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存在的本质

　　这种强调“能够负责”的特色，就显示在意义治疗法的一句金玉良言中：“假设你已经生活在第二度的生命中，并假设你第一次作错了，而现在还可能作错一样。”依我看来，再没有其它辞汇，可以比这句金玉良言更能激发起一个人的负责精神了。它叫人先假想现在已成过往，再假想过往可能无可改动、弥补。这种训示，使人意识到生命的有限，体悟到人由自身及生命中所创获的一切都具有决定的意义。

　　意义治疗法企图使病人深深体会到他自己的责任，因此必须让他自由抉择为了什么，对什么人或什么事负责。他了解是他自己要负责。这就是为什么意义治疗家在所有的心理治疗家中，是最少把价值判断塞给病人的，他决不允许病人把判断的责任交给医师。

　　因此，病人必须自行决定他究竟该对社会负责，抑或对良知负责。不过，也有不少人自认为该对上苍，对天主负责。他们不只以承担责任的角度，更以承行上天旨意的角度来诠释自己的生命。

　　意义治疗并非一种教训，也非传道。它不是逻辑的推理，亦不是伦理的劝诫。打个比喻来说。意义治疗家所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一个画家，毋宁说是一名眼科医师。画家企图把他所看见的浮世图通传给我们，而眼科医师则是要我们自己去看见真实的世界。意义治疗者的角色在于放宽及开阔病人的视野，以使他能意识到整个的意义与价值体系。意义治疗不需要硬加给病人任何判断，因为事实上，真理会自行呈现，无需他人干涉或居间介入。

　　人是一种能够负责的物种，他必须实现他潜在的生命意义。我这样说，是希望强调：生命的真谛，必须在世界中找寻，而非在人身上或内在精神中找寻，因为它不是个封闭的体系。同样地，我们无法在所谓的“自我实现”上找到人类存在的真正目标；因为人类的存在，本质上是要“自我超越”而非自我实现。事实上，自我实现也不可能作为存在的目标，理由很简单，因为一个人愈是拚命追求它，愈是得不到它。一个人为实践其生命意义而投注了多少心血，他就会有多少程度的自我实现。换言之，“自我实现”如果作为目的，是永不能获得的，它只是当"自我超越"之后的副产品而已。

　　人不能把世界看成光为了表现自己，也不该将它视为只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工具或途径。这两种态度，都会使所谓的世界观变成“世界评价”，因而瞧不起世界。

　　到此，我们已经指出了生命的意义是会改变的，但永远不失其为意义，按照意义治疗学，我们能以三种不同的途径去发现这意义：

　(1)创造、工作。

　(2)体认价值。

　(3)受苦。

　  第一种，显然是功绩或成就之路。第二与第三种途径，则需要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第二种途径是经由体验某种事物，如工作的本质或文化；或经由体验某个人，如爱情，来发现生命的意义。

8 爱的意义

　  爱是进入另一个人最深人格核心之内的唯一方法。没有一个人能完全了解另一个人的本质精髓，除非爱他。借着心灵的爱情，我们才能看到所爱者的真髓特性。更甚者，我们还能看出所爱者潜藏着什么，这些潜力是应该实现却还未实现的。而且由于爱情，还可以使所爱者真的去实现那些潜能。凭借使他理会到自己能够成为什么，应该成为什么，面使他原有的潜能发掘出来。

　  意义治疗学并没有将爱情解释作性冲动及性本能的升华的“次级现象”(由原始现象所产生之结果)。爱与性一样是属于原始现象。正常言之，性是表达爱的一种方式。性是无罪的，甚至是神圣的——当它作为传达爱的媒介时。如果只将爱情作为性的副作用，那么我们不会了解它便是两心永相契的体验，也是表达此体验的一种方式。

　　第三种发现生命意义的途径，是借助于受苦受难。

9 苦难的意义

　　当一个人遭遇到一种无可避免的、不能逃脱的情境，当他必须面对一个无法改变的命运——比如罹患了绝症或开刀也无效的癌症等等——他就等于得到一个最后机会，去实现最高的价值与最深的意义，即苦难的意义。这时，最重要的便是：他对苦难采取了什么态度?他用怎样的态度来承担他的痛苦?

　　我下面要引证一个清晰的例子：

有次一位年老的全科医师来看我，他患了严重的忧郁症。两年前，他最挚爱的妻子死了，此后，他就一直无法克服丧妻的沮丧，现在我能怎样帮助他呢?我又应该跟他说些什么呢?我避免直接告诉他任何话语，反而问他：“请问医师，如果您先离世，而尊夫人继续活着，那会是怎样的情境呢?”他说：“喔!对她来说这是可怕的!她会遭受多大的痛苦啊!”于是我回答他说：“您看，现在她免除了这痛苦，而那是因为您才使她免除的。现在您必须付代价，以继续活下去及哀悼来偿付您心爱的人免除痛苦的代价。”他不发一语但却紧紧握住我的手，然后平静地离开我的诊所。痛苦在发现意义的时候，就不成为痛苦了，例如具有意义的牺牲便是。

当然，认真说来，这根本就不算是一种治疗。因为第一，他的失望并非疾病；第二，我不能改变他的命运，我不能使他的妻子复活。但是在那瞬间，我成功地转变了他面对自己不可改变之命运的态度；或在那一刻，至少他了解了他的痛苦的意义。意义治疗学的基本信条之一即是：人主要的关心并不在于获得快乐或避免痛苦，而是要了解生命中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人在某些情况下，宁愿受苦，只要他确定自己的苦难具有意义即可。

　　不用说，除非痛苦是绝对必须，否则它就没有意义。例如可用手术治疗的癌症，就不应该要病人像背十字架一样平白忍受。果真忍受下来了，那也只能算是一种“被虐狂”，不能算是英雄气概。不过，如果医师既不能治愈这种疾病，也无法减轻病人的痛苦，就应该激发他的潜能去实现痛苦的意义。传统的心理治疗目的在于恢复病人的能力，使他能工作及享受生命。意义治疗法也包括这些，但更进一步还要使病人再获得受苦的能力，因此需要去发掘痛苦中的意义。

关于这一点，美国普渡大学心理学教授Edith Weiss Kopf-Joelson，在其有关意义冶疗的文章上说：“心理卫生哲学日趋强调人应该快乐；而不快乐是适应困难的一种症状。这样的价值现应该对我们四周许多由不快乐所引起的不幸负责。”在她另一篇论文中，表达了希望意义治疗学可以“抵制当前美国文化不健康的趋势。当前的趋势是以痛苦为耻而非为荣，因此使得一个人不但不快乐，还要因不快乐而羞耻。”

　　在有些情况下人可能丧失工作的机会或生话的乐趣，但人永不能排除痛苦的不可避免性。如果勇敢地接受苦难的挑战，生命至最后一刻都仍具意义。换言之，生命的意义是绝对的，它甚至包括潜伏的痛苦的意义。

　　容我回忆一下在集中营里一次可能是最深刻的经验。众难友之中，历劫而犹能生还的人，不超过二十分之一，这是很容易以正确的统计来证实的。抵达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我暗藏在衣袋中的第一本书原稿，是不可能不被搜走的，因此我必须经历及克服丧失我灵魂之子的悲痛。当时，似乎已没有什么东西能使我继续活下去了，我既失去了身体的儿子，又失去了灵魂的产儿。我发现自己正面对着一个疑问：我是否在这样的情势之中，生命是终极的虚无而无任何意义?

　　但我发现我如此激动奋力要找寻的答案，已经贮藏在我内，并且不久后就显露了出来。事情是这样的，我必须交出自己的衣服，而继承另一位犯人的破衣服(那犯人在到达奥斯维辛火车站后就立刻被送进煤气间了)。我失去了我的著作原稿，却在别个犯人的破衣服口袋中发现犹太祈祷书中撕下来的一页纸，其中还包括犹太人最主要的祷文Shema Yisrael这样的巧合。我除了把它当成一种挑战，一种要我活出自己的思想，而不光是纸上谈兵的启示之外，又能作何解释呢?

　　后来几天，我记得自己感到快要死了。但在这种危机时候，我内心的问题与大多数难友不同。他们的疑问是：“我们能在集中营内活下去吗?如果不能，所有的痛苦便没有意义。”但困扰我的疑惑却是：“所有生命中的痛苦，我们四周的死亡，有意义吗?如果没有，那么人的生命终究毫无意义。如果生命的意义只依赖一些偶发事件——可以脱逃或不能脱逃的偶发事件——那么人生终究不值得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