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传教士方守义先生致其兄弟隆维附近莱克西本堂神父先生的信

(1780年10月15日)

我至亲的兄弟：

    去年，即1779年11月4日，我欣喜地收到了你1776年12月29日的信，这是你写给我的所有信中到达我手的第一封，也是惟一的一封。我从里约热内卢、毛里求斯、澳门和北京写给你和南锡几个人的那些信件不知命运如何。只有索瓦日神父比较经常回信。从天神报喜会（基督教一修会名。——中译注）那里我只收到一封信，普拉泰尔先生那里杳无音信，你那里也没有消息。如此长期的缄默而我又无法猜测原因，真使我茫然；因此，当看到圣尼古拉、拉昂、巴黎、奥尔良、拉弗莱什、洛里昂及罗马等地的人们均能准时给我回信时，我真担心自己的信件成了你们的负担，于是，我于1774年停止了给你们写信。不过，为了得到家里一些消息，或至少是可假以得到消息的某个地址，我于1775年作了最后的尝试。你就这些信件对我所说的三言两语便是它产生的全部效果了。我至今未收到任何回音。我得向你承认，自我离开法国以来，在天主为我安排的诸多痛苦中，长期而全面地剥夺我与从各方面说都是我最可珍爱的人们的一切联系，这于我是最大的痛苦了。最后，经过二十二年多的时间，我们终于恢复了联系。然而，或许天主希望这样，这种联系带给我的第一个果实却依然是痛苦。你告诉了我那么多灾难，那么多死亡的消息，而且是怎样的死亡啊!所有这些在二十年时间里间隔很久才先后发生的打击，如今却同时集中降临在我身上，真使我不堪重负。

    多年来，我的心告诉我，我们的慈母已不在人世，因为我相信，贯串其一生的忧伤和痛苦是不会让其生命超过六十岁的，正因为此，我才在祭台前为她祈祷。她六十岁后又经历的岁月超过了我的奢望。我们尤其应当领会她为了让我们获得教育而做的一切及忍受的艰辛；若不是天主赋予她勇气，若不是她倾全力于这一目标，我们是决不会得到教育的。我们的姑母昂里翁太太在这一点上同样有权得到我的感谢，是她培养了青年时代的我，而这一年龄段的教育对于担此重任的人来说是最感头疼的。请你于转达我敬意之际还请她放心，我永远铭记着受之于她的恩情。我赞赏你在堂区工作中使用的正确方法，因为它不会使可怜的百姓负担过重。你对我言及了金济时先生家里的事，我已转告于他。他已从比你的信晚到的几封信中获悉了这些情况。现在我再来说说与我有关的事，而且，既然你没收到我任何信件，我便从我旅途的简单经过讲起。

    1758年3月7日，我和韩国英(他已于今年8月8日去世)先生及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此人回国后过了两年也去世了)从洛里昂登上了阿尔让松号船，它是由九艘船只组成的一支舰队中的第二艘。这些船只均装备了远程排炮，旗舰是一艘完全军用的三桅战舰。在菲尼斯特雷海角附近，两艘掉队的船已离开了我们，其中一艘成了英国人的俘虏。一场猛烈的风暴又使其余好几艘船只分开了。我们捕获了一艘英国小船，撤出船上人员后就将其击沉了。从此，我们开始单独航行。在加那利群岛附近，我们见到了一支二三十艘船只组成的舰队，迫使我们只得偏离航线躲避。过了没几天，我们看到后面远远跟着两条船；随后，在前方又出现了与我们实力相当的第三条船，而且正向我们驶来。我们担心腹背受敌，便决计全速航行直朝第三条船驶去，准备战斗。它起初横在中央向我们显示威力，似乎想吓倒我们。我船的实力不比它差，因此继续直朝它冲去；这时，对方觉得还是赶紧走开为好，便从我们左侧远去了。我们听其自便。从这里驶往赤道的航程是太平宁静的，我们平静地度过了三周，只是间或出现的几阵风暴带来了降雨，而且有时把我们向前吹，有时又把我们吹得偏离了航线。

    当(季)风再起时，我们担心的是水流把我们冲向了什么位置，是靠近还是远离了美洲海岸：这取决于水流把我们向西还是向东推进。正在为难时，我们看到了一艘似乎来自美洲的船只。我们放了几炮招呼它，直到向它发射了一颗圆炮弹才使它听从我们的召唤。它终于靠近了。这是一艘葡萄牙船，它向我们说明了我们离将要前去停泊的里约热内卢大致还有多远。自加那利群岛起，我们船周围总有数不胜数的金枪鱼，一路上我们捕捞了许多。这是预防坏血病的上好食品，我们船上因此无一人染上此病，而其他船上均有患者。我每天都花大部分时间在船尾了望台上阅读中文，因此，圣体瞻礼节后的那个周六，我发现这些鱼的颜色从蓝色变成了紫罗兰色。我叫来了船长，提醒他注意这一变化及水中出现的变化。他说我们离陆地不远了。果然，几小时后，我们见到了山峦的顶峰，测水深是100寻。翌日，我们望见了里约热内卢；星期一，我们在那里上岸以度过一个月的停泊期。我们是在海上过的复活节，船长和军官们带头，所有人都规规矩矩的。军官和船员中都可能有这样的人，一得空闲便会滋事扰乱秩序；为使他们有事可做，我给他们上代数课以便让他们学习。

一到里约热内卢，我们便听说了西、葡联军在巴拉圭一个地区所造成的破坏；那里，美好的基督徒聚居地已被破坏，居民重新成了野蛮人。我们在那里见到了来自欧洲各国的大批传教士，他们是从其传教区被召回的，正在等待把他们送往里斯本的船只。我们和前往印度增援达谢先生的国王的三条船一起驶进了这个世上最宏伟的港口。传教士们以为我们前去劫持他们，因此引起一片恐慌。

圣约翰纪念日这一天，我们离开里约热内卢，启程前往毛里求斯。我们离港之际，从法国启程准备直航中国的“大象号”船为修理前桅而进了港，与之一起的还有“骆驼号”船。我们告诉他们将在毛里求斯等候，他们定能在那里找到我们。原以为这只是句打趣话，然而，重新换桅费了那么多时间，以致当年我们已无法到达中国。这样，前来毛里求斯度夏(即你们那里的冬天)的“大象号”势必会碰到我们。继续航行的“骆驼号”错过了海峡，因此只得也退回毛里求斯。我们是首先到达那里的，途中航行比较顺利，只遇到过一场风暴，它使我们在二十四小时时间中在埃居依沙滩附近受了很大的罪，还撕裂了几张帆，损坏了部分高桅杆。但我们还是在圣奥古斯丁纪念日这一天到达了毛里求斯，受到了圣拉扎尔先生一家最热忱的接待。我们与之一起工作了八个月。

    国王的三条船在我们之后不久也到了。由于缺粮——岛上没有粮食，无论这三条船还是我们在那里见到的另一条船都无法前去会合和增援达谢先生；过了两个月，后者只得把印度交予英国人支配，自己也到了这里，因为他未能战胜英国人。为获取粮食，我们必须把部分船只派往好望角和其他地方。我们首先出发：这是1759年4月20日。我们在留尼汪岛(波旁岛)过了几天；5月1日，我们三人（指韩国英神父、一名年轻的中国人及写信者本人。——中译注）登上“大象号”离开留尼汪岛向中国进发。该船军官和商务人员中有六七名所谓的自由思想者(或曰不信神者)，据说这种人在法国已变得十分常见。对英国人的担心（1759年时正值英法七年战争(1756—1763)时期。——中译注）使我们没敢穿过人们通常走的巽他海峡。我们寻找巴厘海峡，这样就必须十分靠近新荷兰（当时西方人对印度尼西亚的称呼。——中译注）。我们两条船上无一人熟悉这条海峡，因此，当我们在船的左右侧均看到了陆地时很是担忧。大家赶紧查海图，却惊喜地发现进入的正是巴厘海峡。当时是大清早，风力可使我们达到时速7海里。我们怀着穿过海峡的希望向前行驶，但一半路程未到，涌来了一股与风向相反的强大潮流，迫使我们很快开始倒退。我们放在海里的小船被激流冲得猛烈地撞在大船的侧面，粉碎后沉入了海底。我们决定太阳下山后便抛锚。真是昏了头：大锚不抛，却只抛了小锚；而且，由于未发信号通知给我们同行的船只抛锚，它差点撞向海峡一侧。它鸣炮通知我们它所处的危险，这时我们才想起向它鸣炮两响——这是约定的告知抛锚的信号。测量流速：每小时7~8海里。我们忧心忡忡靠了一只小锚在激流中度过了一夜。第二天，人们发现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起锚时刚一用力，锚的缆绳就断了。一整夜它是如何抵御滚滚激流的冲力的呢?这只能是天主的行为，是乐善好施的天主的第一个行为。接着还有天主的另一个行为。当潮流涌动最弱时，人们没有抓住机会适时开航而是耽搁了一至两小时，致使我们将像昨夜一样被迫抛锚而无法驶出海峡。幸亏随着海峡变宽，潮流不那么湍急了。一看到脱离了险境，大家许诺唱感恩赞美诗以示感激天主，船上那批最怯懦的无宗教信仰者也不敢反对。但是，当稍稍远离危险时，他们却在船长跟前活动开了，劝他取消唱感恩赞美诗；船长宽容地答应了。我们告诉他们，天主对此将予以惩罚；他们仅一笑置之。

    然而，航行数日后，我们发觉陷入了亚南巴斯群岛之中，它使我们受阻了好几天；尤其是夜间，我们不敢动弹，生怕在这些岛屿的某一个上搁浅。离开这里后，依然每天每夜遇到新的危险。简直可以说我们是专门来寻找这一海域的所有岩礁的，或者更恰当地说，这是天主一心要把我们所谓的哲学家（指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及追随者们。——中译注）们的傲气打下去，迫使他们放弃亵渎宗教的论调，重新恢复(至少是因为出于对始终呈现于面前的死亡的恐惧)合理的基督教观念，迫使他们弥补过错，采取必要的措施履行宗教义务。

    一天晚上9点，人们升起前桅的大帆以便使船重新回到为避开暗礁而偏离的航道；正在这时，突然发现船只就要撞上前面一块一望无际的岩礁了。船员们发出的惊恐而近乎绝望的尖叫声打断了伪哲学的诡辩论调。我不知道船只是如何迅速自左向右拐弯并及时避开岩礁的，只看到岩礁离船仅有不足20法尺，海浪拍击岩礁，溅出排空的浪花。你可以想像，船上当时一片寂静，那些年轻的无宗教信仰者或许因阻止唱感恩赞美诗而开始了后悔。寂静延续了一小时。10点时分，大家觉得危险已经远去，便打算重新启程，但刚启动便发现又靠近了岩礁。人们只得偏离航线并中断又在展开的反基督教的谈论。另外的两三天同样充满了不安和危险，迫使我们只得一入夜就返回白天走过的路上。此后的一个早晨，我们在日出时发现，与我们同行的骆驼号不见了踪影。大风从我们后侧刮来，船只顺利前行。8时许，我们发现前方有巨礁，冲击它的海浪以令人可怕的方式碎成了浪花。我们当时无法后退，便决定以左舷受后侧风向北抢风航行。行驶了半小时，我们发现了骆驼号，它正分担着我们的风险好意地驶向我们。刚发现它，我们又看到前方有另外两个很大的岩礁，上面布满了海浪的泡沫，必须迅速掉头并以右舷抢风向南行驶。如此行驶了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在前方见到了与前两个同样可怕的第三个暗礁。于是再次转向。然而这不过是推迟了看来无法避免的损失而已，因为这样忽左忽右地航行，我们总会出事的，而且从西面吹来的风不管我们如何转向，总会把我们推向在我们东侧的岩礁的。

在此时刻，我们看清了所谓坚强的人们（指船上那几个不信神者，后文“哲学家们”亦如此。——中译注）是何等脆弱。他们不久前还在对抗天主、取笑宗教，如今却显出了原形：他们既缺勇气又乏果断，脆弱怯懦、沮丧悲哀的神情取代了他们平素盛气凌人目空一切的倨傲模样；他们平时喋喋不休放肆地亵渎道德和宗教，此刻却愚笨地闭着嘴一言不发。中午时分，人们打算确定纬度，却无法精确地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时太阳几乎直在我们头顶，所有观测员都不知所措。海面上空到处是鸟，这给我提供了一个思考题目来问那些脸色苍白的哲学家们了。我对他们道：“瞧，我们的尸体将是这些鸟的猎物，但我们各自的灵魂将归于何方呢?”他们走开了，而这正是我和人们所希望的，因为他们惊恐的神情会使船员们丧失勇气。晚餐时，这些先生们就不只是一言不发了，他们有的痛哭流涕，有的麻醉自己以忘却近在身边的危险；只有第一桌上的我和第二桌上我的同仁照常用餐。吃罢晚饭并诵过饭后经后，我转身向他们重新提出了那个思考题目并说道：“先生们，在这条船上，这是我第一次在用餐时既未听到令人讨厌的双关语，又未听到亵渎宗教的言论。”我说罢就走了，让他们去考虑吧。过不多时，我发现他们中好几个人神情尴尬地尾随着我，而且我走到哪里他们便跟到哪里。但我装作没看见。我希望他们做出更符合基督精神的事来。这个集团中有几个人参加过复活节纪念活动，但为免遭迫害，他们几乎是秘密参加的(因为这些先生虽然口头上赞成宽容，但对基督徒却毫不宽容)；这几个人请求我重新为其祝圣。于是，我下到底舱去听他们忏悔。他们忏悔过后，另几名哲学家先生也步其后尘，而且终于想起了自己是基督徒和罪人。

    我不曾料想这么快便见到他们，因此也未与我的同仁商议对待他们应采取既温和又坚定的方式。我决定在进入本题前把本想悄悄言之于我同仁的话当着他们的面说出来。最先找我的几个人对自己放肆的亵渎宗教的言论和敌视(这一切是船上尽人皆知的)进行了自责。我帮助他们彻底清算罪恶；然后，作为当时惟一可能的补赎，我吩咐他们立即当众表示复归而且当众纠正他们在道德和宗教方面犯下的双重错误。我告诉他们，如在这种场合下进行自我谴责，那么，当看到将使船只沉没的岩礁时，我将为其赦罪，不过他们必须激励自己敬畏和热爱天主，同时真正悔恨其忘恩负义。我还让他们别以为仅仅因为害怕死亡将至就能使其得救。最初两人作了公开补赎后，余者都受到了震动。我的同仁也做了大量工作，见这一方法获得了成功，他也照此办理。

    3点至4点之间，船长派人请我到艏楼上去。我去了。当时我们仍时而左舷受风，时而右舷受风航行，但船只明显靠近了东侧下风处的岩礁。我发觉这些先生十分礼貌，他们正以充满信任和真挚的神态等候着我，这倒让我颇不习惯。船长告诉我两条船正在靠拢，以便能利用喇叭筒相互说话，为此，人们希望我在场。我问让我在场有何意义。有一个思想尚未完全转变的人对我说，因为我被认为是视力特别好的人。“好吧，”我答道，“然而现在需要与另一艘船说话，为此需要的是嗓子好和耳朵好，眼睛对此不起任何作用。”“这倒是真的，”船长接口道，“不过您沉着冷静，您可以听得比我们更清楚，我们没有您这样的条件。”事情便决定了下来。这时两条船靠得较近了，船长要另一条船回答它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什么位置。对方答复是：在天蝎星座尾部。这句话如霹雳一般把这些先生们惊得呆若木鸡，因为天蝎星座尾部被认为是无法从中脱身的地方。船长醒过神来后又问道，是否有解决办法。对方回答是：有。正像前次答复一样，我高声重复了对方的回答，但大家不大相信。不过，我们船长作为指挥官下令另一条船在前面航行，我船将随之跟进。另一条船立即升起全部船帆径直朝我们下风处的岩礁区驶去。我走下艏楼重新做起了忏悔。6点时分结束忏悔后，我又上了艏楼，发现我们的处境与两小时前已大不一样。奥默拉先生这位我们当中最好的水手同时又是最坚信宗教的人，他知道在东侧和北侧的岩礁间有一条通道，便从这里穿过了。因此，当我登上艏楼时，南侧的岩礁已在我们后面，东侧的岩礁位于我们右舷，北侧的岩礁位于左舷；夜幕降临前，我们脱离了险境。

    望见中国陆地前的四五天时间里，我们未遇任何危险，但令人担惊受怕的事仍不少。任何东西都会使那些可怜的不信神者害怕：海面上有时会布满海藻，它们在这些人眼里成了裸露的岩礁；到了夜间，他们又把鱼群当做水底的暗礁，因为鱼群的活动会使海水闪闪发光，如同暗礁表面的水色一样。正是海藻使我们错过了驶近中国海岸的机会。在Lemme群岛附近，我们见到一片宽阔的海滩，上面覆盖着这种植物，我们原本可以穿它而过，但恐惧使船长以为这是岩礁，而且还把Lemme群岛当成了Ladrones群岛，于是就困在了其中。这使我们处于澳门下风位置。我懂点中文，便问推着食品前来推销的人这些岛屿叫什么名字，他们说这就是Lemme群岛，可船上有人坚持认为是Ladrones群岛。于是只得抛锚，等待海岸引水员的到来并等待与当时相反的风向。我们等了五天，好在我们需要这段休整时间来完成忏悔。

    我们是7月25日圣雅克纪念日这一天在澳门上岸的，而且首先把到达的消息通知了北京的神父们。两年来，法国传教会在北京失去了四位才俊之士，其中第四位是在我们抵达澳门之际去世的。北京复信要我们两人全都进京。我表示自己不宜于在宫中工作。但我必须服从，因此不管如何表白也无意义。于是，我们于1760年3月中旬动身前往中国首都，经过约三个月的水、陆路旅行，于6月6日抵京。命我们前往的(法国传教会)会长赵圣修神父已于一个半月以前去世（这位神父死于1760年4月21日。——中译注）。这样，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士我们只见到三名教士和两名修士。如今，这三名教士中两人已去世，只剩了一人；此外还有我的同仁韩国英神父以及在我们之后到达的另两名教士和一名修士。

看到我们传教会只剩下三名传教士，而且其中两人过了五十岁，另一人过了六十岁，我真庆幸自己在拉弗莱什、在旅途中停靠时以及在澳门预先学了点中文。我致力于学习尤其是使用这种语言。三个月后，我在一个口语很好者的帮助下(用中文)讲授了关于忏悔和圣体圣事的知识：我每周先和他一起准备两至三天，再以同样多的时间将讲授内容熟记于心，到了星期天就向初学教理的孩子们讲授，因为人们委托我检查这些人每月的忏悔以及主日的教育。由于教育内容明白易懂、条理清晰、分析精当，而且使用的是优美流畅的中文，所以孩子们喜欢从中摘出某些片段背给我听。不久，基督徒们，甚至一些讲授教理者也来听我讲授并抄写我讲课的内容。第二年及第三年，我依然讲课，直至第三年的圣体瞻礼节，以便使孩子们作好初领圣体的准备。基督徒们坚持与这些孩子一起听课。对你说这些并不是要你赞赏我的才干，而是要你赞美天主，因为它降福于一个如此可怜的教士的工作，是天主成就了这一切；当我们不妨碍这一工作并一心只想让天主获得伺奉、爱戴和颂扬时，它就假我们之手成就了这一切。

    这些小小的成功促使基督徒们向传教会提出了让我在教堂里布道的要求，这发生于我在此居住了仅二年多一点时间以后。虽说我学习中文比多数欧洲人来得容易些，而且已习惯于不再把讲授内容形诸笔墨，然而，考虑到圣职的荣誉，我对于需要(连续)讲授一个小时或更多时间依然感到担心，因为官场上那点惯用语以及对孩子们进行教育带给我的中文积累毕竟相当薄弱。但我还是服从了。我先构思(布道的)内容概要，用七八天时间反复以中文思考，随之再琢磨两至三天，于是前去布道。不过在很长时间里，布道中仍出现许多缺点：如布道时间过长——因为我无法知道以拉丁文或法文构思的概要用中文表达需多长时间；又如因缺乏简洁的表达方式，致使我使用的总是那些无生气的转弯抹角的说法。再如，当我为避免冗长而控制表达时，偶而又说得不够清楚。前来听我布道的欧洲人还认为我语速过快，不过这种流利仅在他们看来是个缺点，中国人倒是喜欢的。其他一些缺点随时间推移日见减少；然而我只能通过分割或减少布道内容使自己局限于一小时之内——如果我能这样表述的话。

    三四年后，我们教会中负责圣体修会的资深教友去世了，人们让我替代他。这使我仿佛处在了各种圣职活动带头人的位置。除了特定的教育任务以及我已承担的每月第二个礼拜日的布道外，我还需负责第四个礼拜日的布道。这便是十五年来我作为圣经传播者所承担的主要职责。我组织过由六人、八人和十人参加的特别退省；我们还组织了两次公开的退省，我负责检查、比较及部分布道或默祷工作。我还在情况必需时外出宣教达十至十二次，甚至去过长城以北地区；为不被认出来，我只得走可怕的悬崖绝壁上的羊肠小道。那样的地方，如今即便找不到可经由大路前往的当地人，我也很难去了。我每年听忏悔3000多次(不到4000次)，大致占我们北京法国传教会及附属机构听忏悔总数的1/3，因为每年来我们这里忏悔或我们外出听忏悔的总数为10000~12000次。我听忏悔的次数之所以多于别人，是因为我是欧洲人而且能凑合讲中文。中国人对本国教士不大相信。在北京城内和我们教会附属机构里接受洗礼的人数每年达六七百名；不过这方面的情况并无一定之规，无论成年人还是孩子都一样，他们有的是基督徒，有的是由亲属送来要求受洗的非基督徒。与基督徒人数相比，举行临终涂油礼和宗教婚礼的人数很少，因为除住在京城及近郊者外，其他基督徒很难找到为其行此类圣事的教士。妇女不来，也不能到教堂来。每隔一段时间，她们在一幢有小祭台的房屋里举行十五至二十五人的集会。传教士前去听忏悔、做弥撒、授圣体，若有新入教者或未经洗礼的孩子，便为其施洗。凡参加修会的妇女每月于规定日期在本区一幢内设专用祈祷室的房屋中集会。她们首先像男人们在教堂一起做的那样跪倒在地、高声祈祷，唱某支优美动人的单旋圣歌，这些歌大抵属同一套路，虽时有变化，但易记易学。祈祷结束后，专门为这类集会而派来的讲授教理者赠给每个女教徒一句当月警句，并对她们稍作解释。事毕，他还要向她们下达他负责传达的命令或通知，例如在哪些日子里可举行复活节领圣体的仪式(通常或在3月或在9月)（原文如此。据公元325年召开的基督教宗教评议会规定，3月22日至4月25日之间(包括这两天)的星期日皆可能是当年的复活节；未识可于9月举行复活节领圣体仪式的情况。——中译注)，之后便离开了。他走后，女讲授教理者要对需要听讲的女教徒作一番考核并解释某些内容。这便是我们法国传教会尚未完全定型的大致做法。以前，我们只有一种依据信经编撰的较完善的教理?

    我们刚把基督徒引上你大致已看到的轨道，来自欧洲的消息（指教皇克莱芒十四世发布通谕取缔耶稣会一事。北京于1774年8月5日获悉教皇这一谕旨，但在次年才予以公布。——中译注）便使我们担心起它即将到来的毁灭了。葡萄牙不再派员来华；法国派来的人倒不少，但他们不再是接受过完全(宗教)教育的人员，他们本人及其志愿也未经受过审慎安排的各种考验。有的人既不学鞑靼语，也不学汉语；另有人既不愿布道，也不想讲授教理；还有人当基督徒前来忏悔时，他自己却要去祈祷。那些因艺术才华而被安排在宫廷任职的人既不愿遵循先辈的惯例，也不愿服从教会的指导；另有人以种种借口拒绝将才干奉献于圣职，却热衷于科学或新奇好玩的事情。真希望天主怜悯我们，给我们派一些比我们更强的传教士来。我们经受的灾难已使传教会大大萎缩，在此情况下它不可能长久支撑。传教士人员稀少，此后也不会再把像我们那样培养出来的人派来；因此，必须求助于对拯救灵魂充满虔诚热忱、对科学有某种兴趣，但尤其是充满仁慈、节制、耐心、忘我和爱德等各种美德的某些修会了。我有许多事情想告诉你，但属于我的时间很少；掏出笔来，凡令我不安和烦恼之事，它却拒绝向你描述。

    我想你还会问，我在宫中是否也有什么差使，因为你知道我既非画家、钟表匠，也不是机械师，而这是使我们在宫中得到使用的三种主要才能。人们看到我学说汉语的能力较强，便于我抵华的次年又让我学鞑靼语——一种很美的语言。于是我学会了它，其用途是：与我们相邻的莫斯科人有什么事情需要与(中华)帝国交涉或后者需要与前者交涉时，他们行的是拉丁文文书；遇此情况，中方便把韩国英先生和我(或两人中的一个，这要视委托我们办的事情而定)叫到宫中大臣们跟前，我们将拉丁文译成鞑靼文后由大臣们送皇帝御览，陛下简短但内容充实的答复以及内阁的说明均是用鞑靼文写的，我们拿到后将其译为拉丁文，再寄往莫斯科。处理此类事情通常需三四天；每年有时有五六次，有时一两次或一次也没有。你看，这占不了我多少时间，因此不会妨碍我对传教的关注。此外，这里的人之所以珍视欧洲人，惟一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需要天文学以及准确可靠学识丰富的翻译。当今皇上喜欢绘画，但他继承者中的某一位对此或许会不屑一顾。欧洲寄来的钟表和机器比人们需要的更多。

    我忘了告诉你：不应认为中国籍教士能够支撑起宗教在中国的局面；完全有理由担心，一旦只剩下中国本土教士，宗教将一败涂地。

    若有人迫使他们工作，若让他们临时负一点责任并有人严密监督，本土教士可以有效地提供服务；否则，他们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该结束这封信了，我把自己托庇于你感人的友爱和神圣的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