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爱的朋友吉姆•豪斯顿邀请我为“信仰与虔敬经典”丛书推茬一本书，我毫不犹豫选择了乔纳森＊爱德华兹的作品。

    我之所以这样做，首先因为我深深地钦佩爱德华兹。人们通常认为，爱德华兹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而且，有人将其描绘成北美最有智慧的人。他也是一位古典的传道人和作家，对１８世纪的伟大觉醒产生深远的影响。他还是那个时代教会的先知，对１８世纪的那场运动提出批评。你将读到的下文——《信仰的深情》，就是他的一评论，这是他的一部最杰出的著作。

    选择爱德华兹的第二个理由是，他的言论不仅仅是对当时基督徒的训示，而是对永恒真理的经典陈述，鞭辟入里，且富有远见。西方教会——大多随波逐流，入乡随俗，为廉价的恩典所陶醉——在绝望中需要倾听爱德华兹的挑战。

爱德华兹其人

    但是，在此之前，我提议，我们要认识这个人，看看这个著名学者、神学家、神甫、大学校长、传教士以及伟大思想家的生平。因为爱德华兹的生平，证明了他宗教信仰最基本的信条之一：真正的学说必须是活的，不仅通过理智得到赞同，而且通过活动得到证明。

    一些错误的概念把绝大多数人对爱德华兹的看法弄得朦胧不清。因为他的许多荣誉，仅仅以一次布道和一个肖像为基础，布道是“在愤怒的上帝手中的罪人”，而肖像是一个不幸的罪人，被一根细弱、散乱的麻绳，摇摇晃晃地挂在地狱的熊熊烈火之上。

    值得注意的启示是，爱德华兹被想象为一个惊人的、由火与硫磺石铸成的传教士，用他的胸膛敲打着布道坛，用忏悔和上帝的王国恐吓他的教众。

    像爱德华兹的一切布道一样，“罪人们”在《圣经》上的基本的，是不可抗拒的逻辑，也点缀着为听众描述的《圣经》现实的一些肖像。这是爱德华兹通常表现出来的风格。当他用单调的节奏诵读《圣经》时，他靠在读经台上，很少向上看。然而，他生动比喻的效果和论据的说服力，在他的听众那里，引起戏剧性的表示：痛心疾首。布道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为了恐吓他的教众；因为爱德华兹在描述上帝狂怒景致的同时，同样生动地宣称，上帝有约束的一面，也有仁爱宽厚的一面。

    另外一个普遍错误的概念是，把爱德华兹与美国的清教徒联系起来。然而，他于１７０３年出生时，美国的殖民者们早已经不是寻求宗教自由的第一移民了；他们是冒险者，利用殖民主义统治寻找物质财富。一位作者这样描述当时的状况，“宗教是个人的事——教会的工作是鼓励个人的虔诚，而不是向一个社会受利润驱动的道德提出挑战，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已经是一个绝对的原则。”

    爱德华兹向当时的唯物主义提出挑战，他坚持认为，一个人的信仰并不是便于教会联盟的问题，或者社会承认的宗教狂问题，而是一个受意志驱动的心灵的问题。爱德华兹表明，真正的基督教要诉诸于行动，不仅仅是听上帝的话，而且要按照上帝的话去做。

    学者们在关注爱德华兹辉煌的，通常也是深奥难懂的著作时，常常忽略他个人生活的细节。爱德华兹５岁时便开始学习拉丁语、希伯莱语和希腊语，他是一个早熟的青年人，兴趣广泛，好奇心强。他的处女作，对飞蜘蛛进行详尽研究的作品，展示了他深邃的智慧和自然科学方面精深的知识；这篇文章是他１１岁时撰写的。

    爱德华兹１３岁进入耶鲁大学，１７岁毕业。他继续留在那里修习神学，并且在那里执教。１７２６年，他被任命为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的北安普敦教堂助理牧师，由外祖父所罗门•斯托达德指导。所罗门•斯托达德逝世以后，爱德华兹成为牧师；１７２７年，他与萨拉•皮里蓬特结婚。他们的结合是终生的结合，是少有的罗曼史，他们对基督共同是信仰和与主共同关系点燃了爱情之火，他们生有１２个孩子。

    虽然这个脆弱的人受不健康状况的折磨，但是，爱德华兹每天在他的办公室要度过１３个少时，研究《圣经》、祈祷、给他的教众以忠告。特别是１７３４年复兴荡涤了他的教堂以后，教区居民聚集在爱德华兹周围，以便听到他的忠告。当时的报导特别提到，当地的小旅馆失去了不少常客；人们不再信任他们当地的酒吧招待员，而是转向爱德华兹，以寻求精神的洞见和实际的帮助。

    如果像某些人所写的，爱德华兹要是一个严苛的牧师，乐于像施虐狂般地用地狱的景象恐吓他的教众，那么他肯定不能得到教民如此深切地信任。他内心的温情与怜悯也是一个佐证。爱德华兹赞同把基督作为一个典范，他说，“真正的恩遇感情……与耶稣基督的精神和崇高品德相伴而来……它们自然引起并且促进这样一种精神，如爱、温顺、宁静、宽恕和仁慈，像基督身上表现出来的那样。”

    爱德华兹唯一的消遣是每日骑在马背上；他爱宁静的森林，它为思想提供丰厚的基础。他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带着笔和纸，准备记下所思想的东西。当他骑马时，他草草记下一些思想，把它们别在他的翻领上，当他回来时，把它们编成日志，由此引去的评论说，爱德华兹牧师在盛夏中午骑马出行，而返回来时，身上盖着白纸屑，像是经历了一场暴风雪。

预言家的声音

    爱德华兹处于１７４０年大觉醒的中心位置；在复兴开始席卷其他侨民以前，他自己的教堂已经受到复兴浪潮的冲击。然而，他很快就发现，自己扮演了双重角色：捍卫者和批判者。

    由于大觉醒在情感上无节制，如热情洋溢的皈依者表现得神魂颠倒、尖声喊叫、骚动不安、等等，引起观察者的批评，爱德华兹常常戏剧性地宣判罪过，同时又为圣灵的工作辩护。但是，他也承认，上帝伟大的工作无论何时到来，都有相应的肉欲方面的诱惑。１７４２年，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布道。告诫撒旦在事物中确实有突出的作用。他的沉思默想使他认识到。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最为急迫的事情是，辨别一个人忏悔的真正标志，并且在基督中开始新生活。

    这就是他辉煌的著作《信仰的深情》的发端，这本书证明，爱德华兹信奉《圣经》的真理，《圣经》的真理是真正的信仰，忏悔的罪人对仁慈的上帝感恩戴德证明了这一点。

    在那一世纪中期，爱德华兹与他的教堂的联系开始变得不愉快，原因是他对教堂的实践提出质疑，而这个教堂实践的妥协契约，正是他的祖父制定的。这个名字意味着，这个法令是一种妥协，屈从于政治的权宜之计。

    由于它在社会上有利于当地教会相结合，因而契约给予人们教会成员的资格和给他们的孩子施洗的资格（尽管不允许他们参加圣餐和教会的投票事宜），即使他们并没有宣布信仰基督，或者愿意服从他的命令。

    一个人的勇气基于他深信不疑，而不是他屈从社会和政治压力，因此，爱德华兹反对妥协契约。在一系列充满情绪的事件中，他的教众转而反对他，要求投票驱逐他。

    爱德华兹并没有为自己辩护，而是要求，只有那些听过他的布道，或者读过他有关这一主题的作品的人，才能够对他作出评判。他的要求被否决，于是他退出战斗，他说，为自己辩护不是他的职责，而是上帝的职责。

    会众以２００票对２０票反对爱德华兹；然而，几年以后，那一运动的头目站出来——显然是受负罪感的折磨，在波士顿一家报纸上刊登了一份长信，对他参与驱逐爱德华兹表示道歉。

    失业６个月以后，爱德华兹奉召任马萨诸塞州，斯托克布里奇地方教会的牧师，为印第安人布道。虽然那里困苦的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但是，他对印度安人的爱使他成为有权威的牧师。他的一些主要著作，包括《论意志自由》和《论原罪》就是在那时撰写的。这些作品使爱德华兹得到神学界和知识界的尊重，蜚声北美和海外。

    １７５７年，爱德华兹的女婿，普林斯顿大学校长阿伦•伯尔先生骤然死亡；该大学招聘爱德华兹为校长。他要求不做公共发言人，同时勉强上任。

    当时，天花是移民们的杀手；这也成为许多牧师布道的素材，一些人在布道中激烈地反对试约验牛痘，另外一些人在布道中表示赞成。爱德华兹并没有武断地发表意见，评说天花研究的益处；他只是推茬自己作为牛痘试验的侯选人。由于他的健康状况不佳，参加接种试验的请求受到严厉的拒绝。后来他生病了；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五周以后病逝，享年５５岁。

现代的空虚感

    爱德华兹的著作当今仍然活在基督教经典中。在这些著作问世两个世纪以后，要想正确地评价它们与西方文化深刻的关联，我们必须仔细洞察今天的世界。

    它给我这么一种印象，今天我们文化盛行的特点是，猖獗的自我陶醉、唯物主义和享乐主义。按照乔治•盖洛普的看法，我们的文化是假冒的基督教文化，因此，5千万美国人民要求“再生”。但是，占统治地位的几乎完全是相对主义。“做你们自己的事”的思想形式，已经使我们“摆脱”了信念和信仰的绝对结构，使我们飘泊在虚无的海洋中。

    我们已经成为自己盲目遵从——专顾自我、冷漠、内心空虚、“空洞洞的人”——的牺牲品，其程度已经相当严重，爱略特在２０世纪初曾经对此有过描述。虚无主义在无精神的时代盛行。

    悲剧性的事实就是大卫•肯尼迪，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第三子之死。一个悲痛的朋友说：“……在肯尼迪那里，没有任何东西与生命相联。即使不受麻醉药的影响，他的人格中也有一种深深的、不可抗拒的虚无主义感。任何人、任何工作、任何业余嗜好，都不能使他充实起来。”

    这种空虚感就是多萝西•塞耶斯——刘易斯明的同代人——所说的“没有信仰、漠然处事、不求上进、与世无争、无爱无憎、无任何目标、不为任何东西活着之过，他还活着，只因为没有任何愿意死亡的理由。”

    空虚是《论感情》的基本前提。爱德华兹强调指出，感情是“人的活动源泉”。由于人本质上是懒散的，因此除非他受某种感情驱动，否则一切活动都会停止。爱德华兹写道：“要是没有爱与憎，一切希望和恐惧、愤怒、热忱、情感期待、乃至于整个世界，大部分都是静止的，无生命的；在人类之中，也许就没有诸如活动一类的东西，或者任何最热切的追求。”

    虽然他一直用抽象的方式谈论感情真空中生命的性质，但是，他的话与塞耶斯十分相似，而且悲剧性地洞悉了我们的时代。

    因为在当今麻木、自私、唯物主义的社会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大征服者暴君并不是极权主义；而是虚无主义。我们，作为一种文化，也屈从于阴险的自我满足的奴役。总之，恶棍就在我们中间。

    这种观点太极端了吗?让我们看看这些证据：

    一个妇女以“权利”为名，支配她自己的身体，去年在美国，有１５０万未出世的孩子被杀死。在美国，自从７０年代流产合法化以来，被流产掉的人，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屠杀期间要多。我也许会问，是谁施行更广泛的暴政——希特勒，这个疯狂的独裁者，还是我们那漠不关心的、冷漠的社会？少数人的“宗教幻想”也许是喧嚣和狂骂，但是，绝大多数人并不为这些死亡者所动。

    对于社会而言，我们一直相信苏格拉底的断言，罪恶是无知的产物，也相信黑格尔所说，随着知识的日益增长，人将进化到更高级的道德水平。我们已经废除了任何意义上的个人责任心。

    多么有欺骗性啊！在这个世界闻名的、最有教养的、技术最发达的社会，截止到去年，我们的离婚率２０年了一直持续增长，犯罪率居高不下，虐待儿童非常普遍，破碎的家庭不计其数。毫无价值的文化滋生出最令人发指的暴政。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一直祈求空前未有的物质财富；但是，它所产生的只是无聊，无聊十分普遍，致使吸食麻醉品成为时尚。最近，一个极其成功的商人告诉我，他已经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未经开发的、潜在的行业：酗酒和毒瘾的康复。“在美国，这是发展最快的工业，有可靠的利润”，他说。近期瘾君子的增长极其引人注目，以致于我们的康复设备在规模和数量方面，都显得不够充分

    少数人感到奇怪，为什么美国批评家费尔德会这样断言，“西方人已经决定废除自己，他从自身的富裕中创造出自已的无聊……把他自己教育成低能儿，污染自己，麻木自己，使自己进入麻醉状态，这条精疲力尽的、连续作战的老雷龙倾覆了。而且渐渐地绝种了。”

    当今文化中令人困扰的自我中心性，自我陶醉，为自身创造了特殊的暴政。《当代心理学》)上的一篇文章列举了一位妇女，许多彻夜不眠的宴会使她的神经受到损伤，她的生活是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的酗酒、痛饮和性行为。当一个治疗学家问她，“为什么你不停止”。她回答说，“你的意思是，我真的不要做我想做的事情了？”

    在享乐主义社会中，谁是暴君？不是任何独裁的妖怪，而是某种更坏的东西。它就是我们。

跛足的教会

    但是，我们时代最令人恐惧的事实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与我们的文化几乎遇到同样的麻烦。在不经意之中，我们几乎完全进入了虚伪的世俗价值体系中。最近，我偶然得到一份报纸，在编者页上，我读到下列陈述，它出自一位杰出的基督教领导者：“使上帝为你的工作服务，在神赐的资本主义体系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你的潜能。”

    这恰恰不是一种糟糕的神学；而是危险的旁门左道。

    但是，令人悲哀的是，这是当今典型的基督教启示。我们正在对这个世界说，我们不仅承认他们的价值体系，而且能够改进它，因为上帝在我们一边。正是这种歪邪的福音和廉价的恩典，使今天的教会在我们文化中，不能与上帝真正相遇。

    基督徒不可能有效地反对世俗主义，因为我们自己是地道的世俗主义。我们巧妙兜售的基督教，在多数情况下，只不过是追求私利的世俗文化价值的一种宗教改编本。我问一位著名的媒体牧师助理，有什么成功的秘诀，他告诉我，“我给人们想要的东西。”这也是旁门左道。旁门左道的要害是，“那里的东西是给我的”，这种心理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依然盛行，这种心理是由唯物主义的种子产生的，在爱德华兹时代，这粒种子就已经播下了。

    对于教会来说，问题并不在于上帝能够为我们做什么——我们知道他爱我们，而是我们能够应召为他做些什么？我们如何爱我们的上帝？爱上帝所要求的，远不止是滔滔不绝地哀诉衷肠，或者喋喋不休地表白虔诚的空话：爱上帝要求，我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服从他，并且号召其他人服从他——不论这一启示是否普及。

爱德华兹为今天留下的启示

    服从是爱德华兹启示的核心，他虔诚地宣讲它，即使它尚不为人们所接受时也是这样。但是，他发现，服从《圣经》，尤其是服从基督的命令（我们是他的见证人），处于绝对首位。因此，他也许赞同怀特海的格言：“数学说明我们做什么，而宗教说明我们是谁。”个人正直的品质，在当今美国多数人的宗教生活（并不依照福音生活，而是做活基督个人的仆人）中，是一种失去的真理。我们把宗教组织起来，加以包装、销售，使之政治化、制度化，以至于有许多不同的成果和纲领。一个人要是拥有真正的宗教，就会关心在上帝面前，我究竟是谁，也会关心个人禀性的改变，因为这是上帝在内心的恩遇造成的。

    爱德华兹依赖《圣经》是出于这样一个主张，听到的《圣经》并不充分，对教义的理解也不充分。整个人必须受圣灵驱动，对上帝报之以爱，对上帝感恩戴德。这会导致圣洁的生活。

    一方面，爱德华兹用这些洞见反对教条主义的、刻板的宗教理论家，另一方面，反对不稳定的、情绪化的宗教狂。他尤其反对歇斯底里、稀奇古怪的情绪和短命的宗教狂，后者与当时信仰复兴主义的聚会相关联。

    《信仰的深情》也许完全是为我们的文化而撰写的；我们只是用文化基督教更微妙的表现形式，取代了爱德华兹时代过分极端的情绪主义（不过，你可以接通一些基督教电视台频道，能够看到足够的证明）。许多现代会众使用基督教的行话，参与一切正常的祈祷早餐，参加小团体和基督教联合会，但是，他们像那些人——基督某天将对他们说，“离去吧——我决不认识你”——一样，心是刚硬的，不悔改的。

    爱德华兹强调，要是没有深层的原罪感，就不会修习出真正的宗教感情。正视自己的原罪，极端渴望从原罪中解脱出来，这恰恰是基督徒皈依的核心之所在。我们一旦看到我们的原罪，就能够对上帝惊人的恩典感恩戴德，并据此而生活。

    对此我有切身认识。在水门事件的阵痛中，我打算与我的朋友汤姆•菲利普谈谈。他对已经“被承认的基督”的解释，使我感到迷惑不解。丑闻和指控使我疲惫不堪、空虚、乃至于陷于病态，但是，我确实没有看到自己已经犯罪。政治是肮脏的勾当，而我在政治中是好的。我的所做所为，我的理性化的东西，与通常的政治手段风马牛不相及。更有甚者，正确与错误只是相对的，我的动机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或者我相信，我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但是，那天晚上，当我离开汤姆的房子，独自坐在我的汽车里时，我自己的原罪——不是肮脏的政治，而是在我心中的憎恶、骄傲、甚至邪恶已经如此之深——蓦地出现在我眼前，它是那么强有力，那么令人痛苦。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自己不洁，最糟糕的是，我不能避开。在这清楚明白的时刻，我发现自己不可抗拒地被驱向活的上帝的怀抱。从那一夜开始，我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我自己原罪的性质；我毫不怀疑，我内心的善只有通过耶稣基督的正义才可能实现。爱德华兹在他皈依后２０年，说出了同样的认识：

    对于我自身的原罪和邪恶，我有一些动人的观念，它们频频出现，以至于使我处于哭天抢地的状态中……因此，我不得不经常把自己关起来。我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内心的邪恶和不道德，比我皈依之前要大得多……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基督徒时，我自己内心的邪恶、骄傲、伪善和欺诈就深不可测，而我对此却一无所知，思考这一点是令人感动的。

    爱德华兹说，提高原罪意识的结果是，“内心将变得温柔”。由温柔滋生对上帝仁爱的感恩戴德。这种感谢只有通过为上帝服务才能表达出来。

    爱德华兹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证实这一点：“恩遇和圣洁的感情只有在基督教实践的信仰中才能实现。”相信《圣经》必然意味着按照它的意图行动，实践有信仰的、激进的、圣洁的生活。对人施行博爱的实践（爱我们的邻人），只是承认我们内心对上帝的爱。纯粹概念性的基督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它扼杀了充满生机的宗教。爱德华兹认为，基督徒的实践只是虔诚的可靠标志。行动是“内在的属灵恩遇”最重要的“外部表现和可见标志”。正像他所说的，当对《圣经》作出反响时，“人的行动与言语相比，能够更充分、更令人信服地解释他们的心灵。”

    但是，我们要问，如何运用实践做真正的基督徒测试？爱德华兹并未给予回答。因为仅仅遵守规则，并不能够证明信仰基督，只有拥有一个新的心灵才可以证明；我们要考虑行动背后的态度。所以，若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事情——就像参加十字军的人、政治家、或者文明城市的公民那样，却没有进行真正的自助，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实际意义。只有圣灵才能真正鞭策我们，赋予我们活力，这活力迅速成长为有效的禀性，产生出对上帝的感恩戴德。

    因此，爱德华兹长时间密切注视真正皈依的证据，这一结果来自像基督那样生活。信仰复兴精神不够。政治活动也不够。慈善事业还不够。为美国宗教外在化推波助澜的人，需要重新接受爱德华兹《信仰的深情》的再教育。因为爱德华兹断定：

    有一种外在的宗教实践，它没有任何内在体验，根本不顾及任何上帝的洞见。它毫无价值。当然也有所谓的体验，然而却没有任何实践，因此，也不会有任何基督徒行为想伴而来。这比虚无还要糟糕。因为一个人无论何时在自身中发现一颗心灵，与作为上帝的上帝相联系，那么，当上帝降恩于他时，他总是能够发现，自己的气质在对它的实际体验中受到影响。如果宗教主要由圣洁的感情组成，那么正是在情感的实际运行中，才有真正的宗教气质可言……

    如果活基督的现实性意指２０世纪西方文化中的一切，那么我们必然通过这种方式在我们之中看到他。福音必然通过我们禀性的变化展示出来，通过自助，在提高自我的文化中表现出来。它必然通过同情的实际表现传达出去，同情表现为分享苦难，承受贫穷、饥饿、疾病和被监禁。

    只有通过真正的宗教感情和与复活的基督的真实联系的实际表现，基督教的世界观受到自内而外猛烈攻击之后，才可能在２０世纪的真空中盛行。

    在爱德华兹逝世后的半个世纪，威廉•威尔伯福斯撰写了《真正的基督教》一书，这是马尔特努马出版社重新出版的一系列古典文献的第一本。威尔伯福斯的作品为我们指出了道路。

    首先，威尔伯福斯在他自己个人的宗教感情中，发现了基督教的现实性；他一直孜孜不倦地投身于废除奴隶制的斗争。他写道，随着欧洲人道主义浪潮的跌宕起伏，“不信仰基督教已经毫无愧色地昂起她的头”，但是，他断定，“我必须同样大胆地坦白，我自己对于我们国家福利的坚定信念，主要不是取决于她的海军和陆军，不是取决于她的统治者服聪明才智，也不是取决于她的人民的精神，而是取决于宗教信仰：她仍然容纳了许多热爱并且服从基督福音的人。我相信，他们祈祷一定能够成功。”

    当代最伟大的复兴之一，定然会随之而来。我也相信，在我们的世界中，那些热爱并且服从上帝的人，只要牢记爱德华兹的训示，他们祈祷就一定会奏效。正像爱德华兹所展望的那样，真正的基督教将“以这样一种方式被宣告、展示出来，它不是使观众变得刚硬，促使怀疑主义和无神论发展，而是让人们逐渐相信，在宗教里存在着真实；他人看到的是自己出色的工作，而信仰者则赞美天堂里的圣父。”

                                                                        查理斯Ｗ•科尔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