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故事背后的故事
（作者：丹尼尔·L·弗莱厄蒂）
1962年6月，我受委派前去《美国》杂志工作，那年我刚完成我的卒试（tertianship），即耶稣会正式培育的最后阶段。我被召去作为图书编辑供职一年，替换耶稣会士哈罗德·加丁纳，当时他正在“新天主教百科”工作。所以，我在1963年十月住进耶稣会“美国之家”（America House Jesuitcommunity），此时，瓦尔特·J·齐赛克突然回到美国——他在苏联滞留了23年，包括18年的囚犯生活，其中15年是在西伯利亚劳改营度过的。事实上，齐赛克神父早已被宣布死亡，因为无论是他的家人还是耶稣会士，1945年后就无人听到他的音讯了。
从苏联归来的齐赛克神父，照片摄于1963年
他归来的故事引发了轰动，出版社趋之若鹜。当他所乘的航班抵达爱德怀尔德机场（现肯尼迪机场）时，电视台的摄影机便包围了瓦尔特神父的姐妹们，以及代表耶稣会纽约会省长和马里兰州会省长的瑟斯顿·N·戴维斯和尤金·卡尔亨。
无人确知从飞机上下来的是否瓦尔特神父本人，亦或苏联的冒牌货，戴维斯神父和卡尔亨神父是瓦尔特在1930年代前去罗马学习前的同学。齐赛克晋铎后不久，便受命到波兰阿伯丁协助当地的拜占庭礼天主教会，俄军于1939年侵入阿伯丁，那是人们最后一次收到齐赛克神父的音讯，直到他的妹妹在1961年收到一封据称发自他的信件，寄信地点是西伯利亚。
其它信件陆续寄达，但是他的姐妹们无法相信寄信者真的是瓦尔特，直到他在信中谈及年少时的家庭轶事以及家庭成员。后来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她们与美国国务院取得联系，意图安排一次旅行去俄国访问他。与她们的期望不同，国务院决定用一名在华盛顿逮捕的低级苏联特工“交换”瓦尔特神父。即便如此，无人能保证飞机上下来的就是瓦尔特·齐赛克本人。
不过，那的确是他本人。
跟随爱德怀尔德云集而来的媒体，他与戴维斯神父、卡尔亨神父以及他的姐妹们回到“美国之家”，那也是我与他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当天下午, 他前往宾夕法尼亚州维尔纳斯维尔的耶稣会望会院，在那里他将与在谢南多厄的家人们比邻而居，远离那些媒体——他被宣告死亡后从俄罗斯归来的故事使他们陷入狂热。所有人都想了解他的事迹，戴维斯神父与纽约和马里兰会省做了安排，由《美国》杂志发表这个故事。直到那时，我仍然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他指派我，这个最年轻和最新入职的职员，来编写这个最后以“与天主在俄罗斯”之名出版的故事。
《与天主在俄罗斯》第一版
就在下一周，我们周四早晨的编辑会议决定将《美国》杂志交予印刷厂后，我踏上了纽瓦克机场的旅途，搭乘一趟下午的航班。这将是我的维尔纳斯维尔之旅的第一站，在那里，我将被领到望会院与齐赛克神父见面。
“你好”，我说，“我是来这里帮你写书的。”
他用茫然的目光凝视着我。于是我做了自我介绍，问他是否记得要与我在“美国之家”见面。他不记得了，也不知道任何与写书有关的消息，没人向他说过与之相关的任何事。我们短暂地散了一会儿步，在此期间，我向他解释自己是受《美国》杂志的编辑委派，来协助他写他的故事，因为所有人都想知道他在俄罗斯和劳改营度过的岁月。他很有礼貌，但不太乐意提供信息。他谈自己谈得很少，而且总是只用三言两语回答问题。
我最后不得不放弃，于周五上午搭机返回纽约。我告诉戴维斯神父发生了什么，然后对他说，如果真的要讲这个故事，那么讲述的人不会是我——我先前可能被齐赛克神父当成秘密警察的审问者了。
戴维斯神父给马里兰会省打了电话，毫无疑问，马里兰会省也打给了瓦尔特。无论如何，戴维斯神父叫我下周四回维尔纳斯维尔，与齐赛克神父再见一面。我在当天下午抵达维尔纳斯维尔时，情形已然完全不同。瓦尔特满面微笑地在门口等我，并向我道歉，之后他问：“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当晚的晚餐过后，我们在凌乱的望会院中的会客室开始了访谈。
瓦尔特从他在谢南多厄的童年时代讲起，他说：“这是因为，除非你了解我为何做那些事，否则你将无法理解那些事”。这话说得有道理。于是他开始讲述，我做笔录。我间或提出一些简单的问题，以便更好地理解他对我说的事情，但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我仅仅是奋力地听和写。我们在周五的早上、下午和晚上又见了面。然后到周六早晨再次见面，那时我说：“够了，瓦尔特，这周我做不了更多了。”
我于周日乘飞机返回纽约。当然，我们在周一早上召开了每周例行的编辑会议，作为编辑，本周我还有通常的编辑工作要做。但我下定决心，要在返回维尔纳斯维尔前完成齐赛克神父口述的笔录，于是在周一、周二和周三的夜晚加班加点，用来听写齐赛克神父的故事。
除去一些例外，这就是我接下来六个月的日程安排：周四下午，我搭飞机回到维尔纳斯维尔，在周四晚上和周五、周六与瓦尔特见面，之后在周日飞回纽约。有一两次，航班由于天气原因而被取消，于是我和瓦尔特与各自的家人一同度过了感恩节周末和圣诞假期。不过，到了1964年的圣诞节，我们已经出色地完成了故事的编写，它就是日后的《与天主在俄罗斯》。
那个故事并不难写。瓦尔特有惊人的记忆力，我唯一的工作就是将它写在纸上。为了保证故事的平稳发展和事件发生顺序的正确性，我会偶尔提出一些特定的问题，比如“他长什么样？”，或是“花了多长时间？”，又或是“你为什么做那个？”、“你（或他）接下来做了什么？”。但我主要的任务还是做好记录，趁脑中的内容依然鲜活时将文本听写下来。
齐赛克神父从苏联归来时所穿的衣服，和他写书所用的钢笔
我不久前才得知，在马里兰会省的档案室，保存了一套我每周对瓦尔特的“访谈”的录音。我感到疑窦重重，因为我从不知道那时制作过这些录音带，也完全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做出来的，因我不记得与瓦尔特会谈时房间里有任何录音设备。不过，其中一份拷贝在几年前送到了我这里，那个词听上去十分真确——“机密工作”（Mysterium quoddam）。
每周，《美国》出版社的一位秘书将我听写的磁盘内容打印出来，但是在“完成”故事前，我不必费神去亲自读文稿或与瓦尔特对其展开讨论。复活节假期过后，我们开始逐一检查那些基于每周访谈内容的“章节”。此时，对于故事中是否使用其他人物的真名，瓦尔特感到忧虑，他害怕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会据此追踪并盘问那些依然在世的人（亦或做出更糟糕的事情）。所以我们为那些人编造了新的名字，我还将自己的想法编成列表，如此一来，我就能使故事顺利发展下去。随着讲述的进行，瓦尔特又根据自己的记忆做了许多修正和增补，最终形成的是一部超过1500页的完成稿。
《美国》出版社的业务总管威廉·霍勒布先生，从出版者那里收到了数目可观的提案后，选择麦格劳-希尔为出版者。当我将手稿的文本量告知哈罗德·麦格劳后，他不由得抽了口凉气，并要求我们将它精简到500页。
“你该这么办，”他说，“把全部或者大部分与苏联日常生活有关的部分删掉，比如某些东西要花多少钱，物资短缺，人们的心态等等。然后想想哪些内容是多数人早已从平日的报纸中了解的。将内容牢牢锁定在齐赛克的事迹上就可以了。”
于是，瓦尔特与我再次粗略浏览了一遍手稿。关于哪些内容该删去，哪些该保留，我们开了不少玩笑，也开展了一些严肃的争论，但最终成功将手稿精简至500页。据我所知，那份原始手稿保存在马里兰会省的档案室内。
齐赛克神父展示第一版《与天主在俄罗斯》
最终，1964年的春夏之交，瓦尔特与我一同在纽约的美国之家会见了哈罗德·麦格劳，并为手稿做了润色。在接下来的数周，我与瓦尔特回答了来自麦格劳-希尔的负责原稿的编辑（很不幸，我忘记了他的姓名）的询问。适逢7月31日，圣依纳爵·罗耀拉瞻礼，本书被交予付梓。
耶稣会士 丹尼尔·L·弗莱厄蒂
作者简介：
丹尼尔·L·弗莱厄蒂（Daniel L. Flaherty）, 1929年出生于芝加哥，1947年入俄亥俄州米尔福德耶稣会望会院。在印第安纳州的西巴登学院（West Baden College）完成耶稣会学业后, 他于1963年晋铎。结束《美国》杂志的工作后, 弗莱厄蒂神父在罗耀拉出版社工作并担任责任编辑。1973年,他被指名为芝加哥会省的会省长，并在任职期间参加耶稣会第三十二次全体大会。1979年, 他被任命为罗耀拉出版社的出版总监，十年后被指名为芝加哥会省的司库。弗莱厄蒂神父于2010年荣休，现居住于密歇根州克拉克斯顿的哥伦比亚中心（ColombiereCen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