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集体精神治疗

在集中营，集体精神治疗的机会十分有限。合适的榜样远比空泛的言辞还要有效。因此，如果有一名资深舍监不与当局同流合污，则他的正义并鼓舞人心的作为，将使他有千万次的机会对辖下诸俘虏发挥他惊人的影响力。行动的影响，向来比言辞还具有立竿见影之效。不过，如果内心的感受力为外在某个情境所增强，则口头劝勉仍然有相当的功效。记得有一次，某营舍发生事故，全舍俘虏皆深受震撼，内心的感受力因之大增。当时，舍监便安排了一场集体精神治疗。

那天真够糟糕。大伙儿在集台场上听训，当局宣称，今后许多行为，譬如从旧毯予割下一段一段的小布条(用来垫脚踝)或其他极其微不足道的“偷窃”等等，都将视同捣乱，因此当立刻以吊刑处决。几天前，一名饿得半死的俘虏闯入囤放马铃薯的储仓，偷了几磅的马铃薯；结果东窗事发，还被几个难友认了出来。营区当局获悉此事，便下令大伙儿把该俘虏交出来，否则全营要挨饿一天。不用说，全营二千五百名俘虏都宁愿绝食。

绝食当天的傍晚，我们躺在茅舍里，心情十分恶劣。每个人都闷不吭声，即使出声，也显得恶声恶气。更倒霉的是，后来连灯火都熄了。大伙儿的心情真是恶劣到极点。所幸，资深的舍监非常睿智。他针对大家当时的心境，临时来一段训勉。他提到近几天来因病或自杀而死的许多难友；并指出他们真正的死因是在于放弃了希望，然后，他要大家设法防止类似的惨例发生．并且指定我替大家“打打气”。

天晓得我当时有没有心情去说教打气。我又饿又冷又累，加上心情不佳，根本没兴致为难友提供任何精神治疗。然而，我又不能不把握这难得的机会。在当时，大伙儿最迫切需要的莫过于鼓励了。

    因此，我先以最琐碎的舒适问题作为开场白。我说，即使在二次世界大战已届六年的欧洲本土，我们的处境仍然不算是想像中最悲惨的。我建议每个人问问自己：截至当时为止，有哪些损失是无可挽回的?据我推测，对大多数的俘虏而言，这种损失实际上几等于零。任何人只要活着，就有理由去怀抱希望。健康、家庭、幸福、专业技能、运气、社会地位等等，这一切都是可以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的。毕竟，我们的一身硬骨，都还完好如初。过去不论经历了什么，都可以成为来日的一笔资产。说到这儿，我引用了一位学者的一句话：“打不垮我的，将使我更形坚强。”

随后，我谈到了未来。我说，平心而论，未来似乎是无何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料定自己的生还机会极其渺茫。营中虽尚未流行斑疹伤寒，我个人估量自己大约只有二十分之一的存活机遇。然而我又说，尽管如此，我仍不打算放弃，也不愿失去希望。毕竟，连下一个钟头会有什么变化都没有人知道，而况是未来? 我们虽不能预料这几天内能发生什么重大的军事变化，然而以我们在集中营的经验，谁又比我们更清楚大好的时机有时往往乍然降临——至少降临在某个人身上? 譬如，你我很可能意外地被分发到一个工作环境特佳的支队上，只因为集中营俘虏的"运气"，便是由这类事情凑合起来的。

　　我不只谈到未来及其阴影，更提到往昔和往昔的一切欢乐，也谈到过去的光辉如何照耀着此刻的昏暗。为了避免流于说教，我再度引用一位诗人的诗句："尔之经历，无人能夺。"不只我们的经验，连我们做过的一切事、受过的一切痛苦，甚至脑海中有过的一切重大思考虽然已成过去，但全都未曾消失；只因为我们已把它孕育成形，使其存乎人间、曾出现过的也是一种存在，而且可能还是最明确的存在。

　　接着，我又谈到许多能使生命有其意义的机会。我告诉这些难友(他们全都静静地躺着，偶尔哀叹一、两声)，人类的生命无论处在任何情况下，仍都有其意义。这种无限的人生意义，涵盖了痛苦和濒死、困顿和死亡。我请求这些在昏暗营舍中倾听着我的可怜人正视我们当前处境的严肃性，我要他们绝不能放弃希望，而该坚信目前的挣扎纵然徒劳，亦无损其意义与尊严，因而值得大家保住勇气、奋斗到底。我说，在艰难的时刻里，有人——一位朋友、妻子、一个存亡不知的亲人，或造物主——正俯视着我们每个人。他一定不愿意我们使他失望。他一定希望看到我们充满尊严——而非可怜兮兮地承受痛苦，并且懂得怎样面对死亡。

　　最后我谈到我们的牺牲，并说这牺牲无论如何都有其意义，在正常的环境或有所成就的情况里也许不然，但事实上的确有其价值；而这一点，有宗教信仰的人一定不难理解。我更举一个难友为例。此人在抵达集中营时，曾试着和上苍约定：他要以自己的痛苦和死亡，作为超渡他所深爱的人的代价。在他看来，死亡和痛苦乃深具意义；他的痛苦和死亡，是意味深长的牺牲。他不愿平白无故地死去，任何人都不愿这样子死去。

　　我这番话的用意，无非是想在那种黯淡无望的处境中，为我们当时当地的生命，寻出一个圆满的意义来。我看得出，我这番努力发挥了极大的效果。当电灯泡重又大放光明，我看到许多难友拖着憔悴的躯体蹒跚地走过来，噙着泪直向我道谢。然而此际，我却不能不承认我当时所拥有的内在力量实在太过薄弱；否则，我一定更能够和难友在患难中互相砥砺。而且我也相信，我一定错过了许多这样的机会。

　　32 天使和恶魔

　　现在，我们要谈的是俘虏心理反应的第三阶段：重获自由之后的心理。在此之前，我们且先考虑心理学家(尤其是曾在集中营里呆过的心理学家)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集中营警卫的心理结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同样是有血有肉的人，怎么可能像许多俘虏所说的那样，用尽各种残酷手段来凌虐别人?任何人一旦听到这样的指控，且一旦相信这种事的确发生，就不能不问，这一切由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怎么可能发生的。如果要给这个问题一个简单明了的答复，就不能不先指出几个事实：

　　第一、警卫中有几名是虐待狂，而且是医学临床上纯粹的虐待狂。

　　第二、一旦有必要组成一支真正严格的警卫队，这些虐待狂一定入选。

在严霜刺骨的工地作了两个钟头的苦役后，我们如能获准在一个喂满树枝木屑的小炉前烤火暖身，那可真是天大的享受。然而，总有几个监工专以剥夺我们这份享受为乐。他们不只严禁我们靠近炉火，还把炉子踢翻，并把可爱的炭火塞到雪堆里弄熄，然后脸上便现出得意之色。挺进队只要看某个俘虏不顺眼，永远找得到一个以酷虐手段出名的虐待狂，来整这名倒霉的俘虏。

第三、大多数警卫由于多年呆在集中营里目睹过太多太多的残酷手段，感觉早已经迟钝了。这些心肠硬化、道德感僵化的人虽然不愿主动采取残酷的手腕，却也不阻止别人施暴。

　　第四、众警卫当中也有几个人对我们甚为同情。这是必须声明的一点。即以我最后羁留的集中营为例，该营的司令官就是个好人。他为了替自己辖下的俘虏购置药品，常常自掏腰包，花了许多钱。而这件事，一直等到我们获释之后才传扬开来；在此之前，则只有营医(也是一名俘虏)知道。然而那个老资格的总舍监，虽然也是个俘虏，心肠却比任一名挺进队警卫还要狠。他老是为了细故，殴打别的俘虏；然而据我所知，这位司令官从没出手打过任何人。

　　因此，光知道一个人究竟是警卫或俘虏，显然并不能据以了解此人的性格。人类的同情心，在任何一群人当中皆可发现，即使是容易招致诟病的一伙亦然。群伙之间的界线原都是重叠的。我们不能以草率的二分法来断定谁是天使，谁是恶魔。当然，身为警卫或监工，却能善待俘虏，出污泥而不染，确是值得称道。反之，同为俘虏却虐待其他难友，则卑鄙可耻莫此为甚。众俘虏对于这种毫无品格的无赖，显然特别感到懊恼，但对于任何一位警卫所施予的小德小惠，则特别能刻骨铭心。我就记得有一天，一位监工偷偷塞给我一片面包，而我知道，那一定是他由自己的口粮中节省下来的。当时，那一小片面包所代表的心意，令我感动得流泪。那位监工所给予我的，除了一片面包之外，更有包含在他辞色之间的一股温情啊!

　　由此可知，世界上有——且只有——两种人：正人君子与卑鄙小人。两种人处处都有，散见于社会的各阶层。任一阶层任一团体的人，都不会是清一色君子或清一色小人。所以，即使是挺进队警卫，偶尔也会有一、两个正人君子。

　　集中营的生活揭露了人心深处的隐秘。如果我们从这些隐秘中再度窥知人性其实不过是善恶的混和会惊奇不置吗? 善恶的分界线，竟划过了天下众生，直抵人性的最深层；即连在集中营所揭露的深渊底层，亦如此清晰可辨，宁不令人慨叹吗?

33 获释后的营俘心理

　　现在，该正式来谈谈最后一个阶段的集中营心理——也就是俘虏获释后的心理了。要描述这种个人色彩必然特别浓厚的获释经验，我们自当循着故事部分的线索，回到营门挂起白旗的那天早上。

经过多日来高度的紧张，营区当局终于宣告投降；营中俘虏的心境随即由极度的紧张转为全然的松懈。不过，如果你以为我们一定都乐得发狂，你可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拖着疲惫的身子，蹒跚走向营门，而后怯怯地四下张望，再狐疑地互相瞥视，最后则试探性地走出营门外几步。这回，没有人对我们吆喝，我们也不必再急忙闪避突如其来的一击或一踢。这回，警卫请我们抽烟了! 起先，我们几乎认不出他们来，因为他们早已经迅速换上便衣。大伙儿沿着营门口的大路慢慢走着，不久，每个人两腿都酸痛得像要断了般的。然而大伙儿还是一跛一跛地往前直走，想以初为自由人的眼光看一看集中营的周围环境。“自由”——我们脑海里反复思索这个字眼，然而却无法领略它的真义。过去这些年来，我们无时无刻不梦想着自由，梦到后来却忘了自由的含义。如今，我们已拥有自由，无奈这个事实，我们一时间还不能心领神会。真切的自由滋味尚未渗入我们的意识层中。

大伙儿走到缀满鲜花的草地，虽然看得到，且也知道草地就在眼前，无奈心里却空空茫茫，毫无感觉。后来，大伙儿看到一只尾部羽毛极其鲜艳的公鸡，第一丝喜悦的火花才绽现出来，然而绽现的时间十分短促。毕竟，我们还不属于这个自由而美丽的世界啊!

　　当晚，大伙儿重在营台里相聚，有人悄悄问另一个人：“告诉我，你今天快不快乐?”

　　此人似乎不知道大家的感觉全都跟他一样。他害臊地答道：“老实说，一点也不。”其实，我们早就丧失了感受快乐的能力，必须慢慢再学习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