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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比约神父及长上们的低调和沉默，“印五伤神父”的消息已不胫而走，尤其当比约神父举行弥撒时，信友们都可见到他手上流的血。自1919年初，人们便开始从四处赶来会院，除了意大利，也有从外国来的。 1919年６月中旬，拿波里《晨报》的记者特尼，来罗同道采访后，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题目是：比约神父――罗同道的“圣人”和他亲自发显的奇迹。 文章的影响极大，其他的记者们也陆续前来，于是到处开始掀起谈论“印五伤神父奇迹”的热潮。可是，那些不相信的人也起而反对。面对这种情况，方济各会的长上们，感到有必要认真研究比约神父身上奇异的“伤痕”，以答复所有对他本人及罗同道团体的激烈攻击。 研究比约神父五伤的首位医师是罗奈里教授。他是巴来塔国家医院的首席医师。他于1919年５月15和16日，在省会长的委托下对此做了检查，其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手上的伤痕被一层深红色的薄膜覆盖着，不见出血，周围的肌肉既无浮肿也不发炎。我确信这些伤痕并非只是表面性的，因为从手心和手背的伤处观察，给人的印象似乎是穿透的。 脚上的伤口与手上的完全相同。在胸旁的肌肉上，有一条被切开的伤口，与肋骨平行，有七至八厘米长。一如胸部任何的伤口，很难确定究竟有多深，而且在胸腔内朝哪一方向延伸。这一伤口流血很多，血液是来自动脉血管。 两个月后，７月26日，罗马大学病理系主任比那米教授，应教会权威邀请也来罗同道为比约神父做检查，检查持续了一周。他的检测结果与罗奈里医生的基本相同。他也同样对比约神父的人格表达深深的钦佩。然而由于他受的是实证主义教育，又是一个十足的无神论者，因此他以自己的思想做了一个结论。根据他的观点： 这些伤痕乃是病理的产物，即是由于皮肤复合性神经官能的坏死而引起的，随后也可能渗入主观的因素，尽管可以是无意识的，并且可以因某些化学作用如碘酒等影响而加剧。 罗奈里不赞成他的结论，于是他再次为比约神父做了检查。之后，他写一份新的报告，报告中他逐一批驳比那米教授的观点，他写道： 在十六个月后，我可以肯定那些伤口多少有些变化，但是并非根本的，或本质性的变化。 神父手上的伤痕，当前有一痂皮覆盖着，有几处出血点。当我在1919年６月和７月检查时，仅有一层深红色的薄膜，没有出血点。不过，周围的肌肉始终不见浮肿或炎症。 从科学的角度讲，如果认真治疗，伤口应该痊愈；或者相反的，若照顾不好会恶化。可是，这一规律却无法落实在比约神父身上。我亲自为他做过实验：将他的手用普通的水洗净，然后戴上一副一般的、未经消毒处理的手套，然而伤口并不恶化，也不见好转。在十五个月内，我曾经为比约神父检查过五次，但我没有发现有多大变化。总之，他的现象，我至今还无法在医学理论上归类。 支持罗奈里教授的，还有弗思大医师，他作了长久而深入的研究后，出版一本巨著，题为《科学的奥秘与信德之光》。本书作者反对比那米教授的假设，他写道： 伤口，不论是如何产生的，根据其特性，都应该指向愈合，或者相反，会由于炎症而腐坏。 这位著名的教授，以他的亲身试验反驳比那米医生的结论：如果他的结论成立，那么，在一周内比约神父若不接触碘酒，他的伤口则应该好转。省会长神父挑选了三位会士，命令他们发誓后，负责验证比约神父的伤痕：为他扎上新绷带，盖上封印，任何人不得动它。八天后，伤处不但没有愈合的迹象，反面流血更多。三位证人之一的保罗神父写道：第八天，当取下比约神父的绷带后，他做弥撒时，流了那么多血以致需要不断地用布擦拭。 比那米检查后，哲麦里神父来到了罗同道，他是天主教医科大学的创立人。来这里后，哲麦里对比约神父和他的五伤发表了一个否定性的评论。顿时，他的论点就像风一样遍传各处。很多文章、书籍、电视电台等传媒谈及比约神父时都会说“连哲麦里神父也否认那是真实的”。 1920年，哲麦里刚满三十二岁，他是一位后来皈依天主教者，毕业于医科大学心理系，声名卓著。身为医师、心理学家和会士，他的见解自然应不同凡响，可是他对比约神父的检查却值得令人怀疑。 哲麦里神父于1920年４月18日到达罗同道，在会院贵宾薄上还留着他那天的签名。随同他的有一位女士阿米达。关于这次到访的经过，我们有一位现场的证人即拉米斯的本笃神父： 我所写的非常确实，为其真实性我可以誓言在天主前担保。 哲麦里写信给省会长伯铎神父，表示愿意去一趟罗同道。会长告诉他：若以医生的身份去为比约神父做检查，必须先获得罗马修会总部的准许。哲麦理回答说：去那里仅是为灵修和个人的目的。 那天，刚好我要来罗同道而经过福贾会院。伯铎神父让我读了哲麦里的回信（一张明信片），并告诉我等到明天和他一道去。 哲麦里晚上到了会院，并未做出任何要作为医生检查比约神父身体的表示。次日，副会长即福贾会省的秘书赛道和方济各会的财物主任，我们与哲麦里和阿米达一道起身去罗同道。阿米达要求与比约神父说话，当时我在场，她问比约神父天主是否祝福刚刚兴起的事业，即天主教大学。比约神父的回答仅用了一个字：“是”。 接下来的那天，阿米达开始请求我允许哲麦里检查比约神父的五伤。我的答复是否定的，理由是省会长清楚地告诉我，若无罗马的批准不可这样做，而且哲麦里在去之前也表示并非为此而来。对那位女士再三的请求，我只能重复同样的回答。 哲麦里最终放弃了“检视伤口”的主意，但要求见比约神父一面。他们的相遇是在更衣室，仅短短的几分钟。那时我站在一个角落，给我的印象是最后比约神父很不耐烦地将他支走。 由这一见证不难知道，哲麦里根本未检查过比约神父的五伤，甚至连看到都没有。虽然几个月后，流传着一份据说是出自他手笔的“报告”，其实未有其事。 在这一流传的报告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攻击。自然它与哲麦里本人的态度有关。他自称：“我受到教会权威委托去做调查，我暂不需要说明受谁委托，并且我已写了报告。”另一次，他说：“我认真地检查比约神父的五伤，我检查时省会长神父也在场。”查考历史资料，哲麦里的话没有丝毫佐证。因此，无人知晓哲麦里到底什么时候，而且在哪里做了“这一检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仅去过罗同道一次。这些需要等到列品的详细调查时才会弄个水落石出。 在以后的年月里，哲麦里神父的态度仍然极不明朗。 1921年，他在罗马遇到弗思达教授，他们一起讨论比约神父的伤痕，似乎哲麦里很感兴趣并乐意深入研究，于是，他主动地与弗思达订一个约会，然而却从未赴约。 这是弗思达的书面描述： 方济各小兄弟会会士哲麦里神父――一位著名的司铎和医师，在我首次为比约神父检查身体前已去过罗同道，想做同样的检查。由于未从罗马获得允许故未能如愿，只是和他有一个简短的谈话。我补充一句：在几句话之后，比约神父便主动地打手势请他离去，这的确一反比约神父平时那对人尊敬、谦虚和温柔的态度。稍后于1921年９月，在方济各会的节日上，我遇到了哲麦里，会长将我介绍给他说：我曾先后两次奉罗马总部命令去检查比约神父的五伤，并做了深入的研究。次日，我们对此谈了很多。通过谈话，我才明白比约神父为何对他持那种态度，因为哲麦里去那里似乎已假定比约神父是神经病患者，并想借自己的技巧使他痊愈。 透过哲麦里所说的，我不难了解：是他先入为主的观念占了上峰。在做出解剖学及病理学的分析之前，甚至连最基本的观测都未做，他便轻而易举地得出了结论。 当我耐心地为他解释比约神父伤口的性质、他的人品，以及那并非出自一般的病态，而且请他读些正面的报导文章时，他表现得很惊讶并感动地说：“好吧，亲爱的医生，今晚我要去米兰，但过些天我还回来。回来后我一定去拜访您，那时我们安排出足够安静的时间，好作进一步探讨！”他的话也激起我更大的信心和兴趣。 以后的几天，甚至一连几个月，我都在等他，可是他却始终没来，尽管是他主动地约我。于是我明白了他言行不符的作风。以上所写旨在说明：对于像比约神父身上这种重要的问题，在未做出深入的考查和研究之前下的结论，一定是肤浅而易偏离客观事实的。 1924年，在圣方济各印五伤七百周年的机会，哲麦里神父于《生活与思想》杂志发表了一则长篇文章。借此他指出教会内惟一真正印五伤者只有圣方济各，而加大利纳瑟纳的五伤则不确定；当然其他的情况都是自然的产物。显然，他是有意攻击比约神父。文章刊登后，耶稣会会士彩利神父立刻在《公教文化》刊物上发表文章，批判哲麦里的论述，称他的观点是“不正确且有欠谨慎”。他指出教会在圣方济各之后已将七十多位印五伤者列为圣人的事实，并且预告将继续登文批判。天主教医科大学的创办人哲麦里神父害怕了，很有可能是借与教宗比约十一世的友谊，阻止了那些文章的发表。因此尽管彩利神父预告，但他的文章从未问世。 “神父，我不能！”我坦诚的回答。 “所以，您看我拒绝麻醉，果然是有道理的”比约神父说道：“从我自己来说，我不禁止您或其他人做什么，然而这是长上们的命令，而我的责任是尊敬地服从。因此我坚持在手术期间，我仍然可以主导我的意志和一切行为。” 正如神父自己所说的，手术期间他纹丝不动地坚持了一小时零四十五分钟。手术中，虚弱和疼痛几次使他休克而失去意识。于是，我便乘机查看他身上的伤口；上次检查是在五年前，结果跟以前的情况完全相同。 自那次后，再没任何医生对比约神父进行过检查，然而每天却有成千上万的人去他那里。很多年，他做弥撒都未戴手套，而且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同会会士们观察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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