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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亲爱的父亲： 主内平安。 经历了七八个月的海上航行，险象环生，筋疲力竭，我终于到达达了中国。在您读完这封信后，我求您做的第一件事，是感谢耶稣基督将我带到了这片“希望之乡”，对此我已望洋兴叹了多年。我们这次航行有两件事是十分奇特的：一是从来也没有一艘船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到达中国，因为我们不到五个月就到了距离中国国土一百五十法里的地方；二是从来也没有一艘船为进人中国遭遇到这么多的困难，因为四个月以来，我们竭尽人力所能，但无法到达我们船准备过冬的港口一一广州。在这期间，遭遇了多次风暴，从一个小岛晃荡到另一个小岛，前面等待着的是连续不断的翻船危险。十分幸运的是，在经历了这一系列险境之后，我们终于在离广州一百多法里的地方找到了一处能让船在冬天躲避风雨的去处。 正是从那个地方，我从陆地到达现在这里，加入在圣母诞生节已先期到达的传教使团。因为在我们第一次险遭不测后，洪若翰神父看到我们的船寸步难行，就在上川岛上了清朝官员派来的帆船，与他一起同行的还有卜文气神父、沙守信神父、戈维里神父、顾铎泽神父、杜德美神父、方全纪神父和陆伯嘉修士。龚当信神父和我留在船上，作为随船指导神父，听凭命运的摆布。尤其从这-刻起，天主开始对我和我的同伴进行各种考验。我们马上感到死亡向我们逼近，我们常常处在山穷水尽最危急的关头，我们已习惯只依赖于耶稣基督的大慈大悲。我们能够逃脱二十多次海难完全应归功于耶稣基督：因为，尽管我们有经验丰富的船长和军官，但我们航行的大海是这样难对付，风浪如此狂暴，以至于他们使出的浑身解数也无济于事。我们要永远感谢天主使我们免遭了那么多的不测!现在我们已到港了，我的身体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也从来没有觉得这么有力量过，现在我惟一的缺憾是不太懂当地的语言，因此还不能尽我的全力使我所见到的千百万中国人认识我们伟大的天主，他们对天主还是陌生的。 我到此的时间还太短，还不能讲出太多有关这次使命的事情。我不想向欧洲通报非我自己亲眼所见或由值得相信的人提供报告得到证实的事。在这封信里，我只向您汇报我们旅途中最奇特的历险。您在我出发时要求我要让您知道这方面的情况。亲爱的父亲，对此我是必须服从的，并向您表示我深深的敬意。无论我在天涯海角，对您的这份敬意始终深藏我心。我在佛得角附近的戈雷岛曾写信给您。在那里我们遇到了几艘法国的船只，他们马上要启程返回圣马洛，我们就让他们带上我们的信。如果您得到了这些信，您一定得知了从我们 但毕竟我们所看到的都只是平静的大海，除了通向菲尼斯特雷角那一段，那里的大海对于那些还没有在海水中泡过的人来说是堪称宏大的了。我们所受的折磨是所有新手必然要遭遇的折磨，他们想像不到支撑他们的甲板会在他们的脚下有沉下去的感觉，也想像不到他们住的船舱会天旋地转。大部分的人经过五六天的晕头转向和恶心呕吐后会最终脱离这种苦难。有些人的不适甚至用不了那么久。至于我，在一次晚饭后，我将所有吃的交付给了大海。但当其他人还无精打采、勉强能够挺住的时候，我已经不再晕船，就像我早已是一位老资格的航海家一样。于是我感到自己成了我们船的随船神父，从那时起我一直行使着这一职责。 在我们绕过了菲尼斯特雷角以后，在信风的吹送下，日行四五十法里只能算闲庭信步了。我们每天都会面对某个新的王国，我们从世界的一部分航行到另一部分，一切都在沉睡未被人识。我们认出了耶罗岛，法国地理学家已经确定了该岛的子午线。我们在开始校正了我们的经度估计以后，直达佛得角，在那里，我们于 在佛得角停留期间，我们让全体船员领复活节圣体。这对于我们九位教士来说，任务过于繁重了：我们做了点儿分工。一些人去戈雷要塞，在那里他们整个复活节就在布道和忏悔中度过；另一批人负责两艘圣马洛的船，在那两艘船上，他们找到可以发挥他们热情的事情。其中有人奔赴非洲大陆，他们去了一个名叫鲁菲斯克的城市，在那儿他们向一些葡萄牙基督徒宣教。使我吃惊的是，自法国人在代斯特雷元帅的统帅下夺取戈雷岛 (1617年1]月1曰)后，竟没有人想到要在那里建立传教机构。这里有许多善事可做。我们在此发现一些不太守规矩的基督教徒需要再改造，基督教的道德需要维持使人恭守，属于法国人的奴隶需要教化和洗礼，千百万伊斯兰教的黑人需要归依基督教。这些黑人比其他人容易归依，因为这些人受到的伊斯兰教教育还不是太深，他们所知仅仅是伊斯兰隐士们向他们宣读《可兰经》所告诉他们的东西。这种《可兰经》不是土耳其人的那种，而是连篇的无礼和粗俗之言。有迹象表明，他们十分愿意听从基督教的真理，他们接受它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他们敬重穆罕默德，十分虔诚地使自己受到控制。大部分是和巫术混淆起来，至少他们会出大价钱去买一种上书神秘文字的文书，他们称之为“护身符”，他们认为它可预防各种邪恶的侵害。其中的一位黑人做了三十年的奴隶，作为补偿得到了一份“护身符”，他并不因此而认为自己虚度了光阴。他认为，他带上这份护身符，就可以经受住任何刀枪的伤害。但他不愿意让法国人在他身上做任何试验。在离开这块不幸的土地的时候，还没有一位传教士在天主面前吐露过这些黑人所处的被极端遗弃的状况，也没有一位传教士愿意和他们呆在一起，希望把他们争取到耶稣一边来。 我们在佛得角逗留了八天，因为我们还不十分需要补充食物，也不需要休整，此外这个地方也不宜久留。戈雷是个小岛，仅有的空间只够建立个要塞和少数居民居住，我们勉强找到足够的水用来注满我们的水桶。 人们可以从大陆带来牲口，但它们不适宜在那里生长，因为那里没有草地。空气总是如同在燃烧，土地贫瘠。在乡下，可以看到大象、鹿和猴子。当地的居所只是些寒酸的茅草棚，居民几乎一丝不挂，他们所有的衣物只是一块棉布片，只遮盖着腰以下到臀部的部分。这个国家炎热的天气只允许他们穿这么一点。他们吃的是小米，没有酒，没有小麦，没有水果。使人肃然起敬的是，这些不幸的人仍让人相信他们的国家是人间天堂。人们如果表露出对他们的同情，那是一种对他们的侮辱。因此，人们总是看到他们的脸上充满欢乐和挂着笑容，他们毫不害怕欧洲人落在他们身上的棍棒，绝不改变他们的爱憎。他们相信白色是魔鬼的颜色，他们认为他们是非洲最黑的人种，这是他们国家的特征之一。当然，这种肤色一点儿也不会使人感到不舒服，它乌黑发亮，他们事实上全部都有这样的肤色。 爪哇是我们认出的第一块东印度的土地。从赤道到爪哇海峡，即在四千多法里的空间里，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我们的航程一路平安。我们只遇到几次无风期，在这期间，水流把我们大大向美洲沿海推近。我们在好望角一带海面和埃居伊海滩附近也经历了一些难忘的时刻。我们还从来没有看到如此波涛汹涌的大海，我们却一点也不害怕，我们远离大陆。狂风怒号，掀起山一样的浪涛，但未能阻止我们每天航行八十到一百里。人虽有点累，但一看到我们自己这样大踏步地前进即将结束艰苦的历程，那又是怎样的一种快乐啊!在途中我们以形式全新的狩猎和垂钓来消遣。我们射杀飞翔的鱼类，用鱼竿钓鸟。这些在我们看来真是匪夷所思，但这一切又是千真万确的。鼠海豚或海豚是水生动物，当它们露出海面和高高跃起时，我们用标枪刺向它们。海鸥是鸟类，我们可以用装有鱼饵的钓竿在水面上将它们捕获。在我们离开热带之后，在那里我们感到了寒冷，我们船员中的很多人由此染上了坏血病。三人不幸暴殄。对死亡的害怕使得水手中二人，一位瑞典人和一位荷兰人，十分情愿听从我们的教诲，随后放弃了路德教。最后，我们发现了爪哇的陆地。 我们认出该岛的地方距离该岛的实际位置偏东六十多里。从此地望去，群山高耸，如同孚日山区的山峰。但当我们转过弯，驶入巽他海峡的入口处时，陆地变低了，人们看到的是美丽广袤的平原，到处是一块块的草地，生长着数不清的奇异树种，如椰树、香蕉树等等。我不知道这个国家是否真如我们从远方看上去那么美丽，因为对一个四个月来一直被锁闭在船舱里的人来说。他的眼睛是很容易上当受骗的。所有的陆地在他看来都是美妙舒心的。即使看到一块上面呈现绿色的岩石也会使他感到赏心悦目。没有比一直看到一条船和大海那样使人更为沮丧的了。我们计划在“王子”岛抛锚，而不是爪哇岛，顺便拾点柴加点水。爪哇岛是荷兰人的属地，我们担心他们会骚扰我们。然而，由于王子岛是不毛之地，岛上多老虎，它既不适合将我们的病人安置上岸，也不能为我们提供我们所需的新鲜食品。所以不管怎样我们必须去爪哇岛，我们在一个岛民居住地的附近抛锚。 一艘海岸巡逻小帆船先来察看，代表荷兰人询问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开玩笑地对那船长说，在我们写信给我们要好的荷兰朋友时，请替我们找些牛肉、山羊、鸡等新鲜食品。当时，我们已将病人抬上岸，他们正专心地将自己的身体埋在沙土里，这是治愈坏血病最快捷的方法。突然我们看到岛端的背后转出一艘悬挂荷兰旗的大船来。我们马上将我们的旗帜降为半旗。这是告诉在岸上的人赶快回船的信号。这些可怜的病人，原先爬都爬不动，但一看到荷兰船，一下像长了腿似的，飞快地跑回了船。荷兰船在向我们靠近，但它看到对方在向它靠近时没有丝毫动静，不屑于升起旗帜，也不显示任何表示身份的东西时，轮到它害怕了，它向远处退去。显然它担心我们会用大炮迫使它这样做。 在爪哇补充了一些水和给养后，当天夜晚，我们就趁着顺风扬帆起航。第二天天色微明，我们向荷兰船发出警报。它认为我们正全速向它使来，于是慌忙启动抢占我们的上风。但我们很高兴让它留在我们的身后，这样在我们通过海峡之前，它就不能将我们的消息告诉万丹方面。在这一天余下的时间里，我们在那里遭遇到了无风。这使得无数爪哇人的小船来向我们兜售水果和当地的珍奇特产，如椰子啦，香蕉啦，菠萝啦，des ramplimoutes，猴子啦，珍奇鸟类等等。其中我看到特别漂亮的山鹑和仪态万方的小虎皮鹦鹉。这些虎皮鹦鹉跟另外的美丽鹦鹉一样也有红绿相间的羽毛，但它们的头顶上像孔雀似的竖着三四根小羽毛，个头却只有黄雀一般大。当我看到东印度人乘坐着把树木中间掏空做成的独木舟，在我们船的周围盘旋打转的时候，当我看到岸边到处是奇树异木的时候，当我辨别出我曾在方济各·沙勿略的传记中读到过的那些具有拗口名字的岛屿和海洋时，我才开始真切地体会到我已身处新的世界之中了。我兴奋地朝着延绵不断的海滩东张西望，这就是印度使徒的奇迹，他所受的苦难和他所从事的归依活动使之名扬天下的那片海滩啊。 我们用了很短的时间顺利地通过了爪哇海峡和邦加海峡，这是两个通往中国航海途中最关键的海峡。我们在婆罗岛停留了一下，决定在那儿稍事休息。这个岛的居民为马来人，他们信仰伊斯兰教。他们只服从于一个头领，该头领是他们自己选举产生的。这是一种小型的共和国。马来人黑色皮肤，但比我们在戈雷岛看到的那些人的肤色要浅一些。他们几乎一丝不挂，用于蔽体的只是一块花布或塔夫绸，披带的方式各式各样，看似漫不经心的样子，但十分自然，姿态优雅。他们在腰间都别一种匕首一样的东西，这种东西他们使用起来十分灵巧。他们天性勇敢，当他们吸足了鸦片时一一鸦片使他们变得迷糊一一就变得十分可怕。对此在暹罗的起义中法国人已有领教。我曾经道听途说，一位马来人被一柄长矛刺中了腹部，不能随意接近他的敌人，因为敌人始终用长矛顶着他不让他靠近。于是他用手臂自己将长矛捅穿自己的身体，顺着长矛向前杀了刺伤他的人。如果这个故事不完全真实的话，它编造得真不错。 我们到达婆罗岛的时候，该岛总督要求我们的船长不要让我们的人太深入岛中，因为据他说仅在三四天之前，一个手持法国旗的海盗来抢劫了当地的一些居民，他恐怕这些岛民看到我们的白色旗帜后，会把我们当做偷盗者，会手持武器冲向那些接近他们茅屋的人。不管是真是假，为了防范这些土著居民的憎恨或妒忌，我们将自己局限在海边一个十分窄小的空间里，把病号安置下来。人们给我们送来了岛上的各种新鲜食品，总督亲自付了钱。在这里买卖东西是不用银子的，这种金属在这里被看做是没有用的，买东西要用铁。他们用铁制造出耕地的农具、建房的工具和战争的武器。有了铁，他们不再需要他们岛上没有的东西。一天，一大群东印度人来到我们的船边。每个人都驾着一条用三块木板拼成的小船，为我们带来食物。我们首先送给他们的是一些欧洲的小古玩，他们不屑一顾；接着我们给他们看一些我们认为对他们更为有用的东西，如帽子啦，鞋子啦，瓷瓶啦，他们笑了起来，好像认为我们是好人，相信我们和他们有着同样的需要。最后，有人想到让他们看一枚折断了的钉头，他们立刻为了得到这枚钉子，争先恐后地送上他们的商品。 我承认在岛上我多次感到迫切需要语言的天赋，使我能够向这些可怜的马来人解释我们宗教的一些事情。我们已从他们身上发现了一些好的倾向，因此，要使他们归依我们的宗教是不困难的。他们温顺、亲近、友好和真诚。在他们身上看不到偷鸡摸狗之徒的那种气息。但我在那里逗留期间，没有向他们进行传教活动，因为我要陪伴下船的病号。这是因一位英国人之请而这样做的，他是一位中尉和船上的大副，也染上了坏血病，他对我十分信任。岛上总督十分客气地将我们俩留宿在他家。我说不清有多少岛民的孩子向我表示友好。有时在我周围有三四个孩子，他们拥吻我，就如我们早已互相认识似的，他们带给我小礼品，带我去我想去的地方。我甚至得到了总督的允许，可以和我们的一个神父一起深入到岛内的任何地方。我们随意地察看在岛上是否存在欧洲还未见到过的药草和药用植物。 总督的弟弟愿意费心带我们到处跑跑。这个岛是由五六座山峰组成的山峰群，几乎没有什么平地。我们随处可见的是栽种的椰子树，有点像欧洲的葡萄园。居民们散居在山坡的这一边或那一边。岛上看不到城市和村庄，我们据此可以说，这个岛还完全是块荒蛮之地。然而它到处有人，但在这个世界里你既看不到女孩也看不到成年妇女，在那里就如在亚洲的其他地方一样，妇女几乎总是被关在家里的。 我们在婆罗岛所呆的时间是病人康复所必需的时间。八天以后，他们几乎都被治愈了。我们趁着顺风拔锚起航，不久我们就到达了巴拉塞尔的纬度。那里有一块一百多法里长的令人恐怖的岩石，以经常发生触礁沉船事件而恶名远播。它和印度支那海岸平行。“昂菲特利特”号首航中国时在那里险些遭遇不测。驾驶员们当时认为离这块礁石还很远，不料触到了它的一个地方，那里的海水只有四五法寻深。危急之中，船员们许愿，如能逃过此灾，将在上川岛方济各·沙勿略的墓前建一座教堂。他们如愿以偿，奇迹般地脱离了险境。我们认为距离这座礁石八十至一百法里后再接近是不合适的。在这片礁石中触礁沉船和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几乎是同一件事。有七八个中国水手给我们讲述了他们曾经历的一段令人吃惊的历险记。他们的船被损坏了，他们游到几座高出海面的小岛和礁石上，这只能延续几天生命。他们确信他们或迟或早总要被饿死，但天主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并没有抛弃他们。大批大批的鸟飞来栖息在这些礁石上，顺手就能把它们逮住。水里也不缺鱼，只要下到礁边，总能找到牡蛎和螃蟹。求生的本能使他们学会了用鸟的羽毛做衣服，鸟的肉则是他们的食品。他们喝从天上落下来的水，在天下雨的时候，他们把所有岩石凹陷处的水收集起来。他们在那里生活了八年，前几年才回到广州。一艘在巴拉塞尔触礁遭损的船为他们提供了建造一艘印尼渔船的木料。靠了这条船和敢于无视大海危险的勇气，最终他们幸运地登上了海南岛，然后从海南岛回到了广州。 绕过了巴拉塞尔的礁石以后，似乎再也没有什么艰难险阻值得害怕的了。我们从法国出发至今还不到五个月，而我们几乎已经碰到中国的陆地了，离广州不到一百五十法里。剩下的路只不过是闲庭信步而已，每个人都对这样顺利的航行额手称庆。我们的水手们说，从来也没有一艘欧洲的船能这么快来到中国。然而当每个人正在计算我们何日可到达港岸时，天主准备用暴风骤雨对我们进行四个多月的毅力考验，使得我们最后为进入中国所花费的力气超过来到中国的百倍。 当我们航行在科钦支那湾附近的时候，一股肆虐于中国和日本海的狂风突然向我们猛袭过来．它小试锋芒就摧毁了我们船首的斜桅，接着我们的前桅随着骇人的咔嚓声也倒下，掉人大海之中，将爬在上面的水手也一起带了下去。这一切发生在早晨。前一天晚上我陪伴那位英国大副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早上我竭力想打个盹儿弥补晚上的睡眠。船的摇晃将我惊醒，我闻声跑去。这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哟!被折断的桅和横桁惊心动魄地漂浮在海面上，横七竖八，一片狼藉，波浪凶猛地推搡着它们撞向船舷；缆绳还牢牢地吊着这些折断的桅杆，人们正急急忙忙用斧子用力将这些缆绳砍断；受伤的水手们乞怜着，要求人们递给他们一些东西，帮助他们从缠住他们的缆绳和帆布中解脱出来；船头光秃秃的，船锚和索具荡然无存!最先我以为船头被打碎了，我们将沉入海底，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从海里拖上来九至十名半死的水手，有两名水手葬身大海。人们很快砍断了系在断桅上的缆绳，努力加固主桅，因为另两根桅杆的断裂已使它失去了最好的支撑。 当一部分船员做着这些工作时，我们另一些传教士则忙于帮助那些被眼前的死亡威胁吓破胆的人鼓起勇气。我们听人忏悔，向上苍求助，激励大家接受天主赐予的生或死，只要天主认为这是合适的。在我看来，我作为随船神父应该比别人从事更多的活动。我跑东跑西，提醒那些正在工作的水手，从内心深处做好忏悔。提醒他们一下就足够了，直面危险已增添了悲怆的情感。然而，先前还是出其不意袭来的阵风，最终开始猛烈向我们袭来，怒号咆哮着扑向我们仅存的风帆。桅楼上的大桅在它的暴力下再也顶不住了，从中间折断压向主帆。人们担心随着这根断桅的横向晃动和拍打，它会把主帆撕裂的。最勇敢的水手爬上桅楼，准备砍断吊着桅杆的绳索，但由此断送了一条生命，我们最后未能保住主帆。主帆像后桅帆一样被撕世得粉碎，使得我们不再有任何可在风暴中驾驶船只的风帆了，只有那些帆破碎的布片和布条挂在横桁上，发出令人发怵的哗啦啦的响声，就如整艘船都被撕裂了一般。我们经历的最大的危险是在主桅倒掉的时候：因为最后主桅和其他桅杆一样也倒下了，由于风暴太猛烈，即使比这更强的一百根桅杆也会倒下的。在主桅的周围有四台泵，直通船底，如果主桅倒下时砸着其中之一，它就会刺穿船底，使海水涌进来，这是不可能挽救的。万幸的是我们的主桅倒下时，就像受了什么人引导一样。后来，艉楼，即水手的房间，也被大风刮走了，每时每刻都有新的不幸发生。 为了平息天主的愤怒，我们寻求我们所信赖的主保圣人的庇护。大家要我负责以全体船员的名义许愿。所许的第一个愿是对广州的。我们承诺，如果能平安到达广州，我们要做一次还愿弥撒，以示对方济各·勿略的敬意，其中船上的每个人都要做祷告。另一个愿是许给法国的，如果我们能够回到法国，我们要在若干所圣母教堂里置一幅画，画上画的是我们折桅的情景，以表示我们永恒的感激之情，并昭示后人，我们在如此危急关头得到了什么人的救助。 在总是出现奇迹的大海上，对圣母和伟大的方济各·勿略的求救并没有白费。从来也没有船只像我们这样在暴风雨持续的将近二十四小时里遭受更猛烈的颠簸。船舷在上百次海浪的拍打和撞击下，随时都有可能被击得粉碎；曾经有上百次我们有可能葬身在波涛之下，波浪高如山峰，狂风将它们抬起，直泻在我们的甲板上。但最终，奇迹出现了，我们随波逐流，随风飘荡，穿过了一片礁石林立的大海，却丝毫也没有碰到它们。在得到天主的宽恕之后，我们深切感谢圣母和印度圣使强有力的说情。 重归风平浪静，我们用备用的楼桅给船重新装上了桅杆。新的桅杆简陋得可怜，但我们一往无前，甚至我们使一艘远远跟随我们一段时间的葡萄牙船感到害怕，它在得知我们不是在追逐它以后还一直不敢上前来。最后我们看到了上川岛，我们很想靠上去。方济各·勿略刚刚施予我们的恩惠是值得我们到他的墓前去祭拜的，但当时没有可能。当时正是顺风，我们必须在季风改变方向之前尽快到达广州。 我们一直前行至Larrons往澳门的门户。只要有四个小时的顺风，我们就可到达港口，但风突然停了，将我们留在那里，天主给予了我们新的考验。晚上，我们看到汹涌的海浪在东方展现，天空如火烧一般，云彩通红通红，涨潮的潮水声忽高忽低，风吹来一阵阵的，并带着旋转：一切都是暴风雨即将来临的不祥预兆。我们的小艇驶向葡萄牙船，向他们要求一名熟悉这里地形的领航员，把我们尽快引到周围岛屿中的某个港口。葡萄牙船长只是回答道，等他到了澳门，他会派一名领航员并带着拖船来。说完以后，他自己前往周围的小岛避风去了。我们的船太大了，不能跟着去。我们决定停泊在上川岛，我们的驾驶员对那里比较熟悉，在前一次来航中对该岛周围已进行了探测。于是第二天一早虽然天空和海洋的面貌更加恐怖，我们还是起锚，顺风飘向上川岛。天亮了一点，但风却刮得更加猛了。这情景有点使人想起先知曾讲到过的现象：“大海蔚为壮观地升起来”：因为在很短的时间里大海就怒发冲冠了。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好心情去把如此可怕的景象作为美景来欣赏，只是在今天回想起来，不得不赞美和敬畏造物主的伟大。 暴风雨将我们船的里里外外搞得一片狼藉。我们的帆被洞穿成蜘蛛网状；不太结实的斜桁被折断了；七拼八凑起来的桅杆又被肢解得支离破碎；一头问题没有处理好，另一头又出新问题了。那些在小艇里的人乞求宽恕，当每次大浪将他们抬起来时，他们都以为要完蛋了。因为大船从浪尖上迅速滑下来时会将小艇上的人一起带到浪谷之底，使他们在大船尾部像闪电一般翻滚下去。我们船上的长官在船尾平台上尽可能安慰他们。但艇上是死一般的寂静，恐惧浮现在每一个人的脸上，并使他们刻骨铭心。当然，在如此迫近陆地的地方，用我们这样的破船来迎接暴风雨的袭击，是最可怕不过的了。但更使人惊慌不安的是，当我们接近上川岛时，我们找不到避风的地方。 上川岛的南边有三个港湾。前两个人入口太窄，而且不太安全。在第三个港湾的入口处，我们看到有一排岩礁挡住去路。水手们没有把握进去。船长德·拉里戈第埃尔先生与所有的人观点相反，他判断所谓的岩礁不过是受到阻碍而耸起的海潮，他大胆地让船前进，一下子穿越了过去，我们找到了在其他地方难以找到的安身之地。 我们在那里抛了锚，尽管我们并不相信已经完全脱离了危险。我们已晃荡了两个晚上，没有片刻的休息，因为一位上川岛的中国水手带我们将船下锚在看得到方济各·沙勿略墓地的地方。我们到达时，用五声炮响向他致敬。我们唱起了安布罗斯赞美诗《主啊，我们赞美您》，和着圣咏曲念了给这位圣徒的长祷文。洪若翰神父身穿中国皇帝使臣的官服，向他磕头一一就是屈膝下跪，伏身而拜一一这是中国人对某人表示敬意时的习惯做法。当时有一些上川岛的中国人在场，他们显得十分兴奋，他们对他们这里有一座欧洲人都十分崇敬的名人之墓颇有点得意。 我们刚刚经历了危险(因为据船上的官员看来，我们白天断桅的危险无法和穿越礁石相比)。我觉得，这次危险使船长德·拉里戈第埃尔先生决定不再用这条桅杆不整的船在浪涛汹涌的大海上去碰运气了。我们提出了忠告，他决定洪若翰神父从陆路到广州，为我们的船向清朝官员寻求救助，在中国的商务监理陪他前往。在我们的船到达目的地之前，我们要抓紧换上新的桅杆和整理货物，以便我们在明年一月能返回欧洲。动身之前，洪若翰神父去教堂做了弥撒，这座教堂面朝方济各·沙勿略墓，是一年前我们的葡萄牙神父建造的。然后登船前往广海，在圣洛朗日到达那里。广海是一座位于上川岛以北、距岛四五法里的城市，洪若翰神父从那里给我们送来一条二十四桨的双桅船，以便于他不在时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到“印度圣徒”方济各·沙勿略的墓上，采集真正来自圣使的热情圣火。这是我们在这块锚地逗留的近三个星期中努力去做的事情，我们的锚地距圣徒的墓有两法里远。我们经常去做弥撒，我们欣慰地看到船员们成群集队地到那里向圣徒致敬，领取圣体。葡萄牙耶稣会士们建造的这座教堂十分漂亮。它是用石灰粉饰的，但中国人在石灰外面又加了一层色泽鲜艳的红漆和蓝漆，使得里面十分清洁和光亮。 至于上川岛本身，当我们利用余暇对该岛里里外外都做了解后，并不认为它如人们讲的那样物产丰富、人丁兴旺。我们几乎有两个月的时间一直沿着该岛的周边行走。上川岛周边长约十五法里，有三四个村庄，居民几乎都是贫穷的渔民。在房屋周围种一点稻米作为他们的口粮，除此之外就靠打鱼为生。出海时，总是结伴而行。远远望去，像是一支小小的海军。我们的葡萄牙神父自从他们建了教堂以后，曾使有些岛民归依了基督教。他们计划在广海城建立传教基地，我们已经说过该城离上川岛只有四五法里远，住在该城的神父们可以出巡到上川岛或周围其他的岛屿。他们希望这片由于印度圣徒之死而神圣化的土地不再遭到异教的亵渎，他们很快会在那里拥有一批虔诚的基督信徒。 8月底，一天早上，我们看到来了三艘双桅帆船，上面旌旗招展，矛戟森森，特别醒目的是大大的灯笼，灯笼周围写着一些中国字表示皇帝使臣的头衔。从中国桨手和士兵中传出由铜铃和牛角演奏的音乐，这是一种背景音乐，是为中国长短笛作伴奏的。这是洪若翰神父和他的“大清”(即皇帝的使臣)随员。我们更为欣赏的是他们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桅杆和横桁，尽管它们不是十分结实，但在大桅准备好之前，这已足够我们用于驶完上川至广州五十法里的水路了。我们在安置桅杆的时候，洪若翰神父接待了广海大清官员的来访，接待的礼仪都是中国式的。我们其他人很高兴去方济各·沙勿略的墓地做最后的拜祭。 晚上，我们起锚了。三艘“大清”的帆船陪伴着我们，这倒不是出于需要，而是出于尊敬。洪若翰神父想派他们到珠江口去等我们，但水流、恶劣的天气、逆风，甚至还有暴风雨使得“昂菲特利特”号在十天里只离开上川岛一法里多一点，因此洪若翰神父决定用大清的帆船把传教士们送往广州。余下的问题是考虑谁留在“昂菲特利特”号船上作随船指导神父。因为我在传教士中是最不需要休息的人之一，从欧洲出发后我又一直担任此职，所以洪若翰神父就将我留在船上，同时留下来的还有龚当信神父。于是我们告别了我们亲爱的同胞，他们二天以后顺利地到达了广州。 由于还没有到吹东季风的季节，我们希望“昂菲特利特”号能借助于潮汐，缓慢地飘向广州，就如“昂菲特利特”号的上次航行那样。但第一次航行时，船的状况没有现在这么坏。然而我们使出浑身解数，一天数次开航，有时前进一点，而经常又退回去，以至于三个星期我们只到达Nicouko附近，离上川岛七八法里。德·拉里戈第埃尔先生看到航行旷日持久，就写信给广州方面，希望中国船能来迎接我们，我们可将给皇帝的礼品和中国耶稣会士们的日用品卸到中国船上。正当洪若翰神父着手安排德·拉里戈第埃尔先生希望办到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遭受了第三次风暴。这次风暴比前两次更为可怕，我们接二连三地遭遇了人们能在海上遇到的所有苦难，差点翻船丧命。 亲爱的父亲，我开始冒昧地向你描述一些狂风暴雨。如果风暴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也许不会说起。然而您又想听什么呢?在P小说里人们为了取悦读者可以自由地变换历险的花样，而我写的决不是小说。我写的是天主乐于派送给我们的，我将它们写下来，只是因为我知道您爱我，您乐于知道远离您而发生在我们身上一切细小的事情。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当时我们处在上川岛以东七八法里的地方，和Nicouko岛遥遥相对，尽管风和潮汐的方向相背，每天前进一点点。就在这时一场飓风，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沿海的一股台风，它是各种风的集合体，将我们推出四十多法里远。 对这场风暴，我们有点预感，德·拉里戈第埃尔先生想让船进一个条件好一点的港口，这个港口位于Nicouko岛的北边。两天前我们已经对它进行过勘察，并将我们的英国大副葬在那里。但是为我们船领航的中国驾驶员对我们的担心感到好笑，他向我们保证，明天风会把我们送到澳门港。船长必须信任当地沿海领航员的经验。这位中国领航员表面的机灵使我们坚定地按兵不动。但不久我们便后悔莫及。我们太放心了。晚上约莫十一时，从北边刮来一股狂风，夹带着大雨，使船走锚，我们离开陆地越来越远。大家被迫起身离床，因为里面的雨下得和外面一样大。我们部署转移到安全地方去的必要工作，一直到天亮。但早上海浪滔天，我们再也起不了锚，只好砍断锚链，将锚留在那里了。我们再也没有时间考虑靠上Nicouko岛的某个港口，因为风是从那里刮过来的。因此，我们决定返回我们上川岛的老避风港。但在驶向那边的途中，我们的主帆被撕裂了，不久前桅折断，接着后桅帆也被风洞穿。我们急忙更换新的，但中国沿海的风和其他地方的截然不同。我们再也不能用帆来驾驶我们的船了，最后只能听从风的摆布和靠天主的怜悯。 老天又增加了新的灾难，天变得如此之黑，雨下得如此之密，以致我们再也分不清我们去向何方。我们就好像被赶进了一条死胡同，周围都是陆地，风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袭来。如何躲得过去?德·拉里戈第埃尔先生漫五目的地让人安装了一张新的大帆，以便有机会时使用。在距离只有四分之一法里的地方我们看到一处陆地，但那不过是一些陡峭的礁石，大海狂怒地猛扑上去，浪花飞溅，粉碎了我们想从那儿逃生的希望。然而周围不再有其他的出路，每个人都认为要完蛋了，做好了去死的准备，到处有人在奔走呼救，我们接受了一些人的忏悔。我们在把自己交付给天主后，考虑的只是东奔西西跑，使其他人能够得到善终。我们差点触到一块礁石，我们的船离它只一箭之遥，这是名叫乌猪岛的岛尖。我们用大帆借着斜风拼命想转向，避过它。船后的小艇拖累了大船的行动，我们待救出艇上的人以后，砍断了小艇的缆绳。大帆被撕破了几个地方，但它吃到的三四阵风使船转了过来，我们避过了乌猪岛的岛尖。处在该岛的下风以后，我们对风不再害怕了，但其他还有无数值得担忧的事情，暴风雨才刚刚开始。由于天黑雨骤，即使时值正午，眼睛也不管用，我们只好不断用水砣探索前进，如果我们接近岛屿或沙滩，吃水会变浅。我们惟一可依靠的是一个大锚，一旦水深不到十至十二法寻，我们就下大锚。但是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锚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都是难以令人放心的。我们被惊涛骇浪的大海和脱缰狂奔的颶风所包围，我们不知身处何处，也不知飘向何方，我们只知道在我们的周围险象环生、暗礁四伏。我们又一次求救于大海和风的主宰，听任祂对我们的审判，我们希望祂能记起旧日的宽容。 乌猪岛遇险后，在全体船员的请求下，并以全体船员的名义，我向在澳瑞的圣安娜许了一个愿。澳瑞是布列坦尼的一个小镇，在那里圣安娜这位圣徒特别受到远洋航海归来的水手们的敬重。 我们的船员们许诺如果能回到法国，全体一定徒步走去，到这位圣徒著名的教堂里做弥撒。许这种愿的时候，人们的眼中总是噙着泪水，心中埋着深深的歉疚。水手们的虔诚用不着我们去激发，首先是他们恳求我们诵读祷文。最虔诚的还将新归依宗教的伙伴带到我这儿来忏悔；有些八至十年来没有参加过圣事，只是因为要受人尊敬才成为基督教徒的人也真心诚意地归依了基督教，从此过着十分感化人的生活。当时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两位外国使团的传教士，巴塞特先生和贝斯纳尔德先生。他们是在我们在Nicou—ko附近遭遇风暴时上我们船的。由于他们并不回法国，我和龚当信神父也不回去，我们四人决定再特别向我们的保护神许个愿。明天就是他们的节日。我们祈求他们在这危急关头做我们的向导。也许正是由于他们的保佑，加上水手们请求的那位圣徒的帮助，我们最终脱离了险境。 这一天余下的时间和晚上，海浪和狂风始终展开惊心动魄的搏斗。午夜时分。水深只有十二法寻了，我们放下了我们仅剩的大锚。 我无法向您描述我们的船剧烈颠簸的样子。您只要想像一下一头愤怒的狮子，竭力想摆脱和挣断锁它的铁链，最终达到目的的情形就行了。凌晨五时，锚链断了，尽管它还是全新的。我们又只好听凭天主的支配，再次陷入新的危险之中。我们考虑，要么努力回到大海深处，碰运气让水流把我们带到海南岛，但我们的地图上显示在此途中有大量的暗礁和浅滩；要么我们靠岸，下决心在我们碰到的第一个似乎可行的地方就冲滩搁浅，以便拯救我们的生命和一部分商品。大家同意第二种观点。早上，我们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发现了几片陆地，我们向那里驶去。为了至少能够挑选一块我们可以搁浅的地方，我们扯起了所有的风帆，甚至包括支索帆，通过操纵风帆可以更好地控制船的方向。但大部分的帆不是折断，就是被风撕成碎片，因为暴风雨丝毫没有减弱，连一刻喘气的机会也没有。 最后，我们终于看到了三片陆地。一片是中国大陆，另两片是荒无人烟和礁石嶙峋的岛屿。问题是我们去哪里搁浅。那些最想保全性命的人希望直接驶向中国大陆，但船是保不住的，在通往海边半法里地的路途中似乎布满了礁石，船撞上去必定粉身碎骨。德·拉里戈第埃尔先生做出了更为明智的决定，他使船转向大海最深处的那个岛屿，相信在那个岛的背后，我们可以找到避风的地方和好的抛锚地。老天开眼，风一时小了一点。我们趁此良机，借助惟一的船首斜桅的方帆(将它捆在前桅残存的木桩上)和后桅帆，通过两岛之间的航路，手上始终不离测水深的水砣，驶向海洋深处，驶向处在最后一个岛下风的风平浪静的大海。在那里，我们先下了一个小锚。次日。我们起航将船改停在海域更宽广的地方，因为在退潮时，船舵差一点被损坏，碰到了海底，但没有破损。 我们不知道我们到了什么地方，我们没有小船和小艇出去探路。我们打了几炮，希望告诉中国人我们陷入了困境，需要他们的救助。 两天过去了，不见一点动静。然而，我们用望远镜却看到沿着港湾，是繁华的城镇和一些宝塔。由于没有小船和小艇，无法靠岸，我们就用旧的桅杆和破损的桨扎成木筏一样的东西。正当我们对木筏进行试验，看它这样的一堆烂木板能否抵挡得过礁石和海浪的险阻的时 候，来了几艘中国船。这是当地的军事长官听到我们的炮声后派人来察看的。从这些中国人那里我们得知我们停伯在电白的锚地，我们前面落脚过的小岛叫“放鸡山” (放鸡山岛)，因为中国人出海远航时习惯在路过此地时留下一些鸡，以供奉他们敬仰的某个神仙，而使他们一路顺风。中国人还补充道，陆地深入一法里有个叫电白的城市，军队长官名叫Li-Tousse，他不久前才从澳门来到这里。 一听到Li—Tousse的名字，我们都欢呼起来，我们感谢天主在我们最为困难的时候，让我们落人法国人在中国最好的朋友手中。这 位长官原是驻澳门的军事首领，他对法国人给予过千百次的关照，对他们是有求必应，以至于中国贸易 Li—Tousse表现出了我们所能看到的最大的热情，他全部满足了我们的要求，并派出三艘帆船来迎接我们，如果我们愿意上岸，他把他的房子让给我们住。然而在他得知我们船上装载着给皇帝的精美礼品时，他又有了更大的举动。如果这些礼品在他的辖区出了问题，这可是要掉脑袋的，至少也要破财。因为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不同，人们是根据成绩来评判人的品行好坏，如果出了事故，就会怪罪于官员，尽管他们没犯什么过错。于是他向他的上司广州的副王和总督(掌管两个省的长官)送去快信，为了得到他们的指示，也让他们分担对我们的关心和担忧。正当他和他的上司准备采取一些有关我们的措施时，甚至在电白锚地，一场灾难从天而降，这给他带来极大的不安，同样也使我们吃惊不小。 由于放鸡山岛作为避风港使我们抵御了上一次风暴，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在那里过冬了。我们用剩下的三个没有什么分量的小锚抛了八字锚，人们不再关心那艘船，似乎它已停泊在一个良港之中。我们已经考虑在岛上为病人建一座医院。就在这时天主又从他愤怒的宝库中放出曾不止一次惩罚过我们的狂风暴雨。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此打击下，我们有种被天主玩于股掌之间，有点沮丧有点蒙羞的感觉。至此之前，我对所有的暴风雨都是冷眼相看的，它们对我们船员产生了好效果，唤醒了他们的良知，这是我们在航海途中一直想努力达到的，这使我忘记了我们所有的疲劳。我激励他们忍耐痛苦，寄希望于天主很快会结束这种状况。然而看到天主如此接二连三将苦难降临下来，只给了我们八天的喘息时间，我再也不敢激励他们，只有让他们服从天主的神圣意志。遭到这次新风暴的打击后，可以说，我们的生命只悬于几条脆弱的缆绳上。而且因为眼看着它被一丝丝地撕裂，每半小时就要更换或加固一次。如果一旦缆绳像上次风暴时那样断裂，我们再也不知道上哪儿去搁浅，因为狂风怒号着从放鸡山岛方向刮来，那一边对我们关闭了，在电白锚地中央必死无疑，因为那里充满着沙洲和浅滩，离岸足有一法里半，无人能到达陆地。这样的担惊受怕持续了二十四小时之多。我从来也没觉得一天会这么漫长。使我担心的倒不是我自身的危险，多亏天主，以前经历过的考验已使我做好了一切准备。我想，如果我能像乔纳斯那样用我的冒险来拯救船上所有人的话，我是十分愿意去赴汤蹈火的。我痛心疾首的是天主不拯救这么多诚心诚意祈求过他的可怜人，并眼看着装满为建立我们传教基地所必备之钱财的船在港口沉没。但我只好听天由命，在以前那么多的考验中，天意还未曾抛弃过我们。 当我们正在和风浪进行殊死搏斗的时候，可怜的军官Li—Tousse 站在岸边，生不如死，担心我们和皇帝的礼品一起沉人海底。等到天空略有放晴的时候，他登上电白的一处高地，用望远镜找我们。一看到我们，他就派一艘船和一个小官员，劝说我们前往电白港，以便使我们人和船都得到安全。同时，有人还派洪若翰神父的相公到了电白，请求Li—Tousse向我们派出船只，将曾有建议要放在放鸡山岛上的船上货物尽可能地转运到电白。Li—Tousse于是为此筹集了电白港所有他能找到的舢板、帆船、大船和渔船，给我们派过来。当我们看到来了这么一支浩浩荡荡的小型海军来救援我们，有点吃惊。我们首先问中国驾驶员，吃水十七法尺深的“昂菲特利特”号能否进港。他们回答道，不行，除非我们能够抓住新月和满月的机会，这时潮水最高。因为在港口的人口处，有一沙滩水深只有十五法尺，但在高潮位时有时可达二十法尺。不幸的是高潮位的到来还要过十天，但在五天里我们有可能再遭受类似前一次那样的风暴。于是我们决定珍惜时间，用Li—Tousse派来的船将我们的物品转移到岸上。 在我们从货舱里取出货包来的时候，在船员中发生了叛乱，使得所有的工作停顿下来。由于水手们在刚过去的风暴中受了惊吓，所以他们认为人们只考虑货物的安全而不考虑他们人身的安全是很恶劣的。他们害怕当船上的东西都卸完以后，人们会更容易将他们送回海上，任凭风吹浪打，因此他们决定不让任何货物搬下船。这次小骚动有点乱了我们的方寸，如果不是德·拉里戈第埃尔先生用他的明智和权威果敢地平息了这场骚动的话，早已造成不良后果。其时，货物已经搬上甲板，准备卸到周围的中国船上去。当我们恢复平静以后，天气又变坏了。一场大雨从天而降，人们被迫将货物又放回舱里，因为还没有时间在岸上建货栈，货物一旦上岸会遭损。 天主似乎存心考验我们的耐心，成功地阻挠了我们所有的计划。我们去参观了一下中国的大船，看看能不能装运一些东西到电白。结果它们的舱口和舱室都太窄，无法容纳欧洲的大货包，不得不将这些空船打发走了。我们看上了小渔船，明天可以靠它们将货包一件件地运往放鸡山岛，当天晚上我们计划在那里先搭建一座可避风雨的小屋。但是到了晚上，已经得到大量食品的渔民们想起了他们靠打鱼为生的家庭，全家老小等不到他们也许就会饿死，于是他们连声招呼也不打就回到他们来的地方去了，而且再也没有露面。因此不管我们怎么想，船上的东西还是在船上，我们被迫在这样的状态下准备第五次遭受暴风雨的威胁。我们真是害怕极了，这次暴风雨一开始也像前几次那么猛烈，好在时间不长，感谢老天，我们的苦难从此到了尽头。 仅有的操心事就是等待洪若翰神父的消息。我们往广州和广海给他发出了几封急信；巴塞特先生、贝斯纳尔德先生以及船副乌里先生甚至已到达他那里，向他通报了我们的困难和我们的需求。在洪若翰神父那边，这期间他跑遍了一个又一个小岛，冒着极端的危险，寝食难安，但没有找到他想找的东西，连我们在上川岛丢弃的救生艇和小船的碎片也没有发现。这时，“户部”官员(中国海关的官员)为了他的利益从广州来到电白，他告诉我们，我们广州修道院的院长宋若翰神父和他同时从海上出发，代表洪若翰神父来取给皇帝的礼品，在他还没到之前，我们可以派人和他商谈商品的关税事宜。我们感到惊奇的是，给我们添麻烦的人总比寻找我们给我们带来好处的人来得勤快。 终于在一个星期天，我们看到有两艘船似乎驶往电白，稍后我们看清它们正向我们驶来，举起望远镜，我们首先看到一面像是白色的旗帜，后来变成了黄色，最后人们看清了旗帜上的中国大字：“大清”。派出去打探的船只向我们叫喊着，这是我们广州的商务监理和洪若翰、宋若翰．当士兵处在火器射程之内时，我们退出了大炮的弹药．这些先生到来时，我们喜出望外，大家互相热烈地拥抱。他们为我们带来了桅杆和新鲜食品。我们马上将新桅杆安装在船上，以便使船能迅速驶进电白港。港口大而宽敞，但到处布满了浅滩，它们在海潮的涨落中时隐时现，水深勉强只够中国船航行。有一个相对狭窄的深水区，水深有六七法寻，但要进入深水区须越过一片浅滩，水深仅为三寻。所以我们趁新月时驶向那里，以便趁着高潮位越过它，但风转成了逆向。 电白的中国官员来拜访洪若翰神父。我们以各种方式向他们致敬，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尤其没有节省我们的礼炮。人们看到我们进不了港，感到十分遗憾，他们向我们建议进另一个港，沿海岸往下约二十五法里地。被询问的中国驾驶员说，那里不错。我们派他们和我们的一名驾驶员一起去探察了一下。然而我们还是转向放鸡山锚地，在那里，洪若翰神父派人将赠送给皇帝的礼品装上一艘特意从广州带来的船上，然后再转运到电白。他已和中国官员商定，他将这些礼品从陆路带走，总督也要求这样做，并答应提供一切费用。他们已经下令整修道路，准备好公馆 (这是中国官员在旅行中的歇脚处)。户部官吏知道洪若翰马上就要动身时，只派出他的手下人来“昂菲特利特”号来拜访。但我们懒得理他们，我们对船上装着给皇帝的礼品感到骄傲，毫不怀疑我们的船会受到礼遇而免征关税，也可免遭这位贪婪的户部官吏的欺诈．当中国官员叫人用草绳将装有皇帝礼品的货包严严实实地包扎起来，由脚夫用扁担挑运而不会有危险的时候，洪若翰神父回到船上来接我，并向大家道别。 龚当信神父当时被宣布担任随船神父。由谁留在船上，我和龚神父有一番争执，但他执意不将受苦的机会让与他人而要进行苦修，这场争执以洪若翰神父做出了有利于他的决定而结束。这天是 从我到达电白之日起，必须扮成中国人的模样。我穿起了中国人的衣服，取了中国名字，因为中国人不懂我们欧洲姓名的发音。甚至所有的传教士和商人在到达中国后都被迫取中国姓名。我的中国名字叫“汤尚贤”。为了适应这个帝国的风俗习惯，我们必须从头到脚脱胎换骨，将欧洲人改造成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我们被电白官员接到公馆里，当晚享受了中国式的大宴。我们吃的是肉块和蔬菜混合做的菜，我情愿相信这些菜做得很不错，但似乎我们法国人习惯不了。不过宴会可以使那些喜欢菜肴丰富多样的食客得到一些满足，因为人们给我们上了四十多种不同的菜。第二天，带我们航行至今的船长德·拉里戈第埃尔先生想请中国官员享受一顿欧洲大餐，但因为我们的货物都已整装待发，挑夫和士兵们也已做好了准备，我们不愿耽搁，因此没在那里多停留。 因此次日总督的二位官员下令出发。押送皇帝的货物，每件货包都插着一面小黄旗，上书一些中国字，以便在这些物件经过时警示人们这是需要得到尊重的。挑夫们必须写下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担保人的名字，他们身边有士兵跟着，士兵又有军官管着。此外，清朝官员和他的人还组成一支机动队，注意不让人离开大道。在中国人中再也没有比属于皇帝的东西更神圣的了，即使是分文不值的东西，人们也敬若神明，小心保管。我赞赏在我们行进中一直保持的秩序。我们总共有四百多人，其中包括“大清”和他的日常随从。这些随从中有鼓手、号手、牛角吹奏手、宣读公告的差役、撑伞打旗的、跟班，甚至还有惩办罪犯的司法官员。“大清”用轿子抬着，我们走在他的前面，作为他的“老爷”。我们就这样离开了电白，踏上了去广州的路程。 在我们到达十分美丽的小城阳春县时，我们相信全城居民都来到我们面前，因为道路两旁到处是人。他们睁大眼睛看着我们，对一生中第一次看到一位欧洲的“大清”和在中国难得一见的大胡子明显感到十分兴奋。使我惊叹的是，在这样的人山人海中没有一点喧哗，保持寂静，而且看不到有治安官员在迫使人们守本分。他们这样克制和有节制得益于中国的教育，以及，正如我们前面所述，看到皇帝的物品在他们心中所唤起的恭敬。阳春县的官员前一天晚上在我们离城还有六法里多路的时候已经给我们送来过现成的晚餐，在我们到达后，他们的谦恭和他们的礼品有点使我们受不了。我们住进一幢豪华的公馆，走进三个大院才到达“大清”和“老爷”们的住房。这类房子的朝向总是接近正南，因为根据帝国的法律，它们必须偏离正南一点。只有皇帝的宫殿才有权直接正对南方。从阳春县出发我们到达河州。途中我们看到十分奇特的景象。有些高耸人云、形状像巨型的方塔一样的岩石矗立在广袤的平原之上。我们不知道它们怎么会在那里，可能原先是一些山，雨水逐渐将围着这些巨型岩石的泥土剥落了，使它成为四面都是绝壁。我们看到部分岩石的下部还残留着一定高度的泥土，进一步证实了这样的推测。 此省出产很漂亮的大理石，人们用它造桥和修补使路面受损的洞坑。一位和尚，无以为生，一时兴起想用这样的方法整修一条道路，小溪已将这条道路变成了泥泞的沼泽地。这位和尚表现出来的为公众做好事和方便行人的热情使他赢得许多施舍，以至于现在他能够建造一座美丽的桥梁，在桥的旁边建起了一座和尚寺院。从远处看到他为他的计划收集在山谷里的大石块，我相信可以用它们来建造整座宫殿，因为数量多得惊人。大理石质地优良，在路上我们看到行人的脚将它们磨得十分光滑。 在河州，陪伴我们的陆军小队换成了水军。我们的货物被装在九条船上，他们另外又给了我们四条船：一条放食品和做饭菜；另一条是音乐船，载乐器演奏者；第三条是载护卫士兵的；我们坐在第四条船上。沿河两岸，三步一岗四步一哨，士兵排得像篱笆桩一样，远远地望着我们，当我们经过的时候鸣枪向我们致敬，我们的运输船发出信号。这样场合下他们的开枪方式和我们的大不一样，我们是将枪拿在手里，朝天鸣枪，他们将枪夹在腋下，枪托朝前，射击时就好像要打中自己身后的某个目标那样。我们在水上坐船旅行时，当夜幕降临，我们就上岸，随地而睡。士兵们分成几队，整夜点着篝火，大声喊喝，吓退小偷。但这种喧闹声对那些睡眠的欲望超过对小偷的担心的人来说是很令人心烦的。 从肇庆至广州，两岸尽是大村庄。它们相互靠得很近，以至于我们可以将它们整体看做一个大村庄。正是在那里，我们对中国的美丽才开始有了一些印象。我们看着江门在左岸离我们远去。这是名村，它足有五法里长。村庄中有近两百座方形楼堡，战时进驻士兵以保卫居民。我们经过了佛山村的一段，它不是很大，但村中有人口百万。在河面上，长度如我们最大的船的那种船只就有五千多条，每条船都住着一家人，包括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用于摆渡的渔船和小舟数也数不清，因为在这些大河里都没有桥。在田野里和村边的小土丘上，我们看到无数的坟墓：那都是些小土堆，土堆的顶部放着一只大瓮。我认为不会有很多人采取这样的葬法，否则要不了多久，死人呆的空间就和活人一样多了。 非基督教徒们向广州巡抚告状，认为这是洋人对他们房子和宝塔的侮辱。这位巡抚是中国最明智的地方长官之一，他回答他们：“皇帝在北京的皇宫里建造了更漂亮的教堂，你们怎么能要我在广州把献给天主的教堂拆除呢?”事实上，我们已经在这里听说，这位皇帝日复一日继续支持我们的宗教。在他派洪若翰神父回法国之前，他已在他的皇宫围墙内给了法国耶稣会士一块地皮，在那里建一座供奉天主的寺庙。自此后他又提供建造的资金和石块。如果这位皇帝承认天主并和我们一起崇拜天主，那该是多么令人宽慰啊!建筑是欧洲式的，我们的一位兄弟(卫嘉禄Belleville修士)是高明的建筑师，他领导了这个工程。我们在这里的几个省里很快将有其他的教堂，我们伟大的君主是这些教堂的奠基人，因为在这次航行之际，他已给予洪若翰建造四所教堂所需的资金，并承诺在这四所教堂建成后，再提供建造新教堂的经费。但愿欧洲所有的君主以他为榜样，成为荣誉和宗教的支柱，在非基督教国家把教堂贡献给耶稣基督。 至于我们，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精力使我们的教堂里很快充满热情的基督教徒。 现在我还不知道我会到哪里去传教。三天以后，我们将随洪若翰神父出发，他将把我们安排在不同的地方。一批人将在途中留在我们已经建有教会机构的地方，另一批人将前往南京，去那儿建设一座神学院。首先将有从欧洲来的传教士被派到这座神学院去学习，以熟练运用中国的语言和中国书籍的知识。我们和洪若翰神父同来的有九位传教士。我们队伍由于赫苍璧神父、聂若望神父、隆盛神父和苏安当神父的加入而壮大起来，他们是通过印度过来的。本来还有第五位神父d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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