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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至为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通过我给您写信的地点，您将知道我已乘坐一艘英国船只自中国返回欧洲。我希望由我本人把我在旅途中(此次旅行持续了六七个月)写给您的第一封信呈送给您，但我清楚地认识到，我还将在此 (指伦敦一一中译注)呆上一段时间才能前往法国。鉴于此，我将一有机会就把此信寄给您。在这期间，我将满足于通过第二封信向您汇报一些事情，这些事件与我在第一封信中冒昧地向您说的那些事情同样，或者更有必要让您知道。 我首先将忠实地叙述我们承蒙天主的赐福，为在那个国家(指中国一一中译注)的传教士们以及不同的修会所提供的一点帮助，其中包括帮助他们在那里设立机构，或帮助他们从人类的敌人在该帝国的不同省份推行的针对他们的宗教迫害中摆脱出来。我将仅根据传教士们写给我的信或他们交给我看的其写给其他传教士的信来叙述。 虽然自杨光先这一基督教的名誉的重要敌人所挑起的著名的宗教迫害结束以来，基督教的传播在中国得到了容许，但传教士无论是在进入帝国的各个省份，还是在中国履行其职责时仍旧经常处于巨大的不便之中。当时，人们仅仅只能通过澳门这一已由葡萄牙人占据了一个多世纪的城市自由地进人中国，但取道澳门需要得到葡萄牙人的同意，而葡萄牙人一般不会同意外国人这样做。如果人们走其他的路线，就会招来中国官员的侮辱。这些中国官员会虐待传教士们，并强迫他们离开。自中国皇帝决定开放中国的港口并允许外国人在其国家中经商以来，不同修会与各种国家的传教士们利用这一如此有利的时机，以进人中国，在中国建立不同的传教机构。 就像在收获之际人们对令人满意的工人不会嫌多一样，我们对这些使徒的到来深感欣慰。我们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兄弟予以接待，对他们提供了一切我们所能提供的帮助。如我已向您所说的，我们提供这些帮助的方式要么是支持他们设立不同的传教机构，要么是阻止某些谋求私利或不怎么友好的中国官员对他们的公开侮辱与迫害。尽管我们始终奉守这种操行，但人们在欧洲并没有给予我们有理由期待的正确评价。当我在1700年抵达法国时，我非常意外地得知，人们在这里把我们当做是要反对其他传教士的人，是只谋求推翻他们的教堂并与他们的机构对抗的人。 确实，人们准是以为我们已声名狼藉、全无廉耻，才会对我们有这样的想法；人们准是忘记了公正与仁慈的所有法则，才会向以前并不怎么知道我们的行为的其他人煽动这些想法。我们岂能不知道，去扰乱正在履行圣职的充满着虔诚与良好愿望的人就是冒犯天主本身，就会给我们个人及我们的工作带来先知的令人惊恐的诅咒：“如果你们在自己的视野里不注意与天主的事业有关的事情，如果你们未考虑到这些生命是天主亲手制造的产物，不幸就会降落到你们身上。” 此外，我们又何曾敢自认为单靠我们就足以使整个中国信奉基督教呢?我们肯定不会这样认为。因此，我们看到我们工作中的同伴愈多，我们就会愈加感到安慰与快乐。我们还像圣方济各·沙勿略一样，自愿地向欧洲所有大学致函，鼓励虔诚之士前来帮助我们。 这就是我们的真实情感。天主知道，我们敢对他说，我们的行为从未违背过这些情感。以下就是一些例子。 马尼拉的方济各会神父们是第一批使我们有机会让人们认识到我们的这些行为准则的人。这些神父已决定在安庆定居，此地的位置颇具诱惑力，虽然它与该省的首府南京只隔五天的路程，但仍派有一位特殊的巡抚。为此，他们向当时正与李明神父一起呆在广州的我通报了他们的计划。仍留在这些神父住处的康和之主教也和他们一起，恳切地请求我关心此事，并在中国官员那里为他们疏通。我给张诚神父写了信，他很快地就给我们寄来了给主管这方面事务的中国官员的推荐书。我把这些推荐书交到了尊敬的桑巴斯卡尔神父的手中。他是这些神父的修道院院长，一位功绩卓著的传教士。桑巴斯卡尔神父把这些信呈给了安庆的中国官员们，后者同意了他向他们提出的一切要求。 正是在这之后不久，我们向尊敬的莱奥内萨神父(现为贝里特主教)表明，我们对他赐给我们的友谊是多么地看重。巴西莱主教罗文藻在其逝世之前，按照他从罗马教廷获得的权力，任命了江南、北直隶与中国其他南方省份的宗座代牧主教。他还留下了他在南京的房子，这幢房子是其在逝世前不久购买的。莱奥内萨神父在占有这幢房子方面遇到了困难。因为这幢房子与衙门中最显赫的老爷之一的公堂连在一起，他担心这位官员会提出反对，或制造事端以阻止他占有这幢房子和设立教堂。他向我们表示了他的不安。在这以后，张诚神父与白晋神父促使他们的朋友写信给这位老爷。两神父的朋友们以极为客气的方式写了信，以至这位官员一点都没有刁难莱奥内萨神父。这位官员接受了莱奥内萨神父的拜访，并随即带了两种礼物进行了回访。他说，一种礼物是为了对所收的莱奥内萨神父送的礼物表示感谢，另一种礼物则是为了表明他对有莱奥内萨神父做邻居感到高兴。 我们也同样为在厦门受人凌辱的勒布朗神父讨回了公道。一天，这位传教士乘坐一艘英国船只返回中国，他身上带着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钱，这些钱是人们在欧洲交给他，让他与他的同仁们维持生计用的。海关的中国官员逮捕了他，把他送上法庭，没收了他的钱财，并让自己的一个仆人当着其面痛打了勒布朗神父。如此粗暴的行为使这位有德行的教士深感震惊。他不习惯于接受这样的侮辱，其他的传教士也是如此。他就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幸给我们写了一封极为感人的信。我们对此深感悲痛，并采取了措施为他讨回公道。以下是我们为他争取到的补偿：首先，该省的总督把他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其次，海关的官员在其住在北京并且责备他的行为的父母催促下，第一个去看望了神父，这位官员退还了钱，并要神父确信他对神父的友谊；第三，勒布朗神父几天后对这位官员做了回访，这位官员叫来了应对这次侮辱承担责任的海关的守卫，让人把这位守卫放倒在方石板上，以便对其施以一定数量的板子。但是，勒布朗神父请求赦免了这个坏蛋，使他免受了皮肉之苦。神父随后写信给我们说，他对人们对他的赔罪与尊重极为满意。 当今的科农主教与福建省宗座代牧主教麦格罗特山也曾求助于我们。这位高级教士多年来居住在福建省的朋首府福州。但是，由于他觉得他所占据的房子不怎么理想，就买了另一幢房子，并拥有了它。他的邻居们不太喜欢看到自己的居住区中有一座教堂，就开始纠缠他的仆人们，继而又烦扰他本人。他在北京多次写信给我，以便让人停止对他的迫害。人们之所以对他进行迫害，只是因为他们把他看做是一位没什么靠山，不怎么认识官员的人，认为他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制止其邻居们的蛮横无礼。我那时在根据皇帝的谕令前往福建与广东的一次旅行中，天主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使那些人幡然醒悟。我经过了福州。为了使麦格罗特与该省的首要官员们结成友谊，我没有到人们已为我准备好的住处下榻，而是住到了麦格罗特的家里。次日，以及其后几天，总督、巡抚、福州知府与好几位其他官员来麦格罗特处看我。最初的寒暄过后，我把麦格罗特介绍给他们，我向他们赞颂了他的美德与才能，请他们把他看做是我的兄弟及非同一般的朋友。我特意把他拜托给了福州知府，后者后来对他甚为尊重，以至这位高级教士请求我为此去谢谢该知府。我尊敬的神父，通过上述小小的细节，您已经看到，我们对涉及到传教士的事情的关心是真诚、善意的，我们还把向传教士提供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帮助作为自己的乐趣与义务。 尤其是在1698年与1699年，当教皇任命了中国各省的主教与宗座代牧主教时，我们有了更多的机会来表现出我们对共同利益的热忱。数位受任命者找我们帮忙。他们向我们表示，他们有义务服从于罗马教廷。他们还向我们表明了其在各省的省份中将遇到的困难，即没有基督徒，没有教堂，没有传教士。他们还指出，如果他们得不到某些来自宫廷的推荐和支持的话，这些困难将是不可克服的。这种局面较难处理，想同时在如此多的地方建立住院亦非小事一桩。因为让人担心的是，在一个把不信任与猜疑作为政府的灵魂的帝国里，人们会对如此多新的住院一下子在欧洲人尚未涉足的省份里产生感到震惊。然而，如罗马教廷所说的那样，我们相信应当采取行动，相信把传播福音的大门开得更大的时机已经到来。 我们传教会的会长张诚神父负责这一事情。他首先从康和之主教着手，后者刚刚被任命为北京主教。由于这位高级教士已经形成了一项计划，即在其管辖的北直隶边界和广州建立宗教机构，以便作为其主教管区的中心，并向各处提供帮助。因此，张诚神父为他写信给广州的巡抚。康和之主教在这位重要的官员的保护下，在Lintein这座二流的城市购买了一座房子，并拥有了它。一些文入学士对此低声抱怨，并提出了一项反对康和之主教的诉状。他们说：“这些传教士宣传的教义是好的。但是，由于他们是外国人，恐怕他们某一天会引起一些暴动。”张诚神父在得知这些文人的活动后，向巡抚重申他对康和之主教的推荐，巡抚遂迫使这些文人们沉默。我没有这位高级教士为感谢此事得到圆满解决而写给张诚神父的信，但是我有他的代理主教、意大利籍的圣方济各会修士、尊敬的安托瓦纳·德·弗卢西奥纳神父的信。他在信中写道：“我为主教大人及我本人就你们对我们提供的帮助表示万分感谢。我要向你们请求的是，请你们赋予我某种手段，向你们表示我的感激，并让世人知晓我受过你们的巨大恩惠。我极为亲爱的神父，我久闻你们的大名。在我前来中国之前，我即知道你们充满了仁慈，知道你们使所有的传教士高兴，而并不管他们是什么修会的人。现在还有谁不对此坚信不疑呢?甚至你们的对手也被迫认识到这一点，承认这一点，并写下赞美你们的语言，对你们很尊重。” 北京主教目前致力于在与山东同省的Tong-Chain—fou建造一座新的教堂。他想在此安置刚从意大利到此的四位修士。这座城市对福音的传播者来说一直显得极为遥远。但是，巡抚应我们的请求，促使人们接受了这些修士。原先颇为难弄的官员也变得温和起来。目前这些官员正在亲自设法寻找一幢能让主教大人满意的房子。 如同勒布朗神父在当时，更确切地说是在1702年3月3曰写给张诚神父的信中所示的那样，对勒布朗神父在云南省的定居，张诚神父同样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帮助。不过，张诚神父对被教廷任命为四川省宗座代牧主教的罗萨里主教大人则更关注。他设法取得了巡抚的公子的信任，并通知这位高级教士，他刚刚做了安排，以便这位高级教士能够顺利地去履行，罗萨里主教对此表示了感谢。但是，罗萨里主教并不想赴四川就任，而是决定前往欧洲，并尽快地访问罗马。他在出发前，向这个巨大的省份派遣了四名传教士。他们是巴塞特神父、德·拉巴吕埃尔神父、阿比阿尼神父与米勒内神父。他们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到达四川。阿比阿尼神父与米勒内神父在进入四川省后，在松潘停留了下来，准备在此建立一座教堂。巴塞特神父在进人称为成都的省会后所遇到的困难要比前两位神父在松潘所遇到的困难更大。已经对传教士产生反感的官员们拒绝了他的拜访，并阻止他拥有他已买下的一幢房子。巴塞特神父无法利用巡抚的保护，因为这位行政官员数月前即已去平定发生在四川省边界的叛乱了。巴塞特神父想与成都的官员进行商议。他向他们指出，皇帝已下诏，允许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在这之后，礼部也下达过允许在严州新建教堂的判文，因此，他们不应该反对他在四川省省会建造教堂的谋划。官员们答道：“确实，皇帝已下了一道对基督教有利的诏书，但因为诏书中只涉及原有的教堂，所以，人们就不能利用这一诏书来建立新的教堂。至于严州之事，只要你们能给我们一份与礼部的这份判文相似的文件，我们就同意你们向我们所提的要求。” 巡抚回到成都后，有关官员不想让他接受巴塞特神父的拜访。当这位传教士提到人们去年从朝廷寄给他的推荐信时，巡抚手下的官员回答说，他们的主子对此已记不起来了，而且这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因为他们的主子自那时起一直在忙于大量的事务。巴塞特神父在告诉我们这些情况后，恳求张诚神父再给他寄一封新的推荐信。他说：“这样就可使您为我们所提供的第一个帮助不致没有用处。”他补充道：“我相信，天主不会允许远道而来的我们被迫返回，对天主的光荣热忱无比的V．R．如果能够做到的话，也会像我与德·拉巴吕埃尔神父请求他的那样，阻止这一切发生。” 当人们在1702年7月3 13收到此信时，我正从法国回到北京。尽管局势不是很有利，但我们仍决心借助我们的各位朋友，去支持巴塞特神父与他的同伴建造教堂。我们请求我们有幸受其保护的老爷们给四川巡抚写信。他们极为客气地这样做了，并在其信中附上了礼部最近发的同意在宁波建造教堂的判文，以便使四川的官员们确信，若他们允许福音的传播者在该省建造教堂，不会有任何危险。 我在此就不赘述我们给奥古斯汀教派的神父们带来了安宁，这些神父为了保留其在江西省的抚州所设的教堂受了五年的烦扰，是我们使他们摆脱了这一切；我也不赘述我们为克蒂神父这位外方传教会的极有德行的教士与曾求助于我们的许多其他的传教士所提供的帮助，因为这会使我在细节上花费过多的笔墨。我所要说的是，我们以同样的热情为他们采取了行动，我们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以便使他们感到高兴，以及为天主带来最大的光荣。我们也从这些从事使徒工作的人中的大部分成员那里得到了真挚友情的表示。如果我们身处逆境，他们会安慰我们；如果天主降福于我们的工作，他们会与我们一起欢笑；如果有人诽谤我们，他们会像在严州事件中所做的那样，以尊重事实的证据使我们的敌人哑口无言。 人们已在巴黎传播说，耶稣会士已经推倒了罗萨里主教的五座教堂，并让人通过他的出身与虔诚来折磨这位如此杰出的高级教士。没有任何事情比这种传闻更让人无法接受的了。获悉这一传闻的在华传教士们对此甚为愤慨。这从圣方济各会修士、山西省宗座代牧主教、尊敬的巴西尔神父在 他在另一封信里写道：“我为和你们在一起而感到高兴。我由衷地祝贺你们得到你们的神父所期待的救助。你们的神父在这一传教团以那么多的热诚为天主服务，以至于他们不仅通过自身去为天主的荣耀而工作，而且还不顾自己在船舶失事时面临的不断的危险，同样努力地去帮助、保护其他传教士们幸运地到达。” 北京主教也处于同样的感受之中。以下是他在1701年9月30曰就我从欧洲返回写给张诚神父的信：“我由衷地为洪若翰神父和他带来的八位传教士的平安抵达感到高兴。幸亏仁慈的天主降福，使我的灵魂感到莫大的慰藉。我请求您把他们的欧洲名字与中国名字告知于我，以便我能把名单寄往罗马教廷的圣部，并以书信的形式将他们已抵达中国这一令人愉快的消息呈报给圣部。我确信，圣部在得知这一消息时会极为高兴。我现在向天主祈求的恩惠是，请天主派遣大量的法国耶稣会士。我想天主会赐给我们这一恩惠。” 尊敬的希伯禄神父是圣多明我修会修士、浙江省宗座代牧主教。他在这之后不久，也以同样的方式写信给我们。他在1701年10月18曰给张诚神父写了一封信，对自己在兰溪受到利圣学神父与郭中传神父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在信中写道：“除了对所有其他传教士表示感谢外，我尤其要对您本人表示感谢。您充当了天主为了有利于这种使命和他的使者们而特意安排在中国皇帝身边的约瑟夫（此处指索额图亲王）。我对此已多有所闻。正因为这一原因，我始终对您极为尊重与敬仰。” 除了上述证据，我还将补充勒农斯神父三年前根据罗马教廷信理部的旨意，在巴黎对我所说的话。对此，我尊敬的神父，您或许也还能回忆得起来。勒农斯神父对我说道：“鉴于通过其从在华的主教、宗座代牧主教与好几位传教士那里收到的信得知，法国耶稣会士自参与在华的传教事业后极为热忱地致力于在中国维持基督教，致力于向别的传教士提供一切自己在皇帝的恩宠下所能提供的帮助。圣部认为，应当对这些神父提供一份正式的证明，证明圣部对他们的行为表示满意。因此，在一封由信理部的部长巴尔贝兰枢机主教大人与该部的秘书法布罗尼大人签署的信中，我被授权代表信理部向您致谢，并向您表明，圣部已经感受到了您与您的其他耶稣会士伙伴们在这一辽阔的帝国中为了基督教的利益、为了支持所有在华传教的人履行其职责而所做的一切。我还向您保证，在以后将出现的任何场合中，圣部都会对你们表示它对你们的保护与仁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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