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用去了一个多小时，这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参观我们的新住所。营地本身地势平坦，四面都是冻原和繁茂的草场。在东边，5英里外的施密提哈显得非常突出，在那座熟悉的山峰之外，有一条绵延数英里的山脉，那是西伯利亚的自然资源宝库。地势在西边又变得平缓了，只有叶尼塞河远处冰雪覆盖的山丘那空洞的轮廓。南面和北面的土地绵延数英里，就像一个在两座山脉之间延伸的山谷。

我们在大门外等待的同时，营地内的囚犯们走近了铁丝网。他们兴奋地欢迎我们，并告诉我们四号营的条件非常好。每个人的精神状态看上去都不错，他们大声询问我们是谁，寻找朋友与同乡，并在同胞之间谈笑风生。警卫似乎对此并不介意。最后，集合的命令下来了。我们被逐一点名，通过大门并接受检查。

检查程序包含一连串的问题：名字、父称、姓氏、祖籍、出生日期，你以何罪名受到起诉？你是在哪里被起诉的，在哪里被判刑的，由谁判的刑？你是在哪个城市或城镇被判刑的，是在哪一天？你在哪个监狱里服过刑，刑期还剩多少时间？你在先前的劳改营里有没有尚未终结的指控？如果你的回答与你的文件记载的真实情况相符，你就会被放行，如果不相符，在整个小组被查验完毕后，他们就会让你到旁边去接受进一步审问。

进入大门后，警卫立刻对我们进行了彻底的搜查，然后把我们交给工头（нарядчик），由工头把我们分派给生产队和管理员（помпобыт），管理员将为我们安排住处。工头和管理员把我们带到登记处为我们的物品登记。我们可以领取营地的日常用品，而且仅被允许保留这些物品：在夏季，有一顶帽子、一件外套、一条长裤、一双工作鞋和一件内衣，还有一条用来包裹腿的长布——与其说是袜子，不如说是绑腿。管理员提醒我们：“你们过一会儿领到指定的床铺时，就必须去簿记员那里登记你们的床垫、枕头、毯子和其他私人用品。”冬季来临之时，我们就会把夏装上交，换取一双毡靴、一条棉裤、一件棉袄和一个附有狗皮护耳的棉冬帽，还有一件厚背心、一副厚重的绑腿和一副帆布手套，如果是在外面工作，还会加上一副棉手套。这套冬装我们用了两个冬天，但夏装只用了一年。

登记后，工头我们领到“俱乐部”，这是一间位于营地中央的宽敞的单层营房。俱乐部配备了扑克牌、象棋、几张报纸和几本小册子，表现良好的工人拥有在俱乐部阅读书籍的特权。在劳动节和十月革命节等重大节日，有时还会在俱乐部里为杰出工人放映电影。由于我们尚未被分配到生产队或营房，所以在营区内参观期间是受到限制的，但营区里的人开始在俱乐部里四处寻找旧友，他们完全不理会那些试图将他们赶出门外的警卫。

在这里，我首次见到一位我自1941年后就没见过的司铎。他得知我在营地里，就一个小组接一个小组地找我。我听见他在找“齐赛克”，但是由于当时没认出他，我一言未发。最后，他走到我身边，热情地向我打招呼。他认得我，但这说明不了什么，我询问他是什么人。

“我是维克多神父，”他说，“你不记得我了吗？”

“不记得了” 

“还记得你们在利沃夫拜见舍普提茨基都主教的那天吗？当时在门口迎接你们的就是我，之后还是我领你们出来。”

维克多神父询问我身上发生过什么事，我曾去过哪些劳改营，我的现状如何。他紧接着告诉我，他自己是如何被逮捕的，以及利沃夫的官员们如何因害怕民众而不敢对都主教采取行动。他告诉我，我是四号营的第九位司铎。我当时就希望其余司铎中的一位可能是涅斯捷罗夫，但维克多并没有见过他。营地里有两位波兰司铎、三位立陶宛司铎和一位拉脱维亚司铎，现在又加上了我。我将与我同来的卡斯帕神父的事告诉了他。维克多问我们是否做过弥撒，我将我们在五号营的安排告诉了他。维克多对我说，他们在四号营定期举行弥撒，并向我保证，他会将我们举行弥撒所需的一切用品准备妥当。

此时天色已晚，我还在等待被分配到生产队和营房。实际上，我直到凌晨才被点到名并分配到生产队。我跟着管理员到了自己的营房，被安置在一间两层建筑的二楼。营房的条件很好，甚至还有暖气片和中央供暖，因为这里最初是作为军营而建造的。然而房间内部十分拥挤，因为新来这里工作的人太多了。

得知要在第二天早上报到上班，所以我们很快就睡着了。凌晨5点，起床的信号响遍整座营地，而在此前一个小时，勤务员就已经起床去拿我们的早餐以及面包和开水配给。这么做的原因显而易见：当锣声响起时，营房很快就变得水泄不通。我不久后便发现，这些营房尽管很舒适，但里面住的人太多了。并非所有人都能在出发去工作之前如厕。早餐是众所周知的通勤者噩梦，人们是在疲于奔命之中将早餐吃完的。

新炼铜厂——联合工厂（Комбинат）的选址，位于营地以南约3英里处。途中无路可走，但我们一次就用上千个脚步踏出了一条路。警卫们的行进很辛苦，他们一如既往与纵队保持平行，这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在高达腰部的金雀花丛中快速移动。

我们这些新工人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巨大而开阔的工地，其面积超过一平方英里。当我们被分配到四号营时，这里基本上已经清理干净了，不过尚未被铁丝网完全包围。当超过4,000人的生产队全员到达现场，分配到了工作并领到了工具，这个地方就变得简直像一个战场。在开工的信号发出后，工作很快就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这里既有手提钻和空气压缩机发出的敲击声和撞击声，也有挖掘机的轰鸣声。金属相互作用发出的尖声在温暖而清澈的空气中回荡。囚犯们推着手推车四处奔波，将土和石块装上手推车，在地基开始成形时把它们倾倒在北面的筑堤上。兹维列夫将军和他的手下在施工全程从容不迫地游走，他们从一个岗位走到另一个岗位，对囚犯进行监督和鼓励，并许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配给和额外的食物，为的是保证任务按时完成。

结果，工作的速率非常惊人。泥土从四面八方扬起，仿佛是从地面炸起来的。到了中午，工地上到处都是堆得比人还高的土，我们无法以挖土的速度将这些土运走。午餐时间之前，在高速的工作进程之中没有任何休息与空闲时间。到了午餐时，惊喜出现了！热汤被卡车运到了工地。这是我在西伯利亚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东西，而且这种汤是囚犯们所说的妙不可言（“мировая”），浓稠得足以令勺子在汤中立起来。

我在午餐期间环顾四周，看到一车又一车机械和建筑材料在铁路侧线上卸下，尽管此时地基尚在挖掘之中。成队的卡车从镇上呼啸而来，拉着载货挂车将更多的机械送过来，然后卸下，接着在一阵尘土中晃晃悠悠地离开，前去装载更多的机械。晚饭后，我们直到下午5点都没有休息。如果工作速度稍有放缓，生产队长或官员就会紧紧跟在我们身后，催促我们继续干活，并许诺给我们更好的食物配给。

傍晚时分，大家都累得骨头快散架了。尽管所有人都急着要打道回府，但生产队在大门集合得很慢。工作了近十二个小时，我们在晚上七点后回到营地，洗漱完毕，等着晚餐。我们得到的许诺实现了！每个人都获得了更多的汤、更多的麦粥和一块鱼肉，还有200克的面包。这几乎是一场盛宴，而且四号营平日都是如此。节假日实际上是很少的，如果天气好的话，我们还会在周日工作。在天气还过得去的情况下，我们用赶工的速度完成开挖和浇筑地基的工作。天气变坏的时候，会有人通知我们放假和休息。如果工作特别辛苦，根据将军的命令，生产队里的每个人都能得到几盎司威士忌以保持体力。他们还会得到一张“加二”或“加三”的餐券。这是我到过的第一个能让我们真正吃饱饭的营区，结果，这里的人们明显变得更健壮了。他们的身躯变得丰满，脸蛋也更饱满了。这里有很多的烟草和其他的安慰品，人们在工作中很容易就能赚到一份额外的麦粥或汤。

所有这些好转对大多数人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但并非所有人都如此。比如说，有家室的男人有了更多的时间考虑食物以外的事情，于是他们想念自己的家庭——其中有些人甚至陷入抑郁。现在，衣服和食物这些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已经很容易得到满足，一些男人开始寻找其他方式满足自己的欲望。如果你认识对头的人，只要25卢布左右就可以安排警卫给你找一个女人。她们不被允许进入营地，但可以在工地上做各种各样的工作，所以买淫并非完全不可能。营地里还有一定数量的同性恋，尤其是在年轻的男人中间。

在四号营，大多数民族社群都待在一起。从他们关照自己人的这一角度来看，这些社群是排他的小集团，而且他们特别关照群体中的病人或瘦弱的工人，但令人惊讶的是，不同社群之间极少发生争吵。波罗的海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是营地的重体力劳动者，他们是建设工作的主力。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通常在厨房工作，他们之中也有不少人是生产队劳动力或者工头。中国人和日本人则主要在洗衣房、厨房和医务室工作。

我在四号营的新朋友之一是个名叫叶夫根尼的盗贼，这实在是出乎意料，因为我平时总是努力避开他的同行。他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高大健壮，比一般人略高，善于使用拳头。他脸上那双小而不安的眼睛显示出他似乎无限的活力。不知何故，叶夫根尼对我很有好感，还教给我很多搜刮食物的技巧。甚至连他的同伙也认为他是行家里手。由于叶夫根尼被他的同伙畏惧和敬重，他的友谊常令我十分受用。叶夫根尼知道我是司铎，他的宗教观念是原始的，混杂了各种迷信，就像大多数盗贼那样。比如，他请我为他给一个小十字架降福，自那之后就一直佩戴这个十字架。但他更多地是把它当做护身符或幸运符佩戴。他在戴上十字架时确实是在为自己祈福，但他也会掏出一把刀子，警告周围的人：“如果谁敢嘲笑这个十字架，这把刀就会插进他肚子里！”

叶夫根尼曾受洗成为天主教徒，但他已经很久没有参加圣事了，他除了这些迷信的外在装饰外几乎一无所有。不过他是个忠实的朋友，在我认识他的几个月里，我把他一点点领回正道，让他办告解和领圣体。之后，他几乎定期去办告解和领圣体，但只要一有机会，他仍会重新操起自己独特的道德准则以及暴力的“拳头与刀子”伦理，而且这种机会出现得相当频繁。

我曾见过他赤手空拳和另外三个盗贼对峙，我怀疑昆斯伯里拳击规则并不准许这种场面。他背靠墙面，一记老拳打中了第一个人的喉咙，一脚踢中了第二个人的腹股沟，接着一拳将第三个人打倒。整个过程不可能超过一分钟。之后，叶夫根尼看了看周围有没有其他挑战者，然后从容地离开了，留下在地上摊开身体的三人。他同样善于用刀，在他的自我保护准则中，每次动刀都可以被合理化为正当防卫，因此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我要对这类事件大惊小怪。

叶夫根尼都几乎每天都来找我，询问我是否需要什么，或者是否有人找我麻烦。如果有的话，我只需知会他就可以了。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走进我们的营房，引起我的注意，然后点头示意我跟他出去。我们直接去厨房，他会敲门叫厨师给我一些麦粥。厨师不会多问什么，他只是把一个杯子装满，加一片肥肉，再倒入一点亚麻籽油，然后把它递给我。叶夫根尼会叫我走到一边去把食物吃掉。就这样。他从来没有主动告诉我多余的事，我也知道最好别问太多问题。

叶夫根尼是一个生产队的队长，由于他的名声，他的生产队是整个营地中最粗暴的。叶夫根尼在食物与超出常理的恩惠方面对他的人很是照顾，但他毫不留情地逼他们工作。有一天，他把两个脾气暴躁的立陶宛人训斥了一通，因为他们在工作中偷懒。他正要转身离开时，其中一人用大锤劈开了他的头颅。叶夫根尼无声无息地死去了。那天我一直在做另一项工程，直到深夜才收到叶夫根尼的死讯。我很伤心，我原本希望至少能给他做赦罪，但如今只得自我安慰，回想他曾在死去的两周前办了最后一次告解并且领受了最后一次圣体。

我的另一位好友是年轻的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一位姓“锺”（Chung或Чунь）的中国天主教徒。他的父亲是个中国富商，所以他被送往美国留学。我不知道他为何遭到逮捕，因为他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件事。他的英语说得很好，当他发现我是美国人时，就用英语向我作自我介绍。之后，锺经常来望弥撒，我有时也会在周日用英语给他做一个简短的布道。由于锺所受的教育，他在四号营的中国人团体里很有影响力。他时常邀请我去和他们交谈。他向其他人介绍我是个“好人”，我因此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从那时起，我的衬衣每周都要经过清洗、熨烫、修补，虽然我们的衣服通常每三周洗一次（这本身就是一项革新）。我的衬衣必定会在周六晚上被收走，然后在周日早上返还给我，口袋里还塞了几块面包。后来，由于《莫斯科-北平协定》的签订，锺和四号营的大部分中国囚犯将被遣返。当锺对我说他要回国的时候，我请他帮我向纽约福特汉姆路的耶稣会省办公室写信。他答应了，我给了他地址。那是在1949年，但自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也没有他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