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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自 摘要篇首说明 1.中国城市分为三等：一等城市在其行政辖区内可包含多个二等和三等城市。二等城市的主官有权管辖和都察三四个小城市。三等城市仅管辖一个县或直径约15法里的一个区域。我被捕时所在的荣昌便是这样的三等城市：它位于四川省东部，属一等城市重庆管辖。 2.在第四等（原文如此。与前文有明显冲突。——中译注）城市中，只有四名官员：第一位是主官，称为“太爷”；第二位类似于骑警士官，称为“八爷”；第三位负责督察读书人和贵族，称为“三爷”)；第四位称作“老爷”，类似于主官的副手或代管人。（此处所及均为非正式称呼，按照清代官制，其与正式名称的对应关系为：太爷—知县，八爷—把总，三爷—训导，老爷—县丞）。第一类城市的主官称为“都察爷”)。 3.该省每个主要地区还有一位高级官员，称为“道爷”;他有权管辖该地区的所有城市和所有官员。我被捕时所在的东部地区的道爷是当今国丈（皇帝的岳父），因宫廷觉得他在朝中不太安分，所以将其贬到四川。 4.我需要提及的一些刑具是：A.夹棍（；这种刑具由三块坚硬的木板组成，其一端连在一起，但各自又开合自如。人们把（受刑人的）脚踝嵌入木板间夹紧。木板上有凹陷的窝用以固定脚踝。夹我脚踝的木板上有一侧的窝不合适，这增加了我的痛苦。B.掌脸用的刑具由两块状如我们欧洲鞋垫的牛皮组成，尾端缝在一起，其余部分是分开的；施刑人拿着这种刑具的尾端打犯人耳光。C.竹杖是用直径约2法寸的大芦竹做成的：将芦竹一劈为三或一劈为四，再做成长约5至6法尺的竹杖。施刑人用竹杖靠近根部节瘤多的一端使劲抽打受刑人裸露的臀部。击打受刑人脚踝时，施刑人把前者脚踝紧压在石头上，然后用长约1法尺、厚度为1法寸半见方的棍子敲击。 5.该省首府是成都，主管全省称为总督的官员常驻于此。他上面还有一位大官称为按察使（刑事长官）。（原文如此。按照清代官制，总督为正二品，而按察使为正三品）。全省各地的要犯均需带到他们面前受审，案件笔录随之应送往北京，死刑或流放的判决需经北京核准后方能执行。 6.被我称作“打手”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追随官员左右，行使类似于欧洲法警的职责。他们分为一帮帮或曰一队队轮流值班；由于缺乏其他字眼，我称其头目们为“队长”。 7.该帝国中有一个与当今王朝作对的反叛教派——白莲教，他们暗中骚动，不时在各地作乱。他们被指控行使可怕的巫术，官府则以种种酷刑惩罚他们。 1769年，即我施行圣事的第一个年头，我在安岳（Nganyao ）县城被告知，附近一个村子里有一个铜匠，其三个徒弟中最年轻的一个约十七岁，他非常希望信奉基督教，但患了虚弱症已生命垂危。听到这一消息后我连夜赶到了这个年轻人家里。我让人把他抬到人们为我准备的房间里，以便更从容地与他说说我只想跟他讲的一些想法；但另外两个徒弟也想听我说话，而且他们的师傅也加入了进来。我跟他们谈了约一个半小时，向其说明了偶像的虚空并使其认识了作为万物创造者和所有人的仲裁者的天主的存在。我还告诉他们必须崇拜和侍奉天主，方能享有天福、免遭永罚。说罢，我问病人对我的话作何感想。他告诉我他一字不漏地记下了我的话并希望一定要成为基督徒。我留在这个可爱的孩子身边照顾他，直至他死去。他的顺从和急于了解宗教的热忱给了我极大安慰。受洗后过了几天，他满怀最虔诚基督徒的情感去世了。铜匠和他另一名徒弟也信了教。另外两个人获悉此事后希望学习我们宗教，经过教育和常规考验后，他们也入了教。我随之离开该地，去探望更远处的基督教徒。 回到离开了三个月之久的安岳后，我听说铜匠已不在那里，他已返回老家荣昌县了。我心中惦着他的归信，因此派人去寻访；他反倒找上了门，告诉我不仅他自己，而且全家五个大人及几个孩子都想入教。他已尽可能对家人进行了教育，因此向我保证，只要我肯去他家——他热切地恳请我这样做，他们都将成为基督徒。我比他更希望去帮助他们，但为避免无益的周折，我问他目前是向谁租种的土地，他说是向一位亲戚租的，此人已知道他归信了基督教，因此这方面无任何可担心之事，甚至邻居方面也不必担心，还说他一切都考虑过了，我可以跟他去。其实他弄错了；但我信了他的话，所以决定跟他去。 跟我同行的是一名十七岁的初学教理者，名叫安德烈·杨，其父是教我当地方言的一位基督徒。我还带了另外两名信徒，一个叫Oang-tse-Koui，另一个叫Thang-pe-Kouen，以便令其担任我将为之施洗者的教父。此外还有两人也愿陪我前往。我们一起离开了安岳城。 刚到不久，我们并不提防的租给铜匠家土地的地主便以拜访为名前来探听虚实了；他问我们是谁以及什么是我们的宗教。基督徒们以他们认为得体的话作了回答；我则避免在他跟前露面。他问我们是否有宗教书籍，有人给了他一本中文版的反对偶像崇拜的小册子。他拿起书便走了，并说不久还要来而且可能也会信奉我们圣教。 傍晚时分到达县城后，我们的案子被交到了（县丞）老爷手里，因为知县不在。控告人起草诉状之际，我们被看押在一家客栈里，在那里遭到了成群结队围着我们的异教徒的纠缠和嘲笑。约过了两个小时，有人把我们带到了老爷跟前。地主和他的一个亲戚（向老爷）作了自我介绍，随之呈递了控告我们的诉状。老爷答道，他感谢他们热心公益，还说把我们这样的人送到他这里提起诉讼，这样做非常明智，因为我们的宗教与白莲教肯定是一丘之貉。接着，他传唤了铜匠，要他交待我们的教理和经文，最后还让他说出教他的人是谁。为不连累我，铜匠便说是一个叫Oang-thien-sio的中国人教他的。有人马上把这个中国人带了上来；他告诉老爷，铜匠在他家里时自己确实对铜匠谈起过我们的宗教而且解释过教理。老爷当即命人将这个可怜的中国人掌颊二十，接着便问我来自何方。我告诉他自己是欧洲人。“你到这里干啥？”他又问道。“我来布讲基督教。”我对他说道，“而且，它不是您所知道的那个白莲教。我们的宗教是皇帝承认的，甚至宫廷里也有欧洲人跟我一样在传教。他们在北京有开放的教堂，人们于其中公开举行我们圣教的活动，康熙皇帝当初差一点也信了教，帝国各省皆有基督教徒，凡了解教理的人从未像老爷您这样将其混同于可耻的白莲教。” 于是，老爷又问我们的宗教有何用处。我答道，他可使信奉并实践他的人免遭地狱永罚并引导他们得享天福。他还问我们是否不崇拜偶像。当我愤怒地以使他无可辩驳的方式回答了这一问题后，他说道：“听你说来，你的宗教是必不可少的了？”“是的，”我告诉他，“它是不可或缺的。”他又道：“你大老远到我们帝国来传播宗教，图什么呢？”我答道：“除了我对天主的爱以及因为天主而对众生的爱以外，我什么也不图。”——“你有父母吗？”——“只有母亲还健在。”——“你为何不留在母亲身边伺候她？怎么能认为容许信奉者抛弃父母的宗教是一种好宗教呢？”我答道：“我母亲不需要我伺候，她非常乐意我到这里来传教。”这时，他拿起带耶稣像的十字架要我解释这一圣像。我尽可能对他作了说明后，他又想知道我在哪些地方传过教、信徒有多少。我列举了姓Toan的一户人家及另外几个人，不过是笼统说的。或许我最好一个名字也不说出来，但我认为这样说是合适的，这样才不会让人觉得我像那些谋反者了，因为这些人是不肯说出与之过从甚密并与之有交情或利害关系者的名字的。我觉得应当显得爽直，因为这种品质适合于坚信自己无辜而且不怕让人了解自己的人。说这些，是想表明我内心的想法，而不是自我辩解。倘若我在这一场合应答有误，请阅读这一叙述的人为我求得天主宽恕。此外我要表明，我在此既要讲述天主赐我的恩典，也要说说自己的疏失。这便是我忆及的第一次审讯的全部情况了。 在我之后，他们传唤了与我形影不离的年轻的安德烈·杨。虽说我记不清他的全部回答，但我记得他与我所说的甚是契合。事毕，老爷下令将我们投入牢房。 第二天即 次日，星期四，老爷在等候知县回衙时翻阅起了在我物品中找到的宗教书籍。他的眼光落在了一本书上，天主的诫律于其中有较详细的解释，而且附有几则神圣的故事。他惊诧于在其中发现了如此美好如此神圣的教理，只得承认我们的宗教是劝人为善的。他知道自己错了，但为时已晚。他已经向上司控告了我们，而当事情变得对他不利时，便竭力设法牺牲我们来为自己开脱。为此，他于当天下午把我们叫去盘问，以便看看我们答复中是否有该受指责之处。他先传唤Oang-thien-Kio（原文如此。前文写为OangthienSio，后文中又写作Oangthientsio。——中译注），从他嘴里只问出了我们据十诫教理作忏悔的情况以及对我几件祭器的说明。随之又传安德烈·杨听审。老爷无法使他承认我们有什么巫术书籍，可又竭力想把我们当邪教信徒治罪，于是强迫这个孩子承认犯有曾使天火降临索多姆城的那种可耻行为（索多姆，死海附近地名，今属以色列。据《圣经》载，因该地风俗败坏，多有行鸡奸者，触怒上天，故降天火惩罚之。传教士以这一典故暗示：县丞老爷想逼这个十七岁的男孩承认与传教士有鸡奸行为。——中译注），安德烈·杨坚决拒绝。为惩罚他这一坚定态度，老爷几次命人打他五十耳光。严刑丝毫动摇不了他的坚贞，于是，老爷又让人先后四次在他右脚踝上敲了二十棍子。孩子的喊叫声使我心碎。他渐渐失去了声音，不久就衰弱不堪了。老爷见状只得停止用刑，将其押回牢房。把孩子的事情搁在一边后，他又派人传我问话。他只问了一些关于祭服的问题，我作了回答；随之又问我有多少信徒，我告诉他男女各约五十名。他很惊讶居然还有女信徒，对此我答道：“女子和男子一样，不是也需要拯救灵魂吗？”我的回答没能使他满意，于是他转而就教名问题问一个中国基督教徒，为什么我们取这样的名字。后者告诉他这是我们的习惯，旨在为自己确定一名应予效法的圣徒，以便像他一样得上天堂。这便是第二次审讯中发生的事，随后我们重新被押回牢房。在狱中，我痛苦地看到安德烈·杨这个孩子脸部极度肿胀，眼睛里往外渗着血，而且因脚部刚受过刑，所以几乎无法站立。尽管这种状况使他痛苦不堪，但一见到我，他又恢复了天性使然的那种可爱的温和及天真的快乐，而且，与类似情况下迥然不同的是，隔了一天，他就复原了。 这位王爷是当朝国丈，露面时排场很大，不少下级官员照例簇拥着他，后面还跟着九百名士兵及一批校尉军官。这一排场引得四周啧啧称奇。众多官员同时云集于此，原本为处置和打击白莲教，却恼人地发现他们上了轻率冒失的（县丞）老爷的当。后者为此受到严厉斥责，还被罚了一笔颇叫他心疼的款子。 第二天 次日 都察爷见从我们嘴里掏不出他希望的话来，便使出了最后一招。他命人搬出夹棍，让我尝尝脚踝受刑的滋味。一伙士兵当即围拢上来，将我跪着反推到大堂下面。在那里，他们脱下我的鞋袜，把夹棍放在我脚上并开始拧紧夹棍。与此同时，都察爷在堂上吼道：“说！承认你到这里是为敛财！”我答道，我不会这么说的。——“那你来做什么？”——“为了传教。”——“什么宗教？”——“基督教。”见无法让我说出他希望的供词，他对刽子手们道：“夹碎他的骨头！”巨大的疼痛使我昏了过去，我几乎看不见东西，只听到刽子手们冲着我耳边喊道：“说吧，承认你是为了钱粮才来这里的。”最后，我隐约见副总督对都察爷道：“大人，此人是不会弃教的，再拷打也没用。”于是，他命人松开夹棍，士兵们立即搀着我胳膊将我带出大堂。受了这种刑罚后，人们会感到五脏六腑似乎都挪了位，浑身不适而且要延续很长时间。被送回牢房后我就感到了这种症状，此外我还发烧了两个小时。我以为自己将大病一场而且那令人渴望的时刻也快到了。但结果并非如此，我在基督徒们央求下吃了点东西后疼痛居然消散了。不久，我觉得几乎痊愈了。 下午，我们又被传唤，这次被带到称为“道爷”的大官面前。他很少提什么问题，轮到我时，对我说，如我承认是为了钱才来这里，我的案子便是小事一桩，如我咬定是为宗教，那便是一桩罪行。说罢，他对齐刷刷都在那里的其他官员高声道：“本案不值得兴师动众，根本不必把我们请来，诸位只管打道回府，由我亲赴成都与总督料理一切。”于是，我们又被带回牢房。次日 进城后，我们被带到一位大官的衙门前，在那里等了约两小时后，有人把我们带到首府都察爷跟前。我们一露面，他就坐上了堂，而且令我立即应审，还不许任何旁观者在场。我觉得这是个不喜欢虐待的人，但他不愿听我自称是欧洲人，还愣说仅凭我的面孔就说明我是广州人。这是为暗示我照他的话说。若能这样，一切原本就可结束了。但我拒绝这么做，始终说自己是欧洲人。最后，由于我很想制止此种迫害继续发展，便回答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可以自认为是广州人——因为我在那里有一个住所。但这一答复不能使他满意，他坚持让我说我生来就是广州人，还怒气冲冲补充道：“别因为你的欧洲人名字而把别人也连累致死！”说到这里，他叫来打手打了我五记耳光。当时我很虚弱，所以当即昏倒在地。他只得很快把我送回牢房。我在牢房地上躺了很久都无法恢复体力。十二天后，他第三次传唤我。从牢房到审讯大堂的路上，他派人不断敦促我承认自己是广州人。在此情况下，由于看到他有意释放因我而被捕的基督徒，同时考虑到他提及的我让基督徒们遭遇的危险，所以我认为可以对他说他能把我当做广州人——既然我在广州Sin-xan县，不，我弄错了，是Hian-xan（指香山县。——中译注）县有一处住所。这是我在（四川）首府经受的最后一次审讯。在这个城市里，我和基督徒们一起被当做囚犯关押。囚禁我们的牢房真是人间地狱：里面闷热异常，散发着一股难以忍受的气味，肮脏不堪，还有各色小虫和虱子……关在一起的囚犯通常有六十多名：大多数人都处于可怕的赤贫之中。此外，狱中还流行传染病，许多人因此丧命。病人们躺在地上，其状不堪入目，倘形诸笔墨，恐有伤大雅。一片嘈杂声、喊叫声，狱卒欺压弱小，更不必说这些可耻的家伙中不少人干出的伤天害理的事了。 安德烈·杨在狱中病倒了，其状使我极为痛苦，然而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他的耐心与温和更感化人了。他告诉我他将高兴地死去，因为有我在他身边。天主对这个圣洁的孩子另有安排，所以不久就让他恢复了健康。和我一起的三名基督徒患了传染病，其中两人接连几天生命垂危。不过只有一名基督徒死于这所监狱，此人不是因宗教原因入狱的，而是因在云南的战争中懦弱地开了小差。他得知我们的身份后便加入了我们的集体，我欣慰地听了他的忏悔并看着他在至深的虔诚中死去。我还听了Tchang-Kouen的忏悔，他在调换牢房后也死了。这个中国年轻人品质优秀，所以连异教徒也喜欢他并对他的死表示惋惜。据我猜想，他之所以得病，是因为对我刚说起过的那位基督徒行善。他始终陪伴着后者，而且，为鼓励他勇敢面对死亡，他说话时过于靠近后者了。天主的旨意是多么令人赞叹！我不由想到，天主引导我们到这所监狱正是为了拯救这个逃兵的灵魂。他已多年没做过圣事，也得不到神父的帮助，但在这里他却充分利用了我给他的帮助，从而使他去世时对天主充满了敬畏和热爱。 他死后不久，就传来了让基督徒调换牢房的命令。我问名单上是否有我的名字，回答是否定的。这样，安德烈·杨这位年轻的初学教理者及另三名中国人就与我分开了，我起初被关押的牢房里只剩下我一个基督徒。我们在那里一起度过了二十一天。他们的离开使我十分痛苦，我承认这使我掉了不少泪。从此，在面临困境或种种精神痛苦时，我失去了人们的任何安慰。我几乎总是十分虚弱，头都很难抬起来，也无力举起被紧紧铐在一起的双手。我把心奉献给天主，只要它喜欢，我便顺从地这样待下去，而且很可能要待到迫害结束之日了。 基督徒们与我分开后约过了一个月就被释放并遣返回家了。安德烈·杨回到父母居住的King-tang后又被押在牢里关了六个月。当地官员见案子已在成都了结，所以没敢打他，只是把他长期关在牢里予以威胁，试图动摇其坚贞以促其背教。这个孩子一口咬定他宁肯被杀头也不叛教。官员们见在这个孩子身上纯属浪费时间，只得放他回家。 在成都狱中，这个孩子曾给了与他一起的新信徒们许多安慰和支持。他把记在脑海里的我教育他的话讲给他们听，并以自身的言行不断增强其信心。他的腿在狱中患了溃疡，长期为此而痛苦，但既无药物又得不到救助，腿上戴的锁链刺激着肿胀部位，使伤口更加疼痛，几乎变成不治之症。最后，在一名入狱多时的囚犯的劝说下，牢头终于对这个孩子动了恻隐之心，让人打开了孩子病腿上的锁链。当血液重新流通时，孩子感到钻心般疼痛，不过这是短时间的阵痛。无疑，靠天主佑护，他的溃疡很快就好了，所有人都为之惊讶。 我在此要说说这个孩子对我的慷慨。离开成都前，他设法弄到了十个里亚（Liard法国古铜币名，是很小的辅币单位，币值大致等于我国当时的一个铜板。——中译注），便将其交给为我送饭的狱卒，请他替我买点肉。狱卒留下了一半，用剩余的钱为我买了一小块熟肉，交给我时告之曰这是安德烈·杨为我买的，作为他的一个纪念，还说他深情地向我致意，他要回到父母身边去了等等。我承认，直至此刻我用笔记叙这一切时，他这一行为仍让我热泪盈眶。终于，基督徒们获释的次日，传来了让我调换监狱的命令；又过了三天，人们让我返回荣昌。途中我患了病，正是夺去了成都许多囚犯生命的那种疾病。到达荣昌监狱后，我要求医生看病。官员予以拒绝，还说我不如死了的好，因为我到他县里后给他造成了那么多损失和痛苦。但天主还不想让我死，因此替代人力在我身上发挥了作用，使我没过几天就恢复了健康——但这是为进行新的战斗。1770年阴历二月十四日（我记不清公历日期了），总督一封信函到了县里，令荣昌官员让我说明究竟是哪国人。于是，官员传唤了我，我说自己是欧洲人。他接着道：“干吗这么说？这会要你命的！”我告诉他我永远不会改口而且从未说过相反的话。说罢，我重新被押进了牢房。 同月二十九日，荣昌官员尚未答复总督第一封信，后者第二封信又到了：这是有关我案子的一封非常重要、非常紧急的信件。官员立即委派两名刑事案件书记员来我牢房，千方百计逼我承认自己生于广州、长于广州。我告诉他们这是白费功夫，我永远不会说谎，因为这将触犯我有幸侍奉的天主。第二天，他们又来了，还让一个入狱已久的囚犯帮他们劝我承认他们希望于我的事。这个囚犯是个精明人，曾帮我弄过饭；我让他别掺和在这件案子中，因为我主意已定，无可改变。于是，他向他们报告说我是坚强不屈之人，他白劝了我一场，一切均属徒劳。两位书记员道：“既然他如此顽固，那就让官员审讯吧，只需用夹棍和棍棒伺候，定会让他屈服的。”这是封斋期第二十五天或第二十六天所发生的事。 为准备受刑，我除常规祈祷外还增加了念《玫瑰经》。起初，我感到不安、心悸，这是担心酷刑所致；《玫瑰经》念到一半时我恢复了平静。结束《玫瑰经》后，我又进行数念珠（连续十颗珠子）的祷告，以便乞灵于面对彼拉多（罗马帝国驻犹太地区总督。耶稣被捕后，他担心民众暴动，故当众将其交给宗教法官审判，同时让人端来一盆水当众洗手，以示他与耶稣之死无关。——中译注）时的耶稣基督。承蒙他满足了我的心愿，使我充满欢乐和力量，我觉得他在暗中让我相信耶稣这一至高无上的名字的力量。 耶稣受难周的星期四，我呕吐不止，身体更加虚弱，但我不愿因此而中止斋戒，我认为绝食不会损害我的胃。圣周（复活节前的一周）的星期三，我向天主悲叹，因为我被剥夺了于次日在教堂里迎接耶稣基督的幸福——这是教士们为履行复活节的义务而享有的权利。耶稣基督乐于补偿我，为我提供了想念他的一切方便，而且让我在祈祷时品尝到了难以言表的平静和欢乐。 星期一复活节，我上文说起过的那个囚徒脸色苍白眼泪汪汪地来到我处，告诉我官员之子刚给他念了总督第二封信的内容，总督在信中下令，若无进一步情况，官员须设法把我在狱中弄死，还说此事后果由他承担。这个囚徒还说官员曾以种种借口推迟答复，但他无法再拖了，因此，见我拒不招认自己是广州人，官员只得在我死后再向总督复命了。夜幕降临，我和衣躺在破床上等待人们让我去死的时刻。当天晚上及随后两天，我都是在这种等待中度过的。第三天，我的担心消失了，我感到天主本身已暗示我它不允许我去死。这位官员虽然冷酷地拒绝我就医，而且似乎希望我死在狱中，但却下不了决心执行上司这道残酷的命令。这一变化令所有了解中国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说到底，下级官员在总督面前都会像奴仆般心惊胆战，他们的命运、地位、升迁都取决于他。这位官员曾用二十天时间设法让我躲过其上司的残忍，而当他似乎决定执行上司命令之际，我说起过的那个囚犯的一句话又改变了他的主意。这个囚犯提醒他：“您不怕这个基督徒之死被太多的人知道吗？”过了几天，见危险已过，这个可怜人——尽管他是异教徒——不禁对我说道：“您的天主这么保佑您，可见祂确实是万能的惟一真正的主宰。” 这位官员当年被革了职。一个月后，另一名官员继任其职，但只在任两个月。12月份，从北京又来了一位新知县。两名基督徒为我的案子向他递交了一份申诉。知县据此认为我生活太苦，便冷冷地答道他会命人给我囚犯待遇的。这种待遇大致相当于每月一斗米和一百五十里亚（菜金）。次年即1771年，这名知县也被革了职。 1772年7月末，张姓官员重新开始了对基督徒的迫害。八月初一上午，他参观了佛塔后突然来到监狱，先向狱中供奉的偶像行迷信祭礼，落座后把所有狱卒叫到跟前，问他们是否有人来狱中探望和照料我。众狱卒都说没有。他告诉他们，总督派他来荣昌时曾向他抱怨，该县前几任官员均未处理好我的案子，因此把此案交给了他并就此下达了最严厉的命令。所以，他要狱卒们严查此事，他本人也将调查，若发现狱卒们欺骗了他，他就用夹棍和棍子敲碎他们腿脚的骨头。他表示下个月初一还要来，希望届时事情会水落石出。说罢便走了。为了解危险有多么严重，在此必须说明前些年帮助过我的两名基督徒就住在该县城一户邱姓人家家里。人们用以帮助我的钱就放在那里，这户人家的一个孩子还以极大的爱心照料过我。没有比发现这一切更容易的了。我意识到这一点，为此深感不安。在此困境中惟一能助我的天主——我值得崇拜的圣父——果然又给了我安慰并使我坚定了起来：它使我心中骤然充满了甜蜜的欢乐、坚定的信心、无穷的力量和光明，它暗自向我许诺既不会抛弃我，也不会抛弃我亲爱的信徒。 官员接着道：“你没拿一根绳子上吊吗？”（他想暗示我自行摆脱并试图让我绝望）我说没有想过上吊。“我会帮助你死的！”他反唇相讥道。突然，士兵们抓住了我，把我脸朝下按倒在地，其中一人开始用竹杖打我裸露的臀部。官员下令打我三十大板。打到二十下时，我觉得要昏过去了。这时，官员下令停止，因为天主让他改变了主意。必须承认，这种酷刑完全是Pro nomine Jesu contumeliam Pati(为了耶稣的圣名，我甘愿受侮辱）。我承认自己为此而快乐，所以回到牢房时是高兴的。打发我离开之前，官员说次日还要传唤我，还会让人打我一顿以便帮助我死。周永昌被掌脸二十，另两名基督徒挨了十六大板后被释放了。 回到牢房后我感到浑身剧痛，使我觉得再经受几次这种酷刑我是必死无疑的。于是我坐在监狱院子里做起了祈祷，此举既是为死亡作好准备，也是为转移疼痛的感觉并使思想得以自由驰骋。我让仁慈的天主充满我心间，把被我视为最后战斗的一切托付于它。天主倾听了我的悲叹，让我充满了勇气和力量，还暗暗责备我对它的许诺未寄予充分的希望。结束祈祷后，我确信官员不会让我进一步受苦了——结果果然如此。 我的疼痛渐渐减轻，脸部消了肿，臀部未溃烂，十五天后就痊愈了。 在此我要指出，官员除欺压我外，那年还两次让人把我的名字从可以领点钱粮以维持生命的囚犯名单上划掉，这是想饿死我。但天主让他改了主意，所以继续为我提供生存之必需。正当人们态度似乎有所缓和之际，天主对我进行了考验，因为它让我经受的是内心的痛苦，所以格外令人辛酸苦涩。官员因战争（指乾隆三十七年间川边大小金川叛乱而引起的战争。这场叛乱至乾隆四十一年方平定。——中译注）需要被派到了金川，直至1773年10月才回到县里。他在县里只待了两周就又去了Tchin-tong，并在那里逗留到次年。想到他仍会回来以及他的残酷，我很是愁闷，也使我担心那些帮助我的人——尤其是可怜的邱姓家庭的命运。我祈求天主别让他们因我而受到骚扰。天主仁慈地答应了我。官员没有再去纠缠他们，尽管他始终都想折磨我。的确，他曾多少次以威胁、辱骂，以亵渎神明的污言秽语以及残酷的命令纠缠和折磨我啊！但当我们受难时，天主就帮助我们，给我们以超自然的力量，这是我常感受到的；而当我们不经受折磨时，天主又让我意识到自己的苦难和脆弱，以便让我永不怀疑自己的勇气只来自于祂。 过了三个月，官员又动身去Tching-tong（原文如此。此地名上文作Tchintong。——中译注）了，直至 狱卒退下后，官员冲着我说了种种侮辱性的甚至下流的骂人话。我低垂双眼默不作声。见我一言不发，他稍稍缓和了语气先是说我一脸凶手相，随之问我有没有匕首。我说没有。官员不知说什么是好，于是不再对我说话，但仍不停地说我坏话，还断言我是该死的罪犯，说他真想打死我。此类话他重复了多遍，其中还杂有亵渎我们宗教的辱骂。他觉得这还不解气，于是突然令狱卒把我所有应用之物拿到他跟前检查，又问众狱卒对我有何不满。狱卒们说没有。官员一时语塞，便提高了嗓门喊着我名字胡乱叫骂，并把我当成疯子。他还让狱卒们永远别听信我的话，丝毫别相信我可能给他们讲的关于我们宗教的事。要让这帮罪行累累劣迹斑斑的家伙答应知县这两点要求，那倒是毫无困难的。 我承认，如此三番四次的威胁和层层设防确实使我十分忧伤，使我觉得只能等着被所有人必然地普遍地抛弃了。我目睹人世的艰险，我抱怨这一切，却未曾注意这些忧郁苦涩的想法销蚀着我的信念和希望。我常祈求其保佑的仁慈的天使无疑提醒了我。我有四次强烈感受到了内心的自责，我为自己的软弱而脸红，我祈求天主宽恕；（一旦作了自省）我当即会感到自己与从前判若两人。信心、服从、无保留地顺从我主的意志——这一切重新又在我心头复活起来并得到了强化。 将近10月底，我在狱中经历了一场“内部迫害”，它是与我作对的囚犯们强加于我的。我受够了他们的侮辱，还常遭到毒打和用刀把我剁碎的威胁。他们议论道，即使杀了我，他们也不会被视为犯了新罪行：与其说因此会受到惩罚，不如说将获得奖赏。在此紧张环境中，我打定主意默不作声、耐心应对并祈求上天的佑护，我把自己的案子和自身防卫统统托付于祂。囚犯们未敢真的下手，便决定向官员告状，希望他像无数次威胁过我的那样毒打我。 正当我以为囚犯内部对我的迫害已告结束之际，它却再度兴起且变得比前更严重了。四天后，官员传唤了与我最对立的一名囚犯，其他囚犯催促他控告我；他果然干了，说我因为他不还债而跟他吵架(这根本不是事实)。天主改变了官员的心思，因为他回答这名囚犯，说他可能没听清我的话。接着，官员问他我在狱中是否做祈祷；我的控告人说是的，不过是用外语祈祷的。 在结束这个张姓官员(他是如此害怕丢官并以迫害我而居功自傲)的问题以前，我要补充一点：1777年，他被革了职。至于迫害我的另外几个人，那个判我死刑的官员因别的事情被皇帝判了刑，三四年前已自缢身亡。成都(在这个城市的监狱里，我的处境是如此凄惨)那位主官也自尽了——至少别人是这么对我说的。那个给我上刑时可怕地肆意亵渎神明的人可耻地丢了官；还有那个我生病时不让我就医的人以及那个县丞老爷，即整个这场迫害的始作俑者也是这般下场。这便是我漫长的铁窗生涯经历的始末，它延续了八年，只因为某种奇迹才使我从中走了出来。 我们在本《书简集》第十三卷中已刊登了艾若望先生对其获释的叙述。一经获释，这位虔诚的传教士又以新的热情投身于传教事业。天主降福于他的业绩：他发现了至今不为人知的某些地区，在那里撒下了福音的种子，希望结出丰硕的果实。在中国南部边陲，人们发现了一些未知的地方。艾若望先生仿佛是天主指定担任这些地区使徒的人，他派了几名讲授教理者去了解该地情况，研究在那里宣讲福音可能遇到的困难及方便之处。下面是他们向他报告的内容。 倮倮人居住的地方位于云南省南部。在某些地方，倮倮人混杂于汉人之中，但在稍偏远的地区他们则是独立的，由一名妇女统治，她可能是在国王死后继承王位的。他们向某个神明祭献牛和母羊，但不肯把神明的名字告诉讲授教理者——除非后者与他们一起祭献。他们也敬奉天地，说以前曾有十二个太阳和十二个月亮，一位天神见这些太阳烤焦了地上的万物，便只留下其中一个而把余者全毁掉了。 和汉人一样，他们于某些所在供着牌位。他们不实行土葬而行火葬，骨灰收拾好后悬于空中，认为死者灵魂就在其中。他们似乎热衷于占星术，还有记载宗教信仰的书籍。他们的文字与汉字不同，甚至行列的排列也迥异，因为他们不像汉人那样直行书写，而是像欧洲人及暹罗人那样自左至右横向书写。倮倮人似乎不像汉人那么傲慢；他们嗜酒，妇女的穿戴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朴素端庄。 我们的讲授教理者向这些异教徒宣传天主是万物惟一的创造者。他们听得很认真，但不愿答应放弃当地敬奉的神明，否则，他们就无法结婚了。讲授教理者们在离开他们去向艾若望先生报告之际，聘请了云南两户基督徒家庭去倮倮人居住区定居，以便努力引导后者渐渐认识真正的天主。 上述情况虽说相当粗略，却足以促使艾若望先生到这块新地方去作一番尝试了。他要亲自去看个究竟并竭力让这些可能与云南人说同一种语言的偶像崇拜者认识真正的宗教。 艾若望先生于临行前给达加托波利斯先生写的一封信中说道，决定进行这一尝试前，他面对天主作了长久思考，因此坚信此次旅行将得到天主佑护。他行走于艰难险峻的道路，翻过了几乎无法进入的山岭，穿越了广阔的既无水源又无树林也不长小麦、水稻的干旱地带，历尽艰险终于到达了不受汉人管辖的倮倮人统治区——尽管在临近中国的一些地方仍有多处汉人建筑物。 到达该地之前，人们可见到景色迷人的原野，有些地方还种着小麦。不过当地主要食物是荞麦及另一种与之类似的称为kon-kiao-ts的麦类作物。他们也有羊群，但总的看来显得很穷。 艾若望先生在五六户人家宣讲了基督教。他发现他们纯朴和蔼、没有傲气，言谈充满真挚，风俗中透着忠诚。女倮倮虽不像汉族女子那么腼腆，但却是稳重谨慎的。混杂其中的汉人不像四川省的异教徒那般凶狠。艾若望先生注意到了这个民族易于交往的特点，这使他认为，在此确立基督教的最佳办法是：从四川迁移一些虔诚的家庭在此定居，通过频繁的交往，他们可不遇许多阻力地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向这些异教徒灌输基督教的真理。(这一切可以)在一个名叫Sou-te-jen的信奉基督教的大官的保护下进行，这位官员居住在倮倮王国附近，镇守着一条隘道——在上次战争中，阿瓦阿瓦，地区名，今属缅甸。——中译注国王的军队便是经这条隘道进来的。 为了有条不紊而且更加深思熟虑地开展工作，艾若望先生返回云南后与达加托波利斯先生进行了磋商，他听取了中肯的意见，邀请两户基督徒家庭去倮倮地区定居。为亲自给他们带路，他再次出发了，两三名中国教士陪伴着他。这些中国教士是经他培养担任圣职的，他把满腔的热忱、虔诚，尤其是把从圣绪尔比斯神学院(他在这里接受了最初的教会教育)获得的贫修、苦修和谦逊的精神都教给了他们。 他的一位教友迪阿 报道艾若望先生动身去完成新使命的传教士（从上文看，这位传教士是迪阿梅尔先生。以下的内容是迪阿梅尔先生自身的经历而与艾若望先生无关了。——中译注）随后谈起了他自己的使命，还提及了他热心为异教徒孩子施洗所带给他的麻烦。他说，当我离开荣昌前往重庆西南方向的一等城市叙州府(今宜宾市)时，我遇见一个异教徒抱着一个垂死的孩子，我未有任何障碍便为这个孩子施了洗。我为这一幸运的机遇而高兴。过了片刻，我碰到了另一个机会，这次可没那么走运了。当时，举家迁往别处居住的一个异教徒家庭正与我同路，一家人就在我旁边行走，我见一个年轻人抱着一个孩子，为免受风寒，孩子被按当地习惯遮盖着。我想确认一下这个孩子是否也可接受洗礼，便靠近抱孩子的人，问他孩子是否有病。我本应只问这个问题并满足于他的回答，但我过于热心而且想亲自了解孩子的状况，于是伸手去掀孩子的头盖。就这么一个动作却给我惹了麻烦，差点酿成最令人不快的后果。抱孩子的年轻人一见到我手的动作，就急忙喊叫带领着全家的父亲并把刚发生的事告诉了他。后者以为我想对孩子行巫术，便发疯似的冲向我，狠狠地推我，把我推倒在地后又开始诅咒我、打我。与我同行的伙伴们前来帮我，他只得停了下来；但是，为防止我逃跑，他摘下了我的帽子，强迫我跟他去途经的哨所。他要在那里控告我，让哨卡头目惩处我。在别的情况下，他的控告不会令我不安，可当时我正好带着做弥撒用的祭器，人们可能会检查我的行囊，提一大堆问题让我为难并从我伙伴们嘴里掏出足以使宗教遭遇危险和引发一场迫害的回答。然而我还得跟着我对手往前走，因为他自以为遭了我的侮辱，他要讨一个说法。他太急于报复了，甚至等不及到小官吏那里就已无法自控。盛怒未消的他又一次扑向我，撕下我的外衣，抡起拳头使劲朝我打来；然后，他一面不停地诅咒我，一面又用双手举起一块大石头全力砸向我，倘不是天主干预，我肯定当场就死了，因为从这块沉重的石头扔过来的力量看，它一准会砸烂我所有的肋骨。然而我却只在肘部及伸出去挡开打击的手部受了点轻微的挫伤。我们终于到了哨所。士兵头目出来问有何事。那个异教徒便依当地习惯跪在他面前控告了我，说我试图以魔法夺去他孩子的生命。这个头目听罢便要我回答。我说自己没碰过他的孩子，只是想知道孩子是否有病，目的是行善，正像我常对其他人所做的一样。 我的伙伴们证实了我的话，还说我懂点医术。因此，异教徒的状没有告成。哨所未检查我的行囊，这是天主意志新的显现；但他们问了许多问题，使我左右为难：回答这些问题就有损基督教和基督徒利益；若以另一方式回答，则又恐违背事实。我身边围聚了许多人，都想知道我是哪里人、从何处来、到哪里去。对所有这些问题，我只答道我住在重庆；我宁肯他们把我当成傻瓜也不愿答话太多而使自己尴尬，因为说话太多有可能暴露身份或是与事实不符。此举的成功超出了我的希望。人们只是嘲笑我的回答，而对涉及宗教之事却一字未提。更有甚者，天主使围观者倒向了我一边：几个异教徒见我的对手抢走了我的上衣，便把他找来让其还给了我。 但事情尚未完全了结。向哨所小头目告状的那个异教徒见未能如愿，遂决计把事情捅到另一官员那里并要不惜一切代价使我受到惩罚。我们刚重新上路，有人便警告说那个人等在前面，而且要再次状告我。为了躲开他以免遭新的烦恼，我们上了一条弯道；但这是徒劳的，此人抄近道不一会儿就出现在了我们面前。他再次对我施暴，坚持要拖我去见前方一个城市的官员。与我同行的伙伴们这次可不像先前那样屈尊俯就了，一个健壮胆大的伙伴觉得这样欺负人实在太过分，他忍无可忍，于是走近这个异教徒想迫使他就范。我制止了这名基督徒，不让他粗暴地对待我的敌手；那个异教徒则怕自己势单力薄，觉得还是退却为妙，便很快打定主意去和家人会合了。于是，我们回到了原先的道路平安地继续赶路，直至叙州。我在那里待了约十二天，为众基督徒举行圣事，结束使命后于1779年圣诞节后启程返回重庆。 一回重庆，我便目睹了一名异教徒与众不同的归信。此人性格暴躁，其兄弟是一名乡镇小官；他常去一些熟识的基督徒家中，伺机扰乱他们的宗教活动。新信徒们凭经验知道，一般说来，异教徒之所以反对基督教，是因为不了解其教义的美好；于是，他们拿给这个异教徒一些书籍，这些书籍通常是拿给接受洗礼教育的人看的，基督教义中有关道德伦理的内容于其中解释得非常详细。异教徒收到书后认真读了起来。他被震撼了，产生了做一名基督徒的强烈愿望。不久，他得了病，遂要求受洗。基督徒们见他危在旦夕，同时认为他已为受洗作了充分准备，便于我不在时给他施了洗。几天后我回到重庆，就去看望了他，使他为死亡作好思想准备，还为他行了其他圣事。他以巨大的宗教热情领受了圣事，两天后归了天，临终之际作出了证明其信仰真实性的最感人的表示。 基督徒们把最强硬的反对者之一争取到了自己一边。在这一成功的鼓舞下，他们当着大批异教徒及死者当官的兄弟(他当然要参加葬礼)之面公开举行了基督教葬礼。这场盛大的葬礼在崇拜偶像的地区显得如此新颖，给百姓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对这种礼仪很感兴趣，不少人要求学习我们的宗教。八天后，有七八个人要求入教，尤其是死者的家人，他们首先入了教。我已经为死者之妻和他两个已婚的儿子施了洗。两个儿媳准备于不久后接受这一恩惠。 在我们有机会教育的所有异教徒中，我们常可发现与此相同的倾向。由此可以肯定，若想发展更多的基督徒，缺的只是传教士。有了传教士，才可教化每天出现在面前的异教徒，才可在他们归信后继续强化其信仰。若无传教士培养新信徒，后者的信仰就会在包围着他们的异教徒中间弱化，因为异教徒在新信徒眼前展现的只能是迷信的偶像崇拜以及通常作为其结果的道德败坏。 今年发生了严重水灾，不少人口稠密的村庄被整个淹没了。1780年6月，北京一场大火烧毁了鞑靼人居住区上万所房屋。大火一直蔓延到皇宫前面的头几条大街。不过火只烧了一夜。这一事件使不少官员失了宠，他们被控缺乏警惕，有失防范，是皇帝的御林军灭了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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