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土要经过塑造才能成为器皿，那是在比国家更神圣的家庭之内完成的。我早年生活如何模塑是由父母决定，他们决定每一个子女都应受良好的教育。这并不是由于他们自己受过教育，而是由于他们缺乏教育。父亲受过低于小学三年级的教育，原因是我祖父的农庄需要人手。我母亲受的教育也不超过八年级(初中二年级)，因为当时全校只有一位老师。

    我的外祖父母均来自爱尔兰罗斯科曼郡的一个小村，名叫克拉罕，该地靠近包伊沃。祖父(因为在我十分年幼时去世，所以我对他并不认识)出生于爱尔兰，祖母在印第安纳州出生。不幸的是，她也是在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去世了。

    父亲名叫牛顿·施恩，母亲名叫荻拉雅·富尔顿，他们在伊利诺伊州距离皮柯里亚约三十哩的一个名叫艾尔巴素的小镇上开了一家五金店。有一天，父亲教店里的一个小弟到地库去拿一些货物(这孩子日后成为城中有名的银行家)，当他上来时，看到自己的父亲从前门进来。这孩子正在抽烟，在当时的社会，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抽烟是绝对不被容许的。他怕被他父亲发现，慌乱中随手把香烟丢到楼梯底下，却正好落在一个装了五十加仑汽油的桶子里，造成一场大火，把整个商业区烧光了。我父亲也许为了偿还损失，又或者为了生计、于是搬回祖父遗下的农庄去了。

我从小讨厌任何与农庄有关的事物。父亲常常提到我小时的一件事，我用锯子把他最好的一辆马车的后栏板锯掉。那时，家里只有两个孩，我居长，下面是小我两岁的若瑟。也许由于贫穷，使人盼望富有；不管怎样，父母盼望得到教育而没有得到，使他们决定自己的子女必须受教育。因此，他们又搬到皮柯里亚去，为的是使我可以在教区办的圣母学校受天主教教育。

    就在这时候，父母给我富尔顿这个名字。在学校的第一、二年，我都哭个不停。等到我稍稍长大，我为此事感到十分尴尬，每逢去探访亲戚和看家庭医生时，他们总是会说：「这就是那哭个不停的孩子吗?」我的哭泣使母亲觉得厌烦，所以有时她的父母让她回娘家好好哭一场，亲戚和朋友们往往开玩笑说：「啊!他是富尔顿家的婴儿。」当我在艾尔巴索圣母堂的堂区学校报名时，有人问祖父我叫什么名字，他答：「富尔顿。」虽然我受洗时的名字叫伯多禄，但现在人人叫我富尔顿。若干年后，我的弟弟若瑟在芝加哥当律师，排在他后面的汤姆在纽约行医，四弟艾尔当工程师。牛顿和荻拉雅·施恩的孩子都受了教育。三、四十年后，一次我在纽约广播电台昏倒被送到医院去，我那医生弟弟发现我从孩提时已染了肺结核，因此才使我不断哭泣；后来又因为产生了钙，使我得以痊愈，并给了我一个强壮的肺。我在领坚振时用了若望这个名字，于是我就成了富尔顿·若望·施恩。

    我一年级的老师是亚力仙修女，我和她在我中学期间、在升神父之后、甚至直到她死前，都一直保持联络。她好像一天也不曾老去，因为教导年轻人，所以她也能常保年轻。德行比任何依莉莎白·雅顿的化妆品更能使一个人保持青春。她一点也记不起有一次因为我不服从，她把我关在课室的壁橱几分钟。我怀疑她不想记得这件事!但我可记得一清二楚呢!那几分钟的监禁好像几年那么长。当然，它并未带给我任何伤害。

    小学前几年，大抵是一年级吧，我被罚「留堂」，因为我没有把which这个字拼对，我认真地试了六、七种不同的方法去记它，总不能把它拼出来，一个坐在后面的小女孩在我耳边低声说：「w-h—i-c-H」。她八十三岁那年，我在安老院中再度遇到她。我向她道谢，没有她当年的提点，我的教育可能大受影响。

    在低年级时，我记得有一次曾告诉母亲我在拼字比赛中败给马嘉烈·肯尼迪，因为我不会拼thralldom(韦氏大词典现在容许少一个L」「那正是我当年的拼法)。当时，我努力争取班上第一名，好能得到圣像、圣牌带回家，但我从来不曾得到父母一句称赞的话。母亲偶尔会说说我做得好，但父亲从不赞一词。一次我问母亲，为什么父亲总不会称赞我们，她说：「父亲不想宠坏你们，但他总是在所有邻居面前夸你们。」

    八岁左右，我开始当辅祭。在皮柯里亚的圣母堂为史普汀主教辅弥撒。有一天，我一不小心把酒瓶掉在地上，这下可真吓人了，没有一个原子弹比得上酒瓶掉在云石地板所发出的声响，而且还在主教的面前!我吓得半死，主教会怎样说?弥撒结束后，主教把我叫到跟前，双手搭在我的肩上说：「年轻人，你长大了要到哪一间学校读书?」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长大」指的就是中学，我说：「到史普汀中学。」那是以主教之名为名的中学。(也许有人会说，这真是外交词令，但我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又说：「我是问你长大以后。你听过鲁汶吗？」我答说：「主教大人，我没听过。」  「好极了，回家告诉你母亲，就说我说你长大后要到鲁汶去，有一天，你会和我一样。」我向母亲复述主教的话，她对我说，鲁汶是世界有名的天主教大学之一，在比利时。

    我再也没有想起主教的话，直到晋铎两年后踏入鲁汶大学求学时，才记起当年主教说过的话。「啊!原来这就是主教要我进的大学。」我也记不起主教的预言，因为那时我追求的只是成为一名神父。

    小学毕业后，我进入圣母兄弟会主办的史普汀中学。他们有非常优秀的教师，管教严谨却不失慈爱。我的一位同班同学名叫杰美·佐顿，曰后成为有名的广播员费伯尔。而对面的圣母女子学校)一位年轻的女孩曰后成了电台上费伯尔的妻子莫莉。一个街口之隔的皮柯里亚中学一位我们都不认识的男孩，则成为电台节目中爱迪和阿莫(中的爱迪。我们皮柯里亚这个地方出了三位有名的广播员，如果读者诸君不嫌弃的话，也可以把我算成第四位。

    每年会由学生公演话剧为学校筹款，角色甄选时证明我没有演戏天分，可是修士们多少觉得我应该有一个角色，因为这节目是父亲出钱赞助的。我至今仍记得那独一无二的台词，那只是一句哀求的话：「看在小天使的分上，请饶了他吧!」

    中学四年级时，我代表毕业班致词，修士们并不喜欢我作为致词的代表。年终时学校颁发奖章给三角科得分最高的学生。罗夫和我都得到一百分，为了打破僵局，我们二人再比赛一次，每人多答三题。其中第三题我记得是从课本里抽出来的，修士——读题目，我便径自从记忆中把答案写下。结果我只得66.75分，而罗夫满分，自然也得到了奖章。后来我对修士说：「我以为第三题我的答案是对的，因为我记得那是课本里的题目。」他说：「不错，的确是出自课本。可是我看到你没有专心听我的话，因此我把旗竿的角度改了，这就是你失去奖章的原因。」

    中学毕业后，我入读圣维雅多书院(该校现已停办，但我清楚记得它)。它由维雅多修会神父们创办，其中不乏名教授，比如来自哈佛的肯仁教授给我们最好的莎士比亚学的训练;哲学教授伯根神父是启迪我生命的伟人之一;麦该亚神父从英国国教转到天主教的牛津大学毕业的学者;波特博士则是华顿经济学院毕业的学者。

    学年中，学生们每天都要念玫瑰经。天气好的时候在球场念，天气坏的时候则在体育馆内。我被选领念玫瑰经。某天下午刚巧在体育馆念，体育馆的另一头是个舞台，正为当晚与爱荷华某校的辩论比赛而布置。而我正是辩论比赛中的一员，一想到当天晚上将要在台上展开辩论，使我十分紧张，竟分心得不能继续念下去。我想，我这一辈子的紧张都在那天用尽了，以后的岁月里，我未在听众前真正地紧张过。

  我这个瓦器是由我父母伟大的牺牲型塑而成的。他们舍弃自己每一分安适和奢华的生活，好使我们丰衣足食，受到完善的照顾。我们家庭生活是简朴而充满基督徒氛围的：我们饭前饭后都祈祷;有客人时，不穿外套和结上领带就不准坐到餐桌前;每天晚上全家一同诵玫瑰经;主教座堂的神父每周末来我家一次;故乡的表兄弟姊妹也时来访。

    在我一生中父亲打过我一次。我们屋后的谷仓里养了一匹马，是人平曰或主曰的交通工具。某天，轮到我负责喂摩根这马，我在指定的时间喂了牠。晚上，父亲回家时问我马喂了没?我已经喂了，可能摩根那天特别饿，因为马槽里没有剩下半根草，父以为我说谎，使劲地用手掌打我的屁股。没有一件事能比打一个孩的屁股更能使他成长了，只要打得恰到好处，打得够多次、够用力、够低。后来我对母亲诉苦，说我确实喂了祂，她向父亲证明我说是实话。父亲说：「错打了你，真对不起，把这些惩罚记在下次的里吧!」我记得他再也没有打过我，但责备却是常有的。

     回顾过去的岁月，我还记得当时的物价。我们家收成的玉米卖50钱35升，大麦一块钱35升。那是在俄国购买我国谷麦之前的岁月，当时来说是相当高价的了。可是从下面的事实可看出物价指数的差异：除了星期五外，几乎每天我都被派到杂货店去买30分钱的中等牛排，店主往往都多给一根肉肠一一那就是今天所谓的「热狗」，每个客都得到这样的一根香肠。这30分钱的肉足够父母、祖母和我们四孩子吃得饱饱的。牛奶是5分钱1加仑。

    我们在一家杂货店中开了一个账户。我九岁时，某天上学经过该店，在账户上挂了一盒饼干，大约十分钱的账。父亲后来发现了，自不免训诫一番，为我上了一堂关于「诚实」的课。

    有关诚实，我还上了另一课。因为我偷了一朵摆在店外的天竺葵，这些花每盆十分钱。我知道母亲用西红柿罐种了天竺葵在屋外的窗台上，我以为如果送她一朵花会使她高兴，于是下午回家时顺手拿了一朵带回家给母亲：「妈，这朵花给你。」谁知竟是一连串盘问的开始：「是你买的吗?」「不。」「那么，是偷来的吗?」「是。」于是她要我拿出存钱筒来，要我摇出50分钱来赔偿。我抗议说，一盆花才10分钱，一朵花怎值50分钱?可是她坚持要我归还50分钱，惩罚我不诚实的行为，同时也教了我诚实的确是上上之策。当我把钱还给马登先生时，他给了我两盆天竺葵。

    父母亲都坚信人应该勤恳工作。求学时期，他们会派我们到当时属于他们的两个农场之一去工作。这两个农场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那里的佃农当然会接纳施恩家的男孩做周末及暑期工。在辛苦的农作之后，父亲和他的朋友坐下休息时，邻家一位乐天的胖子名叫比尔的，总会对父亲说：，牛顿，你的老大富尔顿真是一文不值，整天把头埋在书堆里。我的弟弟们比较喜欢耕作，而我却以此为苦。今天当我看到成千上万的青年穿着牛仔裤到处走，使我记起自己当年多么以穿着粗布做成的吊带工作服为耻，那是当时的工作服。

    今日认识我的人，很难想象我曾经耕种过玉米，在烈日之下晒干草、赶牛赶马、洗马廐、晚上挤牛奶，在寒冷潮湿的天气中剥玉米荚、喂猪、掘洞，给被铁丝刺伤的马涂抹药油、在马戏班到城的日子抓薯虫；天天和父亲争论，说种田并不是好的生活，若想发财只能期望在农庄上掘到油田。

    其实不必大费笔墨去描述这一切，只不过，我是在这样的工作伦理中成长。圣经中，工作被描述为犯罪后的惩罚，是「最古老的诅咒」。我不是讨厌工作，而是讨厌农耕。父母都是勤劳的人，记得每次探访亲戚时，总会听到他们在厨房说：「请荻姑母把工作交给我们吧!」荻是我母亲荻拉雅的昵称。几时父亲去探望佃农们，总会帮助他们做些事，盖谷仓、收割等等。他从不让自己空闲下来。这不单是由于双亲的训练，也许是工作的习惯早已在我的身体内生根，这习惯我从没有戒除，也感谢天主让我没有戒除。

    十岁那年，一天我在家附近的空地打棒球，母亲教我到杂货店买一些晚餐急需的东西，我抱怨地说：「为什么不能让我多玩一局?偏要现在去，还有两局就打完了。」母亲说：「你在外面玩的目的是运动健身，在球赛上跑垒和跑到杂货店有什么分别?」许多年后，我沉醉于圣道茂(旧译多玛斯)的智慧时，我对她的问题找到了答案。这位学识渊博的哲学家问：「工作和游戏有什么分别?」他自己回答说：「工作有目标，而游戏没有目标。可是人生当中没有目标的事也是不可或缺，甚至愚昧的目标也是必须的。」可是当我学到这两件事的分别，要给母亲一个聪明的答案时已经太迟了，这时她已绝少在我读书时差遣我了。

    回到教育的主题上，圣维雅多书院同时也是问培育神父的修院，我毕业后，皮柯里亚教区的主教爱门·邓派我到明尼苏达州圣保禄城的圣保禄修院去完成晋铎前的培训。

    因着天主的宠爱，1919年9月24曰星期六，我在皮柯里亚的主教座堂被祝圣为司铎。天主圣神在我年轻时对我的灵魂鼓动，如今终于实现了一一又或者，是否实现?我现在是个神父了，不错，但那难道不过只是故事的部分?晋铎的那天，我从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但时候到了，我终于辛辛苦苦地学到，神父也是个祭品，但这一切以后再细说。

    晋铎后不久，我被派到华盛顿天主教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为期三年，有些教授很优秀一一像巴斯博士以及有名的雷恩博士，他是国内数一数二的伦理学学者。每逢周末，我总设法在华盛顿不同的堂区内工作，这是学校当局殊不以为然的事。我被可敬的麦基蒙席邀请到圣保禄堂主持四旬期讲道，那时我只有二十四岁。我在神父办公室叩门时,好蒙席望了我一眼，说：「快到祭衣房去，和其它的辅祭一起吧!」那天正下大雨，雨衣把我的罗马衣领盖住，他认不出我是个神父。

    在大学做了两年研究生之后，我怀疑自己是否有资格接受博士学位。我对其中一位教授表达我的忧虑，他说：「你想得到什么样的教育?」我说：「我想知道两件事：一、现代世界在想什么?二、怎样根据圣道茂的哲学去解答近代哲学上的错误?」他说：「你不会在这里得到这些，但你可以在此利时鲁汶大学找到。」

    1921年9月，我到此利时的鲁汶大学去，入读哲学系。弟弟汤姆念医科，和我在同一大学。对于鲁汶超卓的教导、领袖们的启发以及对人类心智的扩展，我穷一生一世都无法表达出我的感激。在鲁汶大学，没有所谓必修科和选修科。每科都是必修的，我们要修形而上学、实验心理学、理性心理学、宇宙学、亚里士多德、近代太空与时间；这是所有博士候选人课程的一部分。每一个知识范围都强调当代事物,甚至医学院的教授也给我们上高深的科学课程。除了追上时代,我们得沉潜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以及中古世纪，还得浸淫于圣道茂哲学。教授们处理圣道茂哲学不以中古人的态度，而是以现代人的方式。他们从不会指定必读的课外书，但我们必须准备任何一位教授曾提及的任何一本书，在最后口试时都会提问。

    我受业中最精采的教授是理奥·诺尔博士，他的名字如果倒过来拼仍是一样的。他教的其中一科是博格森哲学，柏氏是当时法国主要的思想家;另一科是美国实验主义。一次,他召我到办公室去，对我说：「你读过亚力山大博士的《祈福尔讲词》吗?」我告诉他我没有。他说：「它们已经出版了一个多月了。我建议你把它们通通读完。然后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去向亚力山大博士请教。」亚力山大博士因撰写了《时间、空间与神祇》的哲学论文，而得到英皇乔治奖章。

    我问亚力山大博士可否旁听他的课，我记不起他是说「课在康德开」，还是说「不能」。总之，他拒绝了。但却邀请我去他那边喝下午茶。我在指定的时间抵达。到了那里，看到建筑物外面贴着一张标示：「今天下午茶时间亚力山大博士要和鲁汶大学的施恩博士辩论」。我既尚未取得鲁汶大学的博士学位，也没有资格代表学校。然而，房子的中间已经摆放了亚力山大博士和我喝茶的桌子，几百名学生则在周围的茶桌坐下，准备聆听我们的讨论。亚力山大博士开口问：「好，你想知道些什么?」我第一次体会到坐在神圣全知者的脚下是什么感觉。我说：「你不相信神是全善的，是吗?」他说：「你读过我的书吗?」我说：「读了两次。」 「那么，」他说：「若你运用智力去读它，你便知道我相信神是全善的。」我说：「我可否解释我所了解的你的观点?」于是我向他说在我看来，他的论点好像神是一种驱策力或动力，总是超出目前演化的一个层次。当只有时问、空间的时候，神是分子，当最小分子演化成为一种物质时,神就是植物的理想形态;而当植物进入了宇宙，神就是动物的理想形态;当地球上出现动物时，神就是人的理想形态;现在人出现了，神就是天使;有一天我们将到达天使的形态。而神则一直会在我们前面移动，作为宇宙的驱策力。」他说：「是啊!那正是我的理论，你完全了解我的理论。」我说：「亚力山大博士，你的神仍然未臻完善，他只是在一个趋于完美的途中。一位全善的神当是祂存在的任何一刻都是完善、圆满的。」他说：「从没有人向我提到这一点。」我问他有没有兴趣读圣道茂的哲学。他说：「不，我不感兴趣，因为一个人在世界上出名，不是藉由真理而是因为新奇，我的学说是新奇的。」

    鲁汶大学博士口试每次约二十个学生或候选人进入大礼堂。二十位教授坐在那里，候选人可任意选择他所喜欢的、认为最容易过关的教授面前坐下。教授一直提问，直至你答不出来为止，然后他会教你到另一位教授面前。考试全曰进行，每一位教授都会给分，然后全体教授的给分总合起来就是总成绩。

    我在理奥·诺尔桌前，他问：「告诉我天使如何作推论?」我说：「天使不必经过推理，天使有直觉的智慧，因此，可以毋须推论就像我们(经过推断后)那样清楚地看出结论，局部永远不可能比全部大。因此，天使不作推论。」后来我和他相熟了，我问他可记得当年所问的题目，又为什么要这样问?他说：「记得我讲授博格森哲学时，对你们说过：「我要你们读圣道茂所写有关天使的每一字每一行，好使你们了解天使的智慧」吗?我只想知道你有没有读罢了。」后来，在罗马天使大学工作时，我把圣道茂所写的每字每行至少读了一遍。

    大学有一个更高的学位，叫做agrege。Agrege这字的意思是一个人和学系成为一体。要得到这荣誉有几个条件：一、大学主动邀请。二、著作。三、要通过别所大学的教授们的公开考试。我得到了邀请。由于不必留在鲁汶，我于是在罗马住了一年，并在天使大学(现在应该称它为圣道茂大学)及耶稣会主办的额我略大学修读神学。后来还被邀至伦敦威斯敏斯特修院去教一门神学课程。

    考试的日期到了，我们要在从别的大学请来的教授面前应考。从早上9时至下午5时。这些教授组成一个委员会，决定及格者的分数。评分的方式通常都是和考取博士学位的方式一样：及格、优异、特级优异、最高优异。当天晚上，大学会设宴款待获得学位的人。及格者通常款以开水作饮料，优异者款以啤酒，特级优异者款以葡萄酒，而最高优异者则款以香槟。那晚的香槟可真不错!

    我得到两个教席邀约：伦敦的般恩枢机建议我和诺克斯神父(从英国国教皈依天主教，曾独力将拉丁文圣经翻译为英文)到牛津去开天主教的哲学和神学课程；另一份教席来自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尼各老·布特拉校长的邀请，要我教士林哲学。

    我把两封信寄给我的主教，向他请教应接受哪一份邀请。他的答覆是：「回家。」