斩之。若然这些作品——只是毕加索创作天分的样品，竟被毁坏及此——被拿出来展览，当作是这位艺术家的代表作，是何等极度不公。同样的情况也可应用在上帝的创造上。上帝已经在地球上悬挂“被咒诅”的记号，又应许审判和复兴。这个被邪恶和痛苦毁坏了的世界之所以仍然存在，乃是证明上帝的怜悯，而不是证明他的残酷。 扩音器 上帝可用什么东西吸引我们的注意？什么东西可说服人类——是我们发动叛变的——那样的创造不是按照上帝计划的方式而运作呢？ 鲁益师提出一句话：痛楚是上帝的扩音器。他说：“当我们快乐时，上帝向我们细语，向我们的良心说话，但藉着我们的痛苦大声呼喊。痛楚是上帝的扩音器，唤醒一个耳聋的世界。”扩音器一词用得恰当，因为痛楚的特性就是大声呼喊。当我弄伤脚趾或扭伤足踝时，痛楚向我的脑袋大声报告，说情况不妙。同样，我相信这个地球存在着苦难，也是对所有人尖叫，说情况不妙。它停止我们的行为，又迫使我们考虑别的价值。 有一则动物寓言故事《冒险之旅》，讲述一群野兔的家园受到一个建筑工程破坏，连根拔起。他们流浪之际，偶然遇见一群新品种的兔子，它们巨大而漂亮，有光泽发亮的毛，并完美无瑕的爪和牙。野兔问：“你们怎能活得这么好? 你们不用搜寻粮食吗? ”驯兔解释说：“我们已有食物供应，就是红萝卜、苹果、玉米和青菜。生活既高级又美妙。“ 可是几天后，野兔发觉当中最胖和最有光泽的一只驯兔不见了。驯兔解释说：“噢，那是间中会发生的事！但我们不让它打扰我们的生活，我们有太多美好的事物享受了。”野兔终于发现这块土地满布陷阱，死亡如“烟雾凝聚”笼罩看它们。驯免为了过着奢华、舒适的生活，就甘愿闭眼不看一件事实：即将死亡的危险。 《冒险之旅》是一个带有道德意义的寓言。我们好像那只胖而有光泽的兔子——有些人实在如此——相信人生唯一的目的就是享受舒适：填饱自己、建立一个美好的家、享受美味的食物、有性生活、活出美好人生；人生就只有这些。但是，痛苦的存在却使这种生活方式大大复杂化了，除非我们选择带着眼罩，好像那些驯兔一样。 当世界有三分之一人每天晚上都是饿著肚子睡觉时，我难以相信世界的存在只是令我可以设宴享乐。当我看见少年人在高速公路上粉身碎骨时，就难以相信人生的目的是要心满意足。如果我尝试走向享乐主义，痛苦和死亡就在附近潜伏，在我身旁出没，并提醒我，如果我认识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人生会是何其空洞。 苦难有时低吟，有时大喊，是一个“卓越的谣言”，述说整个人类的状况已经有毛病了。有战争、暴力和人类悲剧的人生是出了问题的、人若想从这个世界得到满足，并相信人生的唯一目的是享乐，就会用棉花塞著耳朵，因为痛楚的扩音器的声音甚大。） 三个世纪以前，法国数学家帕斯卡担忧他一些朋友，觉得他们似乎逃避人生最重大的问题。以下是他对他们的描写。几乎是一首讽刺诗：“我不知道谁人把我放进这个世界；世界是什么？我自己是什么？我对万事一无所知……我只知道我很快死亡，起码知道这个死亡是我不能逃避的。 因为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因此也不知道会到哪里去。我只知道离开这个世界时，不是永远落在毁灭中，就是落在忿怒的上帝手中；我也不知道会永远被送到哪一个境界去。我的状况就是这样，充满软弱和怀疑。我从这一切得到结论：我应该在一生的年日中，不问会有什么事必定发生在我身上。或者，我可以找到疑问的答案，但我不会自找麻烦，或采取行动寻觅之。“ 帕斯卡摇头，不明白人们为何关心琐事，甚或重要的事，而始终忽略了最重要的事。他说：“这是不可思议的魔法，和超自然的睡眠。” 有别的宗教尝试否定一切痛楚，或是尝试超越痛楚。然而，基督教一开始就断言苦难存在，为要证明人类堕落的状态。有人或会摒除基督教解释受苦的来源——受苦被带进世界，是人类失落自由的后果——因答案不令人满意。但是，至少世界伟大而堕落的观念却吻合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它符合这个世界的二元特性和我们的特性。 我们犹如沉船的生还者，好像鲁宾逊连同船的残骸从另一个地方被冲上岸。基督教这方面的观念驱使彻斯特顿说：现代哲学家再三告诉我，我已身处一个恰当的地方；纵然我默认这事实，但仍觉得沮丧。然而，当我听到自己身处一个错误的地方时，我的灵魂就欢乐歌唱，好像春天的雀鸟。乐观主义者告诉他，这个世界是所有行星中最好的，但他总不会相信这话。基督教对他更有意义，因为基督教坦白承认，他被放逐到反叛的地球上。 彻斯特顿下结论说：这个说法有一点很重要：它完全倒转乐观主义的理由。倒转一经发生，舒适的感觉好家骨头立刻放回骨槽一般。我常常称自己是乐观主义者，为要避开悲观主义大明显的不敬。但是，这个世代一切的乐观主义因这个缘故变得虚假和令人沮丧，常常试看证明我们合适这个世界。但基督教的乐观主义却根据一件事实：我们并不合适这个世界。 有时痛楚扩音器当然也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我可以转而敌对上帝，因他竟容许这种不幸事发生。但另一方面，如彻氏所作的，痛楚可以催迫我到上帝那里去。上帝说这个世界不是仅有的世界，我可以相信他，又愿意冒险相信他会建造一个完美的地方给跟随地的人——居住在受尽痛楚折磨的地球上。 作为受造物是困难的。我们以为我们很伟大，可以操作自己的世界，无须如痛楚和受苦等紊乱问题提醒我们有依赖性。我们以为有足够智慧可以做出道德抉择，也可以正直地生活，无须痛楚扩音器在我们耳朵内大声叫嚣。我们错了，伊甸园的故事证明此理。男人和女人若身处一个没有苦难的世界，必会选择敌对上帝。 故此，我们在亚当和夏娃以后出生的人有一个选择：可以信靠上帝；或者我们可以因世界的问题责怪他，而不责怪自己。 听见回音 如果你怀疑痛楚扩音器的价值，我建议你去一去医院的深切治疗房。你会找到各类的人在那里的走廊上走来走去：当有的、贫穷的、漂亮的、朴素的、黑人、白人、聪敏的、迟钝的、属灵的、无神论的、白领阶级、蓝领阶级。但是，深切治疗房是世上唯一地方，令上述的划分没有造成半点差别。 在深切治疗房内，所有探病者都被一个可怕的脉络联系看：关注一个快要死亡的亲属或朋友。经济的差别。甚至宗教的差别都在此消失；在那里你看不见种族张力的火花；有时陌生人会彼此安慰，或低声地、不觉羞耻地一同哭泣。所有人在最关键的时刻面对生命。许多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请求牧师或教士帮助。唯独痛楚扩音器有足够力量使这些人下跪，默想人生、死亡和意义的终极问题。正如邸立基讽刺地说：医院只有牧师，却没有鸡尾酒会的牧师。 我相信这是痛苦扩音器的价值。这个地球恒常发出“呻吟”，求救赎和复兴的呼喊，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忽略了这个信息，直到痛苦或死亡临到，迫使我们注意它。我不是说上帝因为痛楚扩音器的价值而容许人受苦。（我也不相信受苦带有特别信息——“你正是因这个行动的后果而受苦”――下一章会清楚解说。）但是，痛楚扩音器确实向所有人类宣布一个普遍的求救信息。 一位十七世纪英国诗人多恩，发觉自己聆听到痛楚扩音器。他那忿怒的岳父令他辞掉工作，而从事一份律师职业又遭人反对。多恩无可奈何地转向教会，担任圣公会的牧师职。但当他在第一个教区任职一年后，他的妻子安妮死了，留给他七个孩子。几年后，即1623年，多恩身上出现疹子。医生诊断他染上了黑死病。 这个病一直没有好转过来，把他的力量消耗得几乎至死。（多恩的病证实是斑疹伤寒症，不是黑死病。）多恩患病期间，写了连串有关受苦的祈祷文，被列为有史以来对受苦这个主题最深刻的默想。他在床上写成他的书，没有使用笔记，并深信自己正面向死亡。 在《祈祷》一书中，多恩呼求上帝作工。当他回顾一生时，便觉得不合理。他一辈子浑浑噩噩地游荡，最后到了可以服事上帝的地步。但如今，正在这宝贵时刻，却有致命的病打击他。除了发烧、痛楚和死亡外，眼前没有任何事物出现。这种情况怎样解释？ 疾病的意义是什么？多恩的著作提供了可能的答案。第一次冲击临到他的时候，睡房的窗户打开，教堂钟敲响了一阵阵悲哀的死亡宣告。一瞬间，多恩怀疑是否他的朋友知道他的情况比预期更严重，预先为他的死敲丧钟。但是，他快就意识到钟鸣显示一个邻人死于黑死病。 多恩就教堂钟的意义写下《默想十七》，这书是英国文学其中最出名的一段说话（“没有人是一个孤岛…不要问丧钟是为谁而吗；它是正为你而鸣。”）他领会到虽然丧钟的声音是纪念另一个人的死，但钟声却严厉地提醒每一个人他们花一辈子时间去忘记的事：人人必会死亡。 当一个人死亡，不是代表书的一章被撕下来，而是代表被翻译成更好的语言；而每一章都必须有，这样的翻译。上帝雇用了好几个翻译员：有按年龄翻译的文章，有按疾病翻译的文章，有按战争翻译的文章，有按正义翻译的文章。但上帝的手却在每一个翻译之中，他的手必装订我们所有散落的纸张，放在每一本书彼此对开的那个图书馆里…如此，这个钟呼唤我们所有的人；更何况是我，因为这个病带我接近死亡之门。 多恩早在鲁益师出现前三个世纪，使用另一句话表达相同的观念，不同于“痛楚——上帝的扩音器”：痛楚独特的力量就是打破正常人的防卫和每天的生活。他说：“我需要你的雷声，啊，我的上帝！你的音乐不会服侍你。”对他说，钟鸣变成预告他死亡的回音。对一个死人来说，钟鸣一个句点，表示生命结束。但对拥抱生命的多恩来说，钟是一个刺目的问号：他是否准备好迎见上帝？ 那钟的鸣奏奇妙地扭转多恩奔驰着的思想。痛楚扩音器或雷声，使多恩重新检视人生，而他所看见的事物就好像一个启示。“我是一个见过痛苦的人”，他有一次带着自怜的口吻这样告诉他的会众。但如今，事件似乎清晰地表明，最剧烈的痛苦时期也是灵性成长的最好机会。患难把罪清洗和锻炼性格；贫穷教导他依靠上帝和洗涤贪欲；失败和公开的羞耻医治地属世的野心。一个清楚的模式出现：痛楚可以被转化，甚至被救赎。 继后，多恩的内心观察进一步使他反省此刻的处境。这个痛楚甚至可以被救赎吗？当然，疾病阻碍他多作善工，但他身体的软弱肯定不能抑制他属灵的成长。他有许多时间祈祷：钟鸣提醒他那个不幸的邻舍，和许多在伦敦正在受苦的人。他学会谦卑、信靠、感恩和信心。多恩将它变成游戏：他想象他的灵魂变得强壮，从床上起来，并在房间行走，虽然他的身体只是平躺青。 总之，多恩领悟到他的一生就算处于卧病在床的状态下，都不是没有意义的。他将精力转向操练灵性：祈祷、认罪、写日记（后来被编成《祈祷》一书）。他不再集中思想自己，反而思想他人。 《祈祷》一书记录多恩对痛楚态度的地震式转变。他起初祈求痛楚得以挪开，最后他却祈求痛楚得赎，使他“得到痛苦教化”。这样的救赎可以采取神奇的治愈方式——他仍然希望如此——就算它不能这样做，上帝仍然可以取出一块熔化的金条，透过炼金者的受苦火炉而变成精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