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营中艺术活动

    先前，我曾提到艺术。集中营里，也会有艺术这种东西么?这倒要看你所谓的艺术究竟是指什么而定。营中不时举行一些业余节目。每逢其时，有幢茅舍便会暂时腾出来，排上几条木条凳，还有人负责草拟一张节目单。当晚，营中稍有地位者(也就是像酷霸和一些不必到工地去做工的人)全都到场，大概是专程来笑一阵或哭几声——总之是为了消愁破闷。节目中有歌唱、诵诗、讲笑话等等．有的还暗暗讽刺营中的人、事、物。这一切，全是刻意要帮助我们忘忧的——也的确有所帮助。有些普通俘虏就因为这种节目很有消愁破闷之效，才不惜拖着疲惫的身子或冒着分不到当日口粮的危险而争先往观。

    在工地的半个钟头午餐时间里，我们可以在分汤(汤由承包商负责供应，所费不多)时聚集到一间未完工的机房内。进门时，每个人都得到一勺稀汤。大伙儿正啜得起劲，有个俘虏爬到一个桶子上，唱起意大利抒情曲来，我们欣赏了他的歌，他则获得双份"直接由桶底捞上来"的汤——这表示汤里有豌豆!

    在集中营里，不只献艺有赏，喝采也有报酬。即如我，就曾因为喝采，而能够从一位素以“杀人魔”著称的酷霸那儿获得保护(幸好我从不需要他的保护)。事情是这样子的：有天晚上，我有幸再度应邀前往曾举行过招魂会的那间房间。里头，仍是营医的那一票密友；而卫生队那位准尉军官也再度偷偷跑来参加。“杀人魔”酷霸凑巧走了进来，当下有人便请他朗诵他在营中相当出名(该说是出了臭名)的一首诗。他毫不迟疑，立刻掏出一本日记似的小册子，并且朗声诵读他的杰作样版。其中有一首情诗，差点没叫我爆笑出来；幸好我竭力咬住嘴唇，且咬到发痛的地步，才勉强忍住不笑。我这条老命，极可能就是靠这种“忍功”拣回来的。此外，我因为不吝于喝采，所以我即使被分发到他的工作队上(以前我曾被调去呆了一天——光是一天，就够我受了)，也不必耽心有生命之忧。无论如何，让这位“杀人魔”酷霸对你产生好感，只有百利而无一害。所以当时，我竭尽所能报以热烈的掌声。

　　当然，营中的一切艺术活动，一般说来都显得有些怪异。我愿意说，一切与艺术有关的活动所给人的真实印象，恰恰都源于活动本身与荒凉的营中生活之间不协调的对比。我永远也忘不了我在奥斯维辛过第二夜，由疲惫已极的熟睡中被一阵音乐吵醒的情景。原来茅舍中那个资深舍监正在他房中举行一种庆典。他的房间就在茅舍的入口处。他酒醉了的嗓子，嚎叫出陈腐的曲调。突然间，一切归于寂静。就在万籁俱寂的夜里，一支小提琴幽幽地唱出一首凄怨欲绝的探戈——一首百听不厌、久奏不腻的仙曲。弦弦掩抑声声思，我也跟着小提琴掩泣起来；因为就在当天，有个人正值二十四岁的生日。那人身在奥斯维辛的另一区，离我可能只有几百码，甚或几千码之遥，然而却与我咫尺天涯，不得相见。那人是谁?是我的妻啊!

　　17 集中营幽默

　　集中营里，居然也有艺术之类的玩意儿，这个事实局外人想必会大吃一惊。不过，要是他听说营中还有幽默感这东西，很可能更要啧啧称奇了。当然，所谓的幽默感只是淡淡的痕迹，而且为时不过短短教秒钟或数分钟。为求自保，幽默感是另一项精神武器。众所周知，幽默是人类性情当中最能使人超越任何情境的一种。即使超越的时间只是短短数秒也是弥足珍贵的能力。我就曾实地训练一位在建筑工地中与我并肩做工的友人培养幽默感。我建议他，以后我们每天至少要想出一则笑谭趣事——一则与获释之后可能遭遇到的情况有关的趣闻。他是一名外科医生，曾在某大医院充当助理。有次，我就因为对他描述他回复原职之后，将如何改不掉营中习惯，而逗得他捧腹不已。在建筑工地，监工为了叫我们勤快些，常吆喝道；“干呀!干呀!”尤其在督察巡视的时剡，更是吆喝不停。我于是告诉这位友人：“终有一天，你会回到手术房，执行一项腹部大手术。突然间，一个看护人员冲将进来，吆喝道'干呀!干呀!'，借以宣布主任大爷的光临。"

　　有时候，别的难友也会假想一些与未来有关的趣事。譬如，有人就预测在未来某天的一次晚宴上，盛汤时，自己很可能一时忘情，而央求女主人“由桶底直接捞上来”。

18 苦中作乐

    试着培养幽默感，试着以幽默的眼光观察事物——这是研究生活艺术时必学的一招。人世间尽管处处有痛苦，却仍有可能让生活的艺术付诸实现，即便在集中营里亦然。容我打个比方：痛苦就像是煤气。一个空房间里，如果注入某一定量的煤气，则不论房间多大，煤气都会完全均匀地弥漫。同样地，痛苦不论大小，都会完全充满人的心灵和意识。因此，人类痛苦的"尺度"，绝对是相对的。

也因此，一件极其琐碎的小事，也可以引发莫大的喜悦。我且举个例子：从奥斯维辛转往达荷城附近一集中营的途中，我们一直耽心火车要开往莫豪森营。接近多瑙河上的某座桥时，我们益发紧张起来。因为，据有经验的旅伴说，如果火车要开往莫豪森，一定会经过那座桥。后来，当大伙儿获悉火车“只不过”是开往达荷，并未经过那座桥，整个车厢立刻爆出欢笑和歌舞的喧闹声。那种场面，非身历其境的人简直不能想像！

至于在两天三夜的旅途之后抵达荷城时，又有怎样的遭遇呢?在火车上，由于空间太窄，大多数人只好全程枯站，幸运的少数则轮流蹲在满是尿骚臭的稻草堆上。抵达时，从老俘虏那儿打听到的第一条大消息便是：这个小型集中营(人口仅二千五百名)没有“炉子”、没有火葬场、也没有煤气!这表示所有变成“末世脸”的人，不会直接被送到煤气间，而要等到所谓的"病患护送队"组成以后才被遣回奥斯维辛。这个令人惊喜的大好消息，使得大伙儿心情特佳。奥斯维辛那位资深舍监的愿望终于重视了：我们这么快，就已经来到一个没有“烟囱”的集中营里。当下，我们欢笑作乐，管他紧接着又要忍受什么样的煎熬?

清点新到者的人数时，当局发现有名俘虏失踪了，要我们在风雨交加的户外等着，直等到寻获失踪者为止。后来，终于在一幢茅舍内找到了那家伙——他因为疲劳过度，在那儿呼呼大睡。点名完毕，我们立刻受到“游行”处分；当晚，还通宵在户外枯站，忍受长途旅行后的疲劳及风雪刺骨的滋味。尽管如此，大伙儿还是非常开心!这儿好歹没有烟囱，奥斯维辛则已经遥遥其远了。

有一次，我们看到一群罪犯路过工地。当时，一切苦难的差距，在我们看来何其明显!我们嫉妒那些罪犯，因为他们似乎活得较有保障、较有条理，且较为快乐。他们当然有定时洗澡的机会啰——我们悲哀地想着。很可能还有牙刷衣刷、草席(而且是一人一张)，每个月还有邮件告知亲人的下落或生死；而这一切，我们老早以前就已经无权享受了。

我们之中，也有人特别幸运，能够进工厂，在户内做工，而成为众人争羡的对象。这种救命似的好运道，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然而所谓的幸运，毕竟是相对的；幸运的尺度，因而可一再延伸。同样是令人生畏的户外工作队(我就是属于这种工作队)，其中就有些队是公认比较倒霉的。一旦置身这种工作队中，你自然会羡慕别人不必每天十二小时都得在陡坡上踩着满腿烂泥清理战地铁道的木桶。大多数的意外事件，都发生在这种工作上；而一旦出了意外，往往有丧命之虞。

　　有些工作队的监工，特别喜欢整人，因而，我们总要比较谁运气好，不必受其指挥，或只是暂时归其管辖。有一次，我不幸奉派到这种工作队上。要不是两个钟头后发生了空袭警报，以致在警报解除后必须重整队伍，我想我可能早就因受不了监工的虐待而躺上专门承载劳累致死或濒死者的雪橇，被运回营去了。在那种情况下，警报所带来的解脱，没有人能够想像——即使是在拳赛中听到一回合终了的铃响，因而避免了致命一击的拳击手，也无法想像。

　　就连最微不足道的运气，我们也庆幸不已。只要在就寝前有时间捉虱子，我们就高兴得很。倒不是说这有什么乐趣；光着身子站在寒气逼人、天花板上结满冰柱的茅舍内，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然而在"捉虱大典"中，只要没熄灯或空袭警报，就值得我们千恩万谢了。因为，这件事没办好，我们一整夜休想睡个好觉。

　　在集中营生活里，这种贫弱的欢娱，为大伙儿提供了消极的快乐——也就是叔本华所说的"苦中作乐"——然而就连这种快乐，也是相对性的。真正的快乐(即使是细微的)．可以说几乎没有。记得我有一次曾经草拟一张《快乐明细表》，结果发现，在过去好几个星期中，我总共只有两次快乐的经验。其中一次是这样的：我从工地回来后，苦等良久，终能进入厨房，并且被分发到由冯姓伙夫(也是俘虏)主勺的队伍里。冯伙夫站在一个大锅后，接过每个俘虏递上去的碗，一一盛上汤，众俘虏则一一迅速离开。这人是唯一不看情面、一视同仁、分汤公正的伙夫。他对自己的好友或乡亲，并不会特加关照，为他们捞出锅底的马锋薯，而叫其他人喝薄稀稀的汤。

　　不过，我无意责怪那些特别关照自己人的俘虏。在那种生死攸关的情况下，谁能苛责别人袒护自己的朋友呢!一个人除非在相同情况下也能够作到绝对的公正无私，否则无权去判断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