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5至804 年间相继出现了三个伟大的学者，奥尔德赫尔姆、比德和阿尔昆。他们的声名远远超越出本国的国界，使英吉利教会生色增辉。奥尔德赫尔姆来自成塞克斯，是马姆斯伯里修道院院长、舍伯恩的主教；比德和阿尔昆来自诺森伯里亚，阿尔昆是约克学校校长，后来转至查理曼手下供职。

富勒(托马斯·富勒《教会历史》第108 章第15—18 节。)指出，比德是“他同时代人中在拉丁语、希腊语、哲学、历史、神学、数学以及音乐等所有方面造诣最深的学者”。比德在《教会史》末尾不仅列出自己的各种著作，而且还阐述了自己一生的简单经历。他诞生于672或673 年，他的出生地不久就送给本尼狄克·比斯科普(第 4 卷第18 章。)用于修建韦穆修道院。比德在七岁时“由他的亲属托付给本尼狄克院长抚养。”他此后的一生全都在修道院里度过：先是在韦穆，此后，即在被接收的一年后，他便到贾罗——其第一任院长切奥尔弗里德收留了他。毫无疑问，他是在修道院学堂里接受教育的。但是，在教授过他的兄弟中，他只提到特朗伯特一人的名字(第 4 卷第3 章。)。“他决不是一个四处游逛的人”，虽然我们可以发现他拜访林迪斯凡和约克的足迹，但他走出修道院的次数很可能极少。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专心致志于《圣经》的研究。在修行和负责教堂日常唱诗的同时，我总是以攻读、教授和写作为乐趣”。所以，根据本笃会会规，他很可能被免于从事耕地、簸扬、制作面包、园艺、炊事以及其它落在他的那些学问较差的同伴身上的工作。韦穆修道院建于674 年，贾罗修道院建于681 或682 年。两座修道院之间虽然有着一段距离，但是，它们还是组戍了一所修道院。比德在他的《修道院长列传》一书中叙述了在他的一生中共同或分别管理过这两座分院的诸位院长的生平。他的著作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他心目中的修道院生活的国画。

在比德所在的修道院里，图书室藏书丰富，使他效益匪浅。他激动地谈到了本尼狄克·比斯科普访问罗马时所带回的那些书籍。在切奥尔弗里德院长的关照下，藏书量增加了一倍。修道院之间还可以互相惜阅图书。比德懂得拉丁语和希腊语，很可能还略懂希伯莱语。他的各类著作概述了当时的西欧所积累的各类知识，因此使得他的同胞能够加以利用。他的著作以神学为主，大多以四位伟大的教父奥古斯丁、哲罗姆、安布罗斯以及格雷戈里的作品为根据，采用的多是评论的形式。当然，这决不意味着他的阅览范围只限于这些人的作品。在比德的著作中，我们会发现一些古典作家例如维吉尔的言论，少许也出现过奥维德和贺拉斯的言论。但是，这些言论很可能是从他发现的其它著作中所转引的，因为比德决不会认为花费大量时间来研究这些异教徒的著作。

除了神学著作外，比德还为他的门徒写了正字法、韵律和修辞法等著作。他还写了一本有关自然现象的书，这本书总结了罗马帝国的自然科学。此外他还写了关于时令和计时法的专题论文。他的历史著作除了用诗歌和散文写成的圣卡思伯特传记外，还包括《教会史》、《修道院长列传》以及《给埃格伯特主教的信》。

这里的几卷书是比德的历史著作。他广博的知识、孜孜不倦的精神、朴素的风格和求实的态度博得了评论家们的一致赞赏。他仔细地为他所陈述的一切提供典据，“我决不愿意让我的子孙后代读到谎言”是他临终遗言之一。如果有文件依据，他必定从中引用。他对于自己所叙述的事情，不管是普通的还是非凡的都尽可能地提供第一手材料；如果没有第一手材料，如果材料的来源除了一般的传说外别无可靠的依据，他就会坦率地申明这一点。引人注目的是，在比德所记载的许多奇迹中，没有一件是他亲身的见闻。在他所撰写的他所在修道院的最初五个院长的传记里，连一件奇迹也没有谈到。他还费尽苦心，力求年代的精确。评价比德对他所描写的年代的价值，最好的办法是，把他的作品同他的前辈吉尔达斯的作品相比较。比德所记载的许多早期英吉利历史，不得不依赖吉尔达斯的著作，而在使用模棱两可修辞方法的吉尔达斯的书中是很难找到可靠的事实根据的。如果有一位具备比德性格的学者清楚而忠实地记下不列颠居民的世俗交往并描写出他们的社会、政治生活及其风俗习惯的话，那么历史学家们定然不胜感激。但是，比德所关心的只是那些与基督教输入不列颠以及与该国教会的发展有关的战争、政略和国会。有关那些被基督教取而代之的各种信念和偶象崇拜，他只提供了很少的资料。它们对百姓控制似乎并不十分有力。从科伊弗的言行中我们可以断定，当时的祭司们并不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对旧的礼拜仪式也不是一心一意地奉行。虽然基督教的传教士们有时遭到驱逐，但他们似乎并未受过真正的迫害，没有记载表明他们中间有人被处死，甚至连冷酷无情的彭达也未进行过迫害。彭达不愿成为一个基督教徒，但对那些虽接受基督教却没有表现出基督徒德行的人十分鄙视。国王对新教义的态度是极其重要的，因为百姓是仿效他们的，有时候是被迫的。国王总是主持各种决定教会问题的会议，奥斯维在惠特比所做的就是这样。主教的任命即使不由国王具体决定，也要征求国王的意见——主教原先都是国王的神父。威尔弗里德的动荡生涯说明，尽管他有罗马的支持，但国王的不友好态度还是起着至关紧要的作用。

有关当时经常发生的战争，比德告诉我们的是那些对教会命运有决定意义的战役，如奥斯瓦尔德战胜卡德瓦龙、奥斯维战胜彭达的战役。比德决不是个乏味的编年史者，他所记载的历史充满了由于他所倾注的同情和激情而变得极为生动的故事。他笔下的人物形象鲜明，栩栩如生。比德运用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事件或谚语，使得他笔下的人物真实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他在爱德文被流放及其与波莱纳斯的交往、奥斯温狩猎一天之后与艾丹在国王殿堂会面的故事中，就使用了这样的事件或谚语。比德在著作中除了着重描述那种诸如有关庆祝复活节的正确日期而时起时落的争论（有时我们会感到这方面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些）外，主要描述了传教事业和教会组织的历史，描述了隐居修士的清苦、各修道院的生活、修士、修女们所见到的异象、奇迹般地保存下来的圣徒尸体以及圣徒们的遗物如何治好各种各样疾病的奇迹。但是，他的著作里间或也出现概述外部世界普通人生活的情节，如乡绅家中的饮宴、令可敬的导师伤心的贵族少爷的赛马、在战斗中死里逃生的亲兵的奇遇，有时还出现描写更下层人的生活情节，如凯德蒙在啤酒会上因无法作诗而受窘，日暮时分旅行者参加村庄节庆以及农民们群集在传教士周围聆听传教的情节。

比德对自己著作中描写的公开事件也不回避发表自己的见解。当麦西亚人挣脱了奥斯维的诺森伯里亚桎梏的时候，他表示同情；对埃格弗里德进攻爱尔兰和皮克特人的可悲的冒险行为，他直言不讳地表示了不同意见（后来证明，进攻皮克特人的冒险对诺森伯里亚的前途是致命的）。他还谴责教会在主教管区和修道院中滥用职权的弊病。他完全献身于修道院生活。很难想象，处于那样的年代，他那种性格的人会在修道院以外找到用武之地。他的整个记述表明，修道院制越来越紧密地控制着国家生活。他对象东盎格鲁国王西格伯特那样放弃世俗的尊严削发为僧或者象埃塞尔思里思王后那样弃夫离家当修女的人持同情态度。出家或朝圣便是蔑视尘世，追循光明。但是不管怎样，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终于发现修道院团体占有所有可用的土地而带来的罪恶后果——为保卫国家免邀野蛮人入侵所不可或缺的那些作战人员，退役之后竟找不到客纳他们的余地。如此众多的贵族、穷人因其本人及其子女成为修士而刀枪入库，其后果子孙后代一定会有感受。正如他给埃格伯特的信件所表明的那样，他觉察到修道院本身的完美形象因那些未获真正神召的人蜂拥而至而受到了损害。

在极端苦行主义和献身于隐士式生活方面，爱尔兰修道制仍带有其东方本源的一些特征。根据科尔曼在恩尼斯波芬的经历、体验来判断，它的纪律是有缺陷的。在撒克逊英吉利正如在整个欧洲，占主导地位的圣本尼迪克会规是严厉的，但并没有把苦行主义强加于人：它确立了团体生活方式，订出团体内所有成员必须奉行的隐居、劳作、缄默和祷告的会规。这样的修士未必就是教士。

圣哲罗姆指出，有些为君王故，另一些则为教士故。教士常常是从修士中选出来的。在比德时代，那些主要的教士则都是修士。但是，在修道院中，被授以神职的教士人数并非一定要超过该院实际需要的人数。这种受会规约束的教士称为“在会教士”；住在院外，不受会规约束的教士称为“在俗教士”。在比德时代，教士需要量较大。教区制度虽然由切德、威尔弗里德和西奥多开了头，但仍处在初期阶段。乔叟生活在比德之后几个世纪的年代里。在他的《总引》里，我们会发现在发展了的中世纪教会中一些为人们所熟悉人物，“牛津学者”和“穷牧师”是在俗教士，有别于修士、弟兄、女修道院院长及修女。比德是撒克逊人。

宫勒说，比德对不列颠人缺乏仁爱之心。不管怎么样，可以承认，他对他们的同情是有限的：他对不列颠修士在切斯特遭受的大屠杀并不同情；他在提到不列颠教士对罗马传教团的敌视态度时却一点不原谅；不列颠人有充分理由仇视那些征服他们的撒克逊人。对撒克逊人入侵前的不列颠教会比德却不乏同情感：他对爱尔兰教会的传教热，它的教会学校的学习热，作为楷模的艾奥纳和林迪斯凡以及象哥伦巴和艾丹这样人物的忠诚努力，尽管教派不同，评价却是完全公正的。

不管怎样，对后代人而言，比德最重要的著作是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才完成的《教会史》。这部著作的第一卷开头部分总结了英吉利早期历史和奥古斯丁来到前的早期不列颠教会史，结束时写到了曾派遣罗马传教士到不列颠来的格雷戈里之死。第二卷开始时悼念这位伟大的教皇，讲述了试图把不列颠和爱尔兰教会联合起来的尝试的失败，结束时讲到了诺森伯里亚王爱德文之死（正是在爱德文王统治之时，波莱纳斯把基督教传人这个国家）。第三卷阐述了奥斯瓦尔德、奥斯维以及以艾丹为首的来自苏格兰的传教团的历史，最后谈到了派遣成格哈德到罗马受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史实。第四卷从西奥多的祝圣就职和他为组织教会所采取的步骤开始叙述，一直谈到卡思伯特之死。第五卷讲述了弗里西亚传教团的故事和威尔弗里德的生平，最后概览了教会在731 年的状况。

由于肯特、诺森伯里亚、麦西亚和其它较小国家变化无常的命运以及不列颠、爱尔兰和撒克逊教会之间的分歧所造成的政治上的不统一、边界的不断变动，干扰了叙述的连贯性，因此，整部历史著作看起来就象一本由一些彼此独立的故事汇编成的故事集，故事的中心不断地从不列颠的一个地区转到另一个地区。不过，比德是以标志着英吉利教会发展史上不同阶段的一些重要事件为线索，来划分他的几卷书，并围绕主题把不同的次要故事归类编纂在一起的。他的风格清楚而自然，他那不偏不倚的公允精神使整部著作充满了生气。弄清事实真象，根据“历史的真正规律”清楚地陈述普通传说，便是他的目的。

    早在九世纪时，比德就以“可敬的”这个头衔著称。据富勒记载，“传说有一个笨伯修士要为比德写一篇墓志铭，尽管那不过是一句六音部的诗，但他却想不出其中的扬抑格音部，晚上他就把未完成的诗句‘hic sunt infossa Bedae—ossa’ （诗的大意是”这里的坟墓葬着——比德的遗骨”。——译者）搁在一边，想待彻夜思考后再把空缺填上。可是，当他第二天早上再来吟读诗句时，天使（我们曾经常听到他们的歌唱，现在可以看到他们的诗文）已经在空缺里填上了‘Venerabilis’（‘可敬的’——译者）一词”。但是，正如《教会史》中经常出现的那样，那时这个头街只不过是对教士的一般称呼，而它却成了对比德的固定称呼。

有关比德自己的事情，他告诉我们很少。关于他年青时的一个故事，来源于其它资料： 686 年，贾罗修道院里除了院长和一个年幼的孩童外，所有会背诵轮唱赞美诗和应答祈祷文的人全都死于当时的瘟疫，因此决定，礼拜仪式由这两人独自照常举行。这个孩童十有八九就是比德自己。有关他临终的一些情况，卡思伯特（后来成为韦穆修道院院长）在给他的朋友卡思温的信中作了叙述。

比德的遗体埋葬在贾罗，但在十一世纪，他的遗骸被达勒姆的一个神父取走，安放到圣卡思伯特的棺材里。1104 年，人们为圣卡思伯特迁葬时发现了他的遗骸，因此把它重新放到一个金银骨盒里，安放在达勒姆大教堂的门廊里。1541 年，骨盒遭劫，比德的遗骸因此散落。为了纪念比德，在靠近贾罗的罗克角竖起了一个十字架，于1904 年举行了揭幕典礼。

富勒的叙述是以下面的这段话为结尾的：“对于比德，我除了下面的这些话外无需多说：约二百年后，一个外国使节来到达勒姆，他首先面对高大堂皇的圣卡思伯特神坛说，如果您是圣人，请为我祷告；然后他来到了比德那低小而平凡的坟墓前说，因为您是圣人，善良的比德，请为我祷告吧！”

这一结论比绞尽脑汁后才想出来的多少颂词都强得多！

比德的《教会史》由阿尔弗雷德大帝翻译成古英语。第一次把它翻译成现代英语的是托马斯·斯特普尔顿。他的版本是我们这个版本改写的依据。

斯特普尔顿生于1535 年，卒于1598 年，他是温切斯特的学者，新学院的研究员，后来成为奇切斯特的受俸教士。伊莉莎白登基后不久，他由于坚持旧教而隐居卢万，于1563 年失去受俸教士的职务。但是，他和他的朋友并没有失去赢得女王支持的希望。他在1565 年于安特卫普出版的译本献辞中，清楚地表明了他翻译比德著作的目的：“从这部《历史》中可以看出，您的尊贵的王国是在哪一种信仰里施洗的，它持续了几千年，使天主荣耀，君王光彩，国泰民安。在这部《历史》中，陛下您会看到，在多少重大问题上，虚伪的教会改革派已经背离了那由我们的使徒——神圣的圣奥古斯丁和他品德高尚的同伴首先在英吉利人中传播的正确的普世信仰。本书的作者——可敬的比德真实而诚挚地描述了这种信仰，他以其非凡的德行和罕见的博识被整个基督教界称为‘可敬的比德’”。可是，伊莉莎白所乘的“可恶的分裂主义轻舟”却背离了“坚固的诺亚方舟”，越驶越远——斯特普尔顿及其朋友们是注定要失望的。

他后来成了卢万和杜埃的教授，作为能干的雄辩家而深受敬重。牛津的文物工作者伍德把他描绘成他那个时代的学问最渊博的罗马天主教徒。

1722 年史密斯的译本是该书的第一部评注本。斯特普尔顿使用了1563年巴塞尔的比德全集版本，这解释了他的译文中的某些错误。但除此以外，还必须承认，斯特普尔顿对这位作者的拉丁文采取了过分随意的态度。他有时释义，有时引申，有时省略。可以毫不过分地说，如果要使英文版成为比德的拉丁文版的准确翻译的话，那么他的著作中几乎所有的句子都要作某种修改。但是，尽管有这些不足之处，斯特普尔顿仍然无愧于《公祷书》和《钦定<圣经>译本》的时代。他的句子结构比不连贯的现代英语句子更接近拉丁语，他的风格庄严而高贵，他的措词始终生动活泼，这就理所当然地使他的译本得以广泛流传。除了他的译本中的这些固有的价值外，以过去某一个时代的翻译为媒介来阅读那些描写与我们现今时代在思想和习惯方面如此不同的时代（象比德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作品，很可能会更有益处。这种译著为我们提供了能够更自如地呼吸的气氛，它使我们看到的这座古代建筑似乎显得更为柔和而不是过分艳丽。

《教会史》初版，埃格斯丁，斯特拉斯堡，1475 年左右。

比德全集版本，巴塞尔，1563 年。

第一个评注本，史密斯，剑桥，1722 年。

最新评注本，C.普卢默，牛津，1896 年。

除了普卢默版本中的注释外，我们还从以下著作中得到帮助：第三、四卷的梅厄和卢比版，剑桥， 1879 年；w.布赖特的《早期教会史概要》；奥曼的《诺曼征服前的英格兰》以及布朗主教的《可敬的比德》S.P.C.K.梅特兰的《欧洲中世纪》描述了比德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宗教和文学的发展状况。

比德《历史》所描写的时代的早期典据可以在1848 年出版的《不列颠史记》中找到。

本书的拉丁文原文采用的是莫伯利版本（牛津， 1881 年），它几乎就是史密斯本。根据普卢默版本所作的更改以及从那里所借用的注释均用字母P1 标明；“Bright”指的是布赖特博士的讲稿；“Omen”指的是奥曼的《历史》；不同编者共用的素材没有专门注明出处。本书的编者所具有的一个有利之处是：不但被允许使用H.F.斯图尔特博士对斯特普尔顿译文的更正材料，还被允许使用他对前言所作的注释。对此，编者必须表示感谢。编者还有一个有利条件，这就是采用了斯图尔特博士的《修道院长列传》以及《给埃格伯特的信》的译本。而且，在翻译卡思伯特那封有关比德临终情况的信时，编者还有普卢默的译本这一现成参考资料。在核实地名和其它一些方面，从莫尔教授和韦尔登·芬恩先生那里得到宝贵的帮助。译文中撒克逊名字的拼法基本上沿用了普卢默的拼法。

既然目前版本的编者从这么多方面得到帮助，人们尽可以问：在他的这本书中还有哪些内容可以称得上是他自己的呢？编者只能希望他没有糟蹋自己所冒昧触及的东西，并且只能辩解说：把许多别人的作品改编成一本自以为最能保证风格统一的书，他所花费的时间很可能同他试图完成一部完全属于自己的译著一样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