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精神防线 对未来——自己的来来——失去信心的俘虏,必然难逃劫数。随着信念的丧失,精神防线亦告丧失;此后,自然甘心沉沦,一任身心日趋衰朽。这种情形通常借着危机的形式而突然发生;而其征兆,营中经验老到的俘虏都十分熟悉。我们每个人都很害怕这种情形发生——倒不是怕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是怕发生在好友身上(自己要是已沦落到这个地步,自然就无所谓害怕了)。一个俘虏只要有这种心理危机,刚开始,通常是早上醒来以后不肯穿衣盥洗,不然就是不肯到集合场去集合。你再怎么求他、揍他、恐吓他,都没有用。他只是躺在那里,动也不动。如果这种危机起因于生病,他就拒绝住进病人区或拒绝接受任何冶疗。总之他就是放弃。他呆呆地躺在自己的排泄物当中,天塌下来也不在乎。 信心丧失与全然放弃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连。有一次我就遇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例子.我那位资深舍监傅先生,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曲家兼作词家。有天他对我吐露心事道,“医生,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我做了个怪梦。梦中有个声音告诉我,我可以许个愿,只要我说出想知道什么,我的一切问题就可以得到圆满的解答。你猜我问了什么?我说我想知道什么时候我可以看到战争结束。你懂得我的意思吗?——‘我'可以看到!我想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获释,我们的痛苦可以告终。" “你什么时候作了这个梦的?”我问。 “一九四五年二月。”他答。当时,已是三月初。 “你梦中那个声音怎么回答?” 他凑到我耳边,悄悄耳语道:"三月三十日。" 傅先生告诉我这个梦的时候,还是满怀希望,深信梦中那个声音一定是铁口直断。然而,预许的日子渐渐接近,传抵营区的战讯却全不像是我们即将在预许当日获释的样子。到了三月二十九日,傅先生突然病倒了,全身发高烧。三月三十日,也就是预言中他会看到战事结束、痛苦告终的日子,他昏迷不醒,失去知觉。三月三十一日,他死了。从一切外在迹象看来,他死于斑疹伤寒。 29 参透"为何",迎接"任何" 心境(包括有无勇气与希望)的良窳,与身体的免疫能力息息相关。懂得这个道理的人,自然会了解人如果突然失去希望和勇气,很可能因而致死。我的朋友傅先生之死,就是因为预期中的获释未曾实现,致令他陷入绝望使然。突如其来的绝望,减低了他身体上抵抗传染病的能力。由于对未来的信心及活下去的意志皆告瘫痪,身体对病毒便毫无招架之力。结果,他只好一死了之。他梦中那个声音毕竟没错。 这个案例的研究及心得结论,与营区主任医官提醒我的一件事正相符合。一九四四年圣诞节到一九四五年元旦,一星期当中,营里的死亡率大为增加,并且是前所未有的现象。照主任医官的看法,这种现象并非肇因于工作环境较恶劣、伙食配给递减或气候变化甚或新的传染病;而是因为大多数的俘虏都抱着一个天真的希望,以为他们会在圣诞节以前重归故里。当佳节渐渐逼近,佳音依旧杳然,许多俘虏逐渐都失去了勇气,因而万念俱灰,大大削弱了身体的抵抗力,结果便一个个相继死去。 前曾说过,若想重振营中俘虏的内在力量,首先就得为他指出一个未来的目标。一位学者说过:“懂得为何而活的人,几乎‘任何'痛苦都可以忍受。"这句话,所有与囚犯或俘虏接触的心理专家,都应奉为圭皋。只要有机会,就该给他们一个活下去的目的,才能够增强他们忍受”任何”煎熬的耐力。看不出个人生命有何意义、有何目标,因而觉得活下去没什么意思的人,最是悲惨了。他很快就会迷失。而这种人一听到鼓励和敦促的话,典型的反应便是,“我这辈子再也没什么指望了。”碰到这种反应,你还能说什么?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根本上改革我们对人生的态度。我们应自行学习——并且要教导濒于绝望的人——认清一个事实。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对人生有何指望,而是人生对我们有何指望。我们不该继续追问生命有何意义,而该认清自已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生命的追问。面对这个追问,我们不能以说话和沉思来答复,而该以正确的行动和作为来答复。到头来,我们终将发现生命的终极意义,就在于探索人生问题的正确答案,完成生命不断安排给每个人的使命。 这些使命因人因时而异,生命的意义亦然。因此,我们不可能以概括的方式来解释生命的意义;而这类的问题也绝无法用泛论来解答。“生命”并不是模棱两可的玩意儿,而是非常真切具体的东西,正如人生的使命也非常真切具体一样。这些使命构成了人的命运;每个人的命运都独一无二且各有不同,无法同别人互作比较。同样的境遇不会重复出现,每个境遇需要当事人给予不同的反应。置身在某种情境当中,人有时候必须以行动来塑造自己的命运;有时候则最好趁机深思熟虑,借以领悟人生的道理!又有时候,光是接受命运,承担个人的十字架即足矣尽矣。总之,每个情境因其特点、性质而迥然有别,其所提出的难题,也永远只有一个确切的解决方法。 人一旦发觉受苦即是他的命运,就不能不把受苦当作是他的使命——他独特而孤单的使命。他必须认清:即使身在痛苦中,他也是宇宙间孤单而独特的一个人。没有人能替他受苦或解除他的重荷。他唯一的机运就在于他赖以承受痛苦的态度。 曾经在集中营内呆过的我们,都不认为这只是与现实脱节的空论。这是唯一对我们有帮助的见解,即使在毫无逃生之望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借着这种看法而免于绝望。很久以来,我们即已不再询问“什么是人生意义”了。这种天真的质疑,是由于把人生看成借着积极创造某种有价值的东西而实现某个目标所致。我们早已彻悟,人生意义的涵盖面不止于此,它包括生存与死亡,临终与痛苦。 一旦看透了痛苦的奥秘,我们就不愿再以忽视、幻想或矫情的乐观态度来减轻或缓和集中营内种种折磨所带来的痛苦,反而把痛苦看作是值得承担的负荷。我们不再退缩,只因为我们已了解痛苦暗含成就的机运。正是这种机运,使德国诗人里尔克(Ralner Maria Rilke l873-l926)写出:“有待了结的痛苦,何其多也!”所谓“有待了结”的痛苦,与一般常说的“有待完成的工作”用意相类。的确,有待我们了结、完成的痛苦,实在非常繁多。所以,我们有必要勇于面对所有的痛苦,并把软弱的时刻和暗弹的泪水减到最低量。然而,我们并不必以流泪为耻;毕竟眼泪证明了我们有承担痛苦的最大勇气。只可惜了解这个道理的人少之又少。有的人偶尔会赧颜表白自己哭过。我就曾问过一位难友,他的水肿是怎么治好的,他红着脸答道:“我用眼泪把它哭好的。” 30 寻出生命的意义 心理治疗或心理卫生法,在集中营内十分不易进行。一旦有此机会,则进行之初,不是采取个人方式就是采取集体方式。个人心理治疗通常是一种“救生步骤”,以防止自杀为主。营中若有人企图自杀,按营规是严禁施救的。比如有名俘虏企图上吊,任何人都不可割断绳索将他救下。因而,在自杀企图萌生之前即防患未然,最为重要。 我还记得两个极其类似的自杀未遂案例。两名当事人都曾吐露过自杀的意图,并且都运用了典型的论调:他们对生命再也没什么指望了。碰到这种情形,最重要的便是让当事人了解“生命对他仍有指望,未来仍有某件事等着他去完成”。事实上,我们发觉这所谓的“某件事”,对其中一位而言,是指他的爱子——后者正在外国等着他。对另一位,则是指一件事,而不是一个人。此人是个科学家,已经撰写了一系列尚待完竣的书籍。这件工作别人是无法代劳的;正如上述那位父亲在他爱子心目中的地位,任何人都无法取代一样。 这种独一无二的特性,使得每个人都与众不同,也使得每个人的存在有其意义。这种特质与创造性的工作和人类之爱息息相关。一个人一旦了解他的地位无可替代,自然容易尽最大心力为自己的存在负起最大责任。他只要知道自己有责任为某件尚待完成的工作或某个殷盼他早归的人而善自珍重,必定无法抛弃生命。他了解自己“为何”而活,因而承受得住“任何”煎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