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德黑兰的死神

　  我在奥斯维辛时，就曾暗自订下一个规则。这规则屡经考验，效果良好，后来大多数的难友都争相效尤。一切问话，我大都照实回答；但若问得不明确，我便缄口不答。问到年龄，我据实以告；问到职业，我答："医生"，但却并不详细答复。在奥斯维辛的第一个上午，一个挺进队员来到操场，大伙儿必须按四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金属工、机工(以此类推)……分成不同的队伍。后来接受受体检，有疝气的又另组一个新队。我那队被赶到另一间土屋重新整队，经过再一次的分组和问话(关于年龄职业的)，我被分到另一个小组，然后又被赶到另一间小屋，再重新组队。就这样一连循环了几次，把我搞得烦死了，尤其我后来发现自己竟处在一群言语不通的陌生人当中，心里真是闷闷不乐。不久，最后一次的分组总算结束；万没想到，我竟又回到最初所属的那一队！主事者根本没注意到我这段时间里换了几个房间，不过，我却明白在这几分钟之内，命运之神用了许多种不同的方式，放了我一马。

　　病人转运往“休养营”的消息一经发布，我的名字(也就是说，我的号码)赫然在目——因为也需要几名医生。不过，没有人相信目的地的确是休养营。几个星期前，当局就曾筹备过同样的换营计划；当时，每个人也都以为那是要转运到煤气间。结果，当局一宣布愿值夜班(夜班人人避之犹恐不及)者可以除名，立刻有八十二名俘虏自动请缨。一刻钟后，换营计划取消了，那八十二名可怜虫，却仍然列名于夜班名册上。这表示他们中大多数人，在两星期之内都会撒手西归。

　　如今，转往休养营的计划再度拟定，然而这究竟只是想榨出病人体内最后一滴劳力(即使只是短短的两星期)的阴谋，或其实是要送入煤气间，或竟真的是前往休养营，没有人知道。当晚十点差一刻，对我已颇有好感的主任医官偷偷告诉我说：“我已经向营本部报备过了，十点钟以前，你还可以划掉名字。”

　　我告诉他说，这不是我处世的方式，我已经习惯于顺其自然了。“这样．我或许可以和我的朋友在一起。”我又说道。他的眼神流露着怜悯，仿佛他知道个中蹊跷似的。当下，他默默地握着我的双手，似乎是祝我平安——不是平安地活着，而是平安地蒙主恩召。我慢慢踱回我的住处，发觉有个好友正等着我。

　　“你真的要跟他们一起去吗?”他伤感地问着。

　　“对，我就要走了。”

　　他的眼眶涌出了泪水，我只好温言相慰。后来，我想到我该做一件事——立遗嘱。

　　“欧图，你听着，万一我没有回家和我太太见面，而且万一你见得到她，就告诉她说，我每天无时无刻不惦念着她，和她谈话。记住了吗?第二，我爱她远超过任何人。第三，我和她婚后厮守的日子，虽然太短，但在我心目中，却比任何事——包括我们在这儿所受的一切折磨——还要有份量。”

　　欧图，如今你在哪里?你还话着吗?从那次最后一晤以来，你又碰上怎样的遭遇?你找到你太太了吗?你是不是还记得我不顾你伤心落泪，硬要你一一牢记的每句话?

翌晨，我随队起程了。这一次倒不是阴谋，我们并非走向煤气间，而的的确确是走向休养营。原先怜悯我的那些人，则留在那个不久大闹饥荒的旧营里，而其饥荒现象，远比我们的新营还要严重。那些人力图自救，无奈回天乏术。几个月后，我重获自由，遇到一个从旧营出来的朋友。他告诉我说，当时他因为是个营警，曾经调查死尸堆里遗失的一块人肉。结果发现那张肉正在锅里煮着，便把它没收了。同类相食的事件竟然发生，我那时离开正是时候啊!

　　这使我不由得想起一则德黑兰死神的故事：一个有财有势的波斯人有天和他的仆人在花园中散步，仆人大叫大嚷，说他刚刚碰上死神威胁要取他的命。他请求主人给他一匹健马，他好立刻起程，逃到德黑兰去，当晚就可以抵达。主人答允了，仆人于是纵身上马，放蹄急驰而去。主人才回到屋里，就碰上死神，便质问他：“你干嘛恐吓我的仆人?"死神答道："我没有恐吓他呀!我只是奇怪他怎么还在这里面已。今天晚上，我打算在德黑兰跟他碰面哩!”

23 自由的曙光

　　营中人很怕做决定，也怕主动做任何事情。这是因为大家都强烈地感觉到命运是人的主宰，人不能企图改变它，只能任由它自然发展所致。这种感觉，每每因惯常的冷漠而益形加深。有时候，生死攸关的决定，必须在闪电般的瞬间做出。然而每个人都宁愿由命运替他做主。这种逃避行动的现象，在面对是否逃亡的问题时最为明显。当其时(只是短短几分钟)，他备尝犹豫不定的煎熬。他尝试逃亡好吗?他该不该冒险?

　　这种煎熬的滋味，我也尝过。当战火逐渐逼近，我有过逃亡的机会。一位同行由于必须到营外的土屋去作例行巡诊，想趁机带我一块逃命。他打算以某病人需要一位专科医生会诊为由，把我偷偷带出去。营外，有名外国反抗运动分子将供应我们制服和证件。就在最后一刻，碰到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必须再度回营。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张罗了一些补给品(几枚烂马铃薯)，再寻找一个帆布背包。

我们闯进女营区的一间空屋里，由于女俘已调往他处，营区内空无一人。那间空屋凌乱不堪，显然许多女俘都张罗好补给品逃掉了。屋内散置着破衣服、发霉的食物，和破旧的陶器。有几个碗还算完好，对我们非常有用，但我们还是决定放弃。我们知道，在情势逐渐恶化的最近，这些碗不仅曾用来装食物，还用来盥洗和充当夜壶。(当局严禁在屋内持用任何器皿，不过也有些人——尤其是身体太虚弱、连有人搀扶都无法走到屋外的斑疹伤寒病人——不得不违反禁令。)我在垃圾堆里搜索着，并且找到了帆布背包和一根牙刷。突然间，我在一大堆杂物当中发现了一具女尸。

　　我又跑回我居住的土屋，收拾我所有的财产：一个饭碗、一双由病死的难友那儿“继承下来”的手套、几张写满速记符号的废纸头(前曾提到．我有一部书稿在奥斯维辛那儿被没收了，后来我就用这些废纸头重新撰写)。然后，我又到各土屋，为正挤卧在屋内两侧朽木板上的病人迅速作最后一次的巡视。我来到我唯一的乡亲面前。我曾经不顾他的病情，竭力营救过他，然而此际他差不多已经奄奄一息。我不得不隐瞒我的逃亡企图，但他似乎嗅出了异样(也许是我表现得有些紧张)。他以疲惫的声音问我：“你也要出去?”我立刻否认，然而我却回避不了他那伤感的眼神。巡视完毕后，我又回到他那儿，再度瞥到他无望的神情；不知何故，我竟觉得那是一项控诉。打从我答应友人愿相偕逃亡以来即蟠踞心头的不快感，此时更加强烈，突然间，我决定在这一次自行操纵命运。我奔出土屋，告诉友人我不能去了。我一说出我已决定留下来陪伴病人，不快之感立刻云散烟消。我不知道以后的几天会有什么遭遇。但我内心，却获得前所未有的平静。我回到土屋中，坐在我乡亲脚旁的木板上，试着安慰他；然后又同别人聊天，试着抚平他们迷乱的神智。

集中营生活的最后一天终于到了。由于战火线逐渐接近，绝大多数的俘虏都已运往他营；管理当局、酷霸和伙夫更是走个精光。这一天，当局发布一道命令，要营中人员在日落前完全撤出，即使是仅余的几个俘虏(病人、医生、和“看护”)也必须离开。当晚，整个营就要放火销毁了。然而，载运病俘的卡车下午并未出现；而营门却突然关闭了，铁丝网一带也加紧戒备以防逃亡。看样子，营中仅余的俘虏注定都要葬身火窟了。我和友人遂决定再度逃亡。

　　我们奉命埋葬铁丝网篱之外的三具尸体。整个营只剩下我们两人还有足够的力气干这件事，其他人差不多全呆在还有用的几间土屋里，被高烧和神智迷乱弄得精疲力竭。我们拟好了计划：运出第一具尸体时，把友人的背包放在充作棺材的旧洗衣桶里，偷偷运出去；运送第二具尸体时，则顺便偷运我的背包。运第三趟时，我们俩就双双溜之大吉。前两趟全照计划进行，并无差错。回营后，友人去张罗逃亡时所需的面包．免得躲在林中的几天会挨饿。我则呆呆地等着。时间一分一分地流逝，他一直没出现，令我愈等愈不耐烦。经过了三年的牢狱生活，我已经满心雀跃地期待着自由，想像着奔赴火线的仙滋妙味了。可是，我们并没进展到那个地步。

友人回来的那一刹那，营门被推开了。一辆漂亮的银色汽车缓缓驶入集合场，车身漆着大大的红十字。一位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翩然莅临，整个营及营中俘虏都受到他的保护。他就在附近的一幢农舍中驻扎下来，以便在紧急情况时能随时策应。这种时候，谁还去操心逃亡的事呢?一箱箱的药品从车上卸下来，香烟四处分发；我们受到拍照，内心的快慰简直难以言宣。现在，我们不必再冒险奔赴战火线了。

兴奋之余，我们差点把第三具尸体给忘了，于是便把它抬到营外，放到已挖好的墓坑里。随行的警卫(是个比较不讨厌的家伙)突然变得非常温和。他看出情势已经改观，便试图赢取我们的好感。掩土之前，我们为三名死者作了短祷，他也参加了。经过几天来生死交搏的紧张以及几个小时以来的兴奋，我们祈求和平的祷词，其热切的程度比得过人类所曾吐露过的任何言语。

营中生涯的最后一日，就这样在期待自由中过去了。然而我们高兴得过早了。红十字会那位代表曾向我们保证已签署了一项协定，而且该营也不准撤销。可是当晚，纳粹挺进队却率同一批卡车抵达营区，并且带来一道清除营舍的命令，说是营中剩下来的俘虏要搬到一座中央营去，两天之内再从那儿遣送到瑞典，以便和另一批战俘交换。那些挺进队员，我们差点认不出来。他们变得和气万分，还劝我们不必怕登上卡车，说我们该为自己的运气而谢天谢地。力气还够的人，纷纷挤上卡车，病重的和虚弱的则由别人吃力地抬上去。此时，友人和我已不掩饰身上的背包。我们站在最后一队里，等着当局挑选十三人搭上最后第二辆卡车。主任医官挑出了需要的数目，却把我们两人给遗漏了。那十三个人登上车，我们却必须留下来。惊讶、懊丧、失望之余，我们责怪主任医官，他却推说他太累了，分了心，何况他以为我们还想逃走。我们只好背着背包坐下来，不耐烦地和剩下来的几个俘虏一起等着最后一辆卡车。由于必须等很久，我们便在警卫室(己空无一人)里的草席上躺下来。几个钟头以来的紧张与兴奋，希望与绝望，已经把我们搞得精疲力竭。当下，大家和衣而眠，随时准备出发。

步枪和大炮的声音遥遥传来，曳光弹和枪弹的闪光照进屋内。主任医官冲进来，命令我们趴在地上掩护。一名俘虏由床上跳下，穿着鞋的脚丫踩到我的肚子，这下我可完全醒过来啦!不多时，我们总算明白了究竟。战火线已经抵达营区了!枪炮声渐渐消竭，晨光终于破晓，屋外，营门旁的那根柱子上，一面白旗正随风飘扬。

　 好几个星期以后，我们才发觉命运之神即使在最后的几个小时，还是玩弄了我们这些剩下来的俘虏。我们发觉人的抉择是多么不可靠，尤其在攸关生死的大事上。有人拿了几张在离我们营区不远的一个小营里所摄的照片给我看。原来，那些自以为正要奔向自由的俘虏，当晚都被卡车载到这个小营里，并被锁在土屋内活活烧死。他们的尸体虽然烧焦了一部分，在照片上却依然清晰可辨。我不觉又想起了德黑兰死神的故事。

24 吃瘪与吃香

俘虏的冷漠，有其自卫的功能，但冷漠本身，也是由其他因素所促成的。除冷漠以外，俘虏的精神状态另有一个特征，那就是躁急易怒。这两种精神状态，都肇因于饥饿和睡眠不足(在正常生活中，也有此可能)。睡眠不足，部分是因为跳蚤太多，不胜其扰。挤得水泄不通的房舍，如果再不讲究卫生，就容易滋生蚊蚋。另方面，缺少尼古丁和咖啡因的刺激，也会使人容易冷漠和躁怒。

除开这两个生理因素之外，还有几个以情结形式出现的精神因素。大多数的俘虏都有一种自卑情结，并且深以为苦。过去，我们都曾一度自以为“有头有脸”。如今，却受到猪狗不如的待遇。(一个人内在价值的意识，原应建基于较高尚、较属精神层次的事物上，因此不可能为集中营生活所动摇。然而不要说俘虏，即便是享有自由之身的芸芸众生之中，有多少人真正拥有这样一份意识?)一般俘虏不必特别去想，就都感到自己的价值已全然贬低。这种感觉，在看到营中简单的社会结构所显示出来的强烈对比时，尤其明显。较“优秀”的俘虏，诸如酷霸、伙夫、仓库管理员，营警等等，可以说完全不像大多数俘虏那样自感吃瘪，反而自以为升格了!有的人甚至还自认为威风八面哩!至于内心酸溜溜的大多数对这一小撮吃香分子的观感，则有几种不同的表达方式，而开玩笑则是其中一种。譬如，我就曾听过一名俘虏对另一名俘虏谈起某酷霸：“喝!早在他还只是某大银行总经理时，我就认识他了。如今他在这里升得这么快，岂不是时来运转了吗?”

　　吃瘪的大多数和吃香的少数一旦发生冲突(这种机会多的是，多半起因于食物的分配)，后果多半十分吓人。因此，躁急易怒的情绪(其生理因素前已述及，若再遇到这种紧张局面，不只是火上加油)如果最后演变成一场全武打，那可是一点也不值得惊讶。俘虏由于经常目睹殴打的场面，暴力冲动自然会跟着增强。我在又饿又累时一旦怒火攻心，就常发觉自己双拳紧握。照顾斑疹伤寒患者的期间，我因为必须彻夜生火(当局特准病人使用的)，常常累得要命。不过，每当夜阑人静，每当其他人全都入眠或神智昏迷，我往往可以享受到最诗意的几个小时。我可以四仰八叉躺在火炉前，用偷来的炭，烤几个偷来的马针薯。只是翌日，我总是觉得更疲倦、更迟钝，也更躁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