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临时舍监

　　我在斑疹伤寒病患区充任医生时，目为舍监病倒了，只好暂代他的职位，负责保持房舍的清洁(但愿"清洁"两字，还能用来形容那种情况下的环境)，以便对当局有所交代。当局所谓的清洁检查，与其说是为了卫生，不如说是为了借机找碴。食物和药品只要多分配些，就大有帮助；然而检查员所关切的，只是走道中央有没有一根稻草?病人那块肮脏破烂、处处跳蚤的毛毯是否折叠得整齐?至于病人的命运如何，他们压根儿不管。我只要把俘虏帽从剪过发的头上猛抽下来，两个脚跟再重重一扣，然后口齿伶俐地报告：“六区九号病房，病俘五十二名，看护二名，医生一名！”他们就会满意，并且就会离开。可是在此之前，我却得把每张毯子一一弄平，把由床板上掉下的每根稻草一一捡起，再大声吆喝那些在床上打滚，扬言要捣乱我辛苦整理好的一切成果的可怜虫；而后才恭候大驾。(问题是，这些检查大员常常姗姗来迟好几个钟头，有时候干脆不来，令我白忙一阵。)吆喝是有必要的，因为发高烧的病人，已经冷漠到除非挨骂否则仍无动于衷的地步。有时候，连叫骂也不管用；这时，我就得使出浑身解数忍住一腔的怒火，才不致于出手打人。毕竟，在面临别人的无动于衷以及因而造成的险恶情势(即渐渐逼近的清洁检查)之时，任何人都特别容易变得暴躁起来。

26 抉择与自由

我以这种心理学的精神病理学的角度，试着解析集中营俘虏的典型特征，很可能使读者错以为人乃是完全且无可避免地受制于环境。(以集中营俘虏为例，所谓环境，即是指集中营生活的独特结构，该结构迫使俘虏迁就某一固定模式。)然而人的自由呢?在面对任何既定环境时，人的行为反应当中，难道毫无精神自由可言?有个理论说，人不过是许多生物学、心理学、或社会学条件与环境的因素支配下的产物)这种说法，难道是真的吗?人真只是这些因素凑合下偶然的产儿吗?更重要的是，以俘虏在集中营那种社会里的反应和表现，能够证实人逃不开环境的影响吗?人在面临这种处境时，难道别无选择的余地?

这些问题，不仅可以根据原则，也可以从经验方面来作答复。集中营中的生活经验，显示出人的确有选择的余地。有太多太多的实例(多具有英雄式的特质)足以证实；冷漠的态度是可以克服的，躁怒的情绪也可以控制。人“有能力”保留他的精神自由及心智的独立，即便是身心皆处于恐怖如斯的压力下，亦无不同。

在集中营呆过的我们，都还记得那些在各房舍之间安慰别人，并把自己仅余的一片面包让给别人的人。这种人即使寥如晨星，却已足以证明：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惟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一已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剥夺。

有待抉择的事情，随时随地都会有的，每个日子，无时无刻不提供你抉择的机会。而你的抉择，恰恰决定了你究竟会不会屈从于强权，任其剥夺你的真我及内在的自由，也恰恰决定了你是否将因自愿放弃自由与尊严，而沦为境遇的玩物及槁木死灰般的典型俘虏。

从这个角度看来，营中人的心理反应，显然比起某种生理及社会环境下的单纯反应要来得意味深长。即使像睡眠不足、缺乏食物、和繁重的精神压力等这些情境可能使人联想到营中人非以某种方式来反应不可，但若分析到最后，我们却可以发现一个俘虏之所以变成怎样的人，实在是他内心抉择的结果，而非纯系环境因素使然。因此，任何人就是处在这种情境下，根本上都可以凭他个人的意志和精神，来决定他要成为什么样子。即使是置身于集中营，他仍可以保有他的人性尊严。陀斯妥耶夫斯基曾说过：“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已所受的痛苦。”这句话，在我结识营中那些烈士以后，时常萦绕在我心头。他们的痛苦和死亡，在在都证明了一个事实：人最后的内在自由，绝不可以失丧。可以说，他们配得上他们所受的苦，他们承受痛苦的方式．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内在成就。正是这种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使得生命充满意义并有其目的。

忙碌而积极的生活，其目的在于使人有机会了解创造性工作的价值；悠闲而退隐的生活，则使人有机会体验美、艺术，或大自然，并引为一种成就。至于既乏创意、又不悠闲的生活，也有其目的：它使人有机会提升其人格情操，并在备受外力拘限的情境下选择其生活态度。集中营俘虏虽与悠闲的生活和创意的生活无缘，但人世间有意义的，并不只是创意和悠闲而已。如果人生真有意义，痛苦自应有其意义。痛苦正如命运和死亡一样，是生命中无可抹煞的一部分。没有痛苦和死亡，人的生命就无法完整。

一个人若能接受命运及其所附加的一切痛苦，并且肩负起自己的十字架，则即使处在最恶劣的环境中，照样有充分的机会去加深他生命的意义，使生命保有坚忍、尊贵、与无私的特质。否则，在力图自保的残酷斗争中，他很可能因为忘却自己的人性尊严，以致变得与禽兽无异；险恶的处境，提供他获致精神价值的机会；这机会，他可以掌握，也可以放弃，但他的取舍，却能够决定他究竟配得上或配不上他所受的痛苦。

　   读者千万不要以为这些思虑都太超凡绝俗，太与现实生活脱节。的确，有能力达到这样崇高精神境界的人，实在寥寥无几。集中营众多俘虏当中，也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守住完全的内在自由，且获得痛苦所惠予的那些价值。然而，即使只有一个实例，就足以证明人的内在力量，可使人超越于外在的命运。这种人，并非只有集中营里才有。在世界各地，人处处都面对着命运的挑战，面对着经由痛苦而获大成就的机会。

且以病人——尤其是罹患绝症者——的命运为例。有次，我读到一封由某个半身不遂的年轻人写给他朋友的信。信上说，他才刚获悉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即使动手术也终归徒劳。他又说，他看过一部影片，里头有个人以勇敢和尊贵的方式等候死亡。当时，他觉得能那样迎接死亡，实在是一大成就。如今一他写道——命运也给了他一个类似的机会。

这部影片，名叫《复活》，是由托尔斯泰名著改编的。几年前观赏过的人，想必也有过同样的念头。影片中所见，都是伟大的命运和伟大的人物。至于我们这些观众，在当时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命运，也没有机会去成就这种伟大。电影散场之后，我们走入附近一家咖啡屋里；一杯咖啡一份三明治落肚后，那些曾一度掠过脑际的形而上学思维很快就被我们忘到九霄云外。然而，当我们亲身遭遇一个伟大的命运，当我们必须以同样伟大的精神下决心和它周旋到底，无奈，我们早已经忘怀多年前的青春决断，只好颓然退下，树旗投降。

　　也许有一天，我们再度看到同一部或类似的影片。然而在此之前，可能早有其它影像掠过我们的心眼，为我们展现出多少生命斗士其远超乎区区一部电影所能展现的丰富成就。我们可能想起某个独特的人，想起他伟大的内在所曾散发出来的点点滴滴，正如我时常想起集中营一名女郎的事迹一样(我亲眼看到她死去)。她的事迹十分简单，简单得不足一道；读者听了，也许会以为是我杜撰的，然而我却觉得这仿如一首诗。

这位女郎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然而当我同她说话，她却显得开朗而健谈。她说。“我很庆幸命运给了我这么重的打击。过去，我养尊处优惯了，从来不把精神上的成就当一回事。”她指向土屋的窗外，又说：“那棵树，是我孤独时唯一的朋友。从窗口望出去，她只看得到那棵栗树的一根枝丫，枝丫上绽着两朵花。我经常对这棵树说话。”我一听，吓了一跳，不太确定她话中的含义。她神智不清了吗?她偶然会有幻觉吗?我急忙问她那棵树有没有答腔。——“有的。”——答些什么呢?一“它对我说，'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就是生命，永恒的生命。”

我已经说过，营中俘虏的精神状态，与其说是一大堆条分缕析的精神物理学因素所促成，无宁说是自由抉择的结果。从心理学立场来研究俘虏，我们巳知：惟有容许自己丧失精神防线的人，才会沦为集中营恶势力下的牺牲品。问题是，这所谓的"精神防线"，会是或应该是什么?

曾在营中呆过的人，每谈及当时的经验，都一致宣称最令人颓丧的困扰，就在于无从知道那种非人生活将何时了结。获释的日子，遥不可期(在我的营里，连口头上谈论此事，都毫无意义)，每个人的监禁期，不仅不能确定，更是毫无期限，有位专门作研究的知名心理学家就曾指出，集中营的生活，可称为一种“暂时的生存”；我们倒可以进一步把它称作“一种无明确期限的暂时生存”。

初到一个新营的俘虏，对该营的情况通常一无所知。由别的营辗转回来的人，却又不得不守口如瓶。有些营则只见人进去，不见人出来。可是，只要一进营门，所有的俘虏心理上都会来个剧变：不明确之感告终，终局之不明确继之而来。任何人休想预测营中岁月将何时了结，或究竟有无了结之望，因为根本不可能预知。

拉丁字finis，有双重含义：一是终结或结局，一是有待企及的目标。一个人如果看不出他的“暂时存在”将于何时终结，自亦无法朝人生的最终目标迈进。他不再计划未来、安排未来，而这恰恰和生活于正常状况下的人相反。也因此，他整个内在生活的结构将随之改观，衰败的迹象亦将渐渐呈现，并由其他的生命领域(如身体)中暴露出来。举例来说，失业的工人就有类似的处境。他处于暂时性的存在中，就某方面看来，他实在无法替未来作打算，或朝一个既定目标迈进。以失业矿工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就显示出这类工人每为时间之“变形”所苦。这种内在时间的“变形”，肇因于失业。集中营俘虏也有这种奇特的时间体验，并且也深以为苦。在集中营，一小段的时间——譬如一天当中由于每一分、每一刻都充满了痛苦和疲惫，感觉上仿佛遥无止期。较长的时间——譬如一个星期——则似乎过得很快。当我说营中一日，长于营中一周，许多难友都表示有同感。这种时间体验，多么怪异啊!我不由得想起汤玛斯曼的名著“奇峰”，书中包含极犀利的心理学观点。在“奇峰”一书里，一群疗养院的肺结核患者也有类似的心理状况。他们同样不确知何时可以解脱，同样活得没有未来，活得茫无目标。汤玛斯曼即针对此点，研究其精神的演变过程。有名俘虏曾告诉我，他抵达车站后，随着长长的队伍步行到集中营，当时只觉得好象是走在自己的出殡行列里似地。他的生命仿佛早已死去，有如过眼云烟，毫无未来可言。这种死气沉沉的感觉，更因为其它两个原因而更形强烈。在时间上，营中岁月漫无期限，最令人刻骨铭心；在空间上，居住范围过于狭窄，又令人透不过气。铁丝网外的一切，不仅遥不可及，更显得疑幻疑真。营外的人事物及一切的正常生活在俘虏眼中简直恍如隔世。

人一旦因为看不到未来而自甘沉沦，便容易有满腹的怀旧愁思。在本书前面，我们曾提到营中人喜欢回味过去，借以忘却眼前的痛苦，现状因而变得较不真实。可是，除去现状中的真实特点，很可能伏下一个危机。当事人势必容易忽略现实中的确存在着、而且可堪运用的机会。把目前的“暂时存在”当成虚幻不实的存在——这种态度本身正是使俘虏丧失其生命力的一大重要原因。人一旦有了这种态度，任何事物看在他眼里都显得毫无意义。他忘了艰困的外在环境通常能给人一个机会，让人超越自己，从而得到精神上的成长。他不把集中营的困境看成是考验内力的试金石，他不看重自己的生命，反而轻蔑它，当它是无足轻重的玩意儿。他宁可阖上眼皮，耽溺于过去。这样的人自然会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

　　当然，有能力在精神上达到崇高境界的人只有少数几个。但这少数几个，都有机会表现其人性的伟大(即是借着世俗眼中的死亡或一败涂地来表现这种伟大)。这样的人格，若是换上普通的环境，必然造就不出。至于我们这些泛泛之辈，或许该听听俾斯麦这段话：“生命好比让牙医治牙痛，你老是以为最糟糕的情况还在后头，实际上早已过啦!” 照这句话改变一下，我们也可以说集中营内大多数的俘虏，都相信生命的真正机运早已消逝。其实，现实中永远有着机会和挑战。人可以战胜这些经验，把生命扭转成一个内在的胜利；也可以忽视现有的挑战，茫无目的地过一天算一天——正如大多数俘虏所表现的一样。

27 超越当前的困境

任何人若想以心理治疗或心理卫生方法来抗拒集中营对某俘虏身心上的不良影响，就必须为他指出一个可堪期待的未来目标，借以增长他内在的力量。有些俘虏出于本能，也曾设法自行寻找这样的目标。人就这么奇特，他必须瞻望永恒，才能够活下去。这也正是人在处境极其困厄时的一线生机，即使有时候必须勉强自己，也一样。

我还记得自己的一个亲身经验。有一次，我随着漫长的队伍由营区步向工地。由于穿了双破鞋子，两脚满是冻疮和擦伤；几公里的路程下来，我痛得几乎掉泪。天气十分寒冷，凛烈的风飕飕吹着。我脑海里不断想着这种悲惨生涯中层出不穷的小问题。今晚有什么吃的? 如果额外分配了一截香肠，我该不该拿去换一片面包? 两星期前获得的“奖金”，到现在只剩下一根香烟，该不该拿去换碗汤? 充作鞋带的一根电线断了，我如何才能够再弄一根来? 我是否来得及赶到工地，加入我熟悉的老工作队，或者我必须到另外一个可能有凶恶监工的队里去? 我该如何博取酷霸的好感，好让他分派营内的工作给我，免得我老要长途跋涉到工地作苦工?

　　这种叫人满脑子只想着这些芝麻小事的处境，我实在是厌倦透了。我强迫自己把思潮转向另一个主题。突然间，我看到自己置身于一间明亮、温暖、高雅的讲堂，并且站在讲坛上，面对着全场凝神静声的来宾发表演说。演说的题目则是关于集中营的心理学！那一刻间我所身受的一切苦难，从遥远的科学立场看来全都变得客观起来。我就用这种办法让自己超越困厄的处境。我把所有的痛苦与煎熬当成前尘往事，并加以观察。这样一来，我自已以及我所受的苦难全都变成我手上一项有趣的心理学研究题目了。斯宾诺萨在他的名著《伦理学》上就曾说过：“我们只要把痛苦的情绪，塑成一幅明确清晰的图像，就不会再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