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 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安多神父寄往欧洲的备忘录 |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VI) 小德兰爱心书屋

第一款

当多罗先生被任命为赴华教皇特使时，他从罗马致信闵明我神父，请他从中国方面为其获准在该帝国某个港口上岸的许可，甚至还请这位传教士帮他出主意。教皇特使这封信函写于1702年2月7日。闵明我神父通过多种不同途径给多罗先生作了答复，信件是在福建和广州寄出的，他在这些信中向教皇特使诚恳地谈及了履行特使职责期间值得担心或可以指望的事。

多罗主教先生1705年4月8日抵达广州之际征求了当地最资深的一些传教士的意见，因此决定隐其头衔，待时机合适时再予以公开。然而他又让人致信在北京的传教士，说他将前往南京，他们可以把给他的信寄往该地。这一决定不久就改变了，因为他听信了与大家意见相左的几个人的劝说。他致信在北京的传教士，让他们不由分说地通知（中国）皇帝：安塔基亚主教业已抵华，经教皇陛下赋予全权，前来各传教区巡视。从这时起，除了给闵明我神父写信，请其向他提出他自己认为适当的忠告外，主教先生就再也不向任何在京的传教士问计了。人们明显感到，在下达了令人绝对执行其命令的指示后，他已听不进与其意见相左的话了。他还让我们推荐一名耶稣会士担任南京宗座代牧主教，然而他并非不知道我们在这一问题上无法满足其愿望。

遵照主教先生第一道命令，我们给正在鞑靼地区的皇帝写了两封信，请求皇上准许主教先生在华行使其职权。中国方面对开头两封信未作任何确切答复；对我们的第三封信，中方答曰不准（主教先生）入宫；最后，作为对我们第四封信的回答，中方准其入宫。皇帝降旨让教皇特使身穿鞑靼服装并为其支付进京费用。有人在罗马及别的地方散布谣言，说供职于中国皇宫的传教士阻止教皇特使进入该王国；通过以上事实，我们可以或至少应该让这些人闭嘴了。

多罗先生9月9日自广州启程，一路上到处受到隆重接待。然而，由于给他提供的运送他进京的船只大而笨重，他抵京时间晚了一点。传教士们早已唤起了皇帝会见一位拥有教皇特使这样崇高头衔的人物的愿望——因为我们使中国皇帝陛下对这一头衔产生了强烈印象；如今这一愿望的实现也要晚些时日了。将近11月中旬，皇帝专门派人赴广东省（原文如此。地名可能有误。——中译注），以加速其行程为名对教皇特使进行观察。当月25日，他又派皇子胤祐及总督之子前去迎接特使。京城三个教堂各派一名传教士陪同这两位官员。他们在离京24法里的地方见到了主教，由于河道冰封，后者被阻挡在那里无法继续前进。他们由陆路把他领进了京城，12月4日，主教抵达北京。多罗先生被安顿在皇帝于其宫内为传教士建造的寓所中，以使其更便于得到宫廷的恩惠。事实上，教皇特使逗留北京期间，其生活必需品均由皇帝出资拨给。鉴于主教的一名仆人刚刚去世，皇帝应特使请求给了他一块地方作为墓地。特使由此产生了一个强烈愿望：建一座在京意大利传教士的教堂。有人已经把这块墓地称为意大利人墓地了。本来，如果在原先指定供欧洲人使用的墓地中接受一份墓地，那或许更为恰当，我们也把墓地给过主教，但他却要一块新的，以此向十分敏锐的君主表明，他与我们有某种区别。

皇帝派了密探观察这次下葬与基督徒通常的葬礼有否不同；当得知有不同时他很生气，不过丝毫没有发作。相反，他给主教送去了御膳用的两只野鸡。尽管皇帝当时龙体欠安，但居然准许主教前来见驾——这是未有先例的恩典。皇帝是在离第一道宫门不远的一个园子里接见教皇特使的，这样就能让后者不必费力穿越宽大的庭院和长长的走廊了。这一天是12月31日，多罗先生第一次获准面见皇帝，其所有随员及北京所有传教士均伴随着他。考虑到他的身份和疾病、他须从中通过的各式仪仗队列，奉旨准他免按华俗施礼。因此，他以跪拜方式向皇帝陛下致意，这种方式在欧洲是被视为表达崇敬之情的。皇帝让他在一叠垫子上就座，问他教皇是否安康。皇帝是以令我们高兴的仁慈亲切的神态做这一切的。这种接见在欧洲可谓寻常之事，在中国却被视为奇迹般的恩典了。皇帝以各种方式表示对教皇特使的好意：他让宫中最高贵的爵爷向特使献茶，还亲自把斟满酒的杯子交到特使手里；最后，人们为特使摆上了一桌有三十六道精美菜肴的宴席，而皇帝几乎没有动这些菜。这桌宴席后来被送到了特使寓所。晚宴后，大家交谈了一些轻松愉快的事，接着皇帝请特使说明此行目的。他用了相当长时间倾听特使高谈阔论，当后者离题时还善意地把话拉回正题；最后，他以皇帝身份请特使相信他。

可以断言，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对外国使节的接待可与对多罗主教的接待相比。如果新来的欧洲人因不了解中国宫廷习俗而对此无法相信的话，那么所有鞑靼人和汉人对此是确信无疑的，皇太子证明了这一点。基督新年开始之际，人们看到皇帝再次对多罗先生表示了善意。1月1日，皇帝许诺将给教皇送礼；次日，他就派人交付了礼品。他还派白晋神父代表他向教皇送礼；主教先生则派沙国安先生以其名义前往罗马。白晋神父和沙国安先生只负责那些最不重要的礼品，因为我们在京听说将有船只驶往欧洲，皇帝把最珍贵的礼品留着由送主教先生回去的船只运送。

这时，皇帝陛下要去冬猎自娱了，由于主教先生觉得不宜陪驾进行娱乐性旅行，人们就请他派某位随员去见证这场盛大的活动。官员们则奉旨每隔三天就给健康欠佳的教皇特使送食品。

春节已近，我们开始担心宫廷对主教先生的馈赠有所减少，尤其怕皇帝于每年辞旧迎新之际分发礼品时对主教先生的礼遇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高。当看到除夕降临，皇帝方面却毫无送礼迹象时，我们更担心了。然而，陛下却命人给主教先生送来了一条硕大无朋的鲟鱼，此外还有其他鱼类、几只鹿、野猪、野鸡以及一桌宴席，桌上银器餐具十分漂亮，菜肴比前次更为丰盛。运送礼品的礼车真是再漂亮不过了。

2月26日，皇帝请主教先生观看在一座行宫中施放的焰火。由于多罗先生身体一直不适，皇帝命人抬着他穿过园子，让他坐在舒服的位子上，还请他听太监们演奏的音乐——这些乐曲本来只让太监们在妇女闺房中唱的。最后，皇帝让主教在其行宫过夜，两名官员在其房前彻夜守护。

初春时分，皇帝移驾北直隶省，以便在彼猎鸟娱乐，因为那里有大批水鸟。这是气候宜人的季节里的一种游乐，皇帝通常于赴鞑靼地区避暑前进行这种消遣。皇帝不在京城时，主教先生从皇太子那里获得了同样的馈赠和礼遇。5月里炎热的天气引得主教先生想去洗温水浴了，众人也认为这于他的健康十分必需。于是，他在一名官员陪同下前往温泉浴场，后者为他准备了舒适的住所。皇帝常打听他的健康状况；6月10日前后，皇帝派人召他前来话别。主教先生因病情加重而无法见驾，于是两名三品官员奉旨寸步不离主教先生并随时将其情况报告宫中。一听说他已康复，皇帝立即给他送去一份礼品（这是中国人对康复病人的习惯做法），其中有十五只狍子和一斤珍贵的人参。

得知皇帝又将前往鞑靼的消息后，多罗先生不想错过再见一次陛下的机会。他在皇帝一座城外行宫中受到接见，一批官员十分排场地把他带到了那里。皇帝始终记挂着主教先生身体不适，因此准他依其方式由其随从们伺候。随后，有人把他引进一个内厅，他在张诚和徐日升神父扶持下行了大礼后便在皇帝面前落座。接见时皇太子也在场，此外还有皇帝第九子和第十三子及几名廷臣。谢过皇帝美意后，他被邀请于次日参观皇帝的乡间行宫及皇太子的几个花园。

主教先生在所有场合均受到了最高的礼遇。皇太子在其花园里亲自作陪：他命人准备了两只小船在园中水面上泛舟，一只给主教先生，另一只供皇太子乘坐。太子的船有时驶在特使前面，仿佛是为其引路，有时又与其并驾齐驱，以便与特使交谈。之后，太子还以可口的清凉饮料款待多罗先生。特使随之告辞，离开时博得在场所有人一片掌声。这是效力宫中的传教士们为一个外国人谋得的一次奇迹般的接待。不少人甚至窃窃私语：一个伟大帝国的储君如此不拘礼节，简直有失身份。

确实，这是天主本身打动了皇帝的心，使他善待多罗先生；不过可以说北京的神父们为了使皇帝如此敬重教会，同样也做了许多工作。不信基督教的人们因此作好了准备，愿意信仰在异教国家宫廷中也备受尊敬的这种宗教了。但愿皇帝一如既往地以同样的礼遇对待主教先生！尽管在两个月中皇帝觉得受到了顶撞，但他并未拒绝宽宏大量地对待主教：宫廷始终免费为他提供食品，而且正是皇帝出资把他送回广州的。

第二款（关于宗教问题的争论）

我们在这一款中仅限于说明，多罗先生抵京时曾向传教士们暗示，他认为罗马（教廷）已经下达了通谕，用以裁决令人不快且使其分裂的争论。传教士们请求主教大人使其了解通谕内容，甚至请他宣布通谕，同时保证：为了服从教会，他们可牺牲传教区的利益，直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如果教皇下令，他们甚至可以放弃中国。

有关这些争论的其他细节，我们就不谈了，因为我们自行规定必须尊重教皇命令，而历代教皇皆禁止谈论此事——无论直接或间接谈论均属禁止之列，而且下令绝对服从他们。

第三款（主教大人在北京宫廷几次谈判中的行为方式）

1705年12月25日，皇帝派人询问主教出使目的。皇帝对其帝国中发生的一切均洞若观火，他不会不知道我们不和的缘由。因此，当看到教廷特使到来时，他很容易想像这无非是为欧洲传教士们重新言归于好。于是，他派员告诉特使，远涉重洋6000法里，势必负有重要使命，他有必要了解这一点。主教答道，他来中国只想代表教皇感谢皇帝陛下，因为陛下很乐意保护基督教和传教士。主教先生本可以把出使的真正目的说得更清楚些，但沙国安和阿比亚尼（Appiani）先生阻止了他。最后，他决定让皇帝知道他此行的真正目的，不过要秘密地、通过官员们的渠道让皇帝知道。12月26日，他把一份用意大利文写的致皇帝的陈情表交于几位官员之手，随之在一次秘密会谈中又向他们表示，他前来是要视察北京的神父们。当天晚上，我们从主教本人处获悉，皇帝曾向主教阁下担保，在宫中效力的神父们品行端方，因此只准他去视察分散于外省的神父。这一切发生于特使呈上的意大利文陈情表译成中文之前。我们很快就会谈到这份陈情表的。

12月27日，官员们告诉主教阁下事情办结了。“事情办结了”一语令特使大喜过望，他以为皇帝允准了陈情表中提出的一切。基利亚尼和其他神父觉得应该对他这股高兴劲儿稍稍泼点冷水，于是告诉他，中国人这种说法仅表示事情正在办理。他们还让他明白，既然陈情表尚未中译，皇帝很难这么快答应他一切请求。下面是译自意大利文的这份陈情表的原话：

遵照皇帝陛下旨意，我愿禀报陛下：教皇陛下虔诚地希望陛下灵魂得享永福，并热切希望与陛下的宫廷永远保持联系，且随时获悉陛下本人的消息；教皇陛下愿把一切事情告诉陛下，尤其要把一切能使陛下高兴的事通报于您。为此，教皇陛下希望派驻一人于此，此人应十分贤明、廉正且精通教理，其身份是所有欧洲传教士之总会长，他既要满足教皇陛下和皇帝陛下的意愿，又要确保传教会的良好管理——至今为止，陛下以其保护、儆戒和仁慈的忠告已经为这个传教会带来了巨大的荣誉。

皇帝急于读到这份陈情表，因此，当满文翻译仅及内容的一半时就命人进呈御览了。读罢全文后他说道：“这只是些无谓的要求，难道主教没有别的事要在这里谈了吗？”廷臣们对皇帝的洞察力都深为惊讶。

12月28日，官员们转告主教，皇帝认为这位总会长应是宫廷熟悉之人，他至少应在宫中呆过十年且熟知宫中规矩。官员们还以十分恰当的理由论证了君主这一意见。这一消息对主教不啻晴天霹雳。他神情暴躁激动（我们很希望将此归咎于他的疾病）地大声说道，人们昨天全答应了他，今天却又全部拒绝了，一定是皇帝通过某种渠道接受了新的影响。徐日升神父预见到这种激动会有何种后果，因此谦恭地请主教先生别说任何会使皇帝伤心的话，因为说到底，君主昨天未许诺过任何东西，所以今天也就什么也没有拒绝，他只是提出条件以便实施主教的请求而已。主教对徐日升神父的见解感到不快，便接口道，他说话时不希望被人打断，还说他希望自己刚才的话被译出来报告皇帝。见此情形，张诚和徐日升神父决定沉默，尽管他们知道主教这番话将带来不良后果。于是，阿比亚尼先生给官员们写下了（主教的）书面答复。官员们一看这份答复，脸上便露出了愤怒和痛苦，他们大声说我们对其主子、对举世最伟大的这位君主缺乏尊敬，还埋怨道，指责君主朝令夕改便是指责他性格轻率。为了更尽情地宣泄对我们的怨气，他们退到了另一间屋子。这时，单独与主教先生呆在一起的徐日升和张诚神父适度地向他指出，在这个宫廷中需要一种更适当的谈判方式。闻听此言，主教再也克制不住了，他怒斥徐日升神父，轻蔑地说他三十年来从事的不过是皇帝身边卑贱的手艺人职业。他强迫徐日升神父发誓说实话，最后又让自己的助理对他进行审查。徐日升神父漠然置之，正当他打算辩解时，助理拉着他的胳膊把他带到了别处。皇帝打猎时就从一名太监那里获悉了主教先生处所发生的一切；当天晚上，他令阿比亚尼先生写了一份对教皇特使的申斥。首次谈判即告流产。

12月29日，皇帝朗声告之于朝臣：我们这位欧洲新来者以为宫中那些先前到达的欧洲人谋取了他在陈情表中所说的那个新职位，他完全弄错了，因为这种职位在我们这里一则既无品级又无特权，二则它对他们将是一种重负。罗马人必定会把在京谈判效果不好的责任归咎于他们的代理人。朕了解先前到达的这些欧洲人，确信他们中无人愿承担这一重负。朕也不认为他们中会有何人出任该职。与此同时，皇帝命令我们就传教会总会长问题上发生的一切向主教助理提出申明。我们以此申明表示：

1.我们未以任何方式阻碍皇帝给予主教先生所希望的一切；2.即使皇帝迫使我们接受在华所有传教士总会长一职，我们也会拒绝——哪怕因此遭到最严厉的惩罚也在所不惜。主教以教皇特使全套礼仪接受了这份申明，我们所有人都跪在他面前。他先听我们朗读申明，随后说道，他确信我们中某些人或至少某个人破坏了他与皇帝的谈判，他要我们注意千万别与教皇及教会的旨意作梗，还说他的计划是建立罗马教廷与北京宫廷间良好的联系以推进传教。我们聆听了主教这番话后默默退了出来。

第二次谈判是首次谈判的继续。张诚和徐日升神父从主教先生处听说教皇希望在北京派驻一人，作为（罗马和北京）两宫廷间的中间人。他们决定向皇帝谈这件事，希望君主觉得，与整个传教会总会长相比，在京接纳（罗马）一名代理人的困难或许要小一些。他们请总管太监给皇帝传话。次日，陛下在一次召见中向主教先生本人谈了此事。事实上，主教12月31日觐见皇帝时就提出了在京派驻教皇代表的建议，以便把罗马的书信送交皇帝并把北京宫廷的书信寄往罗马。皇帝答曰此事甚易，可委托他宫中先前来华的某个欧洲人办理。主教辩驳道，这个人最好是罗马教廷熟知的心腹之士而且应通晓教廷的行为特征和办事方式。皇帝道：“您所说的心腹之士是指什么呢？我们在中国是不会这么说的。在朕看来，凡朕臣民皆朕心腹之士，因此朕相信他们所有人的忠诚。朕宫中有三个不同等级的官员为朕办事，朕不管让其中某人执行朕的旨意，有谁敢抗旨不遵呢？若朕答应你们委派一位您所希望的代表，这个初来乍到者能明白朕的意思并让别人明白他的意思吗？于是必须有人翻译；而一用翻译，怀疑和不信任便产生了——正如我们今天的情况一样。”主教表示他心目中有个很用功的人，此人将夜以继日地学习中文。但皇帝拒绝接受，事情也就没了下文。

主教先生的第三次谈判并不更走运些。多罗先生很看重宫廷给他的高规格礼遇，为此仍心存希望，他忘了刚刚遭遇的两次拒绝。因此，他致信一位名叫Kan-Kama的官员，称有秘密事宜请其转告皇帝。Kan-Kama来到主教先生住地，从其嘴里得知他想自行出资在京买一所房子，现就等获得宫廷准许了。Kan-Kama常听皇帝说起主教对宫中原有之欧洲人似乎心存芥蒂，于是，为进行试探，这位机敏的官员称此事不难办成；随后，他问主教为何不通过神父们的渠道来获得他所希望的恩典。接着又问他是否有什么理由不信任他们以及对他们中谁最怀疑。精明的鞑靼人欺骗了罗马人：他从后者那里探明了其产生怀疑的真正的或错误的缘由以及被他怀疑者的名字，随之把一切禀报了皇帝。然而Kan-Kama又一直使主教先生心存希望，以为他一有合适机会便会在皇帝面前为他请求的。最后，（1706年）2月4日，Kan-Kama对主教说道：“您想在北京买一所房子，对皇帝来说，准许您买房或赐给您一所房子都是轻而易举之事（Kan-Kama这样说是与皇帝合计过的），您看到了皇帝为神父们所做的一切，如果您通过他们的机构提出您希望的要求，圣上准备为您做同样的事。因此，望您表现出和解团结的精神，与原本就在京的欧洲人联合起来和谐共事，他们是惟一在皇帝跟前说您好话的人。若不是他们为您作了有利的证明，这里有谁会承认您在欧洲是位大人物呢？您要知道他们在此地颇有声望，只有依靠他们您才能成功。”主教先生感谢这位官员的忠告。次日，他约请了闵明我、张诚、安多和徐日升神父。皇帝得知主教见了这几位神父，便令后者向他报告与主教大人的谈话。神父们已经在指望皇帝会恩准他们将为主教先生所提的请求了。然而，皇帝已从Kan-Kama处了解了一切，他告诉神父们他不想通过他们来满足主教的要求。他接着道：“主教以为朕会讨好教皇以便使朕名扬全欧，但朕如何知道他会让哪些人去住这所房子呢？没人告诉朕居住这所房子的将是哪个国家、哪个修会的人。”陛下继续道：“主教说过，他打算让其居住这所房子的人，他们的生平与早就在这里的欧洲人是不同的。但此举将导致严重后果。凡与朕宫中神父们不属同一修会的人，朕都要给他们提供房屋吗？这是不合适的，而且可能成为紊乱或至少是不和的缘由；-因为说到底，朕喜欢一致。”Kan-Kama冒昧说道，若这所房子供各修会公用，圣上或许会给予一所新房子。皇帝辩驳道：“此计不妥”；说罢便让神父们退下。我们离开后，陛下对廷臣们道：“尔等看不出主教是如何逐步退到向朕要一所北京的房子的吗？他起初想设一名各传教会的总会长，随之降格以求，要派一名代表置于罗马教廷与朕之间，最后则想要一所北京的房子，而此举旨在得寸进尺：得到房子后再要求派驻代表，派了代表后再要求设总会长。”总之，皇帝向耶稣会士们宣布，日后不准他们坚持这一要求。神父们为此很是痛苦。君主好心地派人告诉他们，他们仍可申请这所房子，不过他是不会给的。主教通过别人而不是通过神父们知道了谈判未果的消息，他为此痛苦并对耶稣会士产生了强烈怀疑。

主教的第四件事情是关于皇帝向教皇送礼事宜。对他来说此事同样不顺。陛下曾准他选派一人押运礼品并将其呈送教皇。多罗先生挑选了他的助理沙国安先生。须陪送沙国安先生赴广州港的官员奏禀陛下，由于他听不懂沙国安先生的话，而后者也无法让人明白其意思，因此最好能派某位神父担任翻译。皇帝则做了额外之事：他认为由他委派使者运送礼品要比由多罗先生的侍从押运并呈送礼品更为体面，因此，他把目光投向了宫中神父并钦命白晋神父以他的名义前往罗马。礼品送到主教先生处后，人们便委托白晋神父和沙国安先生照管。但皇帝的传旨官只对白晋神父说话，因此宫中无人怀疑白晋神父是皇帝惟一代表，而沙国安先生只代表主教先生，因为说到底，若非君主委派，任何人都不得享有钦差头衔。皇帝召见白晋神父和沙国安先生时也只对前者说话且只嘱托他一人以其名义向教皇致意。更有甚者，沙国安先生请要国书，皇帝拒不给他，而只给白晋神父一人使节证书。耶稣会士把这一切告诉了主教先生，他却不动声色。因此，我们不知道他如何看待白晋神父担任使节一事，只知道他给各教省写信称因有人建议，故让白晋神父任沙国安之助手。人们可以认为，主教先生真诚地相信，白晋神父是不会以使节身份前往罗马的——他甚至把这一点以书信方式告诉了教皇。或许他认为白晋的使节身份是尚未确定之事，因为他是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接受这一任命的；而自己作为传教士长上，他们必须获得自己批准方能接受皇帝委托。令人惊讶的是，他不想了解白晋担任使节一事，尽管此事业已公开且大家都在谈论。

在遥远的国度，在一个猜忌其权力的宫廷中，主教先生打算运用自身的权威，甚至以越权的方式处理此事。礼部派人将礼品装箱后把钥匙只交给白晋神父一人。主教向神父要钥匙，神父服从，把钥匙给了主教阁下。后来，神父当着证人的面先后六次向主教讨要钥匙，但主教根本不予回答。最后，动身的日期到了。多罗先生把钥匙给了沙国安先生而且不许他将其交给白晋神父——除非沙国安死于途中。到达广州后，为他们引路的官员准备返回宫中；这时，沙国安先生向官员索要原本为白晋神父颁发的使节证书，人们也向沙国安出示了证书。于是，白晋神父向沙国安先生表示，既然他已经从官员手中看到了证据，就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了，因此，如果沙国安先生担心官员会对宫廷作于他本人不利的证词，应当把礼品箱的钥匙交给自己。主教先生不久就知道了白晋神父的意图，为此十分不快，于是致信沙国安先生，要他宁肯把礼品扔到海里也不能把钥匙交给白晋神父，还说他将嘱咐白晋神父的上司张诚神父，让他命令前者辞去（皇帝交办的）差使。

事实上，张诚神父虽然明知要冒何种风险，还是甚至在接到主教命令之前就给白晋神父写了信，让他把礼品交与沙国安先生；他还向白晋神父许诺，他和宫中的神父们将竭力平息皇帝的愤怒。张诚神父把他刚给白晋神父发出的命令告诉了主教。

主教先生在北京宫廷经历的第五件事是这样的：他向名叫KanKama的官员表示，他急于单独觐见皇帝以向其无保留地坦陈心迹。这正是陛下渴望已久之事。觐见日期定于6月1日，但主教因身体极度不适而未能前往。于是，皇帝差人告诉主教，他可把想说的话告诉某位官员。主教两次拒绝了这一建议，声称他要跟陛下谈的事情极为重要，它既不涉及教皇利益，也与传教会利益无关，却事关皇帝乃至皇族的利害，因此他只能跟皇帝特别委派的人谈。皇帝因主教反复拒绝而深感不快，使他诧异的是，来自如此遥远之地的一个人居然要跟他谈涉及他本人和家族的事。他略显激动地拿起朱笔，在一张短笺上写明了对主教行为表示不满的理由，还命令他直截了当地说明事情真相。

在皇帝圣旨逼迫下，主教只得当着我们及官员们的面宣布，涉及皇帝本人的事情是：1.白晋神父自封为皇帝派往罗马的钦差；2.葡萄牙人阻止其他国家国民来华。我们所有人都能想像主教将引发一场何等的风波，因此无任何人愿为主教阁下担任翻译——尤其是翻译第二项内容。于是阿比亚尼把主教先生打算上奏皇帝的话告诉了官员们。后者拒绝将如此重要之事仅由口头禀报皇帝，我们只得把它们写成文字。与此同时，我们留住这几位官员消磨了一些时光，很晚才放他们回宫。在此期间，我们请北京主教先生向多罗主教先生指出他让人转告皇帝的这些话将会带来何种危险。多罗先生随行人员中的众教士们也恳求他改变主意。多罗先生只说他必须服从教皇，别的一概不作回答。这样，用意大利文写的多罗主教先生的陈情表加盖封印后就交到了官员们手中。阿比亚尼先生把文书交给他们时说道，里面写有两项令人遗憾的内容：第一项是对白晋神父的指控，他原本只被安排为沙国安先生的助手和译员，却声称拥有钦差身份；第二项是对葡萄牙人的控告，因为凡不经过他们国家或不服从他们国家法律的人，他们均不准其来华。

宫廷十分焦急地等待着主教的声明。人们赶紧把它送给正在乡间行宫的皇帝。皇长子一读完便大声说道：“这个外国人多管什么闲事！白晋神父确是我们的钦差，主教的侍从岂能与他相比？我们怎能选他担任我们的使臣？”然后，皇长子把主教的声明送达了父皇。陛下阅罢显得极为不快，他问早已在宫中供职的传教士，如在欧洲，主教先生尤其是沙国安先生这种做法是否应受最严厉的惩处。接着，他亲笔给多罗先生答复如下：1.他证明白晋神父没有过错；2.提醒多罗，作为教皇特使，他只应参与宗教事务；3.多罗嘴上说要铲除不和的根源，实际却到处制造不和；4.至今为止，欧洲人在中国行为得当，只是在多罗来华后才发生龃龉；5.皇帝还威胁多罗，在其帝国疆域内，如未经各口岸审查，（今后）再也不接待传教士了。

神父们请阿比亚尼先生预先告诉主教，他将收到皇帝严厉的答复，以便使他接到答复时有所克制并以温和的态度感染传旨官员。主教先生听从了阿比亚尼的建议。他请传旨官们感谢皇帝对他的忠告。皇帝则向他们询问主教是否已承认他的助理不是钦差。

皇帝又降了第二道充满威胁的旨意，不过他不许向主教出示，除非后者冥顽不化或急于要看这道旨意。神父们闻讯后便让阿比亚尼先生通知主教阁下。因此，当官员们再次前去时，主教表示服从皇帝的命令，而且丝毫不显得急于知道官员们带去的皇帝新旨意。当被问及召回白晋神父是否适当时，多罗先生明白把白晋神父解职可能带来的危险：因为说到底，在这种体制下，沙国安先生不可能独自承担运送礼品的使命，这就会继续推迟动身时间。因此，一听到官员们的建议，主教先生便禁不住掉了泪。他为此从未掉过这么多泪。官员们问他何以如此，他说道：“教皇陛下肯定会因皇帝陛下的礼品迟迟不到而责怪于我，如果神父延缓出发，礼品肯定会到得太晚了。”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已通过马尼拉的渠道把有关礼品的消息告诉了教皇。所以，他恳请陛下为礼品和白晋神父放行。

主教先生招致的第六件事情是：他在某个问题上引起了皇帝不快，人们要他道歉。他原本只需以泛泛之词赔个罪也就行了，可主教先生硬是不作任何道歉。这可真惹恼了君主。主教接连收到宫廷的严厉命令，它与主教的显赫身份极不吻合。最后，他被迫提出申诉，称人们侵犯了教皇特使的尊严。在世俗宫廷中，人们对如此可尊敬的头衔并不怎么在意。不管怎样，人们依然向他表示，他们是尊重教皇特使身份的，但是要他出示国书和特使的信物。如果有的话，人们催他赶快出示。主教先生提供了两封写自罗马的信件：一封写给北京主教先生，另一封是给科农主教先生的，以此证明特使身份。然而，连这两位高级教士都认为这还不足为凭——在与罗马教廷风格不同的国家中尤其如此。主教先生或许有充分理由不出示其授权书，因此他没这么做。于是，皇帝打算让他离开北京。皇帝采用的方式是：不下达令其离京的具体命令，但不准他推迟规定的动身时间。皇帝还降旨令白晋神父和沙国安先生携带礼品回宫，留待某位能出示合格授权书的教皇特使护送。

这一计划起初仅作为一种威胁告知多罗先生的，以便使他回到皇帝希望的立场上来；但主教未采取任何措施平息宫廷的不满，于是，皇帝执行了把多罗先生遣返欧洲的计划。一名官员火速赶往广州，向白晋神父和沙国安先生宣布了令其携礼品回京的命令。皇帝给他们的圣旨写道：多罗（这是主教的中文名字）未有充分授权，无法被确认为教皇特使；虽则早已在京之欧洲人曾证明其身份，但我们并非必须相信。

为使多罗先生重新获得皇帝圣宠并为拯救罗马教廷荣誉，我们的确尽了全力。我们表示，对主教先生的惩罚不应落在教皇头上，因为后者已从鞑靼和马尼拉的渠道获悉，礼品正从中国运出。但我们的努力毫无结果。我们已把向皇帝请求的原文寄往欧洲，以便证明直至宫廷明令禁止我们继续为主教先生说情，我们才停止这样做。眼看着巨大的希望成了泡影，这对我们触动至深。皇帝本人曾向多罗先生表示，他满怀希望他的子民都归信基督教；然而后来他又指责后者，由于他的固执，今后他将反其道而行之。最后，陛下令主教先生致信教皇说明，基督教在中国未有重大进展，这与陛下无关。

在这场灾难中使我们稍感安慰的是，皇帝下令以迎接主教先生来京时同样的礼遇送其出京；由此，（对主教的）侮辱得到了制止。我们还可以说，尽管人们对主教先生产生了不满，但教皇是始终受到尊重的。某些廷臣放肆地说，应当通过其特使来判断教皇；皇帝制止了他们并向其指出：“使臣随心所欲地处理主子交办的差事，这是相当普遍的通病，一旦被强大的君主赋予职权，他就冒充小帝王了。”因此，如果正确判断事态，可以说罗马教廷在这里并未失去多少声望。

使我们痛上加痛的是科农主教先生、盖蒂先生（M.Guetti）以及科农先生的讲授教理者被监禁。皇帝埋怨科农先生对他出言不逊，这肯定不是这位高级教士的初衷。

至于盖蒂先生这位钟表匠，他是在中国被授予教士职位，随之被带到北京施展才能的。科农先生赴鞑靼觐见皇帝时，他也被召到那里并被留下来为皇帝加工钟表。正当他忙于此类事务之际，主教先生把他的意大利医生博吉西奥派到了皇帝身边并试图将其安插于宫中。这名医生还携带了几封给盖蒂的信件。至此，盖蒂本人并无过失。然而这些信件给他造成了麻烦。明察秋毫的皇帝问他是否收到过信，盖蒂先生坦率地承认博吉西奥医生给他带来了两封。皇帝令其出示信件，盖蒂先生说他将其放在了盒子里。人们取来了盒子，盖蒂先生撕掉了一封信，把另一封信藏到了他以为无人会去搜查的地方。目睹盖蒂先生这一伎俩的官员把信件碎片送交了皇太子，后者又将其交给皇帝。皇帝大声斥责欧洲人的欺骗行为，令盖蒂把撕碎的信件拼凑起来并交出藏匿的信件。盖蒂先生遵旨照办：（其实）无论哪一封信中都没有太重要的内容。在第一封信中可读到以下字样：“这些人（指耶稣会士）将使出一切可以想像的手段把您挤出宫中”；此外还有这样的话：“主教先生十分希望您能在皇帝身边立足，但要注意别说出来。”在第二封信中，人们只读到几条（意大利）国内的消息。所有这一切均是无关紧要的。盖蒂先生的过失是试图以低劣的手法不让皇帝知道这一切；由此使自己陷入了困境。为弥补过失，他保证宁死也不再骗人了。

第四款（主教先生离开后中国的宗教状况）

1.皇帝懊悔在主教先生身上浪费了恩典，因此每天责备宫中的传教士；因为为让这位高级教士入华甚至进入宫廷，传教士们曾多次向陛下提出过迫切的请求。

2.皇帝陛下认为有人对他缺乏尊敬，因此威胁要进行报复，于是，他撤回了礼品，遣返了主教先生，以此表示其愤怒。

3.宫中有人想像，传教士之间的不和与纷争，只能起因于某些野心勃勃的计划。出于这种看法，皇太子下令在各省收集秘密情报。他甚至让一个仆人接受洗礼，以便通过他了解我们集会的秘密。为了同一目的，人们威吓盖蒂先生，要他说出他所知道的有关耶稣会士的一切。

4.有人开始在皇帝面前抨击基督教了，这是此前无人敢做的事。皇太子是其中最活跃的人物之一。许多官员迫使其妻儿、奴仆抛弃基督教，惟一的理由是这种宗教的首领——或至少是其代表激怒了皇帝。

5.和尚们洋洋得意，还散布他们神祇的一些谶语以预示我们的衰败。

6.我们的宗教开始变得受人怀疑。它曾因皇帝证明其圣洁并证明传教士们的诚实而得到很大发展；而如今，信徒们看到宗教和传教士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受到了指责，他们不知该作何感想。

7.我们曾予以如此颂扬的教皇的威望在中国教会中开始下降了。人们惊讶地看到，那些最受惠于教皇恩德的人却一心只想贬低别人。中国人还感到吃惊：有人在宣传耶稣基督之前先要宣传教皇的威望和权力，而且有人企图利用自己在宗教中的地位来获取那些甚至尚未信教者的尊敬。

8.传教士的声望遭到了极大损害。

9.这里的情况与欧洲不同：在欧洲，人们可不受损害地取笑耶稣会士，因为那里的人们知道应当坚持什么；但在这里，使耶稣会士失去威望便是损害拯救灵魂的事业。然而我们可以肯定，这里无人做得比耶稣会士更多，也无人比他们受的痛苦更多。

第五款（对主教先生声称的对耶稣会士所作的抱怨的回答）

1.教皇特使先生称，在他抵达时，我们未派神父去迎接和帮助他。

答：这里只有两个港口：广州和福建。是否应当从北京委派耶稣会士前往离首都400余法里之遥的这两个地方去等候主教先生整整一年或两年呢？皇帝是不准耶稣会士前往离京两日路程以上的地方的，他会同意他们作广州或福建之旅吗？再说，如果他们前去迎候了主教先生，他们能否平息怨言呢？人们不是可以说他们是去迎合、纠缠主教并剥夺他获取必要信息的自由吗？

2.耶稣会士未为主教先生及随行人员的行李谋得免税权。

答：在给闵明我神父的信中，主教先生自己也承认我们为此尽了全力；这封信写于1705年5月8日。如果我们未能办成，责任在我们身上吗？若想让一位高级官员，尤其是如果这位官员及其随员携带了最贵重的亚洲货物，免除应向罗马海关缴纳的捐税，只凭罗马耶稣会学校校长或密涅瓦（罗马神话中智慧女神之名。——中译注）隐修院院长的介绍信在一名贪婪的海关官员面前能起作用吗？

3.主教先生住在广州时，耶稣会士有五个月时间未给他写信。

答：主教先生不是让在广州管理耶稣会士财务的薄贤士神父通知他们说主教将去南京并让他们往南京给他写信的吗？的确，主教于5月8日取消了这道命令，但神父们直至6月底才得知消息，而在那时，再往广州给他寄他在那里可能收不到的信件是没有意义的。但自那时起，耶稣会士们失职过吗？

4.耶稣会士未能让宫廷派使臣陪主教先生从广州去北京。

答：起初，有人怀疑我们试图阻止宫廷接待主教先生。看到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使主教被宫廷接待后，有人马上又责怪我们未能让宫廷派员陪他。人的欲望真是永无止境。何况这种抱怨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主教先生本人于9月4日致闵明我神父的信中告诉过后者，他“很高兴没有任何陪同官员，否则倒会感到拘束了”。

5.主教先生让闵明我神父推荐一名耶稣会士担任南京宗座代牧主教，但后者对此不置一词。

答：a.我们耶稣会会规禁止我们的长上推荐任何耶稣会士担任教会显职。b.印度首席主教已经任命他人担任该职。c.当果阿总主教区的权利问题在罗马教廷尚是一个悬案之际，要我们拿主意是不合适的。

6.在必须服从各位宗座代牧主教的问题上，闵明我神父未作任何答复。

答：主教先生给闵明我神父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希望阁下通知北京各位神父须以教廷通谕所应得的那般重视来接待各位宗座代牧主教先生。”（从中可见）a.主教阁下并未要求答复，而是要求执行通谕。b.主教先生不是下达命令，而仅是通知；然而闵明我神父是否因此而没有通知其教友呢？c.关于接待各位宗座代牧主教一事，闵明我神父可以说已对主教作了答复，因为他曾通知后者，待主教阁下抵京后再专门商议此事。

7.神父们没有鼓动广东总督亲自拜访主教先生，以致总督仅派了儿子前往。

答：宫中的神父们无一人认识这位官员，后者是在广州成长起来并一直在外省供职的，在广州为官只是新近之事。

8.官员们给主教先生随行人员送的礼品是些不值钱的玩意。

答：难道这也是我们的责任？此等意见不屑作答。

主教先生上述抱怨见诸于他的或是他让人写往欧洲的信中。下面这些抱怨是他口头表示的。

9.北京的神父们没有下跪迎接多罗先生。

答：我们没能这样做的原因是：皇帝命令主教先生身穿鞑靼服装并要我们仅依华礼向主教致敬。然而，有些人除欧洲礼仪外不知道任何被容许的世俗礼仪，所以对身着意大利服装的主教先生行了意大利礼。他们匍匍于主教脚前拥吻他的膝盖，后者则在对他们说话时将手按在他们头上。他们还迫使中国基督徒照此办理。我们在北京对此一无所知。皇帝却了如指掌，他是通过安插在主教身边的细作获悉这一切的。他向我们抱怨道：“难道要迫使朕的臣民向一个外国人表示这种只应向朕表示的敬意吗？”我们知道中国人是很讲究礼仪的。总之，皇帝严禁我们在主教先生面前屈膝。我们把受之宫廷的命令告诉了主教先生，却仍未幸免于他的猜疑。他无法相信皇帝会把这类礼仪问题在其接受者身上看成是世俗法律行为。我们徒劳地向君主指出，向教皇特使致敬，只是因为人们将其视为耶稣基督的使者。然而在异教徒思想中，宗教特征是引不起他们关注的——不管如何激烈地向他们说明都不行。尽管如此，当我们能够无后顾之忧地跪着对主教阁下说话时，我们是毫不踌躇地这样做的。

10.北京的神父们没有恰如其分地奉承教皇特使。

答：主教先生住在我们教堂里时，我们是尽可能陪伴他的；当他住到远离我们教堂的所在后，我们看望他的次数略少了些。我们当时只有六名耶稣会士在京：闵明我神父因身体虚弱通常都呆在屋里，另一位老者已有三年足不出户，徐日升神父陪皇帝在鞑靼地区待了两个月，其余神父也常被召到君主身边；这还不算我们要履行的宗教职责。主教先生是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因此我们无法想像他在这一点上还会对我们有什么不满。

11.神父们没有出谋划策帮助教皇特使。

答：天主作证，我们给他提出过许多有益的忠告，但丝毫未被采纳。在他眼里，我们的建议是可疑的，他根本不向我们任何人问计，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还可让主教先生的随行人员及北京主教先生作证。他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就向宫廷提出要设一位总会长，要派驻一名教皇代表以及要在北京买一所房子。他迫使我们“不容分说地”要求宫廷立即接见他；他让我们身着宽袖白色法衣穿行北京街头去参加他仆人的葬礼；他在要一块新墓地安葬其仆人的问题上蔑视闵明我神父的忠告；他粗暴地对待基里亚尼神父，因为后者恳求他在官员们面前别露出任何激动的样子；他对徐日升神父极其傲慢；他对北京主教先生及张诚神父报告的关于皇帝已开始对他表示愤怒的消息不屑一顾。所有这些皆是有违我们意愿的。最后，我们要请主教先生本人作证：耶稣会士只需服从其命令而无需参与其事务，他本人则只应向天主和教皇汇报——像这样的话，他反复说了多少遍？

12.耶稣会士改变了皇帝主意，使他拒不接受主教先生希望引进宫中的医生。

答：这与事实真是差了十万八千里。这名欧洲医生抵华之际，神父们向陛下上了一道奏章，表示大家都为之高兴。耶稣会士甚至很难有损于他，因为这里缺乏良医，只要他稍稍展露才华，人们就不会听任何人说他的坏话。不幸的是，他人虽到了，但大家不了解他的长处。使他名誉受损的原因是：a.他显得过于年轻。b.他没有带足够的医学书籍，皇帝由此判断他并不用心钻研医术。c.皇帝请他号脉，他接触动脉刚一会儿就说开了君主的病情；如此匆忙行事是个不祥之兆，说明他不大关心病人。d.等到开处方时，人们见他是从一本书上转抄的。e.他不知道主教先生的仆人患的是什么病，却断言其并不危险，最终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f.在旅途中，他是主教仆人中充当物品供应者角色的一个人，入华时衣冠不整，给多罗先生做的是最低下的勤务。皇帝通过细作了解了情况，认为这种人在欧洲不可能是个受人尊敬的医生。耶稣会士与这一切有何瓜葛呢？

13.耶稣会士阻挠主教先生在谈判中获得成功。

答：越是严重的指责就越需要证据。人们能否轻易地把热爱教廷的教士和修士们想像成这种样子呢？仅据其反对者的怀疑就足以使他们变得有罪了吗？证据何在？作证的依据又是什么？

14.是耶稣会士阻挠了主教先生以适当的方式视察北京修会。

答：主教先生不会不知道，耶稣会士在向皇帝请求让主教进宫时就已表示，主教先生是以所有传教会和所有传教士总巡视神父的身份前来的；这难道是阻挠他巡视吗？皇帝起初拒绝主教先生来京，倘若耶稣会士害怕视察，他们只要按皇帝旨意办就是了。然而，他们却先后四次反复向皇帝请求，直至最后被采纳。事实上，主教曾向某些官员表示，他将调查神父们的品行。官员们把此事上奏了皇帝，后者认为，让人查究这些出入宫禁、生活于他眼皮子底下的人的操守品行，这是不合适的。因此，他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善意地为我们道德的纯洁和品行的端正作了担保。然而，透过主教先生在罗马提出的反对我们的证词，人们可清楚地看到，除巡视我们外，他还干了某些与此无关的事。他的确在这里竭力鼓动新信徒和异教徒提供反对我们的证据；北京主教先生及主教先生随员中偏见最少的人们均可对此作证。有人甚至用礼品来拉拢人反对我们。我们当时就知道这一切，但我们从未做任何事情去制止他。

15.耶稣会士以有失恭敬的口吻议论主教先生。

答：如果哪位耶稣会士被证实曾以不恭敬的口吻议论过主教阁下，我们同意将其严惩。的确，当主教先生把基督徒们的请求踩在脚下时，要否认他所表现的暴躁是不可能的。我们还议论过他向皇帝灌输的对葡萄牙国民的猜疑。这件事太严重了，我们无法沉默。它将损害共同的利益，因此，我们真诚地认为必须扭转局面，同时使皇帝醒悟。

16.耶稣会士没有制止基督徒的反抗。

答：“制止反抗”在这里是指什么呢？是否想说耶稣会士没有劝告基督教徒服从主教先生命令呢？如是，那真是错怪我们了，因为我们不断告诫他们应当尊重和服从主教。虽说我们没有阻止他们提出请求并陈述理由，但谁能说我们没有促使其以节制和恭敬的态度来做这一切呢？此间人所共知的是，当多罗先生把他们的请求踩在脚下时，我们阻止了因他的暴躁而可能引发的令人不快的后果。有人能证明相反的事吗？

17.神父们没有让宫廷给予主教以比普通传教士更多的礼遇。

答：事实是，北京主教和科农主教先生抵京时，我们吩咐基督徒和异教徒向他们表示因其身份而应得的尊敬。众所周知，我们竭力让基督徒对主教这一崇高地位产生深刻印象。至于异教徒，要想让他们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对于纯宗教性质的地位抱有完全的敬意，那就没那么容易了。愚笨的人是无法想像感官所感觉不到的东西的。听到诸如耶稣会士在教会中只是干粗活的、其职责局限于指点愚昧无知者和孩子，而对主教们则应表示完全不同的尊敬之类的话，他们觉得很刺耳。此等言论无法说服宫廷，因为在一个异教徒君主眼里，教士的等级并不值得尊重。学识和外在的才干比肉眼看不见的特权更能打动人们的感官。如果说皇帝称赞我们以往的服务并以高于我们身份的规格对待我们，那么，天主可以作证，为了让他明白主教的崇高地位，我们已竭尽全力。

18.耶稣会士没有努力让宫廷释放科农先生并准其离去。

答：（事实上）我们为此使出了浑身解数，以致皇帝对我们表示了愤怒。他责备我们如此喋喋不休地为一个与我们作对的高级教士说项，几乎使他对其也产生了怜悯。我们努力使他明白，人们可以想法不同而仍相互喜欢，何况我们宗教的要旨之一就是以德报怨，科农先生观点虽与我们不同，却肯定无意对我们使坏。但我们的努力没有成功。皇帝毫不欣赏我们的道理；而当我们为盖蒂先生说项时，皇帝禁止我们为其求情。这位教士曾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为此他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幸的是，皇帝还令人进行调查以便为我们洗雪并使盖蒂先生承认诽谤。我们声明，对于不久或许会降临在他头上的新风暴，我们不负责任；不过我们非常希望能予以防止并使他免受影响。

19.北京的耶稣会士粗暴地对待其债主并签订了高利贷合同。

答：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们派往欧洲的管理财务的教士已带去最可靠的证据，可证明我们的无辜。这份简短的备忘录不允许我们作冗长的辨析。

20.是耶稣会士促使皇帝让白晋神父担任赴罗马的钦差的。

答：反对我们的人提出这个问题，却没有证据，也永远提供不出证人。再说当主教先生急于从其仆役中派人充当赴罗马的代表时，耶稣会士派他们一名教友去罗马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21.耶稣会士听任主教先生的尊严有时沦落到受辱的境地。

答：此乃主教先生自取其辱。况且，多罗先生与中国皇帝性格不同，这是教皇特使在北京宫廷遭受屈辱的惟一原因。耶稣会士所做的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使皇帝温和了一点而已。多罗先生暴躁激烈，中国皇帝冷静坚定，这使前者不大适宜与后者谈判。一位赵（Chao）姓官员在向主教先生描述皇帝（性格特征）时已经就此提醒过他。这位官员告诉他：“皇帝宽容（柔软的）缎子，但会粉碎（坚硬的）钻石。对抗过多会使您受到严厉对待，如善于屈从，您将使君主心软。”我们所作的忠实叙述将使一切公正的人们相信，多罗先生本人是谈判失败的惟一原因。他的随行人员特意撰写的日志将会证明教皇特使粗暴而反复地对抗皇帝旨意的事实。在中国，对君主稍有不恭便罪不可恕；那么，屡屡抗旨不遵同时又缺乏殷勤会导致何种后果呢？我们偶尔可以使君主的不快不表露出来，但我们岂能让他永不发作？我们利用自身影响努力获得的是：君主对多罗先生始终不失慷慨大方，而且后者离京的费用仍由宫廷负担——正如他自广州来京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