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6年lO月22日于北京) 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我上次信上告诉您皇上终于给长久在富尔丹流放的亲王们更多的自由。皇上把他们留在那里并不起用,将军只是告诉他们,待士兵位置有了空缺,他就让他们中能拿武器的人补缺,让他们抱有一线希望。 这些仁厚的基督徒们一有了一点点自由,首先想到给我们写信。目前的情况不允许我们出北京,他们为此叹息,他们请求我们至少派中国耶稣会士樊路易神父去他们那里,为他们主持圣事,尽我们所能地给他们带去点接济。他们说:“我们出监狱时几乎是半裸着身子,我们身五分文。我们徒劳地要求这里守军的将军去请示皇上怎么处置我们,他总是一拖再拖,从他一再推托中,表现出他并不清楚拿我们怎么办好。最要紧的是这里要有一个神父,我们极其需要他。我们蹲了那么长时间的牢,我们不知道怎么利用牢里无聊的时间及严酷的痛苦,在天主眼里,我们的罪孽是多么大呀!” 这些杰出的流放者们所有的信几乎都是同样的话语,他们大家都同样急切地表示了要告解圣事,净化灵魂,领受圣体。他们想到光写信不足以战胜我们在满足他们要求时所遇到的困难,他们求助于纪马克,在他们被放逐期间,这个善良的老人帮了他们很多忙,我在最初那封跟您谈到这些虔诚的耶稣基督的忏悔者的信中经常提到他,他们请他到北京去催他们所要求的事情,请他最后帮他们一次忙。他起先说年纪大了,身体不行了,表示抱歉,后来经不起他们一再要求,他带了很少一点钱就出发了(他很穷,派他去北京的人比他更穷)。圣诞节前几天,他到了北京。他向我们说了他这次来的任务,他自己做了忏悔,领了圣体,准备圣洁地死去,他认为自己离死期不太远了。 我和葡萄牙神父们商量了一下,都认为必须让纪马克回去,让他把我们所有的接济给亲王们带去,其中有从法国募集来的,也有我们从其他地方募集来的。我们派樊路易神父去他们那里困难没有以前大,因为三个月以前即位的新皇上生性美好,让我们相信他对待基督教和欧洲人会比其父亲雍正皇帝好一些。 樊路易神父在主显节后不几天就带了一个仆人上路了。路途天气恶劣,他身体又很不强壮,一到了富尔丹就病倒了。他挤在兵营中纪马克那里,很难去照顾他。刚刚从牢里出来的亲王们住得也不像他们在城里的房子那样宽敞。只有保禄亲王(死在南京监狱里)的儿子米歇尔·周和三亲王若望的孙子们及他们的母亲阿涅丝住得还稍好一些。他们让樊路易神父搬到他们的房子里,那里不缺别的只缺药,他身体本来虚弱,加上疾病,在床上躺了两个月,只给他的房东两家人主持了圣事,那还是趁他稍好一些时的间歇做的。他稍好一点后,马上就起床履行他的职责了,但是他只能小心谨慎慢慢地履行职责。 从北京一封接一封信传来,告知刚刚掀起的对信仰基督教的人的迫害,那时还有一些人他没有能满足他们虔诚的要求。北京来信说在所有的旗营里正在极严格地搜查入基督教的满汉官兵,用严刑拷打逼他们放弃信仰,同样的命令不久也将传达到富尔丹。为了谨慎起见,樊神父得立即离开该地回北京去,他也正要回去。但是已经长期习惯最严酷考验的亲王们不同意他走,挽留他再呆一些时候继续做他的工作。他尊重他们的意见留了下来,直到富尔丹的一位要官来看米歇尔亲王,催他尽早私下让这个汉人回去,那位官员是收留樊神父的米歇尔亲王的近亲。他说:“我可以不请求您,就下命令赶他走,只要我一句话,就可让他灰溜溜地离开,但是我不愿意这样冒犯您,您知道现在朝廷里发生的事情,您说您不怕,我相信,因为您再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但是我怕丢官,我怕我的家属遭罪,我也怕您不小心又回进您刚刚出来的监牢里去。” 官员的这番话一点也不使米歇尔亲王害怕,他也很难同意樊神父的意见,樊神父支持那官员的说法。樊神父担心再遭到其他亲王的反对,他没有和他们告别就走了,他到北京时已经精疲力竭了,我马上去看他。他告诉我的有关这些新基督徒的坚定信仰和热忱我就不详述了,那我必得向您重复我在好几封信中一再告诉您的事情了。 然而,我不能遗漏一位亲王的特别虔诚,这位亲王是他家中惟一没有受洗的,他是方济各一沙勿略.苏努亲王的长子,名叫嘎荣加。樊神父告诉我,照他看来,这位亲王也一样很迫切,他完全可以成为最热诚的基督徒。为了让他母亲、妻子、儿女得到参加圣事的幸福,他自己让人搞了一个很像样的可以举办圣事的地方,他请那些害怕被搜查的人到他那里去参加圣事,鼓励他们,请他们放心,如果官员们追究起来,由他负责。“唉,怎么说呢,”他说道,“我们家族那么多亲王那么虔诚地为捍卫神圣的信仰而死,他们不都是很好的学习榜样吗?不要以为我讲此话是理直气壮的,只是因为我没有受过洗,我在说现成话,有其他的原因使我不能受洗,但是,请放心,如果有危险的话,我永远不会后退的。” 樊神父离开富尔丹之前,很欣慰地为苏努亲王的第十六女,也是最小的女儿付了洗。我在1726年8月24日的信上提到过她。我在信上告诉您,她被夫家休弃以后,被送回到富尔丹她父母的身边。她在快到富尔丹的半途上碰到了戴着锁链押往北京去坐牢的哥哥们,他们从北京还将被发配到南方各省,在那里受终身监禁。当时,这位夫人远没有想到她有朝一日会入教,她把她家的灾难,她的不幸都归咎于基督教。她根本不听其他福晋们的劝告,她怪她们太顽固不化,她把她们对基督教的依恋看成是她个人遭难及她余生将受的所有痛苦的根由。 然而,渐渐地她在兄嫂身上看到的忍耐和平静使她深受感动。她很奇怪他们从来不像她那样怨天尤人,尽管他们受的痛苦远远超过她,他们仍毫无怨言。她被允许随身带了她的钱、首饰、衣服来,另外,她被休弃送到富尔丹时,她丈夫非常痛心,她走了之后,她丈夫一有可能又没有很大风险时,就通过可靠的渠道接济她一点。可是不久,他就无法继续接济她了。我在下文中将会讲到。不多久,她就和她的兄长们处于同样的贫困状况,她没有求助于天主。尽管她眼前始终有忍耐的榜样,她仍不断地抱怨。 直到她的兄长们从南方各省被释放回到富尔丹,她才好说话一些。斯坦尼斯拉斯·木也在这批人名中,她很爱他,不仅同意和他住在一起,而且他向她讲信仰天主人教,遵守教理时,她还很高兴听。他经常以她的兄长们为例,如若望、若瑟、保禄、方济各等。“您知道,”他对她说道,“我们家族里的老大被认为是最明智的人,他情愿戴着锁链,贫困不堪,死在牢里,也不愿意表现出对信仰有丝毫的动摇,他并不是盲目信仰,他把它看做通往天堂免受永世折磨的惟一道路。他的兄弟们也和他一样为了同一信仰受苦难,他们和他一起在天堂享有同样的幸福,他们肯定在天堂祈祷天主启示您跟随他们的榜样,您还怕上当受骗吗?” 这位夫人越来越受到这些理由和榜样的震撼,但是最使她感动的是斯坦尼斯拉斯的榜样,从他身上她可以看到他所说的若望亲王的影子。她很惊讶地看到他和受洗前情感很不相同,她无法平静下来,她听他讲戴锁链和严酷的监狱生活和放逐只是好像天主特别恩宠他,天主只是让他在这个世界受一点儿的惩罚,让他在另一个世界里免受因他的罪孽应受的更可怕的惩罚。此外,她看到他温和、平静、谦卑,他以前应有尽有,现在要什么没什么却毫无怨言。 这一切,再加上她嫂嫂们的榜样及劝说,使她终于睁开了眼睛,或者说天主启发了她的思想,感动了她的心灵。她开始读教导基督真理的书,学做祈祷,在规定的日子斋戒,模仿兄长们严格遵守基督教理,就好像她已经进了教一样,因此,樊神父到的时候,她已经很好地受了训导,做好了受洗的准备了,樊神父给她付了洗,给她起名罗莎莉。我们去年的信中告诉您雍正逝世的消息,那是1735年10月7日,我们的船启程回欧洲前不久。他的儿子乾隆最近才登位,这位君王性格温和乐善,已经表现出了对老百姓的仁慈,尤其对血统亲王们,除此以外我们还不能告诉您更多的情况。他给宗人府的旨令说关在牢里的他的八皇叔和九皇叔的儿子们不应该因他们父亲的错误而受惩罚,应该恢复他们原有的衔位, 他下旨寻找其他被贬黜的、长久流放在各地的血统亲王们,因为如果忽略了此事的话,以后,他们由于处境窘迫,因为联姻关系,他们的后代的血统可能和老百姓混杂在一起了,这样开祖皇帝的谱系上就会少了一些支系,这后果是很严重的。寻找需要时间,富尔丹的亲王们也属于这次搜寻的范围,没有人对他们透露任何消息。 这时候,康熙皇帝的第十子和第十四子还关在牢里,第十子关在城里,第十四子关在乡下。康熙皇帝去世时,第十四子还在鞑靼腹地,正领着中国军队和准噶尔打仗。因为他功勋卓著,他的十八岁的儿子宝基特别出众,深得(康熙)皇帝的喜爱,大家都毫不怀疑皇上会让他(十四子)继承皇位。但是死神比预期的早降临了,当时十四子离北京很远,康熙皇帝担心如果让十四子继承皇位,在他从远方赶回来即位期间,帝国内部会有动乱。他把目光投向了与第十四子同母所生的第四子。他们的母亲还活着,她更喜欢十四子,而不是刚刚被任命的雍正。这就更加速了十四亲王及其儿子宝基的受贬。 新皇帝一即位,就冒用已故皇帝的名义,好像他还活着,派人接连送急件到鞑靼,命十四亲王把官印交给他指定的人,不必带很多随从,尽早回北京商讨一件最重要的大事。十四亲王立即遵命,他只是到了离朝廷还有三天路程的时候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再也不能后退了,他还是到了北京,他看到他的兄长坐在宝座上。雍正命他去为父皇看坟,因为他们的母亲还活着,他只是受到密切监视。但是,后来她死了,不久,他就被叫回北京,然后被送到长春园,在那里他被更严密地监禁起来,无法和外界有任何联系,甚至和他儿子宝基也无法联系。宝基被关在另一处监牢里。他好几次被换了监狱,最后落在他同父异母的兄长手里,这个亲王既是个坏儿子,也是个坏兄长,他把兄弟关在他府内的一个角落里,连肚子都不让他吃饱。当今皇上以某种相当个别的方式首先给了宝基自由。去年12月,皇上派了一个大臣去看他,那位大臣让打开牢门,只对囚犯说了一句话:“皇上问谁把您关在这里的,出来吧。”说完,门也不关就走了。 几天前,皇上命令宝基的哥哥到宗人府去接受旨令。这位亲王意识到要受责,到了那里吓得直发抖。宗人府主管命他跪下,向他宣读了语气非常严厉的旨令。详细叙述了他的错误,尤其他不孝的错误。至于宝基,他受到了皇上的接见。他说话不多,只是流泪。皇上为了安慰他,让他顶替他兄长的亲王头衔,而他的兄长受到了比他应得的好得多的待遇,只是让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及几个太监住进他府邸旁的一个他以前让人修造的供消遣的花园,不准出去,于是这花园今天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监狱。 当年1月17日,皇上召见了宗人府主管,他是康熙的第十二子。皇上给他下了旨令,我们无从得知旨令的内容。但是他出宫时,有人看到他带了他全班人马出发去长春园,传说康熙的第十四子关在那里,现在无人再提起他了,好多人都认为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他们打开了重重大门才找到囚犯,他根本不知道他四兄已死,他的侄子已经登基即位,因为围墙太厚了,无论外边发生的事情,还是外边议论的事情,他什么都听不见。 尊敬的神父,您可以想像这位被禁闭了十二年的亲王一旦被从可怕的黑暗中拉了出来是多么惊讶,多么快乐。过路人看到那队人马走进牢里都停下来观看。人们马上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每个人都想看看遭难亲王被释放的情景。消息马上传到北京,十四亲王府离这队人马进入的城门比较近,老百姓们成群结队地跑去迎候,为了表示他们的快乐,他们都跪着迎接他,手里拿着香向他磕头。 十四亲王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礼遇,他甚至担心这样会使他遭祸,他一边叫大家起身,一边尽快地走过去。奉命去迎接他的亲王、他的儿子宝基,还有另一位王爷伴在他身边。他像胜利归来一样回到亲王府邸,全家人都在等他。他一进去,亲王和他个别谈了一段时间。此次谈话,我们所知道的只是要他慢慢养身体,不要急于走出亲王府。他让儿子去向皇上谢恩。同一天,另一位亲王奉命去释放康土矽熙的第十子,把他带到他剩下的惟一儿子住的一座房子去,他原来的府邸被毁已久,他的长子已经死在牢里了。这件事情进行得不如释放十四亲王那样大张旗鼓,不过也给他下了同样的命令,当这些消息公布后,全北京都为皇帝的善通人心鼓掌,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欢呼,好几天里,大家谈论的话题都是好心皇帝的仁慈。 我们对于亲王们得到的开恩并不是无动于衷,他们曾经一直保护我们,尤其是我更得益许多,因为我比别人有更多的机会见到他们,和他们交谈。我们看到皇上对各种各样的人赐给的恩德,除了对和尚道士,他对他们很表不屑,这使得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新主那里为我们神圣的基督教争取到一点恩宠。我们的基督教曾经备受他父亲迫害,传教士们被从各省驱赶到了广州,过了几年又驱赶到了澳门。 我们首先想到了两个难题:第一,新皇上登基既不重申他父亲留下来的旨令,也不以使其无效的方式来解释先皇的旨令。第二,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和皇上直接交谈,我们找不到人敢于代我们向他呈交有关先皇旨令的如此棘手问题的奏章。最后我建议我们的神父们求助于宰相马齐,他对一般欧洲人总是比较友好,对我更另眼相待,我和他书信来往结交朋友已经三十二年了。我的意图得到了赞同。我向宰相的大管家详细讲了我们的事,请他先向他主人吹吹风,待我有机会进去时,亲自去要求他的保护,领受他的旨令。 第二天,宰相派人来对我说,立即写一个要求恢复基督教和传教士的奏本,奏本上说没有比此更合理的事情了,在全中国没有比欧洲人更诚实的人了。这消息使我们充满了喜悦和希望。我马上起草奏本,还没有写完,宰相就派人来向我们要,对我们说要抓紧时间,他想请宗人府主管兼礼部尚书十二亲王呈上去,但是为了保密起见,在上边处理此事期间,我们不能在他府中露面。 此十二皇叔是宰相的女婿,他对宰相另眼看待。皇上也自认为是他的女婿。尽管皇上娶的是他的侄女,他兄弟的女儿,但是他这位兄弟死得很早,那时他女儿还在摇篮里,作为叔父的马齐宰相就把她接去抚养,视如己出,她也把他看做自己的父亲。当今皇上选了许多姑娘后选中了她作为合法妻子,她给皇上生了一个儿子,已经八岁了,这皇子无疑将是皇位继承人。 我们的奏本完成后,我就派人送给宰相,他派一个太监把奏本送给十二皇叔,那位皇叔读了后,觉得写得很不错,只改了两三个字,他觉得针对福建省前总督满保的语句太强烈了。那总督曾经大肆污蔑传教士,使得各省把传教士赶了出去。十二皇叔也是礼部尚书,知道此事。满保的指控状也曾发到礼部的。他帮不了我们的忙,他知道指控是从上边来的,是有一道密令的。但是现在新皇上登基了,他可以帮我们的忙而不担风险。不管怎么样,他答应伺机呈交我们的奏本,但是他无法告诉我们哪一天呈上去。他可能自己心中也无数,他想时间充裕一些。我们很没有运气,他没有凑好时机。他进宫去呈交奏本的那天,正碰上他的兄弟十六皇叔,这十六皇叔是帝国四名辅佐摄政王中的第一位,十二皇叔向十六皇叔谈了他进宫的意图,甚至还给他看了我们的奏本,但是他很惊讶地看到十六皇兄强烈反对他帮我们呈交奏本。 我们无从得知他们的谈话,但是4月8日,十二皇叔仍让老宰相的家人把奏本还给了我们,还给我们带了话:“你们应该交给十六皇叔,然后,你们的事情转到我处时,我再帮你们。”我特意问了家人亲王还说了些什么:“因为,他让您告诉我们的话好像情况不妙,再说,如果做这件事对他有危险的话,我们决不会让他去冒险,我们会耐心等待时机的。”他回答说,他不知道,他又说:“今天早上,他的福晋派人叫我去,令我告诉您,有一个重要人物反对此事,我没敢问名字,可能她也不愿意告诉我。” 您可以想像,看到我们的希望又消失了,我们是多么伤心。但是我们谁也不主张去找十六皇叔,不是因为我们认为他是反对我们的,他有时也对我们表示友好,我们知道他不喜欢介入和他无直接关系的事情,他不会花一小点力气呈报皇上的,所以我们起先不想去找他。果然,他一口回绝了我们,说他不负责处理我们的事情,这倒也是真的。 同一天,我晚上去向老宰相谢谢他对我们的关照。如果只让他一人处理的话,我们的事情早就解决了。但是,他已八十五岁了,尽管他是宰相,除了进宫向皇上请安以外已经不进宫了,他也不参与处理公共事务了,他头脑还很清晰,如果有相应的体力的话,他是很称职的。这位好老人告诉我,必须找门路和皇帝本人谈。 这次努力没有成功,我们认为主发慈悲还没有到时候,我们应该静待一些时候,在我们三个教堂每天的祝愿弥撒时,再加倍祈祷做更多善事。自从1733年3月18曰雍正皇帝要把我们所有的人都赶回去之时,我们三个教堂就每天做弥撒。 宫里瓷器库有一个小官叫若瑟·汪,是个基督徒,4月22日一早他派人来告知我,前一天晚上,他听说有一个指控基督徒的奏本呈给了皇上,他知道的就这些,没有更多的了。我们起先把这消息只看做当时的一条传闻,我们相信皇上对我们并不怎么好,他也不会对我们怎么坏。然而,我们仍派了几个聪明灵活的人去内务府探听消息,所有的奏本及皇上的批复或旨令都是先交到内务府作登记的。他们什么都没有发现,在礼部也没有发现什么,所有的指控都送交礼部的。一反往常,在这两个衙门里,一切还无从得知,但是不多久,我们就无所怀疑了。基督徒们从各方面给我们带来了指控状的副本,辅助大臣的判决,和皇帝批的“岁少’两字,也就是说,朕同意此意见。 指控人叫蔡世海,他是一个叫tong—ching—ssiee的衙门的一个小官,先皇在位时被判充军,后来乾隆皇帝大赦时获释。他从流放地回来时,请他姐姐到他家吃饭,并参加一个礼仪活动。他姐姐是基督徒,嫁给一个基督徒官员,她担心这个礼仪是迷信活动,谢绝了,这样本来就不太好的两家人就有了矛盾. 也有人说,他的指控早在他被充军前就写好了,他葚至还请人呈给了雍正皇帝,雍正皇帝读了以后把它扔在一边,说旗营里的人进不进教他都不在乎,再说,他已经就此事下过旨令了。 蔡世海的指控实际上只是重复了同样的诬蔑,早就有人在他之先指控过了。只是他强调旗营里的满族人和汉族人都不能进教。因为他说:“诱惑是从老百姓开始的,有的人轻信了花言巧语,有的人着眼于利益,最令人恼火的是满洲人也渐渐学了老百姓的样,受到同样利益驱动,如果不杀一儆百地及早刹住这股歪风,我们的宗教和我们历来的习俗就会被推翻,被毁掉,尽管汉人和我们不是同一渊源,皇上仍要一样对待。无论在满人或汉人中都应该禁止,进了这个外国教会的人都要受到同样的惩罚,采取了严厉手段,我们的法律才能被遵守,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得以太平。” 这个奏本交给了以十六皇叔为首的辅政大臣们,如果他有点善意的话,想到他父亲康熙皇帝曾经善待我们,他可以把它扔在一边,但是,他收下了它,并且交给了皇上,皇上令他和其他辅政亲王们讨论。辅政大臣们马上进行了讨论,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早就准备好了讨论,因为,他们只是转抄了满保的指控状,继而做出了判决。由此他们得出结论,命令各旗营首领审查进了新的基督徒,劝他们放弃信仰,如果他们拒绝,就严惩他们,至于因为在科学方面,尤其在数学面很灵巧而得以留在北京的欧洲人,下令礼部禁止他们去引诱旗营中的人们和老百姓进他们的教。这次非常迅捷地做出了决定,不让我们有时间预先得知此决定。4月24日,此决定呈交给皇上,当天就获准,同月26日,就传达到各旗营部执行,然后传达到礼部和管老百姓的户部。此决定公布的第二天,大批基督徒到我们教堂来做忏悔,准备好承受迫害。 这个决定甚至当天就开始执行了。官员们还没有收到皇帝的敕令就已经行动起来了。说实话,不是所有的官员,主要是那些预先被告知反对我们的基督教的官员,或者那些最效忠于十六皇叔的官员。他们一得知他们的旗营里或者说他们的军队里谁是基督徒,他们马上就把这些人叫到他们的衙门里,向他宣读皇上要求他们放弃信仰的旨令,否则将受到严惩。 除了很小一部分被刑具吓怕了以外,我们的基督徒在酷刑下表现出一种英勇无畏、坚定不移的意志。他们被掌嘴掌得满脸是血,被按在地上鞭抽棍打,他们始终回答他们生死都当基督徒。审判官们徒劳地折磨他们厌烦了,就逼他们隐瞒信仰,至少隐瞒一段时间,在外表上表现出似乎放弃了这个外国的信仰。“你们心中保留信仰不就够了吗?”他们说道,“这样,你们既听从了皇上,也无损于你们的信誉。”但他们说他们非常听从皇上的旨令,他们并没有被禁止敬仰天地之君,基督教不是一种外国的信仰,所有的人都要归依它,为信仰而痛苦地死去是他们最终的愿望,劝他们隐瞒信仰是徒劳的,基督教理禁止在最细小的事情上说谎,他们有充足的理由不能隐瞒信仰,也不能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模棱两可态度暧昧。 我很想向您详细汇报我们的基督教徒们坚定不移的所有事例,但是我怕重复过多使您厌烦。我就只举两三个耶稣基督的忏悔者的事例,您就可以了解所有其他基督徒了。 第一个叫周罗朗,在这次迫害中,他坚定地捍卫他的信仰,以他的热诚鼓励其他基督徒,支持软弱者,表现得特别突出,他也因此深得我们神圣的真理的要领。他只有二十六岁,他特别珍惜父母的养育之恩,他征得他们同意不结婚,完全献身于天主。有一次。好多人拥到他房间里和他个别谈话,其中有一个人对他说:“现在皇上命令您放弃基督教,您决定怎么办?您拒绝的话,就会引起可怕的麻烦,您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满足官员们了,您在心里一样可以保持信仰。相信我,这是您惟一能采取的办法。” “好久以前,我就感觉到您对我的好心。”周罗朗答道,“但是如果您了解基督教,如果您有幸进了教,您说话就会很不相同了。任何人都不如基督徒们那么清楚地认识要听从他的君主,因为他们知道他的权威来自于我们热爱的天主,违反了他的命令就是违反了天主的旨意。您看到了皇上的敕令,他说了不能敬仰天主了吗?他自己也热爱他。您和我一样明白,这个命令是就一个叫蔡世海的官员请求书下的。蔡世海错误地指控基督教不敬祖宗,不孝敬父母,辅政大臣们还加上了满保的诬蔑之辞,他以前错误地指控我们在教堂里男女混杂。皇上不能不谴责这种混乱,逼使犯有这种罪错的人改正行为。基督教的要求归结为两点:在一切事情上敬仰天主,爱人如己、,爱人如己的第一条就是孝敬活着的或已故的父母,我想非基督徒们也不见得像我们那样孝敬父母。有人竟敢诬蔑我们教堂里男女混杂,这是地地道道的诬蔑,因为从来不让妇女们进入男人们常聚集的教堂。”“那么说,、”仔细听他说话的人们说道,“蔡世海反对基督教的指控是大错特错了。…‘说得对。”周罗朗回答道,“你们劝我先至少在表面上作些改变。我问你们,我可以改变什么?是否要说不能敬天地之君?一个基督徒情愿死一千次也不会有此想法。你们还对我说我会招来可怕的灾祸,我承认,如果我不是基督徒的话,可能会有可怕的灾祸,我一点都不害怕,我心安理得,我有幸当基督徒,已经欠下好多了,这也证明了基督教是惟一真正的信仰,全世界都要遵循它。 该轮到我问你们了,如果强迫你们改变宗教信仰,否则取消你们的俸禄,为了保住养家活口的微薄俸禄,你们中有谁会不肯放弃它的?但是,如果以酷刑来威胁你,如果严密搜查你们每一个信奉宗教的人,给予严厉惩罚,你们心里能平静吗?这标志了你们信仰的不是真正的宗教。你们知道现在正在搜查基督徒,你们看到有谁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你们也知道我们受到的可怕的威胁,你们看到我们为此心慌了吗?难道我们不是和其他人一样是血肉之躯吗?畜牲都害怕摧残,为什么我们受到威胁和折磨时却很高兴呢?因为我们有幸有了惟一正确的信仰,我们侍奉的天主会看到我们为了天主遭受的痛苦,会以一种无限无边的忠诚来回报我们的忠诚。人都是要死的,就算你活到一百岁,最终还是要死的,到天主那里,到这位所有人的判官面前去报到,你们会万般后悔没有为他效过劳,后悔莫及。你们出于对我的好心,劝我改变信仰,我也同样好心地劝你们,我请求我们侍奉的伟大的主让你们认识到他的重要性。”大家鸦雀无声地听他讲了这番话。 5月25日,官员把周罗朗叫了去,催他放弃信仰。官员软硬兼施,威胁利诱,用尽了各种办法,都无济于事,他没有料到会遇到如此的抵抗,十分恼火,命令手下不要放过这个新入教者。四名士兵上来把周罗朗按在地上。“我是基督徒,”他说道,“我只向往有幸为耶稣基督受苦,说吧,你们要我趴在哪里?”他平静地趴在指定的地方。官员命令两个人按住他的头和双脚。“用不着,”他说道,“不要怕我会动,一个基督徒为信仰受苦是光荣的。”两名士兵拿着鞭子拼足全身力气抽了他好多鞭,他都不哼一声。另两名士兵又换班来抽,在换班间隙,罗朗对官员说:“我乐意挨了那么多重鞭,这是对我信仰的真理做的见证。我心甘情愿为捍卫它而死。”“您想着为您的信仰而死,而我想着执行皇上的敕令。”官员对他说。然后他示意士兵继续抽打。他们抽了六七下,鞭子断了,他们把鞭子接上,另外两个士兵又接着抽.最后周罗朗还是没有被打怕,那官员倒已经不耐烦了,退出了厅堂,不管他了。有人警告罗朗,因为他顽固不听话,准备用粗棍打他。“即使铁棍,”罗朗答道,“把我打成碎片,也不会从我嘴里掏出他要我说的话,我最热切的愿望就是为捍卫我的信仰献出我的生命。” 罗朗的母亲得知了儿子坚定不移的态度,她焦急地在门口等他回来。他一出现,她就高兴得跳了起来,搂住他的脖子:“走,亲爱的儿子,”她对他说道,“我们去感谢天主对你的恩宠。”他们一起在祭坛前跪了好久,然后她才让儿子把经过详细告诉她。 第二天,5月26日,另一位母亲也以同样的虔诚对待她的儿子杨保禄。杨保禄约有十九至二十岁。杨母得知儿子被叫去向官员回话,她把他拉到一边,以亲切的目光盯着他说:“儿子,我知道你畏惧天主,所以我希望你表现出一个忠实虔诚的基督徒的样子。我是你的母亲,我深深地爱你,你要听我的话。如果人家告诉我你为了捍卫我们神圣的信仰受尽折磨而死,我相信我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母亲,我把你看做一个最听话的儿子。但是,如果你表现胆怯,当了不忠诚的基督徒,我就不承认你是我的儿子,我活着的时候不要再看到你,也不让你进我的家门。”“您不要担心。亲爱的母亲,”儿子说道,“尽管我很年轻,很软弱,我相信耶稣基督的功绩,相信圣母的保佑,我希望您的祈祷支持我承受一切即将对我施加的折磨。”他说完就走了,和汪鲁克一起在衙门受审。汪鲁克比他年长,也和他同样坚定。根据官员的命令,他们挨了四百多下鞭子。他们被打得遍体麟伤,动弹不得,才被抬回了家,过了十二天又被投进了监牢,一直被关到了6月,他们除了承认是基督徒,而且永远是基督徒以外,不肯再作其他声明了。 当允禄亲王为主帅的皇室军队开始迫害时,在满化汉营里持续了很久的迫害开始有点降温了。迫害在张彼得身上开始得比较厉害,张彼得是张托马的儿子,张托马是康熙第十四子门下的官员。他大约三个月前死去。他的儿子张彼得是一个特别热诚的基督徒,在这样悲伤的情况下,他到各信徒们的家中去串门,以他的热诚来鼓励信徒们为信仰承受痛苦坚持到底。他到十四亲王府去时,在那里碰到了他的长官,那长官问他是否知道皇上有关谴责基督教的敕令。“我听说过,”张彼得说,“但是如果真有这道敕令的话,一定会公布的。”“已经都公布了,”官员说道,“你可以去问posko(一种下级官职)。”张彼得去找了posko,从他那里得知了蔡世海的指控状、辅政大臣们的决定和皇上的旨令。“据我看,”张彼得说,“这一切都归结为谴责某一个宗教,在此宗教里男女混杂在同一个地方,进这个教的人不敬已故的父母,也不敬祖宗,不按习俗敬拜他们,这一切都和我们无关。” 两天以后,官员派了两个下级官员到张彼得家里,命令他书面声明遵从皇上敕令,在家不再设礼拜堂,不再去教堂,放弃信仰基督教,并要他亲笔签字。 “我很明白,”张彼得说,“在我们的官员的心里,他担心他的上司会因为我信仰基督教而归罪于他,请代我告诉他,他可以把我作为进教已经二十多年的基督徒交给衙门,在他的指控中说明我顽固坚持信仰,他一切劝告、威胁对我都无济于事,这样他就可以摆脱困境了。如果有谁应该担忧的话,无疑就是我了,但是我向你们声明,我什么都不怕,因为基督教教导我们,纯真圣洁,明白事理,我尽力遵守这些教导,我按此教理对父母,不管活着时还是已经故去,都竭尽各种义务。我尊敬长辈,我和周围的人最友好地相处,我爱人如己,我从不损人。如果你们不相信我的话,请去向我家里人打听。我出身一个大家族,只有我这一支和我自己是基督徒,其他人都不是,你们去问他们,我们是否不敬父母长辈,或者不参加敬拜祖宗,他们是否听说过我们男女混杂在同一个地方。你们去问问我们的邻居,他们是我们行为的见证。我为亲王服务了三十多年,你们去查一查记录,我是否失过职守。” 这次谈话以后,有一段时间没有找他了。后来他的长官又来催他了,他仍是同样的回答。“如果你不听从皇上的敕令的话,”长官对他说,“我只能重重地惩罚你.”“惩罚吧,”张彼得回答道,“您将让我得到真正的幸福,比您想像得到的更大幸福。”长官听了很生气,吩咐把他拉出去按倒在地上。这位仁厚的基督徒自己去躺在指定的地方。长官问他是否放弃基督教信仰,他回答永不放弃,长官命令先抽他三十到四十鞭子。由于他一声不吭,官员就骂抽鞭人,他对他们施加威胁以后,又吩咐再抽一百下。然后,他吩咐换几个抽鞭人,再一问张彼得是否愿意改变信仰。他答道:“您再问也是白费力气,您从我嘴里不会得到其他的回答,我永远不会放弃信仰,我遵从皇上的敕令,永远遵从。”官员从未发过那样大的火,他命令继续抽打他,甚至换了三批抽鞭人。看到这位仁厚的新人教者始终一声不哼,他说:“我相信他在装死。”张彼得一听到这话,缓缓地把头转向官员。官员看到他这个动作就骂他:“我看抽鞭子还不够,把打大板的棍子拿来。”棍子拿上来了,官员问张彼得,他是否还坚持原来的信仰。“我已经回答过您了,”他说,“再问也是无用的,我是基督徒,我至死仍是基督徒.”官员听了此话,命令用棍子拷打他,八个人轮流打了他二百多下,他仍态度坚决不改口。官员就此说基督徒有种本事让自己无所感觉,因此也就作罢了。这位优秀的耶稣基督的忏悔者被打得动弹不了,官员命令手下把他拖起来,拉到门房间去,他在那里碰到一大群非进教的他的亲人们,他们把他放在一个平台上,位置放得很不舒服。他已经筋疲力尽,要一杯水喝。他喝茶时,他的亲人们不断地劝他答应那长官,或者至少隐瞒他的信仰。张彼得尽他力气所能对他们简短地说了一番话,用基督教真理来开导他们,最后他对他们说:“一个满洲人,或者一个汉人,口头上背弃皇上,你们不是把他看做一个叛徒或者一个奸诈小人吗?你们竞劝我这样来对待天主,你们想想看行吗?” 这时候,他的亲王府的几个太监来了,其中一个叫张福,一个叫山元,一个是十四亲王的太监,另一个是十四亲王的儿子的太监,十四亲王的儿子也是皇叔。张彼得一看到他们,不等他们开口劝说就先开了口。“你们知道,”他对他们说道, “我过去是,现在还是基督徒。在这个问题上,我要提醒你们,我在进教以前很大胆无礼,你们是看到的,你们应该不会忘记,一个太监总管对我说了一句冒犯我的话,我认为这是骂人,我就不顾他的面子、他的职位和我所在的地方,扑到他身上狠狠地揍了他一顿,一直追打到他亲王府门口,谁要来劝阻我或者敢于出面的太监们都被我一顿臭骂。这就是我进教以前的为人。自从我进教以后,你们看到我蛮横无礼过吗?你们也对我说过几次,你们认不出我来了,我变成了另一个人了,我自己能发生这样的变化吗?只有基督教信仰能让人发生如此变化,这很能说明它是惟一真正的信仰,竟然还要我放弃这行吗?”太监们听了他这番话,只是就他的遍体麟伤说了几句客气话,没有一个敢对他说反对基督教的话就走了。 太监们刚刚走,张彼得看见他那七十岁的婶母来了。“怎么了,侄儿,”她对他说道,“你犯了什么罪被打成了这个样子,你五十多岁的人了,得罪谁了?…‘您放心,婶母,”他回答道,“我没有犯任何罪,我被打成这样,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不愿意放弃信仰。”“我看得清楚,”她说道,“基督教搅昏了你的头脑,要知道,你顽固坚持不放弃的话,我就死在你面前。”“我对此会很生气的,”张回答她道,“但是,看到我被打成这样,您的死不会归咎到我的。您以为,如果坚持信仰对我无关紧要的话,我会愿意受这么多的折磨吗?但是,这是要我对天主不忠,让我的灵魂受到永远折磨,您以为我能这样做吗?我经常对您说过,您从来不愿意听我的,您已经近七十岁了,您还能活多久?可能不如我们想的那么久。您会认识到我对您说的真理的,但是那时候是否太晚了呢?”“问题不在于此,”她对他说道,“问题在于把你从苦难拉出来。所以我去找长官,对他说你已经改变了信仰。”“您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张彼得说,“我管不住您的嘴。我所能说的,就是我是基督徒,我至死都是基督徒,我可以向全世界公开声明。”他婶母听了此话无言可答就走了。 他终于被放回了家,他的非基督徒的亲戚把他放到一辆大车上,陪他回家,希望通过他妻子让他改变信仰,但是他们想错了。他妻子一见丈夫这等模样,眼泪夺眶而出,但是当要她帮助非基督徒亲戚劝他放弃信仰,这位虔诚的夫人擦干眼泪,声音坚定地说:“我看你们并不了解我,你们难道忘了我怎么嫁到你们家的吗?我家是基督徒,只愿意把我嫁给基督徒,如果我家让我嫁给非基督徒,我也绝不会答应的。我把为天主献身看做很大的幸福。我怎么知道这个日子来到没有呢?我经常想起我丈夫因捍卫信仰被打成这样,我看到他为了这样好的事业甘心受苦。一开始你们看到我忍不住流下的眼泪,那是出于天性,但是我不能不以他参与了我们的救世主的受难为荣。唉!我多么想能够像他一样参与进去呀!”这个回答使大家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不久,这些亲戚又被官员派回来对他说,如果他仍顽固不化的话,将遭到更严酷、时间更长的折磨.“我一点都不怕他的威胁,”耶稣基督的忏悔者说,“他无权夺取我的生命。他这样做讨天主喜欢,称了我的心。他只有把我放逐到鞑靼去的权力,或者让我沦为某个亲王的佃户的奴隶。…‘什么,”他的亲戚们说道,“这对于您不是最伤心、最悲惨的境地了吗?”“你们不知道怎么当一个基督徒,”张彼得说道,“你们所谓的刑罚、痛苦折磨,对于基督徒来说,如果是以耶稣基督的名义来承受的,那是幸事。”“您让我们怎么回答长官呢?”他们问他。“对他说,作为我的上司,他可以随他高兴治我罪,但是如果他想从我嘴里说出放弃信仰的话,那他休想。”他们把这话传给了长官。看到他如此坚定不移,这个迫害基督教的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总是不断地谈这件事情,听他说来,可以说这是一件他从来没有处理过的最棘手的事情。最后他决定向十四亲王的儿子递一份报告,报告中说张万(即张彼得)很骄傲,他藐视上司的命令,甚至皇上的旨令,必须严惩,或者让他到鞑靼去放马,或者把他赏给亲王的一个佃农为奴。亲王说张万还够不上这样严厉的惩罚,把他削职就可以了,于是他被削了职。,张彼得很高兴地接受了命令,感谢天主给他空余时间去自由地致力于他的信仰活动。 我们的信徒们就是如此坚定不移。每天都有人来向我们报告某个忠实信徒的故事。我不了解葡萄牙教堂的信徒们受难的情况,但是在经常来我们法国教堂的众多信徒中只有五六个人动摇信仰。九至十个起先害怕了,被迫写了书面声明,有的声明放弃基督教信仰,有的答应不再做祷告,不去教堂,但是他们回到家里又为自己的软弱羞愧,他们又撤回了声明,改正了错误。他们向他们的长官递交了书面的撤回声明,内容如下: “我们,(某Nirou的)骑士们,尊敬地把此报告递交我们的长官,向他明确说明,我们在阴历初五,呈交给他的报告中犯了一个巨大的罪过。在报告中有的人说放弃基督教信仰,有的人说不再做祷告,不再去教堂,我们真诚地承认我们犯了严重的罪过,我们声明我们真正地信仰基督教,我们请求您,我们的直接长官,把我们作为基督徒向上级报告。” 尊敬的神父,我们遭到了沉重迫害的打击,但是我们没有完全被打倒,我们知道迫害只归咎于十六亲王,我们也知道,当今皇上受他父亲影响太大,不了解关于欧洲人的事情,除了知道欧洲人还在北京以外,他再也不知道有关他们的其他情况了。其实,我们的信徒受了许多折磨,天主保佑,他们信仰很坚定,为基督教争了光。也许天主允许这场新迫害只是为了更好地让人知道基督教。我们一起讨论以后,决定必须向皇上求助。但是,平时的渠道都已经关闭上了,我们没有任何办法能到皇上身边,怎么才能和皇上交谈呢?我们想在如此紧迫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另一个渠道请郎世宁教士把我们的奏章传上去。尽管这条渠道有点不同寻常,而且有违宫里的规矩.皇上让郎世宁教士在他寝宮旁边的一间屋子里作画,皇上经常到教士屋里看他作画。 我们赶快写了奏章并且附上康熙三十一年允准在全国传教的诏书的副本,这份诏书在欧洲很有名的,当今皇上却从未听说过。5月2日,奏章写好了,第二天,郎世宁就有了呈交的机会了。皇上和平时一样坐到他身旁看他作画。教士放下毛笔,突然满脸悲伤,跪倒在地,断断续续边叹息边说了几句我们教会遭难的情况之后,从怀里取出用黄帛包着的我们的奏章。太监们都被这个教士的大胆举动吓得发抖,因为他事先没有告诉他们此事。然而,皇上很平静地听了他的陈述,温和地对他说:“朕没有谴责你的教会,朕只是禁止旗营里的官兵进教。”同时,他示意太监们收下奏本,又转身对教士说:“朕会读它的,你放心,继续作画吧。” 我们听到了奏章已经成功地呈交给了皇上,我们很欣慰,认为皇上读了奏章后就会了解我们教会的有关情况了。我们在奏章中陈述了教会遭到的诬蔑,它多次受到的审查、关注和照顾,尤其是康熙三十一年时的情况,那时候,它又一次经过审查以后,得到了礼部、各朝廷大臣及全国的其他大官们的赞同。然而,或者由于皇上很震惊,或者由于他没有对蔡世海的指控做必要思考,我们看到皇上对他以前做出的决定作重新考虑很为难。 12日上午,我们得到通知,户部已经印了谴责基督教的公告,马上就要在城门上张贴。有人给了我一份副本,上边说,如果在士兵和老百姓中有人被劝进了教,就要被逮捕法办严惩。 当月13日,我们收到了朝廷的一个叫海望的大王爷的传票,他命令我们第二天到他府上去,我们一早就去了。他马上出来见我们,手里拿着我们的奏本对我们说:“皇上不准备让大臣们讨论这个奏本,让满洲人及旗营的官兵们进基督教是不合适的。我们不是禁止基督教,我们不说它是好、是坏,我们让你们自由传教。” 我们跪着聆听了这个敕令。我回答说,现在老百姓和旗营的官兵们土以一样被禁止人教。“老百姓中有人受为难了吗?”王爷问道。“我还不知道,”我答道,“但是马上就会这么做的,从户部令人张贴的这份命令上就能看出来。”他接过这份命令,读了一下说:“这个命令已经张贴出去了,有什么办法收回来呢?应该事先采取措施,预先防止这样的结论。”“唉,有什么办法,”我反驳道,“不让我们事先知道,再来说这话?不过,王爷,”我继续说道,“既然没有禁止老百姓信仰基督教,那就让我们把皇帝这个声明公布出去。”他一言不答,我又补充说:“康熙三十一年,基督教被允准以后,进教的满洲人和旗营中的官兵不应该受到搜捕。然而下级军官却残酷地折磨他们,逼他们放弃信仰。”我旁边的其他神父们也向他说了同样迫切的话,但是这位王爷不是来听我们说话的,也不是来把我们的话传递给皇上的,他只想着甩下我们而去。他说:“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如果再发生什么事情,你们可以再说嘛。”“唉,向谁说?”我问他,“所有的门都对我们关闭了,我们是不得不违反常规请郎世宁教士把我们的奏本转呈给皇上的。如果以后我们不得不向皇上求助的话,我们可以向谁去说,您愿意我们向您说吗?”“可以。”他答道,说着就走了。有一位大臣以皇上的名义和我们谈了话的消息传开了,人们并不知道他对我们下了什么样的命令,有的官员对信徒们的态度就缓和下来了,有的仍继续找他们的麻烦。迫害继续了两个月后终于还是缓解了,不过并没有平息,我们总是担心它又会重新燃起,这取决于官员们的一时高兴,除非皇上撤销那道命令,因此礼部仍然照旧行事,当月18日,礼部派人把那道命令贴到了我们三所教堂门前。 我向您谈到过皇上下令宗人府寻找被贬黜流放的皇家的人们。我们看到宗人府忙于去寻找,我们相信皇上意图恢复他们昔日的荣华,尤其是他的堂兄弟们,康熙的第十子、第九子和第八子的儿子们,把皇家标志黄腰带还给他们,只有始祖皇帝及帮助其征服中原的兄弟们的后代才有资格佩戴黄腰带,在这些人中选择议政王。那些以前属于同一家属,也姓觉罗,但不是始祖皇帝的后代,也不是他兄弟的后代的人,以一条红腰带为标志,他们可以当官,但是不能当议政王。 当皇帝下这个敕令时,有一个大臣对他说不宜一下子恢复被贬黜为民的人的名誉地位,皇上应该先让他们表现好,再给他们重新佩戴黄腰带,然后,如果皇上认为他们称职的话,再恢复他们的衔位。这位大臣还列举了好几点理由及事例。 皇上觉得这位大臣说得在理,阴历三月二十七,他审阅了流放者的名单,其中有苏努的儿子和孙子们,他让他们佩戴红腰带,下旨把他们的名字列入皇家的名册,放在佩戴黄腰带的人们之后,并注上他们及他们的父亲为之受惩罚的错误,让他们留在原来流放地,受制于原来的将军。 这敕令和宗人府的决定相符。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尽管在北京发生了逼迫旗营中的基督徒放弃信仰,宗人府丝毫没有提及苏努后代的信仰问题。也许他们没有接到有关这方面的命令,或者他们害怕旧事重提,妨碍皇上赐恩,或者还有其他我不知晓的原因。 命令传到了富尔丹,亲王们中有几个表现得很冷淡。“给我们红腰带,”他们说,“但是给不给我们称得上此地位的必要的东西呢?我们没有房子,没有地,一条红丝绸带和我们穿的粗布衣服相称吗?让我们继续当普通的骑兵不是更好吗?” 其实,这些亲王中,如果在北京没有富裕的岳家的话是很可怜的。凡二十岁以下的,皇上什么都不给,凡过二十岁的,每月发三两银子,一定的15粮,一共才四十五法国法郎。他们只剩下一点点将来可当官,或者被召回北京的希望,无论从身体上或心灵上,他们在北京比在富尔丹可以得到更多的救助。 尊敬的神父,我向您讲讲教名叫罗莎莉的苏努的第十六女儿被召回北京的情况。她丈夫很富有,是三品官,当她被送回娘家时,他不在家。不久,一个家奴控告了他好几条罪名,其中一条说,他还和已被休回家的苏努的女儿有信件来往。皇上没有怎么重视这个控告,皇上看在他父亲面上宽恕了他,他父亲领兵打仗不久前战死了。 这个年轻人满腔怒火,回到家没有几天,就命人乱棍打死那个家奴。皇上得知了此事,对他刚刚受到皇恩宽恕就采取了这种残酷行动非常气愤,下令剥夺了他的财产,削去他世袭的官职,给了他弟弟,把他戴了枷在城门示众度过余生。好多人以为他日日夜夜蒙受的羞辱会使他自杀,这是懦夫们通常采取的行动。他却勇敢地承受了三年,新皇上登基大赦,他被释放了,然而他的财产及衔位并没有恢复。 他被释放以后,得知皇上不赞同强迫拆散夫妻,他就请兵部将一份申请转呈皇上请求让他妻子回来。还好,兵部的一位尚书是基督徒(叫若瑟亲王,不是被流放的若瑟亲王,是另一支系的,上边对他的信仰并不担忧)。这位主管和他的同僚们商量了这件事情,大家都认为没有必要奏报皇上,他们知道他的意愿,他们给他一份文书,敲上兵部的图章,凭此文书,他妻子就可以还给他。然而,当他带着侍候他妻子的奴婢们抬着轿子到富尔丹时,将军不顾兵部的文书,不同意让他带妻子回去,将军是以这个国家的规矩作为理由的。如果他妻子的娘家亲戚是非基督徒的话,他们是不会让她回去的,因为她夫家对她娘家太无礼了,他们情愿把她嫁给别的人家。但是这些亲王们都是热诚的基督徒,他们非常赞同她跟丈夫回去,尽可能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妹夫。尤其是斯坦尼斯拉斯亲王最热情。当这位夫人到了离北京还有两天路程的地方,碰到了她丈夫的兄弟和其他几个来迎接她的亲戚,他们一路招待她到京城,她却不愿意进城去。为了别人不知的家族内的原因,她和丈夫在一座乡下小屋住了下来。 来祝贺她归来的人中间有一个从前侍候过沙勿略·苏努亲王的土,才太监李保禄,他是个优秀的信徒。她对他对旧主人的深情厚意非常感动之后,告诉他,她的家人在富尔丹的悲惨境况,她进教的经,天主给她在出发前受洗的恩宠。她又说:“我丈夫一知道我成了基督徒,他对我说,在走出这一步之前,我应该告知他一下。我的回答使他明白要让我改变信仰是无济于事的,他知道当了基督徒的人是从来不后退的(他指的是他的姻兄弟们),但是他又说,‘至少,我求你,不要告诉家人们你是基督徒,你喜欢祈祷的话就自己私下做祈祷,答应我你不要出去’。” 这位夫人让那个太监对我说,要求相信她的坚定信仰,她希望天主保佑她至死不渝,惟一使她难过的是,在她兄嫂回来之前她不能来听弥撒,也不能来参加圣事。她没有说明理由,因为我们对她是有所了解的。在这个国家,有身份的人只是看望最亲近的亲人,或者给祖宗上坟才出门的。然而,她在北京只有两个嫁给非基督徒王爷的姐姐,她们都到乡下小屋去看过她了,请她到她们府上去住,但是她以各种借口谢绝了,真正的原因是她认为和非基督徒家庭来往很危险。这是太监李保禄对我说的。他还告诉我,他辞别夫人时,她几次嘱他请我们大家在祈祷做圣事吋记住她,祈求天主启示她丈夫,感动他心灵,让他走上得救的道路。我也请您为这个受迫害的传教会祈祷。 此致敬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