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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勿略看清他对天主的信赖还得接受另一种考验。他拥有权力，却像耶稣那样以穷人的面貌出现；他对耶稣一片忠诚，就该像救主那样忍受苦难；除此之外，他就该积极地与人合作投入到拓展圣教会的工作之中。当一个人知道了真正的为人服务在于接受苦难后，在他投身到工作中去时，能不感到惊恐和战栗吗?唯有真实地在十字架上脱胎换骨的新人，才能战胜这样的考验。作使徒的人应死于世俗，但还得留在世俗上。他凭借圣神的德能在这世上向人宣告：耶稣永远活着。因此使徒该拥有这个世界，选择他工作的阵地，问自己：该把基督的真光优先带给谁?他得不断地作出新的抉择。服从命令也好，迫于生活环境也好，都不能允许他不听从圣神的指示。基督就是在天主圣神的引导下作出抉择完成自己的工程：圣教会的。按沙勿略的说法，圣教会是没有疆界的，她该无止境地向外拓展。 世人和家人 有一个法律学士问耶稣：“谁是我的近人?”这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容易回答的，可是在愿意接受圣神的人心中就会展开一场斗争。请看沙勿略所钟爱的神子，那个强壮的佛来米人巴尔泽神父，在负责奥尔穆驻地的福传工作时，曾有过这样的情况：当他想起在邻近的波斯境内有许多不认识基督的人灵时，觉得自己所在的岛太狭小了，便梦想到那些摩尔人那里去殉道。他将回应圣神对他的召唤吗?时刻注意着他的方济各却通知他三个月内不得离开那小岛。于是他只得留在该岛上，可是他的那颗使徒的心，却怀着与救世主一样的拯救全世界的宏大的志愿，他继续觉得自己有责任以某种方式去拯救所有在黑暗中的灵魂。巴尔泽为了服从之故，为了岛上的近人，不理睬去远方的呼唤，但他的痛苦并未消失，总觉得自己被困在狱中似的。 沙勿略根据自身的经验体会到他有那样的痛苦，并密切注意着别让他心中如此宏伟的志愿熄灭了。一个真正胸怀大志的人，应该去闯天下，这倒不是因为要改变缺乏激情、少有成绩的现状，而是因为生活在他内的圣神不让他满足于在小岛上固守本职：那去远方的呼唤始终是洪亮而富有魅力的。那么这股吸引力来自上主，还是出自个人不耐寂寞、见异思迁的缘故?方济各承认：个人的修德成圣和近人的灵魂得救，这两者在一个人身上协调一致是很困难的。巴尔泽在当果阿学院院长时，沙勿略曾给过他不少劝告，其中之一是： 您首先应常常尽到您应尽的责任，使自己学院里的人获益，然后才为学院外的人谋福。我们应该为“我们的人”尽责，这是吾主将来要对我们算的账。您要知望，一个人若为了讨人喜欢，重视外人，轻视自己人，那么他就错了。同样，一个人在外担任职务，把外人的利益看得比家人的利益还重，他就迷失了方自。因此，您首先应关心学院里的人，然后再去关心外面的人，在上主的圣意下，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1552年4月) 这些明智的劝告，虽然沙勿略是以会祖依纳爵的名义发出的，但无异于就是他自己发出的劝告。这样的劝告，出诸沙勿略的笔下，岂不会引起人们的惊奇吗?因为很早就有一些写历史的认为方济各放弃了身边的近人，而去闯荡天下。说他并没有像圣保禄那样，把身后的工作安排好、组织好，才去其它的地方。他不就是对下属在理论上作了一些贤明的指示后，便凭自己的想像行动了吗?写历史的人对方济各有这样严厉的批评，由于当时跟他一起工作的人，也有类似的印象，似乎更令人信服了。 请看兰奇洛托的惊讶，他是l545年9月[继方济各之后]，第一批登上印度的三个耶稣会会士之一。他经过辛苦的航程来到果阿时，并没有见到方济各神父，而只看到他留下来的一封简短的信。信上任命兰奇洛托为学院院长，另两位会士则尚须等待沙勿略的安排。这就是说，那地方的耶稣会神长，按他们的估计那时远在5千甚至1万多海里之外的地方。后来将成为耶稣会内第一位殉道者的克里米纳利当时虽对他的会长神父没有什么议论，但也觉得自己的处境不免有些尴尬。他和贝拉等候方济各的指示要等多久呢?兰奇洛托觉得事情不好办，因为方济各神父实际上已把一切丢下不管了。 可以这么说，他在马卡塞，就像他在君士坦丁堡，我们在里斯本一样。 做下属的当然很难规定会长的行踪。一年后方济各回来重新行使他当会长的职务。兰奇洛托曾这样论述： 方济各神父在海滨进行了福传工作后，我不太清楚，他为什么又要动身前往离这里2千海里的叫做马鲁古的地方去。我们自从收到他于l545年12月16日在马六甲写来的信以后，再也没有收到过他的信，[……]他在现在所居住的地方关心果阿-9院里的事，就跟他在罗马一样，同样鞭长莫及。由于他不能在学院里久留，所以他对学院里的情况知道得很少。 人们即使把方济各类似的决定都归属于天主圣神的默示也徒然，因为当时在果阿学院里的神父都认为他那样行踪不定，完全是擅离职守。 兰奇洛托的判断，在我们今天看来可能还缺乏说服力，这好比悉心爱护病人的人，看到像方济各那样不顾自己的健康不停地东奔西跑，心里能感到舒服吗?就连后来由会长把他从奥尔穆“牢笼”中释放出来的巴尔泽神父，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于 根据最初的计划，沙勿略该与他的同伴劳德利盖一起赴印度传教的，因为后者曾负责管理过传教事务。后来沙勿略一人前往，情况就显得复杂起来了，他是宗座钦使，负责极其广大地区的教务工作，既要保全那里已有的信仰，又要把信仰传扬开去。他要把自己关闭在葡萄牙人的要地内，又要不怕风险出外传教，这实在是很难两全其美的事。 在此期间，一个发愿修道的人，能对去广阔的天地传教救灵的呼声充耳不闻吗?他觉得自己所充当的角色是为福传工作开疆拓土，而不是在葡萄牙人那里固守阵地。他该披荆斩棘打开道路，让耶稣会和其它修会会士在那里驰骋，以实现他们神圣的志愿。他知道这是呼唤他去开垦、播种以及耕耘和收获的特殊圣召。但他并没有把托付给他的田园弃置不顾。每当他去远方传教时，他便给欧洲的神昆们保证，他是把事情安排好后才动身的。他并且认为整个工作进展顺利，自己并非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再说，他也从来没有表示过自己愿意放弃管理其他会士的工作，只是会士们很容易想方济各此去不会回来了，因此在1547年时，兰奇洛托由于已经好几年没有这位会长神父的消息了，便不无理由地产生了那样的想法⑩。可是方济各并不认同他的想法@，因为他一直是愿意跟自己的下属保持联系的。 方济各动身赴摩鹿加时，便给两位住在果阿待命的会士分配了工作。当然，他是知道果阿学院里那些领导人的心思的。在学院方面，迪奥戈·德·博尔巴曾于l545年11月8日写信给劳德利盖神父说：“如果把克里米纳利和贝拉都调走，我们的学院就会混乱起来，而我将为此十分苦闷。”但方济各并不怕调走这位学院创始人苦苦哀求要留在他身边的两位得力助手。 立即起程赴科摩林角，因为在那里有更重要的侍奉天主的工作。 他们接到命令便动身前往科摩林角，可是到了那里，却又得到了相反的命令：科摩林角三个人中的两个应立即回到果阿去， 并准备在果阿登上去摩鹿加的船。1546年5月他在信中确切地说明了信件在路上将需要多长的时间： 我这封信将在1547年2月之前到达你们那里，而在4月初将有一艘船从果阿驶往马鲁古。你们就乘此船前去，为此你们要立即服从此令。 他虽很快改变了自己的主意，但他并不引以为耻，而且还如实地把此情况告诉了罗马的朋友，说自己该适应形势的需要，因为在马鲁古有更多的有益的事要做。然而，他对在科摩林角所开创的传教事业还是关心的，所以他让三人中的一个留在那里，并打算派即将从葡萄牙抵达印度的几位传教士前去支援。这就证实方济各一直在亲手编织网眼，以扩大传教的网络。 1547年12月间，他从摩鹿加回来，已有可能不重返印度，而直接前往日本。但他压制了急于赴日本开教的心情，留在印度长达l6个月，以便巡视那里所有的传教据点。待至他要赴日本时，他愿跟他的合作伙伴私下里保持密切的联系。但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得由佩雷斯神父转达到他那里，并负责把他的信件集中在马六甲。方济各便把这情况通知当时在果阿的耶稣会神父的会长和戈梅斯神父，以及在摩鹿加传教的耶稣会会士。然后再给他们一一分配好工作。并给马六甲的神父们制定了该遵守的规则，以减轻工作得很辛苦的佩雷斯神父的负担。他在赴日本前，把工作做得如此细致周到，说明他对耶稣会大家庭中每一角落的情况，都是了如指掌的。所以他一从日本回来就责罚了戈梅斯，认为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时由于在印度一切工作都已有条不紊井然有序，他便觉得扬帆赴中国的时候已到来了。，他在上川岛上还下令调动了佩雷斯神父的工作，因为他在马六甲遭受了葡萄牙长官的侮辱后，在那城里已无法再做传教工作了。他派佩雷斯去替代科钦的耶稣会会长埃雷迪亚，而埃雷迪亚将去日本传教。总之，遥远的距离吓不倒沙勿略，他懂得如何做好自己的管理工作，而且做到胸有成竹。依纳爵也知道他有支配工作的能力，因此不无幽默地写信给方济各说： 如果您觉得身在印度能做好那里的管理工作，那么您到了葡萄牙也会做好那里的管理工作的，不说做得更好，至少也能像您在日本或在中国时做得一样好。 足见依纳爵有意把他调回葡萄牙，如果沙勿略尚在人世，他一定会顺从会祖的旨意，而不会认为这是对他在印度的所作所为所提出的批评。因为他所处的环境虽然情况很不稳定，他能使用的物力和人力又那么有限，但他不曾想过放弃在世传教的使命。有一天佩雷斯神父告诉他有一位方济各会士这样说他：“你们的方济各神父跑的地方太多了!”方济各听了便反驳道： 我若不去巡视那些地区，就不知道那里有什么需要。在此情况下，我就会缺乏必要的经验；给传教的神父们制订行为准则，做事明智的必要条件之一，便是个人的经验。 沙勿略在外奔跑，还是为了了解自己家里人的情况。 大人物和小人物 上面所提到世人和家里人孰轻孰重的冲突，本是“神长们”所特有的感受，但在服从圣愿的领域内，这冲突会变得更加微妙，而依然十分剧烈。凡从事传教工作的，就会在心中感受到这种冲突，因为服从圣愿并没有给服从者详细规定该做什么；服从圣愿无意践踏服从者的主动性；它尊重服从者的首创精神所能起的作用，或者更好说，它尊重天主圣神在服从者身上所起的作用，因为圣神的恩宠已灌注到服从者所有的行动中去了。我们现在遇到的是另一种冲突：根据世人的精明，我们应巴结有势力的大人物，但根据十字架的智慧，我们应去爱世上贫困的小人物。何去何从?谁是我的近人? 方济各在此问题上所表明的，是经教会内的精英深思熟虑过的见解。他不愧为依纳爵的高足，知道广救人灵，愈显主荣的良策，便是去接触世上有权势的大人物，传教活动通过他们，要比通过没有权势的小人物更容易展开。作传教使徒的人知道自己的活动受到时空的限制，就应集中质量上的优势，以弥补数量上的分散。如果他因此能触及到这世界的中枢神经，这世界也就成了使徒之家、基督之家了。是啊!如果在这世界上出现的都是基督的使徒，那么出现一个由基督宗教国家组成的世界；这个中世纪的美梦也就不会破灭了! 方济各一心想有力地推进自己的传教事业。长期以来，他一直把具有实力的葡萄牙人作为传扬圣教的首要帮手；但在教友遭巴达格人侵犯时，他又去寻找印度王公的保护；他跟葡国驻印总督一起发动远征军去攻打来自锡兰北部的侵犯者。他跟葡王发生争论，无非想改变那些葡萄牙长官贪得无厌的行为。一位信伊斯兰教的苏丹倒成了他的好朋友。他虽没有见到日本天皇本人，但由山口君主授权他在日本宣传福音；他知道穿上华丽的衣服，进贡贵重的礼物，并筹备合法的使团去觐见中国皇帝。他认为首先应争取的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他在婆罗门的寺庙里讲道，使有些婆罗门真正皈依了圣教。在日本，他不怕与僧侣们辩论，因为他知道老百姓都听僧侣们的话。 如此看来，愈显主荣似乎全在于给世上的大人物施加影响。但指导传教工作者何去何从的原则是：传教工作的效率全看传教的普及率如何。他在作这方面的指示时所说的话，跟依纳爵所说的话几乎完全一致，而令人惊奇： 最为重要的是，决不可为了个别人的利益，放弃了大众的利益。比如为了听某人的告解，放弃给信众讲道；为了某种特殊的事，放弃每天按时给信众讲解祈祷经文。(1549年4月) 尽到您应尽的本分后，就应重视信众的利益，给他们讲道，让他们从中得益。您要关心的，第一是讲道，其次是听告解，劝人和好，以及做其它的慈善事业。(1552年4月) 帮助近人的方法，越大众化越好，比如讲道、教要理、听告解等。(1552年4月) 在侍奉天主的工作中，一味重视世人的评价，这样的智慧能不令人惊讶!因此有些人就会这样批评说：“那样的智慧实在太人性化了，因为它所追求的功效，在被钉在十字架的耶稣眼里毫无价值可言。指导圣依纳爵第一批会士走向贫苦人的十字架智慧到哪里去了?十字架的智慧，岂不已被投机取巧所取代了?”他们不该忘记特利腾大公会议期间，在教宗身边的大神学家莱内斯(1。aynez)，曾付出很多的时间去医院服侍病人。当时依纳爵毫不责怪大神学家这样的做法，他自己在枯燥乏味的管理工作中，也一直具有亚西西的方济各那样的心怀，例如他曾专诚去给罗马的妓女们做劝化工作。如果说，一个耶稣会会士不能服膺依纳爵的精神，却能主动去同情穷苦人，显然是不可思议的事。没有依纳爵那样精神的会士，势必成为一个死气沉沉的行政管理员、灵修事务的承办员。首先，对人具体而生动的认识，并非来自书本，而是来自接触受苦和遭遗弃的人，贫贱者的朋友耶稣基督前来拯救的就是他们。耶稣基督的使徒并不只是以重视大人物的价值观来审定何种工作是能产生功效的，而且恰恰相反，他心中常偏重于卑贱贫困的人。我们将看到体现在沙勿略事业中的就是这悖理的、神秘的观念。 我们已在前面提到过，方济各这位奇特的宗座钦使，在驶往印度的船上如何不怕为穷苦的朋友募捐，而且以后他还要继续这样去做。他一到果阿，便要求在医院里有他的一席之地，如为病人服务。医院总管曾亲眼目睹他夜里睡在重病人旁边的地板上，以便一听到有什么响声，便可立即爬起来为病人服务。他在医院里找睡觉的地方似乎已养成了习惯。为此，他很自然地嘱咐巴尔泽神父要优先在医院里，或救济所和教堂附近的房屋里找居住的地方。他还做了一些其它有意义的事：1542年他在果阿时，坚持每个主日在城外麻风病人那里做弥撒。他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病人总是有权得到他的照顾的。他离开果阿4年后，刚从日本回来，受到同会弟兄们的热烈欢迎时，他就问有人病倒在会院里吗?当他知道有一个会士病倒了，便放弃休息，立即去探望那病人。 他对病人的疼爱是显而易见的。毫无疑问，因为方济各在病人身上，比在一般人身上更容易看到耶稣受难时的圣容。许多病人在他的服侍中痊愈了，这岂不是令人惊奇的事! 许多人要求我到他们家里为病人念经祈祷；也有的病人自己来找我，要我给他们念福音经，而并无其它要求。我都尽力去做……但我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要求，而且也无法阻止他们竞相邀我先去他们的家。我见到他们如此热情，难以拒绝，便想法使他们都得到满足。于是我便派熟悉经文的孩子到病人家里人去，把病人家里的人和邻居家里的人聚集在一起，同声念《信经》，而且一连念好几遍，然后再念其它经文……依靠家人和邻居的信德，也依靠病人自己的信德，我们的主、天主，便赐给病人大量的恩宠，使病入神形恢复健康。天主的确对他们大降仁慈，用疾病来召唤他，或者简直可以这样说，天主用疾病来强迫人信仰。( 方济各像耶稣一样，既要看到人的身体恢复健康，也要看到人的灵魂恢复健康。他作为耶稣基督的使徒，不仅治愈世人灵魂上的疾病也治愈肉身上的疾病。因此，他死后，从上川岛上回来的遗体，能驱散马六甲城里的鼠疫。 所以方济各特别宠爱的就是世上贫困的人。作使徒的人虽然不愿把自己神圣的使命沦为做救济工作，但对贫困人的爱，很可能发生只顾救济的危险，这是应时刻加以注意的。沙勿略知道人们很容易受这方面的诱惑。因此要求他的伙伴们小心提防。他说，他在从里斯本驶往印度的船上，他和他的伙伴们“既做有益于人现世生活的工作，也做有益于人灵的工作”。三年后，他想起在果阿学院里的保禄神父很高兴，因为他“不断地关心学生们灵魂上的疾病，就像关心他们身体上的疾病一样”。。我们在读他接二连三地写给传教使徒们的一系列嘱咐时，不该忘记他们当时由于客观环境的需要，免不了要做些现世生活方面的救济工作。但他在嘱咐分散在印度各地传教的神父们时，要他们注意两种活动之间的关系，即“现世的利益必须服从于灵魂的利益”。!他希望巴尔泽神父在发现穷人受到非正义的迫害时，能到有能力主持公道的人那里施加影响。但他又希望他谨防那些利用他的威信，专办世俗事务的人前来接近他： 许多人是在觉得您有能力救济他们的情况下才前来巴结您的。他们寻求世俗上的利益胜于灵魂上的利益。您要让认识您的人都清楚地知道，您只在灵魂方面的事上帮助他们……为了避免救济方面的麻烦，最好还是把那些救济金交给“慈悲善会’’来处理。(1549年4月)。 我们读了方济各提出的意见，千万别急于表示异议!且看1552年他写给埃雷迪亚神父的信： 每当您遇到穷苦人时，您就求助于“慈悲善会”或其会友，先发给他们要求救济的申请书，别让他们认为救济金是您给他们的……当他们向您诉说他们在物质生活上是如何穷苦时，您就告诉他们，他们在灵魂上是如何穷苦，规劝他们亲近天主，行告解，领圣体，然后再尽力帮助他们肉身上的需要，按我刚才提出的方法，由他们先递交申请书。 方济各可没说只该把救济留给常领圣事的穷人，而说“该隐姓埋名地救济贫苦的人”，这是一条非常清楚的原则：作为一个使徒，如果他不救济贫苦的人，人们便无法了解他的使命；如果他不隐姓埋名，那么他的行动将被人视为只是现世一般的善举。 总之，贫苦人物质上的穷困是有目共赌的，可是他们并不觉察自己灵魂上的穷困。使徒对贫苦人来说，或者是一个“在生活中身经百战，了解人间疾苦，手持玫瑰许给人幸福”的人，或者只是一个在世行善的人。救济穷人的那条原则，应用起来是很困难的，而只有实行起来不偏不颇的人，才能始终保持其应有的价值。方济各在给巴尔泽的劝告中，曾提出这样的要求： 您要摆脱一切世务，要使那些愿您插手世务的人知道，您要专心从事讲道，听告解以及其它有关灵魂上的事。因此您不能把精神消耗在现世的事情上，因为那样会有损于荣主救灵的爱德事业。所以您要把种种现世的事情丢得远远的，因为他们扰乱人心。我们曾见一些人在度修道生活时极不安心，以致最终还俗了。(1552年4月) 使徒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困难由来已久。我们不妨从沙勿略以下的话中窥见一二。他强调说： 在与世俗上的人的交往中，您要特别谨慎，因为他们到您这里来，都怀有他们各自的目的：有的愿意获得灵魂上的好处；有的则来寻求现世的好处。许多人到您面前来告解，向您诉说他们现世的不幸，而不说他们灵魂上的不幸。要提防这种人，立即指责他们的错误!让他们知道，像他们那样既不能得到现世的救济，也不能得到他人的恩惠。别跟他们浪费时间，因为这样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灵魂上有什么需要……因此，我求您完全按我所说的去做，因为我很清楚您的情况，您必须如此。您别因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前来埋怨您而难受，也别让社会上的人士认为您害怕他们的评论，因为您若害怕他们，就会跟他们具有同样的世俗的观念，从而把世人看得比天主和修德成圣更重要了。(1552年4月) 只有那些不了解沙勿略如何爱小人物的人，才会认为他的思想显得太保守、太严格了。事实上，他并不怕弄脏自己的手，也不认为基督宗教应对人世疾苦无动于衷。因为在世能建立的天主之国，毕竟与天上的不同。 正因为囚犯、病人、穷人和孩子都是需要他人和基督的人，所以他们都是优先接受天国福音的人。沙勿略因此很自然地转向他们，以表示自己是忠实的耶稣会士，因为耶稣会创立伊始，就与孩子们的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孩子在世人眼里也受到一定的重视，因为他们是未来的主人翁。然而孩子在圣人们的眼里，所以应受到爱护，还有更重要的理由，因为孩子是得到我们的主所祝福的。沙勿略时常想到这一点，所以他教导日本人要像小孩子那样。他说，日本人很愿意学习心灵纯朴的小孩，从他们身上发现他们是如何地天真无邪@。虽然现代的心理学家可以在孩子们的心灵深处发现邪恶、阴险以及狡猾的劣根，可是耶稣祝福小孩，并要求门徒们再生，跟小孩一样进入天国。方济各在信上说： 我若不教孩子们念经祈祷，他们就不让我念日课，也不让我吃饭睡觉。于是我开始明白，为什么“天国是属于他们的’…。( 因此孩子们也成了他传教中最早的合作者。他要他们负责把在学堂里学到的教理教给他们的父母和家里的人以及他们的邻居。。后来他还建议在渔港一带传教的神父采用这同样的方式方法传教。。因为他对孩子们抱有极大的希望，认为他们要比他们的父母强得多。我们不妨体会一下，方济各训练孩子们的快乐。……他在信中这样说： [……]训练孩子的场所，原是制造偶像的地方。那些孩子们不像他们的父母和邻居敬重偶像、制作偶像、膜拜偶像，反而侮辱偶像、痛斥邪神。他们把痰吐在偶像上面，并用脚践踏偶像，还做了一些显然在此不宜细说的事，但对这些孩子来说，他们能在那些听父母命膜拜偶像的孩子前，敢于抖一下威风打倒偶像倒是一件光荣的事。(1544年1月】5日) 方济各在孩子那里就像孩子一样，他爱他的小同伴，他信赖孩子们的祈祷。我们知道为什么他对日本僧侣特别反感，因为他们有“私生子”。可是孩子岂非“心灵的宫殿”，建设这样的宫殿，其价值要胜过建设其它的建筑物千万倍?因此他怀着极其高兴的心情赞叹罗奇·德·奥韦拉所教导出来的孩子，他们庄重地像修道人那样走在马六甲游行的队伍中，不再口吐粗话，而高唱圣歌! 方济各在谈论传教工作时，最后还是谈到教育孩子的事。他认为在讲坛上获得成功的人，必须具备谦德。他当然强调布道的重要性，因为它比其他传教工作的范围广而且收效大，但他认为不可因此而不去给孩子们讲要理。他曾坚决要求戈梅斯给孩子讲要理，以此来治他骄傲浮躁的毛病。他就像对其他一般的耶稣会会士那样，对这位自命不凡的人说：“您要教会孩子和仆役们念经祈祷”。沙勿略在马六甲时，不也坚持自己每天亲自给孩子们讲要理一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吗?在传教事业中，给孩子讲要理，常被人视为“低下的”工作，但方济各和依纳爵都认为这工作可以助人修炼谦德。看来给孩子讲要理可以撕下使徒脸上自命不凡的假面具，而使他变得诚朴起来。 作使徒的人依然是个凡人和罪人，所以他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受人尊重后，很容易沾沾自喜，并以此为荣。因此他必须以谦卑自下来平服他的自高自大，而去做那些低下的、“卑贱的”工作@。在使徒身上必须有一个向下的“重心”，使他很自然地发现自己原本是灰土，而保持谦逊的态度。 谁是我的近人?应走向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应重视外面的世人还是家里的人，我们的使徒在听到紧急的呼唤时，显得犹豫不决。他觉得人人“靠近”他，他们与他之间的距离都一样，不分轩轾。他在心中神秘地感到，与他们之问有一种亲切感；他一心想解除他所关心的人所受的巨大的痛苦，并知道痛苦的根源在哪里。他见到卑微的人渴求天国，愿意立即前去帮助他们得到天国；然而与此同时，他又努力探索罪恶的文明世界，而直抵支配它的中枢神经。他不可能分身到各处。天主圣神使他心中保持高度的紧张，往来于身边的和远处的近人之间：一方面理智告诉他，为使他的传教工作取得更大的效果，应有现实主义的精神，去接受社会精英；另一方面，他应怀有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理想，顺从十字架的智慧，通过世上最可怜的人，认清基督的真容，而深爱之。 他感到自己同耶稣基督一样处在紧张的状态之中，既要听从奔向远大目标的召唤，又要悉心满足眼前迫切的需要。耶稣来拯救全人类，可是他并没有去过异教人的国家，也没有对世界各地各时代的人讲过话，他一直淹留在穷乡僻壤，局限在人类历史的某个时代。因此作他使徒的人，每时每刻应在自己心里和他人的脸上看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事迹，并勇敢地处在看似矛盾的境地中：他拥抱世界的双臂，却被牢牢地钉在十字架上。从他被刺的圣肋中流出了爱的血水，每时每刻圣神都用十字架的爱激励使徒，用十字架的智慧愈显主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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