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年2月15日于舟山，浙江省境内的中国

  港口，距宁波有18法里)

我至为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我刚才提到过名字的这些神父在1685年3月3日和我一起从布雷斯特出发。行前，我们在科学院受到接见，并根据国王的旨意被授予我们在从事观测时所必需的数学仪器。当我们穿过赤道时，我们发现了南半球的所有星座。在南极附近几乎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星：但是，整个天空被银河所占满，从天蝎座开始一直到天狼星。我们在北半球没看到什么不可忽视的东西。大块的云和小块的云是两种奇特的事物。小块的云也显得像月亮一般大，虽然它几乎只有大块的云的一半。当我们用望远镜观察它们时，它们丝毫不像一个如巨蟹星座和银河那样由小星组成的星团，甚至也不像如仙女座的星云和彗星的头部那样有一种隐隐约约的白色。那里的一切如同天空的其他地方，显得很美。

    在贝耶尔所标出的南十字星座的脚部是一颗双星，它由两颗相距约为其直径的极亮的小星组成。它还包括在离这两颗星更远的地方的第三颗星，但第三颗星要小得多。

    我们在好望角和从好望角穿越巽他海峡时做了些观察．有关情况我们已经公布于众。我们在中国也做了许多其他的观察，其观察结果我已寄往欧洲。人们在张诚神父不久将出版的《鞑靼游记》的一些篇章中也将能看到这方面的介绍。我尊敬的神父，您已经在塔杏尔神父首次旅行的汇报中看到荷兰人在好望角及巴达维亚接待我们时采用的殷勤的方式。确实，我还应该在此感激地指出，这些先生对我们的善良可谓是无以复加。我们在这里遇到了许多天主教徒。他们中的几位由此有幸做忏悔。这些可怜的人抱怨说，他们不慎重地离开家乡，来到了荷兰，并在荷兰为宗教团体服务。宗教团体把他们派往印度，在那里，他们不再拥有返回的自由。但他们最大的不幸却是，在那里，他们不再有宗教活动：不再有弥撒、忏悔、领圣体，也不再有使他们回想起自己的职责以及临死前陪伴的教士。荷兰人如果允许天主教在这一地区自由地从事宗教活动，或至少如果荷兰人向天主教徒们提供对天主教徒们来说是必需的帮助的话，荷兰人也许会发现更多地为他们服务，甚至更忠心地为他们服务的人。在我们尽力对他们进行安慰后，我们劝告他们要继续保持信仰，切莫违背天主的戒律，耐心地忍受困难。由于不幸或迫不得已而被迫背井离乡的天主教徒应该反省一番，他们的永恒的拯救已处在何种危险之中。他们应该相信，对罪恶最大的惩罚是推人还将继续犯下过失的场合以及处在一种几乎无法再找到归附或回到天主去的方式的状态。

    我们在经过一段极为愉快的航行后，在同年(1685年)9月底抵达暹罗。我们受到了国王和他的大臣康斯坦斯先生最好的接待。在我们逗留在该王国期间，我们力争对当地能有所助益。张诚神父与刘应神父在将临期和封斋期在葡萄牙人的教堂里布道。当我们并没有在卢沃时，我们在星期日与节日经常地在这座教堂听忏悔。

    在离开巴黎前，我已与卡西尼先生做了准备，以便观测一次月食。此次月食预计在巴黎发生的时间是1685年12月10曰晚9时，而在暹罗出现的时间为12月l1曰早晨的3时至4时。由于这是一次月全食，所以人们能够同时在巴黎与暹罗观看到它。由于这次月食非常适合于准确地确定这两条子午线长度的差异，我们对此次观测甚为重视。暹罗国王在得悉我们的计划后，希望能当着他的面进行观测。他当时住在距卢沃有一法里的泽普松纳，这是一座建在池塘边的王宫，位于一片森林的人口，国王在这片森林中捕猎大象取乐。

    我们为国王准备了一架极好的五脚望远镜。当我们在距他与康斯坦斯先生四步之遥的地方进行观测时，他就用这架望远镜观看月食。国王与康斯坦斯先生交谈着，并通过翻译向我们提了一些问题。

    国王因为在前一天已经看到过我们在巴黎天文馆刻制的月亮图样类型之一，故在通过望远镜观看月亮时首先嚷道：“这正像你们昨天让我在图样类型中所看到的那样。”当月亮明显地被遮掉时，他问我们，为何月亮在望远镜中显得像颠倒了?当月亮被完全遮掩后，他又问，既然月亮已接受不到任何太阳的光线，为何月体还能显现?这些明智的问题表明，这位君主的智力是何等地稳重可靠。他在这种场合向我们表示了非同一般的善意，如果他的去世一一这在不久之后以一种已众所周知的方式发生，没有全盘地推倒他为了宗教的成功

    与我们国家的光荣而已经制定好了的伟大计划，这种善意将会给我们留下更多的痕迹。

    1686年7月，我们离开暹罗前往中国。在停泊场有好几艘船只，这些船中有的前往澳门，有的前往广州，还有的前往这一巨大帝国的其他港口。康斯坦斯先生向我们提供了一切，但他坚持不主张我们走澳门。麦特罗波利斯主教大人与葡萄牙耶稣会修道院的院长马尔多纳德神父也希望我们不要走这条路线。

    当人们具有正当的愿望，当人们尊重一个民族，他们就会轻松地相信我们具有与他们相同的情感，他们就能够不冒任何危险地信任我们。因此，葡萄牙人在此时对我们的怀疑并未对我们的意愿产生多大影响，我们还是决定取道澳门。见我们决心已定的康斯坦斯先生以为我们在那边已有保证，只是我们未告诉他。因此，他不再想替我们向澳门的市政官员提出强烈的请求。暹罗国王仁慈地亲自致信澳门总督，希望总督善待我们。国王觉得他有权利向总督要求这一点，因为他对每年均到其国家来做买卖的葡萄牙人皆予以款待。

    但是，关照我们的天主未允许这次旅行成功。我们所乘坐的船只被认为是好的，实际上却极为糟糕。从第五天起，它所有的地方均漏水。驾船的水手已经遇到过四五次船舶失事，他什么都不怕，包括也不怕这一年到不了澳门。他固执地在风中行驶。虽然风向相反，他仍不时用力行驶。我们偏航到了東埔寨的海岸。如果我们的船长没有迫使水手顺从，顺风去找寻所能找到的第一个避难处，我们在柬埔寨的海岸可能很快会悲惨地遇难。我们在这次遇到的危险是我在整个漂洋过海的经历中遇到的最大危险之一。

    由于我们张帆起航只有六或七天，我们认为还有时间回到暹罗，并在暹罗乘坐另一只船在年内抵达中国。于是我们雇了向导，请他们带我们抄最近的路走出森林。然而，我们的努力毫无所获。这些向导在绕了一个月的弯路后，才把精疲力尽的我们带回到我们的船上。当我们在9月扬帆驶向暹罗时，驶向中国所需的季风已完全过去了。我们在路上遇到了暹罗国王的帆桨战船。这位对我们充满善意的君主自得悉我们的航行受挫后即派出这些战船来寻找我们。

    我们的返回使勉强让我们离开的康斯坦斯先生感到喜悦。我们在澳门可能受到虐待这一担心并非没有根据。因为几个月后，返回暹罗的中国船只使我们得悉，在澳门，人们已得到来自葡萄牙的命令，制止宗座代牧主教及其不是乘坐葡萄牙船只抵达的传教士上岸。是年，我们甚至看到了此项命令的执行。一位与我们同时离开暹罗的方济各会神父德·马尼勒在与给他带路的船长一踏上澳门即被逮捕；接着，人们把他遣送到果阿，这位神父为离开果阿返回菲律宾，经历了种种困难。

    翌年，我们舍弃了康斯坦斯先生的审慎的安排。这位大臣始终赐予我们非同寻常的庇护与友爱，更令我们对他肃然起敬的是他对宗教的虔诚之心。这种虔诚之心驱使着他形成了有关传播信仰的伟大计划。他保护一切传教士与宗座代牧主教，并通过促使离开暹罗的船只的船长们平安地带传教士们前往東埔寨、科钦支那、东京与中国，来帮助过往的传教士们。他对他们均给予了可观的施舍。他还在暹罗重建了耶稣会与多明我会的教堂。我们法国的教士皆能说出他为他们所做的善行。

    我们经常为这位杰出之士的惨死感到悲痛。我们更感痛心的是，这一切对他来说并非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此时在等待着他的天主赋予了他足够的勇气去承受如此严厉的考验。如此凶残地对待他的暹罗人对他进行了指责，说他力图在印度人中让基督教牢固地确立起来。但是，使他被这些人视为罪人的这一事实却正让我们深信，天主将赐予他巨大的仁慈，因为天主的儿子们已在天主面前做过公开的保证，绝不为了天主而在众人面前感到羞愧；而天主具有无穷的恩泽与力量，指点那些真正虔诚的人走上拯救之路，并使他们进入更多的其他人之中。

    我在此并没有说到声名赫赫的康斯坦斯夫人。若不是亲身经受这一痛苦的话，就不可能想像她在这场悲惨的动乱中蒙受的一切。在法国，人们并非不知道她那已被简化了的极度的不幸，很想，但却不能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去帮助她，是一件极为悲伤的事情。

    1687年6月19日，我们乘坐一艘开往宁波的中国船只第二次离开暹罗。除了我们已经采取的措施，天主还明显地赐福于我们的航行。给我们驾船的中国人显得非常迷信。他们在船的尾部放置了一尊小偶像，并在这尊偶像前日夜点着一盏灯。他们在入座就餐前经常向偶像供奉其为晚饭准备的肉。但是，由于他们发觉我们在他们每次这样做时毫无所动，就单独地供奉准备自己食用的肉，不再将为我们准备的肉供奉给偶像。他们对这一假神的崇拜并不局限于此：每当陆地出现时，负责照管偶像的人就手持涂有颜色并剪成波浪形的纸，在深深地鞠躬后把这些纸抛向大海。当风平浪静时，整船的人不时地发出喊声，以便把风召回。在有大风浪的天气，他们把羽毛扔到火中，以便消除风暴，驱赶恶魔。他们的这一做法使全船弥漫着一种难以忍受的臭气。他们的虔诚，或毋宁说他们的迷信，在我们穿越科钦支那运河有人看到一座山时越发强烈：因为除了日常的鞠躬与跪拜以及他们抛人海里所有半焦的纸片外，船员们开始制作一只四脚小船。此船有它自己的桅杆、缆绳、帆与狭长的小旗、罗盘、舵、小艇、炮、食物、商品，甚至还有它自己的账册。人们在其船尾、船首和缆绳上放置了许多彩纸做的象征船上的水手与乘客的小人。人们把小船放在担架上，用许多礼节把它抬起；人们就着竹板与铜锣的声音在船上行走，领头的是一个和尚打扮的船员。他一边不时地大叫，一边用一根长棍像剑一样来挥舞；最后，人们把小船轻轻地放人海中，并目送着它直至看不见为止。和尚打扮的人登上了艉楼以便继续叫喊，他显然是祈求一路顺风。

    我们在厦门(中国的城市)附近经历了四天风平浪静的日子。天空布满了浓浓的乌云，不时吹过来的北风与东北风是一场大风暴的预兆．惊慌不安的中国人以从未有过的虔诚祈求他们的偶像。因害怕被肆虐于这片海洋的狂暴的台风(Siphons)所吞没，他们几次试图登陆，但均未成功。他们都沮丧地保持着沉默，并对我们这些传教士还在互相说话甚感不快。我们的翻译提醒我们要肃静。我们注意到，我们的安静在他们看来似乎与暴风雨前的平静一样，同样是坏兆头。我们向这片海洋的主人圣方济各·沙勿略表示愿望，祈求有利的风向。天主在次日就赐予我们顺风，我们幸运地通过了福建省的陆地与台湾岛之间的海面，并看到天际有一些山。

    在距宁波三十或四十法里处，我们进入了一个由高高的岛屿组成的迷宮。在这一迷宫中，我们无法再辨认方向。我们决定，先观察我们的船所走的路以及船经过时所看到的陆地(在这些陆地上有一个海岬)，然后再制作一张特殊的地图，该图可能对那些在这片海域航行的人有所帮助。此图仅标出了我们的路，虽然在这些岛屿之间或许也还有其他好的、也许更适合大船的路。因为我想起，我们的驾驶员经常测探，在某些地方，他们测到的水深仅有四法寻。

    如果人们希望对此海有更多的了解，就应该去求助于英国人。因为三年前，他们已绘制了一张有关这片海洋的详尽的地图。他们探测了所有地方，访问了所有岛屿，知道哪些岛屿有人居住，哪些岛屿有水供应。这项工作耗时六个月，它颇适合于这些先生们的用心与好奇心。我曾经在卡切波尔先生的手上看到过这些绘制得极佳的地图中的一种。卡切波尔先生是位贤人，他现在在中国担任领事与负责英国人在华所有贸易的英国王家公司的总裁。

    1687年7月23日，我们终于靠近宁波这座城市。此时距我们离开暹罗已有三十四天，距我们离开法国的时间也已有两年半。我尊敬的神父，我将不对您赘述当我们根据自己最强烈的愿望幸运地活着抵达此处时，我们内心所充满的喜悦以及我们对天主的感激。

    为了形成一种我们此时所体验到的符合教规的思想，就应该响应召唤去传教，并只想到为天主服务，只想到去致力于拯救灵魂。完全可以说，我们当时改变了力量，mutabunt fortitudinem(拉丁文：必获得力量。《圣经·依》40)；因为我们不再考虑到法国，也不再考虑我们能留在那里的希望与愉悦，我们在修道院里所享受的清静本身以及我们生活在修道院时在虔敬(这种虔敬能够使灵魂与天主结合在一起)方面所拥有的便利亦不再是我们所触及的东西。我们眼前有大量的有待拯救的灵魂，天主为我们所做的去拯救这些灵魂的选择以及我们希望遇到遭受磨难的机会，这一切，完全占据着我们的头脑，并且看上去，我们将绰绰有余地得到一切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