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就在四月第二周的一天早晨，休战终止了。各生产队同往常一样朝戈尔斯特罗伊和工厂行进。当天早上，我所在的生产队第一个穿过这个区域，接踵而至的是其他生产队，最后是两个新组建的班德拉分子生产队。我注意到当天早上的大门警卫比平时更多了，几乎是营区大门和厂区大门警卫之和的两倍，然而，当时没有发生什么，直到两个班德拉分子的生产队开始进入厂区大门。突然，他们遭到了军队的包围，被驱赶回去，厂区的大门也被关上了。班德拉分子恰好被困在营地和厂区之间，军队将他们与其他囚犯分割开来，并在必要时用枪托将其制服。

与此同时, 满载士兵的卡车从城内呼啸着驶来，军队将头目从两个受困的生产队中分拣出来, 装上卡车押走了。此时，我们的喊声终于惊动了留守营地的人，他们拿着棍子冲向铁丝网，准备杀进厂区, 但米哈伊尔和他的参谋们阻止了他们过早的骚乱。

营地的官员再次退到北门，将营地的控制权交给囚犯。下午什么事也没发生，傍晚时分，戈尔斯特罗伊的生产队长们回到了营地。但米哈伊尔要求我们留守厂区，他们又一次从铁丝网对面扔给我们面包和几条鱼。

当晚，市政府和营地官员再次会见了暴动的领导人。这一次，他们更加咄咄逼人，威胁将动用武力。米哈伊尔没有被吓住，他告诉官员，囚犯将以牙还牙。“你们上次答应过不会报复我们，”他说，“但天知道你们今早抓走的那些人出了什么事。这一切必须有个了结，要有一个彻底的改革! 事实上，我们先前的退让并没有换来任何东西！事已至此，不是生存便是灭亡！”

会议结束时，信号员们爬到了营地北端的两层楼顶上，挂出了一面巨大的自制旗帜，旗面的图案是骷髅头与交错的骨头，其他人在营地的一侧拉起一面朝向诺里尔斯克的巨大横幅，上面写着“帮助我们摆脱这些凶手”的标语。信号员向本地区所有的营地发出信号，号召罢工。他们都发出与我们同生共死的回应。从工厂高层的窗户望去，我们几乎看不到两英里外四号营信号旗的踪迹，从此以后，信号员就一直守在楼顶的岗位上。

正当营地组织起来时，军队也回来了。他们几乎是肩并肩地围住了整个营地的建筑群，包括厂区和女囚营。起初，为了缩小包围圈并减少所需的兵力，官员试图说服人们返回营地，但我们拒绝离开厂区。城里的官员们感到十分忧虑，因为该地区的大部分军队都部署到了劳改营，而城市里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动乱——诺里尔斯克的许多居民曾是囚犯，他们同情我们的诉求。

这次我们在厂区坚守了五天。第一天早上，城里的官员和军官来到了我们厂区的大门，并向生产队长们下达了严厉的命令，让他们在当天把人们送回营地。他们这次是动真格的，已经准备动用武力，但生产队长们不予应答。军官们转身带领队伍返回城镇。局面看起来十分危急，但营地的领导人要求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下去。

那天下午，我们把工厂所有大门都钉上了，开始在各处用砖块堆砌路障。那是一个漫长而紧张的夜晚，我们都变得十分敏感，每个人都睡眠不足。第二天一大早，满载着机枪部队的卡车开始从城里驶出。军队被部署在工厂周围，“堡垒”中的我们与外界断绝了联系。营地里的女囚和五号营的囚犯冲到铁丝网前，开始高声抗议。但这些是正规军，他们丝毫不理会这些呼喊声，冷酷而高效地执行起命令。

部队一就位，他们的指挥官就要求我们立即离开工厂，返回营地。生产队长们以谩骂和大声抗议作为回应。我们有七十多个人在砖厂里，驻守在砖堆后方的不同位置，这些砖头既可以用作掩体也可以用作武器。许多人都拿着棍棒和铁棍。我与一伙人守在工厂东端的大窑房里。

进攻开始的信号是一声枪响。军队立刻从四面八方推进，敲砸大门以将其破坏。场面陷入一片混乱，我记得女囚在道路对面的营地里大声呼叫，大约比囚犯的骂声和大门上沉闷的枪托撞击声还高了一个八度, 第一批进入厂房的军队穿过地下室的储藏室，上了一个斜坡，然后进入窑房。

第一顶头盔一出现，士兵就遭遇了雨点般的砖头和叫骂，他们退了出去，开始用机枪扫射。我们跪在砖头堆后面，惊恐万分，但准备在第一件军装出现后立即冲向门外。不过，就在我们全神贯注之时，其他士兵闯进了我们身后的房间，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他们不屑于开枪，仅仅把枪当棍棒使用。我的背上挨了一记重击，那一击几乎把我打成两截，将我打倒在地。为了确保我不会再起来，有人踢了我的头，然后我们就像水泥袋那样被逐一抛出窗外。

一些被打成重伤的囚犯被装上卡车，然后被运走。我们其余的人在工厂外排成一排，在耳光和拳打脚踢之下排好队。15分钟内，部队不仅清理了砖厂，其他所有的工厂也遭到了扫荡。我有些茫然，似乎整座城市都在从窗户和屋顶上注视我们。女囚营和五号营的囚犯陷入骚动。然而，军队指挥官却冷酷无情地站在那里，像岩石一样纹丝不动。

当所有的囚犯都排好队后，我们被押出工厂的大门，但士兵并未把我们带回营地，而是沿着铁轨将我们赶到黏土坑里。在那里，我们脱离了营地的视野，脚踝深陷水中，士兵们端着机枪站在我们周围，随时待命。指挥官走上来时，这里有片刻的停顿。他眼睛一瞪，下达了命令，士兵将机枪对准我们。这时，我尽力念诵了一遍悔罪经，但我内心的一切似乎同时在凝固与翻滚。

等待枪声的那一瞬间仿佛凝固了。就在接下来的一刻，一辆轿车呼啸而来，车轮后碎石乱飞，两名营地官员很快从车里走出，开始大声呼叫。士兵们在机枪后站起身来。我的膝盖瘫软了，再度呼吸起来。我们被命令在潮湿的地面上坐下来。我瘫倒在地。

三名官员在这群人周围大步走动，对着自己手中的各式名单叫出名字。囚犯一个个向前走去，被官员仔细地审查了一遍，并对照文件中的照片接受核对。轮到我的时候，其中一个官员盯着我看了很久，他又看了看他的文件，然后和其他官员低声交谈。过了一会儿，他冷冷地对我说：“到右边去！”等到对我们的分门别类完成，右边大概有三十五个囚犯，左边大概有三十个，我不知道这种分类意味着什么。

我们在警卫的看管下站在那里，而官员则走回他们的轿车，随后驱车离开。几分钟后，一辆卡车在轰鸣声中沿道路开了过来。在前几分钟的极度恐惧过后，我的大脑现在又恢复运作了，这本来是祈祷的良机。但老实说，在我看到卡车从路上开来时，脑海中唯一的想法就是“我们到这里了，把我们丢到某处就好。”

与这种念想交织在一起的是一丝自怜和一种孤独的痛楚。我在最后一刻想到的是自己的家人、朋友和耶稣会同事，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我出了什么事，也不会知道我死在这里——西伯利亚荒原上一个采石场的某处。但是当卡车开到我们身边时，那一刻已经过去了，我立刻回过神来：“你以为天主不知道你的所在吗? 你以为他长久以来一直在保护你，现在却把你忘了吗？”

对天意的信赖与坚定的信仰顿时席卷了我的心灵。当我试着把这种感受写在此处时，它听上去颇为伤感，但在那一刻，它是一种莫大的帮助，也是我永远不会忘却的体验。对天意的信赖是我在卢比扬卡的漫长监禁中习得的，它业已经受了最终考验，而且并未落空。

左边的那群人被装进了卡车。他们拥挤在一起，被迫将头夹在两膝之间，双臂叠在头上坐着。发动机开启，卡车开走了。一名官员走到我们右侧。“你们这些人，”他说，“多亏了我们才有幸活了下来。你们明白公然反抗政府应受到什么惩罚。你们差点被枪毙了，记好了！现在，我要把你们送回营地，还要给你们一个警告：如果你们又被发现从事反政府活动、颠覆性活动，或者和营里的暴乱者勾结，下次就得不到宽恕了。”

他就这样说了很久。我们仅仅是麻木地站在那里舔舐伤口，头颅低垂。“你们这些人出什么毛病了？”他终于吼道，“你们是想回营地，还是想去别的地方？” 这时，人群中传来一种一致但不连贯的低语，这看上去令他十分满意，于是我们朝营地行进，走路一瘸一拐，全身伤痕累累，有些人浑身是血。

尽管现在厂区已经遭到扫荡，但营地本身依然处于囚犯的控制下。我们立刻被营里的人包围了，无数的问题向我们袭来。但我们没有心情说话，直接走进营房，然后瘫倒下来。即便在那里，朋友们也挤在我们周围，喋喋不休地说起营里发生的事情和营地的状况。我过了很久才得以入睡。甚至当其他人离开后，我在入睡前依然在反复回想当天下午的经历，我意识到当时可能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并为现实的结局一遍又一遍地感谢天主。

次日上午，营地里召开了一次大会。米哈伊尔本人没有出席, 但他的副官向我们宣读了委员会的声明: (1)任何人被发现企图逃跑，营地警卫队都不会手下留情；(2)革命委员会不同意与城里的官员再次进行会谈，我们只会与莫斯科方面的代表会谈；(3)我们现在全被打上了反贼的标签，只能在自由与死亡间二选一，因此，我们必须团结一致。

随后，米哈伊尔的另一名副官接着谈起克里姆林宫的权力真空，提到有传言说贝利亚被指控参与密谋并遭到逮捕，另外，苏联国家安全部（MGB）将为劳改营里的大部分苦难负责。

那位破坏工厂罢工的将军和他的军队还在现场，我们得知那支部队是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远道而来的特殊部队。但他们暂时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党政官员一定很清楚，如果军队像袭击砖厂那样袭击营地，将会造成大量的流血事件，无人愿意为这样的杀戮承担责任。

大约在4月27日或28日，将军采取了下一步行动。下午，当囚犯在晚饭后坐在营房周围抽烟和聊天时，军队迅速突破了大门。进攻的计划相当周密，而且实行得十分细致。他们从大门涌入营地，快速包围了营地北端离大门最近的三间营房。接着，机枪手组建成横穿营地道路的阵线，把我们逼入绝境。端着刺刀的士兵把惊愕的人们赶出那三间被包围的营房，然后将他们带出营地，赶向城市。

当营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警报立刻响起，我们的“部队”朝机枪手疾驰而去。军队一定曾被告知只有在必要时才能开枪，因为他们朝正门方向撤退了。与此同时，一辆消防车冲过大门，水枪的水量开到最大。水流击倒了囚犯队伍里冲在最前面的人，挡住了冲锋，让军队有足够时间撤离。囚犯重新集结起来，冲向消防车。当他们掀翻消防车时，消防员们迅速下车跑向安全区。囚犯们疯狂地追着他们冲向正门，但被米哈伊尔拦住了。如果他们越过了死亡区，军队就会将他们视作“逃跑的囚犯”而开火。

将军的策略现在很清晰了。他试图每次用一百多人的小队发动奇袭，这样一来，他最后可能在不发生严重事件的情况下扫荡或制服营地。作为反击，一些囚犯不时在夜间溜出去，制服一个警卫，然后窃取一些枪支。但是，军队在各处都有探照灯，不可能在强光下溜过死亡区。

一周过后，将军尝试了另一种手段。这一次，他把所有的城内官员和营地官员都叫到了一起，约四十人都在大门处。他们在晚餐过后走进营地，进入大门后走了几英尺便停下脚步，要求和米哈伊尔谈话。与此同时，将军已经令部队集结在营地西侧铁路护栏上的几节车厢后面，藏在探照灯后方那片望不穿的黑暗中。

米哈伊尔和他的助手们走上主干道，告诉将军和官员们，从现在起，他们只会与莫斯科的一个委员会谈话。囚犯们挤在周围，官员们显得十分不安。与此同时，军队从西边冲了过来，将铁丝网切断，并试图在营地西南部占营区三分之一面积的区域建成一条小型战线，就像他们上周在营地北端所做的那样。

然而，其中一名囚犯却起了一些疑心。他爬上木桶，对着米哈伊尔和官员周围的人群喊道：“弟兄们！（Bratsi!）这是个诡计，是个陷阱！从他们脸上就能看出来! 你们看看周边，其中有诈！” 他的话还没说完，我们就听到了从西南方向传来的叫声。大多数人立刻冲了过去。军队刚刚突破第二圈铁丝网，囚犯们便用棍棒和石头攻击他们，他们一枪未开就撤退了。我猜他们大概是被告知不能开枪。

在大门，其他人怒不可遏。他们开始攻击党政官员，将军本人也挨了一记耳光。官员冲破包围逃走了，众人跟在他们身后拳打脚踢。一名陆军少校没有朝大门跑，而是跑进了营地。他爬到一楼的窗户上，想要跳过铁丝网，却没能成功，结果被铁丝网勒住喉咙，吊死在铁丝网上。

官员的下一步行动是在营地周围架设一圈扩音器。自那时起，我们就遭受了持续不断的宣传。扩音器不停响起，发出宣告，比如说为那些脱离暴乱的人建立一座特别的新营地，它位于城市东面大约8到10英里外冻原上的某处。扩音器重复了一遍又一遍：被关在一座较好的营地里，总比在五号营等军队冲进来屠杀要好。他们还报出了头目的名字，表明自己对他们了若指掌，并许下承诺，头目以外的人如果现在出来就不会受罚。

不久后的一天，扩音器宣称囚犯所要求的来自莫斯科的委员会已经到了。当天下午，三名被派来终结诺里尔斯克周边暴动的委员来到大门。他们受到米哈伊尔及其手下的接见，但只有这三名委员被放进了大门。食堂对面摆放了桌子，囚犯们聚在一起。十个小组驻守在营地四周，防止下一次偷袭。委员们一开头就说暴动是徒劳的。如果有必要，用武力就可以镇压下去。无论如何，在劳改营推行太多改革措施是不可能的。谈到这里，米哈伊尔和其他囚犯领导者差点就要走出会议现场。

接着，其中一名委员微笑着站起身来。他向我们保证，自斯大林死后，劳改营的问题正在接受全面复查，特别是政治犯问题。他说莫斯科非常关心诺里尔斯克周边劳改营的罢工，所以他和他的同事被派来解决并避免发生流血事件。他确信一些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委员会乐意听取囚犯的任何建议。

一名囚犯领袖回答说，如果有必要，我们已经做好了流血的准备，就像在卡拉干达和沃尔库塔劳改营发生的那样。基本上，他说我们要的是人道的待遇和某些人权，接下来他列举了囚犯的最低要求：不能再有长达10小时甚至连一顿午餐都没有的强制劳动，不能再像喊牛一样用编号称呼囚犯。

“我们有名字！”他说，“我们要求报酬和补偿，我们要求与良好表现对应的休息时间。我们希望能与外界和家人沟通，而非仅仅一年一张的纸条。我们希望能收到他们的包裹。我们要保证手无寸铁的囚犯不会被无情地枪杀，就像我们的那两人先前遭遇的那样。我们要求保证协议不会像上次罢工后那样被破坏，我们要求保证不会有报复。我们要求的是更好的生活条件，减少每间营房中住户的人数，还有更好的食物。”

委员们尽职尽责地写下了所有的要求。最后，他们向米哈伊尔的委员会保证，所有的要求都会得到满足，只要我们和平地放弃暴乱并返回工作岗位。这时，站立在大院四处的囚犯发出了一致的呼喊：“抗争绝不停止，直到得偿所愿!” 签完文件后，会议结束。在两三天内，委员们与暴动的领导人进行了私人会面，但没有得出结果或达成协议。另一方面，委员们又下令将三卡车的粮食运到营地，补充五号营几乎空荡荡的仓库——至少他们没想把我们饿死。

在这段时间里，我听了大量的告解。囚犯不知道战斗何时开始，他们就像开战前的人一样, 畏惧死亡，将自己的灵魂事务安排妥当。现在我每天早上都为大批人员做弥撒，并且分发了许多圣体。

到了5月底，五号营的抗争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一周以来，扩音器始终在不断劝降，要求我们在武力成为必要前投降。营地里整天无事可做，紧张的气氛越来越浓烈，不确定因素逐渐增加。有些人真的在重压下崩溃了。医务室和医院人满为患，因此人们躺在外面的草地上。空气很温暖，天气很棒，我们在诺里尔斯克很少见到这样春天，然而局势却越来越紧张。现在每晚都不断有警报响起，大门一直敞开着，军队也在营地的东、西两边的铁丝网上开辟了通道。每隔一段时间，特别是在晚上，他们就会试图偷偷穿过营地缺口并封锁营地的几个区域。

在持续的紧张和睡眠不足的情况下，人们愈加疲惫。大家都在嘀咕着谈判的结果没有希望。人们都不怎么说话，因为害怕自己的声音会失控和出卖自己。有时，当一个人想拿当前情况开玩笑时，他的笑声会突然变得紧张、高亢，甚至歇斯底里。

五月的最后一天，危机显然正在逼近。那天，将军身着全套军装，带着他的幕僚们四处奔走，干脆利落地敬礼并发号施令。卡车一整天都在行驶，环行在围攻部队的阵列后方，把人员从一个地方运送另一个地方。我们的信号塔正在加班加点地工作，将事态的进展告知其他营地，并试图查清实时的状况——特别是从女囚营那里，因为她们位于在军队阵列的后方，拥有良好的视野，可以探查到最新的军队部署情况以及兵力最集中的地方。

军队不时发动快速突击，切断了大片铁丝网，然后在囚犯投掷的石块和砖块下撤退。但他们仍然没有开枪，看来将军有意开辟新的可能攻击点以分散我们的兵力，从而削弱我们的防线。

当晚没人吃晚餐。傍晚时分，女囚发出信号，说有一大伙部队在我们的营地后方我们视野之外的地方集结。那天晚上没人敢睡觉，米哈伊尔做了最后一次巡视，摇了摇头, 因为他意识到大限已到。他的“警察”无处不在，他们命令囚犯们各就各位，敦促他们，并用随身携带的棍棒敲打迟钝懒散者的后背。

紧张的局势几乎让人无法忍受。枪管的景象一点都不令人欣慰，尤其是当你除了砖头和棍棒之外手无寸铁时。囚犯们明白已经没有多少希望了，劳改营的警察也很难让他们坚守岗位。当然，对于劳改营的领导人来说，局面是令人绝望的。无论如何，他们的脖子都会被套上绞索，他们要么战死，要么被处死，因为当局已经把他们的名字和照片记录下来了。

因此，米哈伊尔的委员会说得很直白，任何临阵脱逃的人都会在投降前被营地警察杀死。这是一个前有狼后有虎的局面，很多人开始认为如果战斗真的开打了，自己生还的机会微乎其微。

夜幕降临，所有人都沉默不语，坐在探照灯的强光下等待。凌晨1点半，警报突然响起。在寂静的营地里，第一次敲击铁轨的声音响起，仿佛一声厄运的尖叫，令我不禁打了个寒颤。铁丝网外的军队开始行动了，漫长的等待随着他们的行动而被打破。囚犯们匆忙集合到一起。

每个人都抄起砖头、石头、棍棒或任何他能找到的武器，沿着铁丝网跑到岗位上。士兵们缓慢而有计划地、有条不紊地前进，他们中的许多人看上去和我们一样害怕。我的队伍原本被安排到正门，又被匆忙派到东边的医务室附近，那里的军队似乎最多。一看到我们冲向栅栏，士兵们就停下了脚步。我们也停了下来。这是一段长时间的艰难等待与对峙。

虽然此时是凌晨两点，但整个城市的人似乎都已经起床了。有人在屋顶上站着，每一扇俯瞰营地的窗户边都挤满了人。到了六月份，北极圈内的白昼极为漫长，太阳从来不会真正落下。大多数夜晚亮如白昼，那晚在军队探照灯刺眼的灯光照射下，现场的亮度更高了。

实际上，主要的攻势是在北门发起的。将军的主力部队是来自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机枪手，他们是进攻的前锋。他们趁着大家尚未注意到便极速冲进营地，立刻有传令让我们的队伍折返营地中心阻止他们。

当我们绕过面包房附近的营房，沿着营地的主干道前进时，能看到机枪手们插了一排横穿道路的旗子，然后他们驻守在旗子后面。他们的指挥官大声喊道，这排旗子表示一个中立区，任何越过它的人都将被立即击毙。然而，我们的队伍正在朝他们冲锋，现在只有20码的距离了。

跑在我们队伍前方的是一个名叫尤吉斯的立陶宛人，以前是个拳击手，他的手粗得跟大腿似的，头紧紧压在肩膀上，看上去仿佛没有脖子。我曾以为他轻微酗酒，直到他的朋友告诉我，他的精神状况是遭受审讯的结果。

尤吉斯听到行动终止的命令，顿时大发雷霆。人们想把他拉回来，但他把他们甩开，把一块砖头扔进机枪手之中，他抓住了一个士兵的手臂将他扛了起来，然后把他摔倒在地。即使在混乱中隔了那么远，我敢保证自己听到了骨头断裂的声音。这时，指挥官朝尤吉斯开枪，然后叫他的手下开火。他们立即发动了枪击，前排的囚犯像镰刀前的麦子一样倒下了。

和我们一起走在主干道上的人都摔了个嘴啃泥，我卧倒在地。尤吉斯倒下死去了。我身旁的一个人想要卧倒，但他的脚不听使唤，接着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脚后跟。有几个人想要躲到厕所的木栅栏后面，劳改营的“警察”以为他们试图逃跑，就从背后捅了他们几刀。

机枪手持续开火，将所有人压制在地面上。凡是试图爬起来的人都会被击中。我开始用自己的肚皮匍匐前进，朝厨房的掩体爬去。我蹲在一个泔水桶后面，子弹恰好击中桶上和我胸口一样高的位置。我在厨房后面发起最后一次决死冲刺，到达厨房的安全地带，然后抱紧了墙壁。

我回头望去，看见一排排尸体和伤员散落在路边。我能听见机枪的枪声、囚犯的咒骂声、呻吟声和大声的命令，另外，比这一切更为响亮的是女囚从营地方向发出的高亢尖叫声。就在我观看的时候，部队开始从铁丝网的缺口处涌入，他们没有开枪，而是用枪托将囚犯打倒。

许多囚犯在营房里，士兵开始把他们赶出营房，必要时一次一个赶出来。一些暴动的领导人被发现死于厕所中，他们割断了手腕或者喉咙，宁可自杀也不愿被活捉。军队进入了我所在的厨房，开始对藏在那里的囚犯展开围捕，他们让我们靠墙站成一排，用枪管顶住我们的背，然后带着我们穿过铁丝网。

在我们离开时，我看见了从屋顶上扔下的骷髅旗。伤员正在被送往医疗中心，死者仅仅是被码成一排。当然，我无从知晓五号营的实际伤亡情况，但根据实际的计算，我在离开营地的路上共经过十三具尸体，还看到士兵把其他的尸体像堆柴禾一样堆放在医务室门口。

我们在营地外约150码的地方被编成队列。米哈伊尔遭到抓获，在重兵看管下被带出前门，然后立即被装进一辆封闭的囚车带走了。女囚们都都发狂了，她们撕开了营地周围的铁丝网并攻击士兵，但最后被满压的消防水枪驱赶回去。成群结队的囚犯被一点一点地编成队列，然后被押走了。

当我的队伍离开时，我最后望了一眼这一整个疯狂的景象：站满看客的城市，营地的残骸，探照灯的强光下匆忙奔走的士兵，还有无处不在的呼喊、命令、尖叫与呻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