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五月,方济神父就任圣维克多教堂本堂神父。收到母亲过世的消息后他用手捣着睑,注视着十字架,难过的说:「下耶稣,这次您有点过分啊——」 虽然方济神父很喜欢菲尼斯泉的人,但他决定服从主教的命令,所以一点都不踌躇,欣然就任新职。圣维克多天主堂是凡尔登的五个教堂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教区在这片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建立了圣母圣衣隐修会,好让修女为死难者不断祈祷。堂区是平民化的,约有四千人,但不包括大军营的人数在内。 方济神父就任时,有人批评他冷漠不易亲近,另一些人则认为他简朴的样子,像一个庄稼汉,不配在一个有主教所在的城市担任本堂神父。 冰雪很快就融化了。人们参与了方济神父举行的感恩祭、听到简洁明了的道理、教义上的深度见解,这些批评就立刻停止了。神父亲近所有的人,特别关心病人。对贫民来说,他是一位善枚,真诚热情的欢迎所有的人。就如同在菲尼斯泉一样,有许多人为了向他办告解而排队。 有教友回忆道:「我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神父,微微驼背,头向前倾,周围的事好像对他毫无影响。仅仅几步已经穿过整个教堂,看外貌也不特别吸引人,脸上没有什么笑容,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不容易亲近的人。」我办告解时,有一点害怕,但神父接待、聆听就像父亲一般。他用自己的方式,以和蔼可亲又简朴的话帮助人自我表达。我相信人犯了再多的罪,也愿意透过方济神父接受基督的赦免。」 「方济神父对灵修生活的质量虽要求的多,但并不严格,不过当一个人对自己的不完美感到气馁失望时,他就变得严格,并能找到恰当的话解除这种心情。他花很多时间去听、去了解别人,而后说出打动人心的话。的确,神父使人喜欢办告解,办与天主和好的圣事。」 不久,神父的名声如同「名医」那样传扬开来:替人看病,将人治愈。由于他简朴如孩子般天真的性格,所以活泼好动的青年都喜欢亲近他,这可以证明他做神父的成功之处。更重要的是,神父的心清澈如水,让人发现住在他内的「那一位」。他为人开启一条新的道路,使人更接近、更理解天主是一位虽严格但也充满爱的天主。青年人很喜欢他,因为他像朋友那样一点也不随便,但是喜欢直接叫他们的名字。在那时这是少有的习惯,对他而言,任何人都不是陌生人。 有一位修女预备避静,但知道避静是方济神父带领的,噘着嘴说:「我不知道是否会向他办告解——」但听完他讲避静的道理后,她改变了心意,在神父指导的所有人中成为最热诚的一位。 教区其他的神父刚与他交往时,有点迟疑不决,不久之后即开始欣赏他。有一次主教与全体本堂神父开会,他们都很难明白主教的真正意思,而不知所措,所以去找方济神父,对他说:「只有你能和主教沟通。」他很乐意地去拜访主教,完成这项任务,难怪有人感叹地说:「我们有一位像圣人壳的本堂神父。」 突然之间天大的事件搅乱了本堂神父的生活,一九四0年六月德军入侵凡尔登,全城撤退。方济神父是个好牧人,平息了人们恐慌的心,帮助各组织团体疏散,开车送老人及行李到火车站。神父和圣母圣衣隐修会修女最后离开凡尔登。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传奇生动的冒险故事,从那时起,神父与修女们一直保持亲密的往来。这种关系对神父来说有很大的影响及益处。 逃难时,神父开车跟着修女们走,后来车子抛锚了,他们继续向南走。可是一路大量的车子拥挤不堪,将修女们分成两队,方济神父和其中一队在一个修院住了几天离开时,修院的总务长有点疑惑的问她的会长:「圣母圣衣隐修会该付多少钱?」之后,会长就问方济神父:「你认为该怎么做?」他平静的答道:「我不会妨碍你做好事。」 由于天主的照顾,两队修女在里昂意外的会合。先到里昂的一队住进了为难民准备的住处,主人不在,但修女们不得不住下来。有钱的主人回来时很生气,但方济神父心平气和的对她说:「太太,我认识圣母圣衣隐修会的会长,她从来不许修女们住在一个不受欢迎的地方。」这位太太连声道歉,并请他们安心留下。几天之后,由于热皮尔枢机主教的指示,他们搬到加拉隐修会,在那里住了一段时期。 圣母圣衣隐修会的院长热尔梅娜修女,是索尼斯将军之女,如同父亲一样的性格刚强。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凡尔登建立了一所会院。现在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她不能忍受将会院留在无人照顾的德军占领区。因此,在七月中旬,不顾枢机主教及政府首长的建议————回去是不可能的事,毅然决然的动身。她找到一个司机肯载他们到迪戎去。院长带着两位年轻修女,此外还有方济神父及阿巴桑玛璃同行。一路上拥挤塞车,且必须穿过德军防线。在第一次试探失败后,突然好运来临,让他们有机会渡过索恩河。他们经过法国的边界及两次德国边界,德法双方都没有检查他们的身分证明,然后总算顺利到达迪戎,但是前面的路完全被德军封锁。虽然如此,没有任何困难能阻止热尔梅娜院长的决心,她立刻去拜访一些有地位的人物:凯尔议事司铎、德国司令部的随军议事司铎,还有在教堂遇到的一位德国将军,也到一位德国元帅的别墅去拜访,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忙。想不到,他们得到了一些从德国司令部窃取出来的空白通行证,上面已经盖好德国国防部的关防。因此七月中旬从里昂出发,一直到八月八日他们才回到了凡尔登。 修女们和神父建立了很深的友谊,热尔梅娜院长决定说:「从今日起,方济神父是我们的大家长。」他也是修会听告解的神父,不但如此,他成为许多人的心灵之父。修女们很高兴有这样的神师,请他担任修会的顾问,最可注意的是,这隐修院借着祈祷来支持神父的工作,成效非常显著。神父也很关怀修女们,有一段小插曲说明这件事:神父知道修会中有几位专门与外界联络的修女,她们渴望得到一座圣若瑟的雕像。神父自己有一个很美的圣若瑟像,毫不犹豫地送给她们,可是阿巴桑打抱不平说:「那是你最喜欢也是最美的。」他说:「玛利,我送东西给人一定是最好的。」 逃难后神父在圣维克多本堂有许多事情要处理,人们渐渐地回来了,神父必须安置他们,使他们摆脱困境。青年会活动中心被德军征用,为让青年有地方开会,圣母圣衣隐修会提供了修院禁地的一部分,也准备了木柴,用来取暖。青年们开会时特别脱下鞋子,以保持修院的干净。这些事也证明凡尔登在物质方面极度缺乏,只有神父内心的爱火能点燃人的心,维持希望,并用反省和祈祷来陶冶勇敢的一群,在德军控制下,希望的心情重新涌现。 有许多的痛苦需要减轻,许多失散的家庭需要援助。但大家都说:「我们的本堂神父有办法。」的确如此,只有天主知道他如何找到粮票及木柴,以及他在行政上的处理方式。有一位母亲叙述:「我儿子初领圣体时,连蜡烛都没有,而神父却能想办法弄到,在最后一刻将蜡烛点燃,此外还送给我们马肉火锅。」 神父融入一般百姓的生活中,也加入地下反抗军的活动,使用伪造的文件掩护犹太人,并为森林中的游击队送食物。有一次差一点被抓到,只好跳车,但车子被德军没收了。谁会想到,这外表宽厚的神父竟然和游击队有关系。 由于方济神父的爱国心,法国光复后,在委员会的推荐及副省长的委派下,神父担任养老院、福利处,及圣摩尔孤儿院等市政府组织调查管理的特别代表。 战后,方济神父的使命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一九四二年间能够执行神父职务的人下乡,好些神父关在集中营内。凡尔登医院的神师过世了,找不到接班人。吉尼斯蒂主教想起了特别关心病人的方济神父,便要求他在堂区工作之外,兼任医院神师。天主的意思显露出来了—— 方济神父一向服从主教的安排,维克多堂没有副本堂协助堂务,方济需要付出很大的牺牲,才能答应主教,但他还是接受了新的使命。繁重的工作,使他找不到时间去拜访堂区的病人,幸而天主圣神的照顾,给他一个前所未有的灵感,让他把这项工作托给堂区中较轻的病患与残障者。他联络这些人并教导他们,友爱团就是这样开始的。每个月他们都开会讨论,小组的每个人报告拜访病人的经过,指出谁需要领圣事,也检讨成败并祈祷,因为他们从事的是一个真正的传教工作。 这些「拜访者」欣喜若狂,他们原是受帮助的人,从未被要求做任何事情,现在他们感觉自己开始过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他们工作积极而且负责。本堂神父也渐渐发现受访的病人显露出快乐,友谊在病人之间建立起来。有时受访者对拜访者透露一些不愿意给神父知道的知心话。这种情形使神父深受感动:心中高唱教宗庇护十一世纪的社会通谕:「工人的使徒是工人,工业家及商人的使徒是工业家及商人。」神父加上一句:「病患与残障者的使徒是病患与残障者。」 本来方济神父不打算扩大病人互访的工作,更不想使它成为一个运动,可是这个运动是由病患与残障者自动开始的。他们不但去访问本堂神父介绍的病人,并且扩大工作范围,也为教区内其他的病患与残障者祈祷。从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五年,这运动一直在默默进行。 一九四五年,有病的拜访者要求神父在本笃坡为他们办避静。他表示:「本笃坡退省院那么大,我不要只为五、六个人讲避静。」大家决定发通知给全教区的病人和各本堂神父。这些神父都表示怀疑:「不可思议的事,从来没看过病患者在本笃坡做避静。」 起初参加避静的病患与残障者有四十五人,最后一天又来了一百多人,农家青年会赶来提供所有的食物,职工青年会放下医院的工作来帮忙,妇女会、露德拾担架团也都快快乐乐的服务,连主教都亲自来鼓励大家。最后一天的避静使病患残障者真正的团结起来。 方济神父仍然不想组织一个运动,所以他讲的是普通避静的道理,而参加的人自己营造气氛。病人拜访者告诉病患与残障者他们如何活动,并且请他们也照样做。后来方济神父认为在本笃坡为病患与残障者所举行的避静好像是一次圣神降临,也是为未来的友爱团除荆。 教区在本笃坡受圣母的照顾,那里是方济神父领受圣秩的地方,在那里也诞生了一个小小的组织——「病患友爱团」。它逐渐扩散到全国,跨越法国的边界,经过陆地海洋,成为全球性的团体。对方济神父而言,天主在他身上有美好的计划,因此他离开堂区,投入教区服务工作,结果方济司铎不再是圣维克多的本堂神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